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眼站在环绕泉水的屏障似的灌木丛外，望着那个在喝水的男人。一条不很明显的小道从大路通向泉水。金鱼眼看着这个男人——一个又瘦又高的男人，没戴帽子，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的旧裤子，胳臂上搭着一件粗呢上衣——从小路上走过来，在泉边跪下，喝起水来。
泉水从一棵山毛榉树的根部边涌出来，在带漩涡和波纹的沙地上向四周流去。泉水周围有一片茂密的芦苇和黑刺莓藤以及柏树和胶树，阳光投射其中，显得散乱而又无根无源。在丛林里某个地方，某个隐蔽秘密而又很近的地方，有只鸟叫了三声就停下了。
泉边，喝水的男人把脸俯向水中的倒影，由于他在掬水喝，倒影被弄得支离破碎、不计其数。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发现其中还有金鱼眼的草帽的破碎倒影，尽管他没有听见脚步声。
他看见泉水对面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嘴角斜叼着一支香烟。他身穿黑色西服，上衣高腰紧身。裤腿卷起了一截，上面黏结着泥土，下面是一双也黏结着泥土的鞋子。他脸上有一种古怪的、没有血色的颜色，好像是在电灯光下看到的颜色；在这宁静的阳光下，他那歪戴的草帽和略显弯曲的胳膊使他像是从铁板上冲压出来的，既歹毒又深不可测。
在他身后，那只鸟又唱了起来，单调地重复着三声啁啾：这声音毫无意义却又十分深沉，出自随之而来的充满渴望与和平的宁静，这种寂静仿佛把这块地方孤立起来，与世隔绝，而过了一会儿，寂静中响起一辆汽车的马达声，它沿着一条大路开过去，马达声渐渐消失了。
喝水的男人在泉边跪下。“我看你那个口袋里有把枪吧。”他说。
在泉水的另一边，金鱼眼仿佛用两团柔软的黑橡胶端详着他。“是我在问你，”金鱼眼说，“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对方的上衣还搭在胳臂上。他抬起另一只手朝上衣伸去，上衣的一个口袋里撅出着一顶压扁的呢帽，另一个口袋里插了本书。“哪个口袋？”他说。
“别拿出来给我看，”金鱼眼说，“告诉我就行。”
对方住了手。“是本书。”
“什么书？”金鱼眼说。
“就是本书嘛。大家都读的那种书。有些人读的书。”
“你读书吗？”金鱼眼说。
对方的手在上衣上方僵住了。他们两人隔着泉水相望。淡淡的香烟烟雾缭绕着金鱼眼的面孔，面孔一边的眼睛眯起来对付烟雾，好像一个面具上同时雕刻出两个不同的表情。
金鱼眼从后裤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绢，铺在脚后跟上。然后他面向泉水对面的男人蹲了下来。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四点钟左右。他们这样隔着泉水面对面地蹲了两个小时。那只小鸟不时地在沼泽深处啼叫几声，仿佛受着一只钟的指挥；又有两辆看不见的汽车沿着公路开过来又走远了。小鸟又叫了。
“你当然不会知道这鸟叫什么名字的，”泉水对面的男人说，“我想你对鸟类一无所知，除了旅馆休息厅笼子里的鸟和放在盘子里价值四块钱一只的鸟。”金鱼眼一声不吭。他穿着紧绷绷的黑西服蹲在地上，右边的上衣口袋下垂着，紧贴着身子的右侧，一双洋娃娃似的小手把香烟不断地又拧又掐，还不时向泉水里啐唾沫。他的皮肤白里透青，带着死灰色。他的鼻子有点像鹰钩鼻，下巴则完全没有。他的脸一下子就到头了，跟放得离热火太近而又给忘掉了的蜡做的洋娃娃的脸差不多。他的西装背心上横挂着一根白金链条，像蜘蛛网似的。“听着，”另外那个男人说，“我叫霍拉斯·班鲍。我是金斯敦a的一个律师。我从前住在那边的杰弗生b，我现在正要上那儿去。这个县里，人人都会告诉你我从来不伤人。如果是为了威士忌，我才不在乎你们酿了多少，卖了多少还是买了多少。我只不过在这儿喘口气，喝点水。我没别的目的，就是要进城，去杰弗生。”
金鱼眼的眼睛像两团橡胶，好像一碰就会掉下，可是用大拇指一揿便又复原，但留下了拇指上的涡纹。
“我要在天黑前赶到杰弗生，”班鲍说，“你不能这样把我留在这儿。”
金鱼眼还是叼着香烟，往泉水里啐了口唾沫。
“你不能这样拦住我，”班鲍说，“也许我会跳起身来就跑。”
金鱼眼用他那橡胶似的眼睛盯着班鲍。“你想跑吗？”
“不想。”班鲍说。
金鱼眼转移视线，不再看他。“嗯，那就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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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纳一八九七年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尤宁县的一个小镇，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到距离此地不远的奥克斯福镇。此后，福克纳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家，他算得上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土生子。他的祖先在当地立过战功，修建过铁路，开设过银行，还写过小说。因此，虽然到福克纳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但他仍被视为“世家子弟”。他身边流传着家族的许多故事，他也一直面临着如何对待历史包袱并从中摆脱出来的问题。
福克纳上学不很正规，只读完十一年级，后来又在密西西比大学当了一年的“特殊学生”，但他从小读了家藏的许多英美与欧洲的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又认真读过十九世纪末的诗歌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派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福克纳参加过空军学校，但未来得及正式作战。后来当过小工、售货员、邮务所所长与好莱坞的电影脚本编写人。晚年被弗吉尼亚大学聘为驻校作家。除此之外，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小说写作上。他一共写了十九部长篇小说与一百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数作品的故事都发生在他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因此，这些作品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每一部小说既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是整个“世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龙，押沙龙!》(1936)、《村子》(1940)、《去吧，摩西》(1942)等。
