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同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投身中国革命，不久即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名将。全国解放后，他领导建设新上海；接着，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成为二十世纪国际上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在陈毅同志光辉的一生中，这些无疑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他还有着更加显赫的一页，这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辉煌业绩。

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把“文革”中的陈毅同志写得桐栩如生，气势磅礴。对周总理、老帅们和其他同志的描述也都动人。写的虽是惨遭浩劫，但充满着浩然正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读着使人沉思、振奋。尤其是对陈毅同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党为国直言无讳的精神，写得比较突出和生动。

陈毅元帅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叱咤风云，战功卓著。他在“文革”中的事迹同样生动、丰富、感人肺腑，是他光辉一生极为重要的部分。本书作者怀着热烈真挚的感情，以简洁、朴实的文笔，真实、准确、形象地再现了“文革”的历史，讴歌了陈毅元帅在极其严峻的考验面前，光明磊落，刚直不屈，直言敢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书中有惊心动魄的斗争，有胜似兄弟的革命友情，有重大政治事件的生动描述，也有陈毅元帅与亲人们的悲欢离合。读来催人泪下，发人深思。

序言

序章

第一章 工作组是中央派的，我投的是赞成票

第二章 我就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运动

第三章 只要我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第四章 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第五章 我以犯错误比你们多的资格向你们讲话

第六章 周总理对我的指示：“陈毅不要讲话！”

第七章 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

第八章 我是右派还是左派，历史最终会弄清楚

第九章 我坚持我的看法。这个观点一定要报给毛主席

第十章 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那是造谣

第十一章 我71岁，又得大病，但雄心壮志犹存

第十二章 ……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第十三章 最后是追悼会，当然是别人开，自己不能参加了

代后记 向224位老师致军礼

“边干边了解吧！”陈毅接口说，“其实，我们都是仓促上阵嘛！”他略微耸耸肩，随即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开始布置任务。

“对外文委摊子最大，几千号人，一日无人发号施令，就会影响外事交往，影响国家声誉。”陈毅沉吟片刻，接着又说：“你们这次去，第一要稳，要把情况搞清楚，不要轻易表态。李昌、宋一平都是老同志，又是候补中委，对他们不可轻率。都是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嘛，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帮助，‘洗洗澡’，自己‘下楼’。第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挫伤，你们要在群众中冷静地多听，多观察，多动脑筋分析问题。文化革命是第一次搞，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这次由你们二位担任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你们既要大胆领导，又要谨慎行事。运动的情况及时给我通气，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我相信你们能胜任这个领导工作！”

一番话语重心长，刚才还有些怯阵的孔筱，脸上浮现出微笑，是为陈毅的信任，也为肩上的重任！

文革中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像打哑谜似的苦闷滋味，没当过工作组成员的人，是无法体味到的。

当孔筱再一次走进陈毅办公室时，胸中可谓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前天，她是在欢腾的锣鼓声中，被群众夹道迎进对外文委大门的。仅隔一天，就因为欢迎大会上，李昌、宋一平同志上了主席台，一部分群众就刷出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理由是“死保当权派”。

如果仅仅如此，她也不会气恼，她相信政策的力量，只要工作组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误解是能消除的。令她不安的是，今天贴出一张刺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批判陈毅六二年广州话剧、歌剧、儿童剧编剧座谈会上的讲话》。她细读了大字报内容，除了“严重罪行…‘反动言论”等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外，竟没说出一点道理。相反，把陈毅阐述的党对知识分子的一贯政策，也当作修正主义批了。她让人帮助抄了一份。她知道，自己唯一正确的作法，是将底稿交给陈老总。

陈毅戴上花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坦然一笑，说：“写得不错嘛，就这样转报中央。”

“怎么？”孔筱很觉意外，“这种通篇污蔑谩骂的大字报还报送中央？”

