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中国与世界”、“中国的特质”、“历史与变化”为主题，荟萃作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五十多年治史形成的史观、史识、史德、史才、史情等诸多方面的精粹文章。“历史是过往的人与事的经历和掌故……任何一国、一朝、一代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些枝节与片段。时序上，每一片段有前边无数的‘因’和后边无穷的‘果’；空间上，每一件史实都因前后左右无数牵绊与关联而难以一刀两断。因此，厘清人类经历错综复杂的时空关系就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

许先生作为海内外公认、卓有建树的中国古代史学家，与国内其他史学家极大不同的是：他的视野、视界、视点决不拘泥于中国和中国历史本身，而是拥有全球性世界视野；他的学养决不止于历史学本身，而广及经济、文化、社会、文学、艺术、宗教，乃至地理、山川、现代科学技术。

本书以中国与世界、中国的特质、历史与变化为主题，荟萃许倬云先生多年来具有其个人特色的史观、史识、史德、史才、史情等诸多方面的精粹文章。读其书，念其人，面对许倬云先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五十多年来治史形成的史学观、治学观，我们不得不赞叹再三……

序

中国与世界

 从中国历史看世界未来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

 古代国家形成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流域文化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化与埃及文化的比较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

 东汉与西罗马帝国崩解的比较

 试论伊斯兰文化体系与东西方两大文化的互动

 体系网络与中国历史上的分合

 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

中国的特质

 中国历史特质

 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发展的点和线

 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文化发展

 古代中国的面貌——从现有的考古资料说起

 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状态

 文化与亲缘——中国人双重认同的根源

 孔子论仁及其延伸的观念

 神祇与祖灵

 汉之为汉——中国人自称汉人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动

历史与变化

 历史与变化

 寻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

 我们走向何方——试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文化调适过程中的态度

 良渚文化到哪里去了？

 元中都考古怀今

 有一点不同的中国历史——从生活史角度谈中国的饮食文化

 中国中古时期饮食文化的转变

编后记

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是讲故事。什么雍正王朝啦，康熙大帝啦，其实，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做的历史工作都牵涉分析：把历史材料从观察的角度组织起来划分类型，再拿类型作比较，观察不同类型之间有什么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意义安在，同时将类型与实例比较。历史是一种阐释解释过去对今天的意义。

我眼里的历史不但有个人，更有那个时期所有的人。在我看来，个别的人没有全体的人作用那么重要。历史不等于人物传记，也不等于考证，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它是一种解释工作。观察历史的变化，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时间，历史从古到今按时间的演变。通常是分期观察，而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按朝代划分二十四史，一朝一朝发展过来，这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断代方式。西方也有朝代，不过他们远不如我们看重朝代，因为他是多国体制。像非洲的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朝代可言。印度人对时间的观念一向不是很清楚。日本的王朝号称从古至今只一个朝代，其实也仍有政权的嬗换。因而中国的朝代划分在世界的历史学中也是独树一帜，中国学者因此对朝代也很看重。

我这里介绍三种从时间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发展的观点。第一个历史发展变化，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变化演化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人类历史的发展被分为五个阶段。第二，历史中有生命的循环，如人的生老病死。一种文化的诞生、繁荣、衰落、终结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轮回。一种文化周期完了，另一种文化周期开始了。第三，中国有“三世”之说：从最古老时候的“大同世界”到“小康之世”再到“据乱之世”。这三种方法，都是以时间为顺序划分的，是历史界最常见的划分法。

另一种区划法是以空间划分，以不同的地区内的人物、事件以及它们的变化组织成历史。一位地理学家说过：不同的地理条件，就有不同的变化形态出现，每一种变化形态都与它的自然资源相配合的。汤因比说得更为明白，他说世界上共有21种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特点。汤因比特別强调历史变化中的刺激与反映：一种类型存在，既有内在的无产阶级与当权派的冲击，也有外在的无产阶级与内部的冲击，这些都导致类型之间的转换。这些变化和冲击不是在演化中出现的，而是以外来或内部变化的力量为动力的，这就不是单项的进化，也不是以时间为轴产生的变化，而是平行的、同时的、若干不同的族群彼此来往冲击而产生的变化。

