他是双重间谍，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为了共产党朋友，他泄漏情报，《人性的因素》不是一部传统的间谍小说，他着重刻画每个人物更重要的内心世界。

英国特工卡瑟尔被派往白人统治下的南非。他在那里和黑人女子萨拉相爱。为了萨拉不受种族主义迫害，也为了帮助萨拉的同胞，他寻求克格勃的帮助，成为双面间谍。可是克格勃为了自身利益出卖了他，英方也在追杀变节者，具有人性的卡瑟尔成了被剥削人性的工具和牺牲品。

格雷厄姆·格林，英国作家。 格林于1904年生于伯克汉斯泰德，1929年即他改信天主教后3年， 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内心人》，但直到1932年《斯坦布尔列车》一书问世，评论界才开始承认他的作品。格林在小说中十分注重探讨信仰危机和犯罪问题，其受欢迎程度历久不衰。包括《布赖顿硬糖》和《第三者》在内的许多小说已被拍成影片，十分成功。他的小说最为精致，其内容简洁、有趣，不乏嘲讽而又令人震撼，是对当代生活的准确观照。

本书是他诸多著作之一，它不是一部传统的间谍小说，他着重刻画每个人物更重要的内心世界。

自从三十多年前，年轻的卡瑟尔到这里来工作之后，他便一直在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家酒吧用午餐，那地方离办公室不算远。若问起缘由，他会谈到香肠的上乘品质；或许他很亲睐瓦特尼酒店的一种別有风味的苦啤酒，不过更要紧的是香肠的质量。他时时准备着解释自己的行为，哪怕是最没有疑问的，另外他还总是很守时。

所以当钟报响一点时，他就准备出门了。与他合用一屋的助手阿瑟·戴维斯准时于十二点去吃午饭，一小时后返回，但这经常只是理论上如此。戴维斯和他自己随时得有一人留着，以应对紧急电报的解码工作，这是很明确的；可他们也很清楚，在他们所属单位的这个分部里，从不会有什么真正紧急的情报。英国与由他俩负责的东、南非各地的时差通常都绰绰有余——即便是约翰内斯堡也相差了一小时多一点。在这个单位以外，没有人会操心消息的迟滞：戴维斯常说，世界的命运永不会由他们这块大陆来决定，无论中国或俄国在从亚的斯亚贝巴到科纳克里开设了多少大使馆，也无论有多少古巴人登陆非洲。卡瑟尔给戴维斯写了张便笺：“如扎伊尔回复172号，送副本至财政部和外交部。”他看了看表。戴维斯迟了十分钟。

卡瑟尔开始整理公文包——他放了张纸条，记的是要在杰敏街乳酪店为妻子买的东西，以及为早上和他闹了些不愉快的儿子准备的礼物(两包“马耳他人”巧克力)；还放了一本书，《克拉丽莎》，他每每到卷一的第七十九章就再也读不下去。他听见电梯关门及戴维斯在走廊里的脚步声，随即便离开了屋子。他的香肠午餐时间少了十一分钟。和戴维斯不同，他总是准点返回。这是上了年岁后具有的一种美德。

阿瑟·戴维斯的怪异行为在这间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十分惹眼。只见他正从白色长廊的另一端走过来，其穿着如同刚在乡村的马背上度了周末，抑或刚从公共赛马场回来。他套一件淡绿色斜纹软呢运动夹克，胸口衣袋里还露着一方带点的红手帕，颇似一位宾馆行李员的行头。不过他还是像一位被分错了角色的演员：当他尽力想和这套行头般配时，却常常笨拙地找不到戏路。如果说他打量伦敦的样子就仿佛他是从乡下来的，那么他到乡间造访卡瑟尔时又明白无误地是一副城里游客的模样。

“一如既往地准点。”戴维斯挂着惯有的讪笑说。

“我的表总是走得稍快了些，”卡瑟尔像是在为并未说出口的微词致歉，“一种焦虑综合征吧，我想。”

“又往外偷运绝密情报了？”戴维斯问道，同时开玩笑地摆了个架势，要抢卡瑟尔的公文包。他的呼吸夹杂着甜腻的气味：他对波尔图葡萄酒很是贪恋。

“哦，我都留给你去兜售了。你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联系人会给你更好的价钱。”

“你真仁慈啊，我得说。”

“而且你还是单身汉，比已婚男士更需要钱。我的生活开支已减半了。”