“怕什么！”陈毅直率地说，“这算客气的嘞！你没看见外语学院贴出的大字报，那才叫惊心动魄嘞！说什么外交部是个黑帮窝子，陈毅是个黑帮头子，是个大头子嘞！我原封不动地报到中央去，我怕什么？！我对那些娃娃们说：听说你们贴了不少的大字报，你们最好贴一张不要我当外交部长的大字报，这样，我就可以以此为据，向中央提出辞职了。搞外交工作太累人了嘛！”

孔筱和在场的其他同志都被陈毅乐观风趣的答话逗乐了。

“话是这么说，不过，群众提出意见嘛，还是应该给个回音的。”陈毅说着，自己摊开纸笔，刷刷刷写了一页半，递给孔筱说：“喏，这是我对文委同志的答复，请你转交一下。”

孔筱接过来一看，“高价征求意见，欢迎同志们批评”的标题下，陈毅的表态真诚恳切。她被陈毅镇定的情绪、坦荡的胸襟深深打动了，进门时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当夜，她找了两张大红纸，将陈毅的公开信整整齐齐抄好，紧挨着批判陈毅的大字报贴出去。P17-19

陈毅同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投身中国革命，不久即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名将。全国解放后，他领导建设新上海；接着，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成为二十世纪国际上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在陈毅同志光辉的一生中，这些无疑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他还有着更加显赫的一页，这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辉煌业绩。

我有幸在“文化大革命”这艰辛的年代较多地接触到陈毅同志。我听到他说过：“如果我乖乖的不说话，在中南海是住得下去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要说话！”

在中国革命的多次危急关头和转折时期，陈毅同志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与敌人战斗，这是很不容易的。而在十年内乱中，陈毅同志又一次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忠诚地、英勇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捍卫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大家铭记和学习。

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把“文革”中的陈毅同志写得桐栩如生，气势磅礴。对周总理、老帅们和其他同志的描述也都动人。写的虽是惨遭浩劫，但充满着浩然正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读着使人沉思、振奋。尤其是对陈毅同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党为国直言无讳的精神，写得比较突出和生动。

我们战斗的共产党需要这种精神。

我们改革的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我推荐这本书的用意主要在此。

1985年1月8日

代后记向224位老师

致军礼

这是1983年12月26日晚上。

“铁竹伟同志，王老正在作治疗，请您最多谈半小时。”推开王震同志办公室门之前，身材魁梧的警卫秘书手扶门把，轻声叮嘱。

我知足地赶紧点头，心想，一位75岁的老人，已经工作了一整天，晚间是不宜太伤神的。我看了看表，7点30分，按预定提纲核实几个关键性材料，8点离开，时间绰绰有余。

然而，待警卫秘书送我出大门，道别时，我内疚地不敢正视他的眼睛。我沿着寒冷、空寂的胡同快步奔跑，赶上了一班14路汽车，横穿长安街时，电报大楼传来11下钟声。

这一夜，我始终无法安睡。打开录音机，王老款款而谈，从井冈山与陈毅元帅相识，到延安窑洞中好友重逢；从建国之初赴任前的话别，到“文化革命”中亲携小孙女为陈毅元帅哭灵送行……话语敦厚朴质，感情真挚动人，听着听着，我眼前浮现出王老银白的头发，理疗垫上略显浮肿的双脚。我大滴的泪水涌出眼眶，流入嘴中。我品出泪水包容着丰收的喜悦：王老提供的珍贵史料和细节，帮我向“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元帅又靠近了一步；也包容着痛心的自责：我真糊涂，只顾专心倾听、思索，竞让一位高龄老人、沿着充满悲欢离合的思路，一气谈了两个半小时！我当过护士，遵医嘱老人夜间禁忌过分激动的，万一……。我深觉自己负了债，对王老，对王老的亲人，对王老的秘书。直至一两天后，我从报纸上看到王震同志笑容满面接待外宾的照片后，才略觉松了口气，同时顿觉肩上又添了一份责任，一份学生承蒙老师以心血教诲，务必要交出一份高质量答卷的责任。

当我写完《霜重色愈浓——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之后，1985年送请王老审阅，王老欣然为此书作序推荐。