这几种类型我仅举几个例子。实际上许多历史学家归纳时都不知不觉地使用这几种类型。比如梁启超先生在汤因比之先也提到过演化和冲击两种类型。历史学家把时间和空间综合起来讨论是常有的事。我下面举的三个例子，它们的素材都是史前的历史。中国有一位重要的考占学家苏秉琦先生，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十余年来发展一套理论，用区系类型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划分成各种类型。这些类型之间有碰撞，也有渗透。相邻近的小区域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之后，形成了六大块或七大块文化区域。他特別强调，一方面小类型自身有演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有类型与类型之间碰撞产生变化的动力。苏先生的工作在中国的考古学上有重大影响：以往的单线演化论已经难以应付越来越丰富的历史材料，苏先生的理论使得以往无法归划的材料理出了次序。

傅孟真，也就是傅斯年先生，是我以前所在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他在中国历史的朝代史之外建立了一套新的历史解释方法。他说，中国历史在最早的传说时代，不外乎东边的“夷”和西边的“夏”。他们彼此对立冲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后中原终于融合为一体，历史冲击的力量转为南方和北方的对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对立。有北方往南的政治力量，也有南方往北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傅先生这一组织历史的方法，也是以时间为纵、空间为横的立体的历史方法。

梁任公先生则是以中国文化圈逐步扩大为线索来解释中国历史。他说，传说时代(梁先生的时代还没有考古学，只能用“传说”来替代)的中国正要聚合成一个完整的中原(今之河南也)。到了夏商周时代，中原逐步扩大，包容了今天山东省、山西省和陕西省的一部分。“中原”的中国逐步扩大，到了秦汉时代，就变成了“中国”的中国。在“中国”的中国，中原及中原周边的文化互相激荡，互相融合，构成了秦汉的秩序。之后“中国”的中国继续扩大，把周边其他部族及文化也吸收进来，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东亚”的中国。随着成吉思汗的狂飙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开展，中国对外移民，文化对外扩张，册封制度使中国的文化力量延伸到日本、朝鲜，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被周边模仿。这时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中国文化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扩大，包含着中心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伸和缩、进与退。这同样是一个有时间、空间与立体的历史。梁先生据此预言将来会出现一个“世界”的中国。

所以，历史不单单是讲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而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它考察我们的过去，“以史为鉴”预测我们的未来。对待历史，要有开阔的视角，不要局限于谁打败了谁、推翻了谁，或者某个漂亮女子终结了某个王朝。我常常为那些漂亮女子感到冤枉！她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终结一个王朝，都是那些饭桶男子没搞好，反而怪罪那女子。

下面我讲的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模式”。我特別挑了一段来讲，目的是对事情发展的后半段即未来的格局作一个对照。

中国的西周时代的体制，是封建体制。周朝的王子们，带着夹有商贾的军队开到疆外，建立兵城；和当地的土著合作，封土著首领为贵族，吸收土著的军队整编成同盟，戍守的兵站成为都城，这样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就成了封国的基础，形成了周人的封建体制。大家注意：这个封建体制只是一个一个的“点”，尚未连成“面”。“点”是有限的，“点”与中心的纽带是通婚、册封、分配上地，由此构成一个面。这个“面”的结构是不稳定的。周朝的封建秩序是靠最高层封建诸侯，再由各地的诸侯控制各地人民来维持的，像宝塔一样的社会结构。仅在上层人物中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礼仪和法制。统一的文化仅限于上层，中下层的文化非常七著化，上下层绝少交流，尚未实现真正的同化。

P3-6

这两本文集(《许倬云间学记》和《许倬云观世变》)，都是从台湾三民书局江水系列六册中挑选若干篇，由沣医农女士领衔编辑为独立的两本选集。她们将许多刊出时间不同的文章排列为几个系统，又分别纳入“问学记”与“观世变”两个人标题之下，其用心之处、十分感激！这些文章，在撰写时，均各有其背景；然而一个人的思想理念，总会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两书数十篇芜文，合而观之，还是可以互相补足！

