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活动家王昆仑引领红学研究一代潮流。

这本书虽然叫《红楼梦人物论》，但实际的论述，何止是人物？王昆仑是从总体透视了这部书才着手写“人物论”的，因此，他在“人物论”里，常常表现出对《红楼梦》的总体的认识。

王昆仑的《人物论》，不仅对所论人物精到准确，而且是举一得三，往往在一个人物论里，就纵横排比，涉及到不少人物，这说明他是全局在胸，然后才下笔分别作特写的。王昆仑是从总体透视了这部书才着手写“人物论”的，因此，他在“人物论”里，常常表现出对《红楼梦》的总体的认识。

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代序)

花袭人论

晴雯之死

李纨与秦可卿

大观园中的遁世者——妙玉、惜春、紫鹃、芳官

政治风度的探春

平儿与小红

《红楼梦》中三烈女——鸳鸯、司棋、尤三姐

贾府的太太奶奶们

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

刘老老是丑角吗？

王熙凤论

贾府的老爷少爷们

贾府的奴仆们

史湘云论

薛宝钗论

林黛玉的恋爱

黛玉之死

贾宝玉的直感生活

宝玉的逃亡

后记

贾府的太太奶奶们

(一)

旧中国时代，不知印发出几千万张妇女们的“讣文”，而那上面的妇女没有一个不是“完人”。因为她们既做了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就必须依照社会所规定的礼教条款做人行事，不许你不“贤”不“良”。因此，饱受压迫，毫无抗拒，叫做“淑德可风”；劳苦一世，饥寒至死，叫做“懿范长存”。倘或实际上“德”不好，“范”不够，吝啬的就说做勤俭，刻薄的说做精明，糊涂的叫做宽厚，懦弱的叫做温柔。字典上有的是好听的词汇，可以随意选用。只有对那些刚强反抗的叫做泼悍，争取恋爱自由的叫做“淫奔”，为“万人咒骂”，“天地不容”，不能给予讣文上的地位。

能忠实坦白地记述中国妇女生活的不是讣文，甚至也不是某些史传，而是许多的民间传说、诗歌、戏曲、小说。人们只有从《西厢记》深刻地认识了莺莺、红娘以及老夫人的性格本质，只有从《水浒》中才能生动地看见孙二娘、顾大嫂那种农民革命的女英雄形象，从《聊斋》中看见多种多样的妇女类型。《红楼梦》作者自序说要写出多少可称道的好女子，但也恰如其分地刻画出身居贾府主人行列中王夫人、邢夫人、尤氏、赵姨娘这些太太奶奶们不同的精神面貌。这些充当贵族家庭的母亲、妻子、嫂子、儿媳妇、孙媳妇或是侍妾的妇女，如果在“讣文”上，自然也都千篇一律地变成“完人”了。可是不幸她们出现在曹雪芹笔下，就或明显或含蓄地暴露出她们的真实。为什么作者对这些妇女和那些少女们采取了正不相同的态度呢？是不是真如贾宝玉所叹息的，她们沾染了男人的习性，从珍珠变成鱼眼睛呢？主要是她们和老爷少爷们都站在统治人欺压人剥削人的一边，她们是贾府统治层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

如果我们以为走进荣国府的内院正房，一定会先看见这一个大家庭的主妇王夫人，她既尊严又和蔼地坐在那里处理一些重大的家务，那就错了。王夫人是一位出身显贵家族、现在又身居统治地位的近老而未入于老的妇人。她的兄弟王子腾是当时的京营节度使(京师卫戍总司令)，从来又升任到九省都检点(九省军事总指挥)，官高势重，是贾府的重要奥援。她的娘家侄女王熙凤嫁到贾家，做了王夫人的侄媳妇，正在替婶婆婆——又是姑母来管家。当今皇帝的宠妃元春，是她亲生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所生长子贾珠不幸早死，次子宝玉就成了贾府全家属望传宗接代的“凤凰”。如此看来，王夫人应当是一位既有“福”更有“权”的夫人了。可是贾母说她：“可怜见的！不大说话，和木头似的。”王夫人上有一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太上皇”贾母，下有一位大权独揽、骄横跋扈的当家媳妇王凤姐，再加上丈夫贾政身旁还有一房秉性阴狠的侍妾赵姨娘，又生了一个卑鄙下流的儿子贾环。同时，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千头万绪层出不穷的刺激，上上下下男女老幼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纠纷，实在使得这位太太，精神不够使用，心情永远阴沉。她的吃斋、念佛、好静，只能看做是无可如何的逃避。她的生活乏味，应付无方，不正和贾政老爷恰恰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

王夫人和贾政是自觉到已人于没落阶段的统治者，她和他恰恰就是这种模样：时而懵懵懂懂，时而战战兢兢，时而心灰意懒，时而狠毒顽凶。有一回王夫人似乎觉察到凤姐克扣“月银”，心有所疑，她就问道：“月银可都按月给她们？”“前儿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半钱。”于是凤姐当面推诿弥缝了一大套，王夫人只能“听说就停了半晌”，再没话说。可是凤姐呢，一走出门外，就故意向奴仆们大发牢骚：“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从今后倒要作几件刻薄事了。”这是既向着奴仆们更向着王夫人的一次示威。家里的具体事情是不许王夫人过问的，她在贾母、贾政、王熙凤面前都是无发言权的弱者。

