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
中国文学有一个济世传统，也就是说文学应该对世道、人心、社会起一点好的作用。中国有一个关于戏剧的说法——“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就是说如果戏剧不能够对民风、民俗和人的教化起好的作用，那即使再好也是徒然。我们讲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都是说文学，包括戏剧、民歌等有一种教化作用。
最早用“济世”这个词的是庄子，他说：“数米而炊，窃窃乎又何足以济世哉！”就是说做饭的时候如果小里小气地数着米粒做，那样是不可能对这个世道有什么真正好处的。周恩来年轻的时候在“大江歌罢掉头东”这首诗里也用到了“济世”，“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他说一个年轻的革命家“面壁十年图破壁”——追寻革命的真理、救国的道路，但“邃密群科济世穷”，对一门门学科进行研究却总是感觉找不到救国家、救社会的方法，这些都表达了济世情怀。
当然任何传统都不是单方面的，人们既把文学看成济世的东西，或者用曹丕的话来说就是“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但有时候又贬低文学，“风月无边”就说文学是讲风花雪月的。现在大陆已经很少看到这些材料了，我在香港一家图书馆里看到一个材料说，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上海有一批左翼文学家发表过“不写月亮”的宣言，说中国的文学没完没了地写月亮，写得太多了，因此这些左翼文学家就发誓再也不写月亮了。一开始我觉得这些中国的左翼作家太幼稚了，写月亮有什么毛病，我到现在还喜欢写月亮，喜欢看月亮，看着月亮会产生很多酸溜溜的感觉和一些思想；后来我才知道，不仅左翼文学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连胡适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胡适《新诗的誓词》也有包含“不写月亮”的意思，就是今后不要再写什么春花秋月了。
二、“五四”：从启蒙到革命
到了近现代，由于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这种“济世”文学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高潮——从启蒙到革命，文学成为一个启蒙和宣传革命、振奋民心的利器。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文学的高潮迭起，要是把它简单化一点，也许我们会注意到——希腊神话、史诗或者中国的《诗经》、《楚辞》、汉赋等，这些都是古典的高潮。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在19、20世纪随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带来的一个高潮——文学关注的是社会的不公正、阶级压迫，不管是开始的欧洲还是后来的中国，都形成了一个具有悲情的社会批判意识的高潮，大量文艺作品出现。这可以通过回顾“五四”时期一大批文人、作家来了解。
有一种说法认为，“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高峰期，应该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或者说“国家不幸学家幸”的时期。“五四”以后中国社会非常混乱，找不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找不到一条摆脱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分裂、欺压、国无宁日的道路，可也就是这时候，文学、艺术相当活跃而且充满激情。绍兴是鲁迅的故乡，那就不必说了——“鲁郭茅巴老曹”就曾经掀起过一个非常辉煌的潮流。当然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也越来越得到承认，还有些过去左翼文学不多讲的比如沈从文、张爱玲这几年也越来越热。总的来说，左翼文学、艺术占突出地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这么一个估计：国民党政府对革命人民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进行文化围剿，军事围剿并没能消灭革命的力量，而文化围剿一上来反动的势力就失败了。
关于文化围剿，我说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批老延安的歌唱家聚会，聚会中酒过三巡后兴奋起来了，有一位革命歌唱家忽然一拍桌子说：“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不要以为是靠军队取得胜利的，革命的军队和反革命的军队相比，数量少又不太会打仗，武器也不行，是靠唱歌唱胜利的，我们所有好的歌曲都在歌颂革命、讲人民的痛苦与不幸。”这个说法很有趣，中国自古就把军事的胜利、失败同唱歌联系在一起，一支军队或者某个政治力量失败了，会说“四面楚歌”，“四面楚歌”就是指失败了，所以胜负的标志是唱歌，至于歌是谁唱、谁听，就不仔细分析了。
1993年我去台湾，和一位诗人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非常赞成我的说法。他说：“我们在台湾就有这种体会，我在上学阶段去春游的时候，发现我们无歌可唱。比如我唱贺绿汀的《清流》‘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风景年年依旧，只有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流水啊，请你莫把光阴带走’，心想这首歌应该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是刚一唱别人就让我别唱了，说贺绿汀是共产党——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所以这首歌不能唱。然后我唱了一首东北民歌，又有人说‘别唱了，别唱了，这首歌是唱土地改革的歌’。我们就是无歌可唱。”
回过头来看文学就更明显，有些文人本身并没有参与革命活动，比如谢冰心，她的出身非常高，爸爸是清朝时期海军军官，她是中国最早到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的学生之一。老合本身也并不怎么赞成中国的革命，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客观上都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不彻底地搞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的话，中国就没希望了。冰心除了写《寄小读者》、《大海》、《母爱》、《笑》以外，还写过《英士去国》，写的是一个留学生回到旧中国后发现自己不可能做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所以就又出国走了。冰心还写过另外一部散文《到青龙桥去》，写的是军阀战争以后北京青龙桥上伤兵横七竖八的情况。至于老舍的《骆驼祥子》，你看完以后，它会使你变成共产党，虽然当时老合并不是很赞成共产主义，但当时的情况是那样的。所以文学和艺术就会往这个方面发展。
但是革命以后会是什么样呢？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只有鲁迅对作家和革命的关系明确地提出了一点质疑。鲁迅说，革命文学很多的地方，都是还没有革命的时候，真正革起命来，就没有文学家多少事了，文学家没有很多事要做。这不是他的原话。他说革命的文学是赶不走孙传芳的，只有大炮才能赶走孙传芳。而且只有鲁迅说，革命的作家千万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以后，革命的人民会端着面包和黄油——很奇怪，他用的是“面包和黄油”，用的是很洋的吃法，用的是西餐吃早点的方法——他说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以后，革命作家会被请吃面包和黄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从少年时代就特别积极地追求和向往革命，但看了鲁迅这两段话后又觉得特别扫兴。我想这世上哪里还有比革命更伟大的事情，比如我们唱苏联的歌“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中国的歌“我们的青春像烈火般的鲜红，燃烧在充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要求的就是这种革命的“煽动”，那为什么鲁迅要给我们泄气呢？为什么告诉我们要是真革命了就顾不上文学了，就算革命真胜利了也没人端面包、黄油给我们吃？其实我当时也没想让别人端面包给我吃，就是觉得扫兴。
此外，还有一些作家，像丁玲、艾青，他们本来是在非解放区的，但也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才到了延安，还有解放区的老作家像赵树理等，写出了比较“革命”的作品。
一直到1949年以后，这样的文学、艺术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变成了一种政治动员的力量，变成了政治上的一股激发、推动的力量，一直是这样。这样的文学的局限性是排他性大、简单的煽情，一厢情愿地对生活的反映，而它们的长处是批判性、尖锐性、严肃性、激情性。至于曲折的过程我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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