《霜重色愈浓》现在《昆仑》杂志上连载，然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然而，在征询各方面意见时，我仍觉余言未尽，因为这几年中，像王老这样给我教益和帮助的老师有224位，其中有23位曾数次乃至七八次地为我提供材料，解答疑难，我无法一一登门致谢。况且，岁月无情，谭震林、廖承志、粟裕、肖华、乔冠华等等同志均已先后故世，只能从录音机里听到他们爽朗的笑声……

偏巧，《书林》约我写篇体会，我欣喜若狂，立即应承。我终于找到一席讲台，能让我整好军服，以笔代手，向我的224位老师致军礼！

陈毅元帅在“文革”中这个写作任务，我是毛遂自荐争取来的。那是1981年10月中旬，我毫无顾忌地立了“军令状”：半年访问，一年成书，并自信采访写作时间还有缩短的余地。为啥？我自认为已占全了“天时，地利，人和”。六中全会决议发表，“文革”中大是大非已有定论，此乃天时有利；我曾亲身经历“文革”，并在一次偶然机会见到了陈毅元帅，虽说一晃15年逝去，可是，陈毅元帅正气凛然、横眉冷对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有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此属地利；至于人和，我更有十二分把握：每当我把参加“青年陈毅”一段采访和“陈毅市长”一段采访写作时搜集来的“文革”中陈毅的故事讲给伙伴们听时，她们都为老总敢讲真话、嫉恶如仇的品格拍案叫绝。像要给陈毅戴高帽子去接见外宾；陈毅说：“翻开《毛主席语录》376页，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等等细节，只要一想到这时陈毅元帅炯炯双目、铿锵话语，我便浑身热血沸腾，仿佛已经把握了陈毅元帅的脉搏，甚至感到，即使不再采访，就凭这几块材料，也足以写出陈毅元帅的浩然正气。

然而，时过不久，事实给我迎头一击，使我大受震动。因为经过一段访问证实，陈毅元帅在“文革”中并没有戴高帽子游街；没有批判“文革”的发动是“乾纲独断”；更没有说过“翻开《毛主席语录》376页，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外交部的同志还介绍说，陈毅同志去世后，周恩来总理曾经亲自召集了干部会议，专门核实这件事，经过回忆，大家都证实陈总从来没说过这句话，而是某校一名颇有表演才能的四川籍学生，模仿陈总的讲话声调，制作了一盘所谓“批判现场录音”在外交部门口反复播放。他以标准的四川口音，不仅欺骗了过往群众，也蒙骗了一些在陈毅元帅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听罢沉吟片刻，动感情地说：“最后还是主席自己亲自补上了这条语录。”(毛泽东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这句话。)

这件事引起我深深的思索：“文革”之中，林彪、“四人帮”恣意横行，深受压抑的人民群众，往往把强压心底的意愿，借英雄之口抒发；把心中的怨恨，借英雄之口痛骂。有关陈毅元，帅的口头文学的流传，曾在“文革”中发挥出鼓励干部、群众直面惨淡人生的力量，但这毕竟不能成为文学传记的素材，必须忍痛割舍，然后再铺开采访面，掌握大量生动而且真实的材料。

外事口的44位老同志，先后在陈毅元帅、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16位同志以及陈总的亲属、子女是我第一批老师，是他们一次次细致入微的回忆，使我逐渐熟悉了陈毅元帅在“文革”中充满痛苦忧患的经历，心灵也受到了异常强烈的震颤。与此同时，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处提供的材料和新华社图书馆内藏的四千多本“参考资料”，帮我掌握了陈毅元帅“文革”期间的一些重要讲话和主要活动内容。