最近反省自己一辈子的学术研究，渐渐悟出一些线索：我其实是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常常不能亲身参预其中、却学会了设身处地，以体会领略的习惯。

我终身残疾，自从有了记忆，似乎总是坐在旁边，看到孩子跳，跃奔跑，却不能加入游戏：但也为他们的成功而喜悦，为他们的失误而扼腕。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不断旁观。在湖北的农村，曾见过农夫的耕耘，看过灰黄的泥土，在渠水灌溉后成为润湿的沃土。曾见过黄骠幼驹，在阉割为骟马时，挣脱束缚、狂奔跳跃，终究失血而死。曾在辅仁中学，甚至改了性情，也旁观男女同学之间爱情的悲喜剧。在芝加哥住院治残疾时，曾旁观许多悲哀与喜乐：一个

领养的男孩，因为血癌，不到半年，病骨支离，最后在布幔盖下离开病房，目击老医生在操刀前，严肃虔诚的祷告；也看到手术后的病童，努力学习从未经验的动作。在七十年代，也曾亲见个人认同于政治斗争间，有些人热诚投入，有些人被狂澜卷去！

以上这些，都是人生中的百相，却为我开启了理解历史的经验。毕竟，历史本来就是过去的人生，古人经历的喜怒哀乐，遇合离散，成败兴亡，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又何尝不是时时发生！？在旁观时，如能设身其中，体会领略古人的境遇与心情：古人遭逢幸运时，为之欢呼庆幸；古人失误时，为之悲悯哀矜。由此感同身受，即于古事少一份苛责，多一份警惕。要知道，自古以来，万事无时不在变化中，一切因果，有其发展，诸种因缘，俱生纠缠，世上惟一不变，只有“变化”二字而已。

学习与观察，本是不能分割的心理过程，因此，《问学记》与《观世变》，可以分为两册，又何妨当作一书的上下篇？读历史，是学习；讨论历史，是观察。两个步骤，其实是一体两面。我从不悔终生学史，因为历史正是人生的延长与扩大。知识应当是启蒙智能的素材。学史者，以追求智能为工作的远程目标。智慧难得，历史时时在走完一步后，才警觉前一步的浅薄。无伤也l我们该注意的本来是一步一步的过程，不必是那些才走到即已过去的脚印。

这两本小书问世，我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人致谢，尤其感激许医农与刘哲双两位的努力。

许倬云

盛暑酷热于台北

2008年6月50日

《观世变》与《问学记》两书是从台湾三民书局版江水系列六册中挑选出70篇文章，分别组合而成。如果说《观世变》浓缩勾勒了许倬云先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五十多年治史形成的“史学观”，《问学记》则情理两浓地抒写了他独特的人生之旅与成功的问学之路：一个天生残疾的孩子怎样在家庭、亲人、良师、至友的关怀与引领下，踏上从知识到智慧执著追寻的漫漫艰难路并获得成功。

2007年许倬云先生在北大史学论坛上回答“历史是什么？为何要有历史学？”提问时，他曾这样表述：“历史是过往的人与事的经历和掌故……任何一国、一朝、一代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些枝节与片段。时序上，每一片段有前边无数的‘因’和后边无穷的‘果’；空间上，每一件史实都因前后左右无数牵绊与关联而难以一刀两断。因此，厘清人类经历错综复杂的时空关系就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这也注定了许先生毕生治学的强烈体验：历史学是一个永远聚讼纷繁的难题；史学家们摆脱不了“命运”的两途：悲观地说，没有永远不能更改的定论；乐观地说，永远有推陈出新的机会。

上下五千年，一部中国史孵化了无数由历史生发的诗歌、故事、小说、戏剧、音乐……可是，历史学者不是歌者、舞者、演艺人、文学家，他承担着了解、剖析既往历史上的人与事，垂鉴戒于后世的庄严使命。这也注定了史学家人生追求的特殊艰难与价值。一般人可以只是“活在今天”，史学家则与此同时还必须“回到过去”，探寻其中的是非与得失因由，通过自己的辛勤笔耕，启迪今人，警示来者。

