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了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这场“改革”的“关键”时刻，它的引发者李昌平却辞职离乡、南下打工去了，离职前通过媒体呼吁“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本书记述了这次代言和那次“改革”以及代言者的命运。从中可知，经历一段白领打工者生涯之后，李昌平已经转向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职业性研究。

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怀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深切忧虑，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用扎实的数据、详尽的材料，向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基层情况。

中央领导人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监利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由此掀起“三农”问题关注热潮。

本书完整记录事件始末，作为深入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典型案例，折射出基层农村改革的真实情况。

序一／1

序二／3

写在前面／5

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1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15

未雨绸缪／29

中央领导情系棋盘／37

中央与地方的对话／43

一样的事实，不同的态度／55

朱镕基第二次批示／61

真领导，假领导／73

提前引爆定时炸弹／85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09

监利经验／117

生死之间／13l

正义与良心的声援／149

赶不走的记者，提心吊胆的Y书记／163

在棋盘的最后十天／171

“女儿何时能回到您身边”／187

前车之鉴：安徽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195

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213

“茶卜事件”真相与李昌平被撤职内幕／227

巧遇桂晓奇：一本奇书，一桩奇事／235

我爱深圳／239

反思监利改革／243

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247

离开故乡的监利人／259

李昌平不能“死”／271

假如我是“钦差”／281

回首灾难深重的家园／299

附录／315

老同学教我如何做官

初六的早晨8点钟，李先进约来了14个高中时的同学。他们中间有乡干部，有村干部，有老师，有农民，也有做生意的。男的12人，女的2人。

十几二十年不曾见面的老友，重新相聚自然格外亲切。

我向大家致过问候、叙过旧情，便请先进代我安排娱乐活动。我拜托老同学们边活动还得边思考，我要向各位老同学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做一个好官，我该怎么做！

下午，我将各位同学请到乡会议室，诚请他们教我如何做官。

第一个发言的是阮仁德，时任棋盘乡党委副书记，在棋盘当乡干部已有15年。他的发言让我大吃一惊。

他说，他在棋盘工作的15年中，送走的党委书记前后有五六个。这些书记刚开始上任时，个个都表白要当一个好书记，可是没干上几个月，都好像忘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初衷。用老百姓的话说，他们都变成了“昏官、庸官、贪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一届比一届差；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一届比一届低。无一例外，到处都一样。

阮仁德说，他陪同过的书记中，也不乏真心实意想做好官的人，但最后总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同流合污。

为什么会这样呢？阮仁德进一步解释说：

“首先，干部的利益已经发展成为与老百姓利益无法调和的特殊利益，这使得在局部地方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成为自欺欺人的假话。1986年，棋盘的行政干部不到15人，财政税务仅3人，没有工商所、司法所，派出所也仅有2人。那时候吃皇粮的人少，农民的负担也轻，老百姓种一亩田的负担总共才十多块钱。一直到1992年，一亩田的负担也没有超过30元。可是现在又如何呢？一亩田的负担已经超过了200多元。就这样还是不够用，还是负债累累。现在全乡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和棋盘籍在外工作的干部，加起来已有2000多人。他们自己要吃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吃农民，吃农民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一个乡党委书记根本无法抗拒。”

“乡党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从理论上讲是人民群众，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内，具体到一级组织或一个人的权力基础，那就不一定还是人民群众，而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

“具体到棋盘乡党委书记而言，其权力基础就不是棋盘人民群众，而是棋盘吃‘皇粮’的一群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对于棋盘乡党委书记是应该提拔还是应该降职这样一个问题，棋盘乡的人民没有发言权，棋盘吃‘皇粮’的人有发言权，上级机关的党政领导有决定权。这总是事实吧？”

“所以，每一个乡党委书记出于巩固自己权力的需要，都会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去维护同级干部的利益和上级领导的利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假如有一个乡党委书记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牺牲干部或上级的既得利益，他一定可以得到一个清官、好官的名声，同时也意味着他必须付出失去权力和私利的代价。”

阮仁德越说越激动，最后站起来，走近我，十分真诚地对我说：

“老同学，你来棋盘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你的言行时常表现出不落俗套和与众不同的风格。作为班子中的一员，我想对你说，做个好官太难；作为同学，我想对你说，做个糊涂官最好；作为棋盘乡人，我想对你说，棋盘需要清官！”

如果说阮仁德的一番话让我大吃一惊，那么有位做生意的姓何的同学的发言，不仅让我感到惊讶不已，而且让所有在座的人都惊讶不已。

他说，他既恨贪官，又爱贪官；既恨腐败，又爱腐败。希望别人做清官，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