手头记录本增多了；录音整理稿增多了；复印件、抄录件增多了；自己按陈毅元帅活动日程、内容整理出的卡片，叠起盈尺有余……然而，掌握材料越多，我越感到恐慌、茫然。“文革”情况复杂，犹如捉刺猬，不知从何下手，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我经常按捺不住，要与录音机、记录本中的陈毅元帅“辩论、争吵”。我无法忍受陈总所遭受的侮辱，不能理解他的忍让和违心检讨！夜深人静，甚至情不自禁地流着泪责怪陈总：为什么不告老还乡，到天府之国、到人民之中安度晚年？！这种情绪是我参加写作《一个人和一个城市》时所没有过的。我真留恋那位坦荡直谏、笑声爽朗、“一闲对百忙”的陈毅市长。

记得有一位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他噙着热泪讲起总理晚年轶事时，使我受到了触动，憋不住提出了类似上述的“为什么”。他沉吟片刻，感慨地说：“总理心中只惦着党和国家的利益，只要有利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个人恩怨、荣辱又怎么可能捆住他的心呢！”

我的心弦被轰然拨响了。两年前，老首长郭化若同志提过的一个严肃问题猛然回到我的记忆间：“到底是陈总改造你们，还是你们改造陈总？！”是啊，写顺境中的陈总，似乎这不成问题，但是，写逆境中的陈毅元帅，如果不能真正触摸到他思想感情的脉搏，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主观地以八十年代最新政策或以我自己的喜怒好恶去理解和解释陈总的举动，都不可能真实准确地再现陈总的本色形象。这使我意识到：采访面必须加宽加深，必须向高层一一即当年和陈毅元帅一起参加政治局会议，一起处理过“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领导人中寻师求教。

领导非常支持我的观点，军区党委分工负责传记组工作的孙克骥副政委鼓励我说：要想方设法在老同志中搜集材料，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材料丰富，感受深刻，才能事半功倍！文章能发表最好，即使发表不了，也是给后来人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我按照陈毅元帅“文革”中活动的线索排列出访问名单之后，自己也吓了一跳，除了少数已经离休的老同志外，绝大多数人中，有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家领导人，有各部委办领导人，有省市委第一书记，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他们大都已逾花甲古稀之年，工作繁忙，而且分散于全国各地，依次登门拜访求教，谈何容易？！不过，既然认定要访，我便不遗余力！

一次我在北京采访，去京西宾馆看望参加人大会议的父亲，走廊里迎面碰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父亲与他们打招呼，我心里猛地亮了：每年召开“人大”或党代表大会时，要访问的领导同志多半云集北京，况且大会期间，无政务缠身，自由活动时间相对多些。这是访问的有利时机。我开始渴望父亲的支持。我父亲是位“三野”老兵，陈毅元帅当上海市长时，他曾几次向陈市长汇报过公安警卫工作，对陈毅元帅感情真挚、深厚。但我又熟悉他的为人，最反感孩子扛牌子，拉关系，主张走自己的路。我忐忑不安地提出请求。父亲没有迟疑，说：“你年轻，要想写好陈总，是必须拜老同志为师。把介绍信带好，我帮你联系几位。”此时，我在父亲眼中是一名战士，一名需要陶冶、锤炼才有能力表达“三野”老兵对陈毅元帅真情实感的新兵！

万事开头难，我感谢父亲帮我打开一个局面；我也庆幸在军报当过三年半记者磨厚了脸皮，只要敲开一个门，我就“粘”上去，努力实现预先定好的“三步曲”：请首长把了解陈总的点滴情况尽量详尽地介绍；请首长谈谈自己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和对“文革”的认识过程；请首长帮我联系几位采访对象。于是，采访网终于在领导层撒开了。

1982年严冬，身体欠佳、依在宽敞躺椅上输液的叶剑英元帅接见了我；转年春天，精神矍铄的徐向前元帅在书房给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繁忙的聂荣臻元帅暂停了对自己回忆录的斟酌，介绍了老战友陈毅历史上和“文革”中的主要经历。京西宾馆敞亮的九楼西头卧室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以流利的藏语动情地谈起与陈毅元帅的交往和怀念；典型、宁静的四合院里，谭震林、廖承志、张爱萍等老首长分别接见了我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里、中南海国务院办公楼内，中组部、中联部、中调部办公室里，杨得志、谷牧、方毅、宋任穷、李一氓、罗青长、陈楚等同志谈锋矫健；无锡太湖边幽静的宾馆里，姬鹏飞同志娓娓而谈……

