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作者数年来的思考沉淀，结合当下重点热门话题，融入其对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形势、政策变化的最新观点，一气呵成地展现出作者对“三农”问题体系化的整体见解，延续了作者向总理说实话、向百姓说真话的仗义执言的代言者形象。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本书充分涵盖了三农问题的各大主要方面，包括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回顾，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道路，新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新农村治理制度建设，新农村金融建设，粮食与农产品安全问题，话语体系沟通，扶贫方式探讨等，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猪肉价格飙升等最新事件，以及三中全会文件、中央一号文件等最新政策，为您展现一个特殊视角下的中国农村。

第一章　回首30年——我们有最好的农民

　一、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

　二、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

　三、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四、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

第二章　新农村建设的大气候

　一、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表象、阻力与突破口

　三、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

　四、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

　五、“菲律宾道路”走不得

第三章　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展望

　一、地根经济与地根政治

　二、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

　三、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之优越性——与越南之比较

　四、土地重要，但不是首要问题

　五、“一分就富”“一分就绿”的林改神话

第四章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乡镇体制的变迁与重建

　二、乡村治理的困境

　三、农民组织化的政治意义

　四、村民委员会的改革与创新

　五、乡镇干部与乡镇改革

第五章　新农村新金融

　一、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

　二、农民合作互助金融发展现状与对策

　三、为农民的金融权利辩护

　四、试验和启示

第六章　粮食与农产品安全

　一、粮食与农产品安全的现状与意义

　二、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

　三、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四、猪肉涨价该如何“宏观调控”

　五、农产品（食品）安全与农民组织

第七章　生活之树常青，政策之树常青

　一、让农民成为“三农”政策的决策主体

　二、开发式扶贫模式该检讨了

　三、假如给我2万亿

　四、给我200亿，也行！

第八章　几篇扶贫日记

　一、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

　二、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

　三、百年石门坎

跋

后记

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2001年底出版，正好赶上“三农”工作被提升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了总揽全局的头等大事。这几年，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含金量有了很大提高，基层干部和群众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也迈出了很大步伐。我们惊喜地看到，严峻的“三农”问题的确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经常有人问我，对这几年中央“三农”政策和基层的改革实践怎么评价？我给大家讲几个《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没有收录的“改革故事”，这些都是我过去在基层工作时，亲历亲为的“改革故事”。也许从这些“改革故事”中，能够找到解读现在的“三农”政策和改革实践的角度。

故事一：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这个词是俄罗斯人创造的。俄罗斯人搞“休克疗法”的时候，我也在搞“休克疗法”。

1993年，我出任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书记，此时，我正值“三十而立”之年。

周沟乡地处监利县的水陆交通要道，是一个分别由分盐和黄歇两个大镇划出一块地盘而组建的新乡。建乡以来，乡干部间派系矛盾重重，工作难以开展，经济发展也严重滞后，穷得发不出工资，甚至乡干部们不得不在危房里办公。正因为周沟乡是个“野猪林”，所以，才让我这个最年轻的书记捡了个“便宜”。

当书记后，我请求县委配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做乡长，作为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决定要“不计后果”地大干一场。

俗话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决定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抓起。周沟乡的优势是交通便利，是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好地方。制约周沟乡经济发展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政府和部门干部“太狠”——卡、拿、O(吃喝)、K(玩乐)太厉害。乡干部和乡管的部门比较好办，我们将十几个办公室合并成五个办公室，将农业类的几个站所合并到农业办公室，将党务和群团系统合并成精神文明办公室，将党委和政府办公室合并成党政办公室，将财政、经管和政府财贸办公室合并成财经和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将城建和企管会等合并成发展委员会，这五个办公室的主任和副主任由党政副职领导兼任。难办的，是工商、税务、土地、财政、城管、派出所、司法所、环卫所等十多个具有收费收税权力，且直属县局管理的“执法”部门。我们决定用智慧“限制”这些偏好“寻租”的“执法”部门。

1993年底，我们秘密完成了一项调查，查清了企业主一年的上缴税费和隐性负担之间的比例，为1︰2以上，也初步掌握了一些执法人员违纪违法“寻租”的证据。

1994年正月初八，我和几位乡党政班子成员在乡政府设宴，给县直管部门、乡五大办公室、乡直企业领导和私营企业主拜年。席间，我逐一问及各个部门当年的税费任务情况。所长们都说，主管局下达任务增长太快，任务重，难以完成。我现场做了一下统计，所有任务不足200万元。