“啊，可那是些倒胃口的剩菜，”戴维斯说，“吃剩的牛腿肉重做成土豆泥肉饼，还有串了味儿的肉丸子。值吗？结了婚的男人连一杯上好的波尔图都喝不起。”他进了他们合用的房间去给辛西娅打电话。两年来戴维斯一直在追求辛西娅，可是这位少将的女儿却想攀上更高的枝头。尽管如此戴维斯仍抱着希望；他解释说在部门內部谈恋爱风险总要小些——不会被视为有安全隐患，但卡瑟尔明白戴维斯实则有多么深地眷恋着辛西娅。他既热望出双入对的夫妻生活，又不乏寂寥之人那种防范性的幽默机锋。卡瑟尔到他的公寓去过一次，那是他和环境部的两个人合住的套房，在一家古玩店楼上，离克拉律治饭店不远——地处中心，气派非常。

“你应该多来走动走动。”戴维斯当时坐在客厅里劝着卡瑟尔。房间拥挤不堪，沙发上摊满了各色杂志——《新政治家》、《阁楼》和《自然》，其他房客开过晚会后留下的狼藉杯盘堆在角落里，等着曰杂女工来收拾。

“你很清楚他们给我们的工资，”卡瑟尔说，“而且我也有家室。”

“严重的决策错误。”

“在我可不是，”卡瑟尔说，“我喜欢我妻子。”

“当然还有那小杂种，”戴维斯继续道，“既养孩子又喝波尔图，我掏不起这个钱。”

“可巧我也很喜欢这小杂种。”

卡瑟尔正准备走下四级石阶到皮卡迪利大街时被门房叫住了，“汤姆林森准将想见您，先生。”

“汤姆林森准将？”

“是的。在A.3号房间。”

卡瑟尔只见过汤姆林森准将一回，很多年前了，久远得他都懒得去计算，也就是他得到任命的日子——他在《公务机密法约》上签字的那天，当时这位准将还是个很小的下级军官，如果还算军官的话。所有他能记得的就是那撇黑黑的小胡子，如同不明飞行物似的盘旋在一张吸墨纸上，吸墨纸完全空白，也许是出于安全的因素。唯一的瑕疵是他签过《法约》后留下的钢笔印迹，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张吸墨纸随即就被粉碎并焚烧。近百年前的“德雷福斯案”暴露出了废纸篓的危险。

“沿走廊左边走，先生。”门房在他就要走错方向时提醒他。

“进来，进来，卡瑟尔。”汤姆林森准将叫道。他的胡子现在跟吸墨纸一样白了，而岁月还在他双排扣马甲下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将军肚一一只有他的军衔仍像过去那样说不清道不明。无人知晓他以前归属哪个军团，如果确有此军团的话，因为在这幢楼里，所有的军队头衔都有些可疑。官阶也许只是作为全面掩盖的一部分。他说：“我想你不认识丹特里上校。”

“不，我不认识……你好。”

尽管丹特里穿着整洁的深色西装，且有着棱角分明的瘦削脸庞，但比起戴维斯他更加真实地具有一种户外活动的气质。若说戴维斯第一眼看上去似乎可以在跑马场如鱼得水，那么丹特里则显然能在昂贵的狩猎围场或打松鸡的林沼之间找到一份怡然自得。卡瑟尔喜欢给同事勾勒速画像：有时甚至真的画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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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因素》里有两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是主人公卡瑟尔在情报部门的同事戴维斯，一是卡瑟尔家的小狗布勒。说“微不足道”，是因为他们对故事的进展毫无影响。错杀戴维斯的珀西瓦尔医生对上级说：“你不用那么操心戴维斯。对处里来说他不是损失，约翰。当初真不该录用他。他工作效率低，做事马虎，酒喝得太多。反正他迟早都是个问题。”而当戴维斯作为卡瑟尔的替死鬼被清除后，那位真正的双面间谍并未停止活动，也就没能避免败露。戴维斯不仅对情报部门无关紧要，对卡瑟尔也无关紧要。布勒之被豢养和最后被杀，同样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格雷厄姆·格林为什么在故事中安排这样的角色。戴维斯的遭遇好歹具有情节因素，布勒则好像仅仅是要强调此种死法的无辜。

任职于英国情报部门的卡瑟尔把情报送给苏联，乃“人性的因素”使然，因为苏联间谍机关当年在南非对他有所帮助。他对妻子萨拉说：“当人们说起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以及如何在共产主义那里找不出一张人性的面孔时，我保持着沉默，因为我见过人性的面孔——至少一次。我对自己说如若不是卡森，萨姆就会出生在监狱里，而你很可能性命不保。有一种共产主义——或共产分子——救了你和萨姆。我不相信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正如我不相信圣保罗一样，但是难道我没有表达感激的权利么？”而当卡瑟尔的母亲斥责儿子“背叛了他的国家”时，萨拉说：“他曾说过我就是他的国家——还有萨姆。”相比之下，珀西瓦尔医生则是作者眼中情报机关——无论英国的，南非的，还是苏联的——的化身，他所说的“干我们这行当，不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不用良心上过不去。别有负疚感”，适可概括。在卡瑟尔与珀西瓦尔之间，存在着人性的因素与非人性的因素的对立与冲突。

