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梁漱溟先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先生自谓问题中人，且将其穷毕生之力孜孜探求的问题归诸为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本书中，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披沥此心艰难跋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等等诸多方面也纤毫毕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这是一本献给中国人的书。

中国人为什么生生不息？中国文化为什么传承不灭？本书对此类重大问题做出了最坚定、最有力量的回答。

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处，梁漱溟以深邃通达的理性精神，洞察中国人之民族性，民族精神的核心，发现民族生命的真实光辉。他指出，中国民族精神，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他预言，中国将以其人生态度贡献给世界。正所谓“扫除云翳，透出自信”。

其表述富有气势，神采丰足；其态度温和开朗，虽胡适亦不能过。

本书辑录了梁漱溟关于“中国人”的经典论述，旨在传播中国文化的精华，传播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梁漱溟的哲嗣梁培宽、梁培恕两位长者，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支持。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介绍先父梁漱溟

一 中国人

　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

　试说从来的中国人生活

　向里用力之人生

　中国人则怎样

　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

　政治上的民主和中国人

二 中国人的家

　吾人的生活与家庭

　从中国人的家说起

　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

　中国人因无团体生活致有两大缺乏

三 中国人的理性

　长于理性短于理智

　短处正从长处来

　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上）

　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下）

　今天中国人好讲情理是渊源自古的

四 士人

　士人即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者

　中国士人的心理

　士人在此之功用

五　中华民族

　中国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精神所在

　中国民族今日所处之地位

　民族性之所由成

　中华民族是人类一奇迹

　汉族所以拓大无比之理（上）

　汉族所以拓大无比之理（下）

作者手迹选

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呢？

（一）

中国人早已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西。特别是从社会史上看，全部中国文化只不过是宗法社会封建社会的化石遗迹，一切都是落后的，还有什么可取呢？虽然有些人不甘心这样承认，却亦道不出所以然。自抗战以后，欧美人士对我不无刮目相看之处，又加以同盟关系的外交辞令，当然说出话来更好听。却是此一民族文化的价值究竟何在？他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什么？观念总是模糊，说话总是笼统。好多中国人安于自欺，亦不知不觉顺着说一些大话，按其实则毫无内容。这种自欺，实在比那种失去自信，是更坏的事情。

距今二十余年前，我曾声言最近未来的世界，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见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论“世界未来之文化及我们应持的态度”（民国十年出版）。这话好像令人难于置信。恰恰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它颇能给我一机会来说明我的话。这就是流亡到美国的捷克人佛兰芒克（Frank Munk）所著《武力经济学》一书，去年在重庆有其中文译本出版。这书诚如译者徐宗士先生所说，其最精彩处是它第一部分（第一至第七章）。此一部分，要在将“武力经济”之特殊所在，介绍给世人。因此，它不得不以武力经济与其他经济作比较研究。这一比较研究，与其说是讲经济，不如说是讲人生；与其说是讲经济学，不如说是讲哲学。而我的旧著，亦正是取西洋、中国、印度三方人生态度，较论其不同，从而指出近代西洋人生态度，将届功成身退，代之者便是原初中国人生态度。所以借着佛兰芒克的话，来说明我的话，是很方便的。

下面我试着指出在此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将是对于中国人生之领悟和采取。中国就是以其人生态度贡献给世界，而为世界和平奠立其基础。

（二）

我现在就佛兰芒克书中，先摘引我所必要摘引的话：

职业经济学者和一般人都难了解，有一种运动（指法西斯及纳粹）的哲学，同时攻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亦即同时攻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要知武力经济原是两者之死敌。不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过去如何地互相仇视，但他们有其共同的基本哲学，共同的人生观。就是他们都相信人类努力的目标，在求致更高更好的生活水准，更大幸福，更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事物，此新的革命运动则与这些观念完全相反。

法西斯哲学家力斥我们的文明，不过是一种金钱的文明。墨索里尼曾经说过，法西斯主义否认物质幸福的观念，而把这种观念还给他们的发明家——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者。法西斯主义认为“物质幸福等于快乐”的公式不能适用。这种公式只会把人类降至与禽兽无异，只会使人类关心一件事情——吃得好，长得胖——其结果，人类只剩了一个纯粹物质生活。

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我们所想象的以经济名词为主，我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接受若干种的价值而予以默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都从共同的前提出发。最要紧的是经济动机，而将其他动机置于次要。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并没有什么大差别。

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内心，是“非经济的”（No—Economic），甚或可以说是“反经济的”（Anti～Economic）。纳粹政治家、法西斯政治家决策之时，要置经济的考虑于次要；他们要而且必须要牺牲经济和实业的利益，以取得征服或威权那更大的权力。