对所长们的抱怨，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早有准备的乡长，及时抛出了乡政府统筹完成税费任务的设想。这个设想很简单，就是各个部门的税费任务由政府分解，下达各个纳税主体——下达税费任务“明白卡”，纳税主体按照“明白卡”按月缴纳税费，年内业务增长不加负担，业务显著萎缩减负担，乡政府财政兜底。在乡政府设纳税(费)大厅，每个部门每月只需派一人参加两天的集中办公，每月24日为税费集中缴纳日，再由乡政府在2日将所缴纳的税费划拨到各个站所的账户或代为上缴到主管局的账户。每月欠收的部分，由乡财政垫付资金上缴。中途新办的企业，所增收的“计划外”税费，放在政府专户上由政府集中管理，转入下年。政府对部门的要求也很简单——各个部门都不准进企业收税费，仅各出一人，组建一支“公平交易执法队”，专施打击欺行霸市和不诚信交易者之职。如果企业平时需要部门服务，也可以在纳税(费)大厅集中办公完成。

这个设想，在场的企业主是求之不得，部门站长、所长也都觉得很省事。有几个部门站长、所长(事先安排的“托”)还提出要当场和乡政府签协议，也有企业主愿意当场缴纳全年税费任务。于是，我们当天就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形成了文字依据，所有参加会议的部门站长、所长及纳税(费)主体都和乡长签了协议书和保证书，我这个党委书记做了“公证人”。

这项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非常明显。企业主再不用每月花很多的时间陪形形色色的“执法”人员吃喝玩乐了，欺行霸市有人管了，农产品加工和集散很快活跃起来。当年就有福建、湖南等地的商人在周沟集镇上投资办厂，当年新增计划外税(利)30多万元。1993年，周沟乡是全县经济最落后、财政最穷的乡镇，到1996年，周沟乡却成为监利县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在全县26个乡镇中，?政状况进入了前五名，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

但这样的改革不是没有阻力的，“执法”者的灰色收入减少了，县主管局总感觉自己的执法主体地位被削弱了，还担心其他乡镇向周沟乡学习，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废除“周沟实验”。在1996年的一次全县乡镇党委书记和科局长会议上，一些科局长在会议上集体发难，指责周沟乡党委和政府剥夺了各管理部门的执法权力，要求县委和县政府纠正周沟乡党委、政府的违法“改革创新”。面对科局长们的集体发难，我以“猫论”和“实践检验论”为“周沟实验”辩护，并建议县委和县政府推广“周沟经验”，促进监利经济发展。本来双方可以打个平手的，但有两个副县长站出来为科局长们说话，并说省市两级的厅局领导也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请县委主要领导以监利大局为重，纠正周沟乡的“违法改革”，以改善监利县和省市厅局的关系。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以“只要我在周沟一天，‘周沟实验’就不会改变；哪个科局要改变，我就送你们的站长、所长进监狱”相抗争。在这样的对峙下，县上领导和了稀泥：“周沟的改革实验继续，其他乡镇不要效仿。昌平不可能长期在周沟工作，等昌平离开周沟后再议。”

1996年12月，我由周沟乡党委书记调任柘木乡党委书记。一个月后，周沟乡回到了原来的管理状态，有多个企业主找我诉苦：“每天都觉得自己像犯罪分子。”原来，“以禽蛋加工厂为例，有17家部门收税费，每月，一家只要去一次，业主至少要有17天陪‘执法’人员，吃好玩好了，交了钱，就是守法经营，否则，就违法了，就是‘犯罪分子’待遇。农产品加工企业，各种税费(按最高标准统计)总计要占销售收入的50%以上，如果依法足额上缴各种税费，没有不亏本的，所以，企业主们每天都感觉自己就是犯罪分子”。我离开周沟不到一年，福建、湖南等地投资者逃之夭夭，两年不到，周沟的财政状况沦为全县倒数五名之列。

我将“周沟模式”称为局部经济起死回生的“休克疗法”，可惜人走政息！

……

P1-4

一直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同志，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在农村基层工作，但仍然把下农村基层搞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昌平同志对农村有调查，有了解，而他又善于思考，所看、所思、所想后，就一定要说话，一定要发言。他要说的话，就形成了一本书。书稿出版前，他送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不是农村问题专家，应当说，对农村问题没有研究。但是，60多年的经历，使我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党只有解决好了农村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才能发展得好，社会才能安定。

从建国60年的历史来看，1949年至1955年，我们党的农村政策使农村在一场大的战乱后，迅速地恢复了元气。而到了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我们就开始逐步地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到了1958年，我们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应当说，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对农民欠债了。