人类历史浩瀚无涯，经过严格训练的史学工作者一般限于个人的精力与时间，大多选取某一年代段、某一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成为“断代史”专家。但是，还有部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之外进行某些综合性探索。许倬云先生即属此类。

他没有一头栽进“中国历史与文化”，因“偏爱”而“沉迷”，却持守以世界史的广阔视野为参照而不失归属感，全情地投入并坚持“如法官断案式”的研究。

四年前，《南风窗》记者访谈时向许先生提问：“作为一位大陆出生、台湾求学又在美国历练并执教多年的学者，你怎么定位自己的身份？”许先生回答时明确宣称：“我是一个学术界的世界公民，视个人良心与学术规范高于一切。”这位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稔西方历史，不囿于书斋而心怀故土与世界的史学家，近二十年来奔走、讲学于港台、大陆与美国等地，治史与讲史已入通透之境。

他是怎样走上这样一条史学之路，并取得著述等身、足以传世的业绩的呢？

许倬云先生在《问学记》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追述了自己出身于江南书香之家、生而残疾、历经三四十年代战乱流亡的“幸运的不幸者”，是父亲的书房和丰富藏书给他启蒙、向他敞开一个广阔的人生世界并引之入求知之门。更幸运的是：他考进了五十年代群英荟萃的台湾大学历史系，在他问学的起跑线上得以受到李玄伯(宗侗)、劳贞一(幹)、李济之(济)、芮逸夫、高晓梅(去寻)、董彦堂(作宾)、凌纯声、钱宾四(穆)、严归田(耕望)等众多史学界前贤的教诲与引领。

有两位令他特别不能忘怀的恩师：一位是当时台大校长傅斯年。1948年许先生随父去台，当年报考台大外语系，并被录取。一个偶然巧合的机缘是：他的国文和历史考卷被王叔珉和劳贞一推荐到校长傅斯年处，慧眼识珠，校长找到这个“不一般的”新生说：“你应该读历史系。”笫二学期他即转入历史系。

另一位是文学院院长沈刚伯。1953年他毕业后，沈刚伯曾力促他出国，说：“你必须学些其他文化的历史，才会有能力回头看清中国文化的性质与变化。”四年后即1957年，他即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系。正是这个被誉为韦伯研究方法重镇的芝大东方研究所，向他打开了一扇中国古史之外的西方社会、经济乃至哲学、宗教等的知识大门，拓宽了他超越中国古代史的问学视野，做到真正的“杂学旁收”，从而奠定了他的“各文化间比较研究”的雄厚基础。

岁月悠悠，数十年过去，倬云先生始终牢记沈刚伯师训：“应如《西游记》与《封神榜》中的二郎神，双目之外有一只‘烛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正是这“第三只眼”，使他数十年如一日，以史学家的通达观察，把捉历史长程剧变中的脉息，以源源不断的学术研究专著与不失文采的通俗治文和讲座，与社会广大读众分享。据不完全统计，迄今许先生已出版中文著作238种(包括专著、合著、论文、讲座)，另有外文专著与论文六十余种，堪称著述等身了。

80年代中期，我从业于贵州人民出版社时，以书为缘与先生结识，迄今二十余年，有幸书缘末断。在我内心始终把先生奉为“求知”与“为人”的楷模。

最难忘与许先生的第一次面识：那是1999年我执业于北京三联书店时，有幸承担他的《西周史》与《从历史看领导》两书责编。初夏时节，许先生抵京，电话相约：北京三联总编辑董秀玉和我6月6日去他下榻的国际饭店共进早茶。这天清晨7点30分当我与董秀玉准时推开国际饭店一层厅门时，只见柱着双拐的许先生正端立在空阔堂皇的大厅中央，显然只为迎见两个普通编辑工作者。这是一个铭刻在我心中、永远鲜活、让我终生难忘也足以垂范于今人和后世的镜像：人——可以这样看待自己的成就与荣名！

相信两书问世会受到广大读者关注，更希望年轻朋友们像许倬云先生这样为自己谱写“从知识到智慧不懈追寻”的人生新曲！

许医农

2008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