戴维斯与布勒使得这一冲突变得不那么简单。戴维斯命丧珀西瓦尔之手，是替代卡瑟尔而死。“卡瑟尔从没认真对待过戴维斯。没有把他的酗酒、赌博甚至他对辛西娅那无望的爱情当真过，可一具尸体是不能轻易忽视的。……死亡使戴维斯变得重要了，死亡让戴维斯高大起来。”卡瑟尔认为此乃“天意”，但没有参加戴维斯的葬礼，并承认“弗洛伊德会说我本来就想忘记”，可见他还是无法面对戴维斯的死。布勒则是他逃亡前不得不亲手处理掉的。“卡瑟尔在想萨姆将会如何得知布勒的死讯。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得到原谅。”

情报部门主持调查泄密事件的丹特里上校对珀西瓦尔说：“行动和后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想告诉我的么？”这番话同样可以用来问卡瑟尔。人性的因素与非人性的因素使卡瑟尔和珀西瓦尔的“行动”截然有别，却在戴维斯和布勒身上落实为完全相同的“后果”。书中这样谈论卡瑟尔：“爱与恨都是危险的……他对萨拉的爱让他和卡森走到了一起，卡森最终又将他引向了鲍里斯。恋爱中的男人如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怀里揣着定时炸弹走在世间。”戴维斯和布勒，萨拉和卡瑟尔的继子萨姆，还有他自己，都承受了这种“爱的危险”。最终卡瑟尔留在苏联，与萨拉和萨姆无法团聚，他也就失去了自己苦苦守护的“国家”。而当苏联间谍机关揭示“你传给我们的那些经济情报本身是毫无价值的……这才是你报告的真正价值。一个不错的欺骗手段”时，更凸现出种种死亡与丧失。《人性的因素》并非格林的最佳作品，但“人性的因素”是他的母题之一，在对“人性的因素及其后果”的开掘上，这部小说具有特殊价值。

萨拉对卡瑟尔说：“为什么你对这个那么担心呢？没人会说你的感激是错的。我也很感激。感激没什么不对，如果……如果没有让你走得太远的话。”可以说是从另一角度对人性的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认识。卡瑟尔的母亲说法与此一致：“你对一丁点儿的善意总报以过分的感激。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有一次你把一支很好的钢笔给了一个同学，因为他送了你一块夹巧克力的小圆面包。”反观珀西瓦尔的滥杀无辜，同样出于“缺乏安全感”，也是“走得太远”。最终卡瑟尔认可了妻子所说和母亲当初的批评，不过为时已晚。

萨拉对卡瑟尔的看法，最接近于作者自己的态度。格林并不否定卡瑟尔的行为，至少肯定他这么做的目的。《人性的因素》故事发生在英国，却与南非白人当局镇压黑人革命运动有关，可与作者描写抗法战争时期越南的《沉静的美国人》，描写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下的古巴的《哈瓦那特派员》，描写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撤退前的刚果的《精疲力竭的病例》，和描写杜瓦利埃暴政下的海地的《喜剧演员》相提并论，体现了他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立场。格林自己做过情报工作，了解情报机关，对于双面间谍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人性的因素》的所有人物中，作者最认同的是卡瑟尔，但并未赋予其所作所为以终极意义。此书秉承格林的一贯写法：作者认同或倾向于某个人物，同时俯视包括他在内的整个世界。书中一再提及珀西瓦尔的说法，“我们全都生活在箱子里”；唯独作者才是那个向内张望的人，只有他洞察一切。“人性的因素”不仅体现于卡瑟尔，也体现在戴维斯、萨拉、萨姆甚至布勒身上。书中说，“要是谁能从他的坦白交代中捞取到什么好处，他希望那人是丹特里”，似乎告诉我们，这位主张秉公办事却又无可奈何的人，可能有着更多人性的因素。而戴维斯临死之际“希望得到一点公正”，布勒则被形容为“全世界的朋友”，不免让人觉得，也许无辜才接近于至善。

2008年6月24日

格林最为精致的小说，简洁、有趣，不乏嘲讽而又令人震撼，是对当代生活的准确观照；尤为重要的是，它富于同情心。

——安东尼·伯吉斯

格林优美而令人不安的小说，充满柔情、幽默、激奋和怀疑。

——《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