人民公社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相当大比例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顺应亿万农民的要求，连续发布关于农村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迅速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模式，向商品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改革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工农、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农村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2000年3月，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李昌平同志，看到了这些问题，在给中央的上书中，将其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言；“三农”问题也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农村问题老专家、我的老朋友杜润生同志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身份，系统提出、以数据说话、以亲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李昌平同志能做这“第一个”，说明他是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

离开基层以后，李昌平同志继续保持了这种责任感，他不断地在农村搞调查，继续进行研究。这一本新书，就是他近一两年来的研究成果。

翻看了这本书后，尽管他在书中的观点不能完全代表我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但是，他书中所弥漫的那种对国家饱含责任感的情怀，依然让我很感动；他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也可以引起诸多农村问题专家的关注。尤其在国家致力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正需要更多的情况调查和建议，作为政策的参照，而这也是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是为序。

这是我在国内出版的关于农民的第三本书。

我一直告诫自己，为农民写书，写农民能读懂的书，写没有废话的书。

当我最后一遍改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本书的有些话语或词汇会让农民，甚至基层干部也看不太懂。我不得不承认，在城市里和主流话语打了八年交道，已经被主流话语“污染”了。为此，我深感不安，甚至有道德上的负罪感。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到处跑，做与农民相关的事，说与农民相关的话，写与农民相关的文字。一是可以混饭吃。做别的也是混饭吃。对我而言，混与农民相关的饭吃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二是想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取权利，为农民争取好生活。因为，我爹我娘、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我自己虽然在北京生活八年了，每年缴的税也不比市长少，但也是一个“农民工”。为农民就是为我自己，就是为我爹我娘，就是做孝子。这样想，对自己有好处，赋予了生活的意义，不觉得人生无聊了。

所以，思考农民的前途，已经是我生活意义的最重要部分。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近乎是“普世真理”。

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了30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

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

中国必须减少农民！

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

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农民工”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

发达国家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这么低，“农民工”怎么可能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月工资只有数百元的“农民工”，农村8亿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低保户”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啊！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工人）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我暂且称之为“李昌平难题”。

较少人口的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显然不适合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我花了近20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点道理。其实，这道理并不深奥，“生产过剩”、“供大于求”、“买方市场”等等，这是初中政治经济学常识中讲过的道理啊！

我曾经是个强烈的全球化主义者，李慎之先生生前曾经说“昌平至少是个右派”。我现在虽然算不上反全球化者和反新自由主义者，但我认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跳出左右之争、跳出意识形态话语思考中国农民的出路。告诫自己多关注问题，少谈主义；多接触实际，少谈理论；做实验，少开方子；只对事，不对人。老实说，这只是自我解脱，我也没有做到。正如我的一些朋友所说的一样，我现在思想还比较混乱，更没有找到中国农民的出路。

我和社会底层人打交道多，看到听到的不平、不公、不义的事情多了，碰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事情多了，常常会激发起使命感，不站出来“喊几嗓子”，常常睡不着觉。这本书，就是我经常“喊几嗓子”的积累。

我在很多地方演讲和教课的时候，都会申明自己是站在农民立场的，所以，观点可能是片面的。我自以为这本书也是站在农民立场的，也会片面，甚至有不少谬误。

我虽然说本书是站在农民立场的，但也不一定会得到农民广泛的认同。因为中国太大，中西部、东部、东北、城市郊区的农民差异性太大，即使是同一地区的农民，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但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引发更多人关注农民问题，并参与寻找中国农民的出路，从而变成一种大势所趋。

2009年2月2日

他书中所弥漫的那种对国家饱含责任感的情怀，依然让我很感动；他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也可以引起诸多农村问题专家的关注。尤其在国家致力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正需要更多的情况调查和建议，作为政策的参照。

——杜导正

李昌平是经济学硕士，在农村基层一线工作了17年，来《改革》杂志任记者、编辑后，仍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在丰富的实践体会的基础上，拓宽了宏观的视野，自然会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尽管有些观点、判断、剖析，尚不无可商榷之处，但都可引人深思，使人得益。

——吴象

李昌平的文章在中国是独一份儿，别人替代不了。书斋里的学者，读再多的书，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基层官员不读书，不研究，也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

——丁东

昌平提出了新集体主义，值得反思和参考。他的书来自田间村头，叩问民心所向，质疑制度设计，为农民呐喊，为农民争权益。“三农”问题是国家重中之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应该一读。

——孙大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