一九五〇年，福克纳获得该年颁发的一九四九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福克纳表达了对人类光明前途的信心，并认为作家的职责在于写出“人类……能够蓬勃发展。……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一九六二年六月，福克纳在家乡骑马时堕下受伤，不久后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时间过得飞快，威廉t福克纳去世倏忽间五十多年已经过去。如今再回首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坛，曾红极一时、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大都身后寂寞，至今尚能跻身世界文坛大师行列的，还真是不多，似乎只有福克纳仍时不时为人提起。人们发现，福克纳的作品非但不显得陈旧落伍，反倒常给人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当然，他的文笔不一定合乎今天美国普通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不断受到文学史专家、批评家与小说作家的关注。目前，福克纳与莎士比亚是在美国被研究得最多的两位作家。他的作品也一直是许多美国与外国小说家学习的榜样。譬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即在获奖演说中向福克纳表示了敬意，认为他是“自己的导师”。我国的莫言也说：“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我多年从事福克纳作品的介绍与翻译工作，曾根据自己的认识，不揣浅陋，在所编写的一本书的前言里试图做一总结。我这样写到：
倘若全面综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可以认为，他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具象的逼真性，也不缺乏现代主义的想象力、穿透力与悲观主义，甚至还保留有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对英雄人物与理想形象的崇敬帚仰之情。一方面，他的作品百科全书式地反映了关国南方近现代的历史与现实，揭示历史对现实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总体精神上刻画出西方“现代人”的困惑与苦恼，对他们的异化感、孤立感表示出深切的关怀。此外他也尽可能在作品里塑造道德高尚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又显露出尊崇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小说艺术上他更是多有创新，使现代小说艺术能在美利坚土地上发扬光大。在语言艺术上，他也显示出风格多样、挥洒自如的大师风范。若要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总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归根结底，他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被归入到拥护宽容创新、主张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权利、赞成全人类相互理解与合作这样的一股人文主义大潮流中去的。
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协定组织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出现有心人对福克纳做了介绍。正式译介则应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算起。当时，在陶洁与本人的策划下，曾出版了一套福克纳作品选集，收入了陶洁等人与我翻译的八部作品。后来又出版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与《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再后来也出过福氏的《野棕榈》及本人译的福氏随笔集。这样的努力对我国文学创作界与读书界了解福氏的文学成就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一项工作还需继续做下去。好在二〇一二年后福克纳原作已无版权问题。我见到有《村子》的译本。
最近，我高兴地得知，北京燕山出版社决定在今后数年内出版一套多卷本的福克纳作品，除收入过去的一些较有质量的译本外，还拟约译一些尚未翻译出版过的重要福著。对于这样的好事本人自当积极支持。我本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且又有病，能把过去的译作复审一遍已非易事。所以在得知年轻有为的译者愿意参加这项工作后，真是感到有说不出的欣慰。近年来，译界的老前辈逐渐谢世，亟须有人接班。看到“新松”逐渐成长，我自认不属那些“应须斩万竿”的“恶竹”，因此大可欣喜地退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较为轻松的小事。在此，我预祝这一套书的完满竣工，并能受到读书界的欢迎。
故事的背景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禁酒期间，南方小镇有一帮以金鱼眼为首的私酒贩子，女大学生谭波儿被男友抛弃后混到这帮人中，惨遭强奸，后又被金鱼眼送进孟菲斯城的妓院。金鱼眼杀了人，嫁祸于戈德温。律师说服谭波儿出庭做证，但她已被金鱼眼折磨得精神失常，无法为戈德温证清白。戈德温被判死刑，被群众以私刑烧死。后来，金鱼眼因一桩他并未参与的谋杀案而被判死刑……
威廉·福克纳所著的《圣殿(精)》是一部被广泛研究的作品，作品关于社会的腐败、暴力、罪恶及人性的失衡的揭示和探讨，直到现在仍具有现实意义。
《圣殿(精)》是威廉·福克纳畅销的作品，出版三周之内的发行量就相当于《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销售额的总和，并两度被拍成电影；本书是福克纳具有争议的作品，出版前编辑说这是一本会让作者和出版者进监狱的书；《圣殿》是福克纳矛盾的作品，一方面他说这是出自“庸俗的想法”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倾心倾情对作品做了投入的修改；本书也是评论界纠结的作品，半个世纪经历了从评价甚低到格外重视的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