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揭示帝国宫廷深处政治秘密、诠释中国皇权制度优劣短长的历史学术著作。
内容涵盖了从礼仪制度上研究皇帝制度,包括皇帝的称谓、谥号、庙号、服饰、饮食起居包括宫阙园苑的建筑、祭祀、典礼、朝会的仪式,以及种种忌讳等;从君臣关系,主要是从皇权与相权的演化过程中考察各个王朝官僚机构的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方式;探究与帝王的后妃、母族相关的后宫制度及外戚与宦官的关系;透视帝王统系的血缘关系,包括帝王的继承权,诸如东宫制度及宗室藩王等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帝王制度的上层人际关系的核心部分,贯穿于二千余年的各个封建王朝。通读本书,将带您走出帝王葱白的历史迷津,还原帝王本来的真实面目。
徐连达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精心研究、撰写的这部关于中国古代皇帝和皇帝制度的学术著作,既有对皇帝的称号、玺宝、符章信物、服食起居、祭祀典礼、朝仪、避忌等制度层面的研究,又有对皇帝治道与治术、帝王政治行为与王朝更替、皇帝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消亡等思想层面的批判反思,指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是封建帝国的灵魂和核心,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极其神奇的影响。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历史,皇帝制度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同在。我们今天研读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制度,要拿出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这也是我们关注帝王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要全面正面地汲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精华,摆脱帝王制度、帝王思想的影响,走出对帝王崇拜的迷津,还帝王本来的真面目,更好地把握今天,探索未来。
一、皇帝制度产生前统治者的种种称谓
我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始于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这一年,群臣们在秦消灭六国后,以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寰宇,其功业为古今所无,乃相议进新的帝号对秦始皇进行赞美和歌颂。后经秦始皇裁定,采取古代三皇五帝中“皇”与“帝”两字,合称为皇帝。自此之后,“皇帝”一词历代相承,皇帝和伴随着它的一整套皇帝制度亦一直绵延不绝地相沿下来迄于清末。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统冶,1912年2月(宣统三年十二月)清朝最后的一个皇帝溥仪被迫退位,中国皇帝制度前后经历了二千余年才正式宣告革除。
1.后与群后
在秦始皇称皇帝前,中国的古代国家早已建立,如史籍所载的夏、商、周诸王朝。若再行上推,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五帝时期。
但那时的所谓国家,实际上是原始部落国家。它们之间各拥有疆土、民众,并互争雄长,其首领或统治者,最初人们通常称之为后或群后。这类称呼,古书中记载颇多。具体事例如夏禹的儿子启称夏后启,与夏大略同时的东方夷族首领称后羿,大略相当于舜在位时期的周代先祖称后稷,即使建立起奴隶制国家之后,殷商末代君主殷纣王亦仍沿古称称后辛。屈原《楚辞·离骚》说:“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句中的后辛即指殷纣王。《书·仲虺之诰》说:“篌予后,后其来苏。”又同书《大禹谟》说:“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义,黎民敏德。”前句的意思是说民众皆欢欢喜喜地等待着汤的前来,可以由此获得苏息,表示民众拥戴汤的喜悦心情;后句的意思是君臣皆能知为君为臣的艰难,这样,政治也就修明,百姓皆能很快地修德了。这前后两句话中的“后”字与“君”字同义,都是实指古代部落首领或统治者汤和禹。
不过,古代部落并立,部落或部落长并非一人,故古书中对众多的部落首领则泛称为“群后”,而对地位和权力高出于群后之上的部族长则称为“元后”。元字含有一、初、大的意思。元后即为群后之长。《书·大禹谟》又载帝舜对禹说:“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又载:“(惟时)有苗弗率……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日:‘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诸文皆是以元后与群后相对称而言。元后意即大后,是居于诸部落长之上的群后首领。
古代部落或部族长称后,有时亦可称为君。故后、君实际上具有同一含义。《说文》释后字为“继体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易日:‘后以施令告四方。’”在这里许慎把“后”字的古义释为由一人向四方发布号令。又同书释君字为“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段注:“尹,治也。”即统治者。此外《释诂》、《毛传》也均称:“后,君也。”后亦即为发号施令之君。《书·大禹谟》载益颂帝尧之德说:“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不过,古代称君也有历史变化。《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日君。”意思是说,在古代各级据有土地的统治者皆可以尊称为君。显而易见,那时被称为君的对象泛及于贵族,并非专指最高统治者而言。大体到了战国时期,君的含义已渐失古义,且成为贵族的一种尊号和爵号。如秦商鞅称为商君,白起称武安君,齐、魏、赵、楚分别有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之类的封君。及皇帝制度建立之后,封君且扩大及妇女中的上层。如汉武帝的外祖母臧儿被尊为平原君,其姊号为修成君等。有时人们也可以用来作为对士君子的美称。其使用的范围和对象随历史的进展而在不断地扩大。