原来“武力经济”一名词之建立，是对于“福利经济”而言。一百五六十年之经济思潮，不论是资本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基本观念总不能出乎福利经济。唯若今日法西斯和纳粹，则不复属于这范畴。他们不求自由，不求安全，不求享受，而如尼采所说“志在权力”（Will to power），亦如他们自己所说“要永久战争，永久革命”。因此不得不别名之曰武力经济。  （三）

记得上次世界大战时，蔡孑民先生曾说：德国人之作战是出于尼采哲学的影响。这原是欧洲人先已说过的话，而国内当时颇有人讥笑他是唯心论。然而在今天，大战发作之不能单从经济问题来解释，人类行为不单出于经济动机，既成公论；经佛兰芒克之指点而益明。所谓哲学不必是一套理论，而是指人生最基本的取舍，一切因之而异。这就是我们必须严密注意之所在。

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法西斯、纳粹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殊不相同；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倒有相同处。这便是苏联英美终归回复到一条阵线的理由。而共产主义者承认一切人类的平等，并无种族或肤色之分，又足以决定他与纳粹终究合不起来。但是对于个人主义、集团主义二者间之取舍相反，英美与苏联之壁垒不同，岂是终可泯灭者吗？人们这些取舍不同，将是纷纷扰扰永无归落呢？抑或前途大势不难逆睹？

于是佛兰芒克问道：我们是否将认为福利经济时期，已是人类历史上的陈迹？他又问：难道民主主义只不过是在旧日帝王、封建地主之后的一段中间插曲吗？还是法西斯和纳粹为插曲呢？假使两者都是插曲，那么在风云消散以后，我们将有什么样的新局面？

我们既遭遇这个时代，我们就要料度料度世界的前途。

（四）

就我们所熟知：中世纪人有中世纪人的取舍，与近代人生观念殊不相同。以欲望为出发点之福利经济学，可以说是从宗教上禁欲主义反动而来。而欲望的抬头，又源于个人的觉醒。“让各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便会造成社会的进步和最大幸福”，即是全部西洋近代文明所由来，除此而外，并无新奇奥妙。然而自由竞争之结果，却不觉形成近代之资本社会，流弊百出。物极必反，社会革命势不可逃。此时应运而生的，一面是布尔什维克，一面便是法西斯和纳粹。

佛兰芒克说：纳粹主义不过是大日耳曼主义、社会革命和尼采的“权力意志”之结合。这话甚得其要领。我们要就此三要素而分别论其前途，则纳粹前途即可判决。大日耳曼主义，这一种族优越感，科学上全无根据，只可利用一时，没有多大前途，当可断言。其次，权力意念一时压倒福利欲望亦是可能之事。特别是姑息“绥靖”者流，早应当受一受教训。然而他的教训受过之后，却轮着狂妄的人亦受他所应该受的教训，法西斯之墨索里尼已然如此，纳粹之希特勒无例外。只余社会革命一层，在社会问题未得合理解决之前，还不能算完。然而末后来完成这使命的怕亦不是纳粹了。

说纳粹没有前途，大约世人都可相信。武力经济不能取福利经济而代之，亦无疑问。但今后之世界，还依然是福利经济之世界？窃以为：私人资本主义早已走到不能不变地步，固无待言；国家资本主义亦只是经济落后国家一时良药；就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内）好像是吾人最后所归趋，其实亦无多久命运。——这末一句话大约世人或相信不及了。

须知政治上之民主主义经济上之社会主义，我对它并不生疑问。不过我要指出它必将转入另一种人生态度，而后乃得安立。质言之，为法西斯的英雄所鄙夷之福利经济是有一天要结束的，虽非武力经济来代它，固自有代它之一种经济。这一种经济，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正是同于原初中国人者。

（五）

原初中国人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是如何呢？你只须看自古以来所有“理欲之争”“义利之辨”便可晓得它与西洋近代人生观念如何不同了。何谓理义？这就是吾人于祸福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这“人生向上”精神，中国人萌露最早，发挥甚至。古语“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最明白可见。像那法西斯的英雄骂人只关心一件事——吃得好，长得胖——与禽兽无异，却骂不着中国人的。

还有中国人特看重伦理情谊，如父慈子孝之类，其精神恰与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这是与“人生向上”同属理义之内涵的。“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便是我平素谈论民族精神所约举的八个字。除此之外，更无其他。这固然是中国的民族精神，其实原本是人类精神，不过一向郁而未发。但在不久之将来，时机一到，它便发出来了，世人希望之世界和平，亦即奠立于此，却不在武力经济又回，到福利经济。

说福利经济有一天要结束，究竟在哪一天呢？人类精神发出来的时机，又在何时呢？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早经指出说过，这就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二者原不可相离）将要完全实现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个人间的生存竞争停止，人们开始协力共同对付自然界，利用厚生之事，全有团体负责。于是人对物的问题推后一步，人对人的问题则提到前面来。由于人对人的问题置于人对物的问题之上，义的观念乃始居于利的观念之上。此一理论，说起来话长，非本篇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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