不消说，在王夫人生活中最无可奈何的还是对待她那“命根”贾宝玉。儿子生下来不久，丈夫贾政就断言从这位高贵的夫人肚子里孕生下来的是一个“淫魔色鬼”。从她自己看来，这儿子也确是一个“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自己生命中最指望的人偏是这样不合理想。这位夫人在念佛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常从意识的底层浮现出来的，总是宝玉这一个本应是可爱实在又可怕的影子吧。是谁把他管束坏了？是谁把他引诱坏了？他得宠爱于祖母，常常厮混在姊妹丫鬟队中，但对生身的母亲除幼小时“扭股糖”撒娇装小之外，随着年增月长，越来越格格不入。有一次王夫人问起黛玉的病，对于一种药丸子想不起名字来了，宝玉就乱猜一阵——

……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拍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钗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也糊涂了。”宝玉道：“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宝玉道：“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宝玉站在当地，听见如此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我说的倒是真话呢，倒说撒谎！”(见第二十八回)

这一段似乎无足轻重的插话，实是揭露王夫人对儿子的不信任，宝玉对母亲的不尊敬。

王夫人平日对儿女们如何生活是一向不闻不问的。我们也看不见她对儿女辈的亲切关怀以及对家庭中问题的公平处理。宝玉、史湘云等也都说过：“太太屋里，人多口杂”，对她周围的混乱不满意。凤姐生病，探春、李纨等代管家务，兴利除弊，颇见成绩，显然是有利于贾府家道，但王夫人却并不支持这种“新政”。贾母不满意邢夫人替贾赦来讨鸳鸯，竞误责王夫人，她自己不能有一言之答，也更无别人为她说一句公道话，探春挺身而出替她剖辩，事后王夫人对探春毫无反应。王夫人平常所亲近信任的是谁呢？娘家人薛姨妈和薛宝钗。此外，就只有放任王熙凤的专横贪污，信赖周瑞夫妇和王善保家的这般豪奴恶仆了。

也许不止于一个薛宝钗说王夫人是“慈善”的人。王夫人对被压迫的人们是善良的吗？她一怒而打了金钏儿，无论怎样跪地哀求，都不能引动她半点慈悲，终于把一个供她奴役十多年的、r鬟撵出去，逼得跳井自杀。王夫人再怒而抄检大观园，把一个无罪的晴雯和芳官、四儿等撵出去，于是晴雯又死在这太太的铁掌之下。而且那些年轻的姑娘、丫鬟、女优伶们暂且栖息成长的小小绿洲，就遭到无情的扫荡，从此凋残零落，那下一代幼弱可怜的一点新芽就此摧毁殆尽了。贾政毒打宝玉，明说是为了除将来之害；王夫人之摧残少女，明说是为了怕勾引坏了宝玉。实际上，她的打击面要比贾政大，她的摧毁力要比贾政深。她以“保护”宝玉的名义来禁锢宝玉，不是为了巩固那摇摇欲坠的统治吗？

作者写王夫人不同于邢夫人，正和写贾政不同于贾赦一样。对贾赦和邢夫人只简单直率地谴责就够了，因为即使处在封建时代中的读者也能对他们一目了然。而贾府传统的卫护者，封建统治的正面代表，就必须像贾政和王夫人这样，写出在他们似乎严正与善良的形象之内包含着垂死挣扎的凶残。

……

P88-92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我父亲写的《红楼梦人物论》终于再一次跟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忍不住心头的喜悦，借《后记》说几句话。

这本书是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父亲一生喜爱文学，但远在40年代之前，早已舍弃个人喜好，从政多年。为什么此时此刻又突然搞起文学研究来呢？直接的原因是我母亲曹孟君主编的杂志《现代妇女》需要一些文艺性的文章。当时的重庆，大雾漫漫，荆棘遍地，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与工作都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能在艰辛之中研究一下《红楼梦》，也是另一种战斗，也算得上是一大快事。于是我父亲在“工余”之时，索性“躲进小楼”，著书于“坚庐”(在重庆时，我们住在七星岗巾苏文化协会旁一座木结构的楼上，每逢有人缘梯而上，整幢楼房都像会摇摇晃晃。我父亲却把我家住的三间小屋称之为“坚庐”)。

那时，自然谈不上对曹雪芹的身世、思想等等做科学的研究，我父亲连《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也找不全，单凭手头的程甲本、程乙本。我至今还记得那些陈旧而发黄的书页中夹满了父亲放进去的小字条。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在青木关的一个中学住读，遇到寒暑假才能回家。如果能为父亲笔录一两篇人物论，就会感到分外的高兴。

《红楼梦人物论》从重庆写到上海，前前后后一共十九篇，全用“太愚”的笔名在《现代妇女》杂志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父亲的老友韩侍桁老伯喜欢这些文章，于是要了去，在他主持的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仍用“太愚”的笔名，这时已是1948年1月的事了。

解放以后，也曾有出版社想再版——总算是我国《红楼梦》研究的沧海一粟吧，何况它还带着40年代的时代气息。然而，我父亲坚持要修改，于是一直拖到1962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当时，除了对宝玉、黛玉、宝钗三位主要人物的论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修订之外，其他十四篇统统改好，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

可惜的是，建国后再版的《红楼梦人物论》未曾把原来的“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和“宝玉的逃亡”以及“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等章节全文刊出。日前，北京出版社决定按原貌再版，我十分赞同，能让读者看到六十年前《红楼梦人物论》的相貌，这对作者以及读者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

王金陵

2003年9月

只要《红楼梦》存在就需要这本《红楼梦人物论》的存在。

——冯其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