不过,君字若与国、王、主等字合在一起称国君、君王、君主,那就鲜明地具有一国统治者的意味。《诗·大雅·假乐》说的“宜君宜王”,《小雅·思干》说的“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这就有别于一般贵族的称君了。《荀子·王霸》篇说的“合天下而君之”,则更明确地指出君为国家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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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这个词,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论是男女老幼可说是人人皆知,而对于皇帝制度则恐非人人皆能了了。在中国,皇帝制度曾存在二千余年之久,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灵魂和核心,在神州大地上曾产生过极其神奇的力量,并使人感到它具有无处不在的威力。
皇帝,在他存在的那个时代,曾长久地被神化为天帝的儿子,是代天治民、主宰全国臣民的君主。他的话是金科玉律,他的意旨为全国臣民所必须遵守,不可违背。他处于高高在上的独尊地位,掌握着对全国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一国发号施令;他在生活上,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婚娶、寿诞,处处都有着一整套严格规定的仪制。
他的政治行为决定或影响着全国臣民的生计。一个英明有为的皇帝可以使国家富强,而一个庸劣的皇帝却可以使社会腐败、生灵涂炭,乃至使整个国家濒于危亡。
但历史毕竟是人民创造的。它的演进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皇帝个人的作用,最多也只能推动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却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清末,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推翻了清室的专制统治。历经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终于在神州大地结束了它的历史命运。
但是,旧思想和旧制度仍在顽强地作垂死的挣扎。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天安门的宫墙内,帝制并没有立即消失,那些旧制度的迷恋者如新军阀头子袁世凯和号称辫子军的首领张勋之流,一前一后在演出帝制复辟的丑剧。继之,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扶植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窃据一隅,也在做称孤道寡的帝制美梦。
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行为,最终只能落得昙花一现、灰飞烟灭的下场。
皇帝和皇帝制度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名词。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帝王思想和帝王意识仍不时沉渣泛起。
朕即国家,家长制、一言堂的政治生活,人们记忆犹新。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借用“皇帝”这个词也随处可闻可见。在家庭中,被家长们所宠爱的独生子女被称作“小皇帝”、“小公主”;在新闻传媒中,到处出现什么“御茶”、“御酒”、“御膳”、“宫廷秘方”之类的广告宣传;在游乐场所中,以龙袍、凤帔的穿戴来招揽游客的摄影留念,更是屡见不鲜。
诸如此类,展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竞与古老文明结合得如此巧妙,“皇帝”这个词仍在超越时代界限发挥着它十分光怪陆离的作用,这足以引发人们对历史上的皇帝和皇帝制度去进行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继踵启蒙思想家之后高呼民主与科学,对封建帝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但这种口诛笔伐大多停留在历史的表层上,即着重对帝王的予取予夺的独断行为及其奢侈糜烂、荒淫无耻的生活进行抨击,而殊少深涉到对皇帝制度的历史本质与内涵的剖析。
在这一批判反思的过程中,20世纪40年代王亚南所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可说是划时代的。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封建皇帝制度下的官僚形态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与阐发。