这样的访问，时间充裕时，促膝长谈往往可达一两小时。陈丕显、江渭清、张劲夫、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傅崇碧、秦基伟、宋时轮、张震等首长，给我展示了许多关键性的历史画面，生动、具体，感人肺腑。时间短暂时，只有十分钟、半小时。二访李德生司令员，是中饭后，李司令一边步行攀登九楼，一边喘着粗气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二访杨成武司令员，原先约好中午时间，被突然而至的来客占用了，送走客人后，杨司令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活动四肢以驱赶疲劳，口中不断回答着我的问题，我则像他的影子，手提录音机，随着他走过来，走过去……

我无法一一列举所有老师的姓名，也不可能重复他们给于我的全部教诲，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众位老师所讲述的陈毅元帅的材料较之以往已掌握的材料更深刻、更生动，他们坦率讲述的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思想认识过程，促使我不断思索着许多问题。为什么林彪、“四人帮”监禁他们时，多次奉送成瓶的安眠药、小刀、绳索，并不断启发他们“自杀是最好的解脱办法”，“一了百了”，而他们却宁愿忍受非人的待遇，作出了把牢底坐穿的抉择？！为什么被戴着“走资派”帽子，下农场、工厂、连队“改造”，酷日寒风无情折磨着他们带着枪伤的躯体，他们依然艰辛尽力地劳作，充满信心地生活？！为什么有的曾因“最高指示”锒铛入狱、家破人亡，甚至自己也险些丧命，谈及领袖的错误，却像看到亲人失误一样痛心、沉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客观公正地评价是非？！是因为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有坚信真理必胜的理想和信仰；摆在他们心中最重的事业是党的兴败存亡；他们对领袖的尊敬，并非靠“一句顶一万句”吹捧树立的，而是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培养起来的。领袖在这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心目中从来是位革命伟人而非超世神人。所以，对他的感情不会因其正确便“无限崇拜”；也不会因其错误便全盘否定，宛如仇敌。

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我逐渐触到了堪称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代表之一的陈毅元帅的博大胸怀和思想感情的脉搏，看准了自己与陈总，与老一辈革命家之间巨大的差距，开始有意识地克服自我感情的替代，力求避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竭尽全力追求真实展现陈毅元帅的神采风韵。此时再细阅采访记录，犹如登上太阳山，处处是黄金；提笔疾书时成竹在胸，犹如喜获马良之神笔，能画龙点睛。我时常想，如果说《霜重色愈浓》中的陈毅元帅的形象还有几分神似，那么“形”和“神”的统一，全仰仗224位老师的指点。如果不是这样，哪怕有神工之笔，写出的人物，充其量只是名唤陈毅的铁竹伟，挂着元帅军衔的“上尉营长”！

在224位老师之外，还有几位我的老师，他们是负责审稿的众位领导和我的责任编辑，没有他们的裁剪与整理，文章会像一个头发蓬松零乱，衣裤长短不齐，没人愿“娶”的灰姑娘。特别想提一笔的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传洪社长，他在病中，几乎是两眼贴着稿纸(眼睛高度近视)一页页读完我的那本尚未誊清、字迹潦草，长达三十七万字的初稿，并在稿上留下了娟秀整齐的蝇头小楷。

书的作者只署了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全书包容着多少人的汗水！其中也有公婆、爱人的全力支持和我年幼女儿总在思念云游在外的母亲的泪水。

搁笔之前，我习惯地望着案头陈毅元帅含笑的照片，说句心里话，您是我的老师，您又为我请了200多位老师，我无权独吞这一大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我要继续用笔穿针引线，把散落在人世间的大颗大颗珍珠串起，献给我们的祖国和后来人。

1985．9 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