这真是奇谈怪论！

他进一步解释说，他恨贪官是因为他赚钱必须分给贪官，有时还是自己喝汤，贪官吃肉。他爱贪官是因为他必须拉拢、依靠贪官赚钱。他恨腐败是因为腐败不能产生公平竞争的环境，他爱腐败是因为腐败能够让他找到花小钱赚火钱的窍门。他希望别人做清官，是因为那样有利于自己更容易地发财，他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是因为他可以利用同学关系官商结合发大财。

当商人和贪官结合在一起时，经济改革的结果一定是强盗资本主义。

一位姓黎的同学所说的话，让所有人的心都感受了一次强烈震撼：

“我去年种了30亩地，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倒贴了2000多元。排渍的时候，电管所的说村里欠电费，给你停电。村里不得不给电管员送烟、送酒、送钱，还要把电管员请到村里，杀鸡、宰鸭、买鱼买肉、好酒好茶地款待，否则淹死你也不给你送电。老百姓的庄稼被淹，当官的和管电的却划拳饮酒，不慌不忙。……我真想杀人！”

“粮食收获了，国家定价每一百斤55元，可是粮管所收购的时候，每一百斤只给你38元，就这样还要想方设法地限收、拒收。有时为了卖掉一袋粮食，要在粮站连续蹲上几夜，不送礼就不收。我家卖粮食都是我父亲去，我怕我自己去了，见到那些狗日的没良心的收购员，会控制不住自己，放火把粮站给烧了。”

“禾苗刚栽下去，干部就来收钱，一亩地200多元，一分都不能少。如果田里正缺肥，把钱都花掉买肥料去了，要求迟几天，人家却坚决不允许。闹不好，当官的不由分说，一不交钱就关人、打人、罚跪。我真想不通：农民也是人，我们的干部都出身于农民，都靠农民养活，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农民客气点儿？看到那些行为作风简直像日本兵一样的收款队，我就真想和他们同归于尽。”

这位老同学接着对我说：

“老李啊！当初我们在棋盘中学读书时，和我们一般年纪的人基本上都能上高中，这你是知道的。现在怎么样？现存咱棋盘能读高中的学生还不足20％啊！好多女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南下打工去了，哪里是打什么工啊！去卖肉！我隔壁的两个女孩子，一个18岁，一个16岁还不到，已经在外‘打工’两年了，家里就靠这两个女孩子‘打工’的收入交税费，养活全家，还要支付她们母亲的药费。”

“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长年在外谋生；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我们净养活你们这些干部、奸商了！而你们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农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有时候，我真的想死！”

“现在的农民有多苦，你们没有亲身体验，你们不知道；现在的农民在想什么，你们没有与之交真心，你们不清楚。我是个纯农民，我最清楚。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我失去的只是贫穷、锁链、卑贱，我渴望得到的是小康、自由、尊严！”

“老李啊！你能邀请我来坐坐，我很感激。如果你不是作秀，是真想听听老同学的心里话，听农民的心里话，那我就送你两句话：‘对农民好一点，对干部严一点。’你也出生在农家，当初你是班上最穷的学生，每个星期天，你都要去钓鳝鱼挣钱维持学业。在学校时，我就很佩服你是条汉子，我现在还经常用你的事例教育我儿子。老李啊！把你当初在棋中读书的精神拿出来，自食其力为官，两袖清风为官，相信你会是个人民拥护的好官。”

我的同学、朋友，我的农民兄弟，我可怜的衣食父母1

P11-14

自《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2002年1月问世至今，在很多场合，朋友介绍我的时候一般都这样说：这位是《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作者——李昌平先生。我经常被一些大学和基层政府请去给学生和基层干部做关于“三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的互动阶段，会有很多人说：昌平老师(同志)，你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是我们了解“三农”问题的必读书。最近几年，国内外向我求赠和求购《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朋友太多了，我以前在地摊上购买的600本盗版书，也只剩下1本了。社会上对《我向总理说实话》需求还很大，特别是与“三农”问题相关的大学、科研机构的师生和政府部门、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想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依然视《我向总理说实话》为必读书之一。

决定再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之后，出版社曾要求我对原书稿做一些调整，考虑再三，我觉得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好。因为真实。

《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1月出版以来，正好赶上中央将“三农”工作提升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了总揽全局的头等大事。这些年，中央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含金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基层干部群众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有很多读者特别希望看到我对2002年以来的“三农”政策和“三农”状况做出的评价，为了满足读者的愿望，在《我向总理说实话》再版之际，我的新书《大气候》也同时出版了。

将《我向总理说实话》和《大气候》两本书对照阅读，也许会更有利于读者认识“三农”问题。

李昌平

2009年2月

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杜润生

李昌平的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对“三农”问题最经典的概括。

——陆学艺

《我向总理说实话》描绘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潜规则体系，并且揭示了这个体系产生和演化的根源。……李昌平遭遇的内心矛盾，并不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他解决这种矛盾的方式，如同海瑞和彭德怀一样，都是不改变自己却企图借助最高层的力量改变现实的方式。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