在最近的十余年来的历史反思中,史学家们也曾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皇帝制度的批判文章。这些都对人们认识皇帝制度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多少历代兴亡事,像一声声从尘烟湮没的历史深处传来的深沉的钟声,发聋振聩,催人警醒。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我们应该而且有责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总结,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今天,探索未来,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
对影响着中国二千余年之久的中国皇帝制度,理所当然地要进行严肃的、认真的、深入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探讨,是理智的分析而不是感情的诘难。 这个题目所牵涉的时间跨度是那么长,它所碰到的问题又是那么复杂,若要对皇帝制度作全面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去批判,而应当深入到中国数千年来的典章制度中去作由表及里的探讨,必须长年累月地从一大堆史料中去梳理,省悟出其中的底蕴,以揭示国情的深层认识,给今人和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我对中国皇帝制度这个课题感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初。那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执教,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心中便有撰写《中国皇帝制度》一书的奢望。原先想把它写成这样的规模:即把它的产生、发展、演变、消亡分成若干阶段,指出其中的若干特点,揭示其发展规律,同时对皇帝专制下的唯我独尊、家天下、无视臣民权益的专断行为作一些必要的批判。
可是当我进入角色,面对着纷繁庞杂的一大堆史料时,却发现存在着二千余年之久的封建皇帝制度并非是一堆腐烂的垃圾,仅以批判两字所能了结。
它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同在,其间许多问题都须重新认识。比如,中国二干多年来的历史文明与皇帝制度之问存在着什么联系;皇帝的国号、年号、尊号、庙号、谥号以及种种的仪制包含着什么样的社会意义;皇帝对天地鬼神的祭祀活动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孔庙是否单纯是一种迷信崇尚,还是另有政治文化要素;皇帝个人的品德才能对国家与制度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与作用;皇位继承人的规定与废立之争以及后宫制度对封建政治产生什么样的正负作用。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我的研究工作一度停顿下来而不得不去重新思考撰写的角度。这就是说,撰写皇帝制度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它放在中国历史总的进程中,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政治文化结合起来,作全方位的系统考察与研究,这样,才能跳出时俗的格局而使它具有一点新意。这便是今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纲目和内容。
对于本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考订的关系,顺便在这里作个说明。我极端重视用考据的方法整理过去的史料,因为若非经过用细致的工夫去进行历史考订,其结论往往会沦于肤浅、草率,但是本书并不以考订为满足,若依此撰写,必将长篇累牍使文字成倍增加。而且在封建社会中,同一制度往往会因时代的不同和帝王的态度而发生种种变异,倘若不能把握住历史进程中的要点,则愈加考证,就会愈加显得支离破碎,乃至要花去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史料中纷繁出现的各类矛盾。
考证工作是对某一具体史实的研究,只要能求出其事实真象便可说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我对皇帝制度的研究则是着重于探讨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理,发现其中的历史联系并给以合理的阐释。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既可以节省许多宝贵的阅读时间,也可以避免由于史料堆砌所带来的枯燥和沉闷的感觉。至于对一些必须引证的文字,我则放在页下的附注来加以说明。这样也许可以使具有历史考证兴趣的同仁们能得到部分的满足。
本书是我向国家教委申报“八五规划”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杨宽先生有关先秦礼制、陵寝制度和都城研究的成果,又承台湾大学历史系高明士教授关注,并多次惠寄他的大作,也使我获益匪浅。本书的出版承蒙赵剑敏同志的协助,上海大学出版社姚铁军、李旭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在本书的写作和编辑过程中前后出力甚多,尤其是责任编辑李旭同志为本书精心配置了有关插图,于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它的出版,若能给读者增加一些作为龙的传人所应当了解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给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同胞们予一点有益的启迪,那么我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学海无涯。在本书脱稿后,仍觉得有一些当写而未写进去的内容,这只好留待日后补写了。本书的不足之处尚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正。 徐连达
2008年3月
于上海同济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