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改变英国、影响世界，并让所有人折服的女政治家，在长达11年的首相任职期间政绩卓著：她全力改革，使这个眼看落寞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跻身于世界前四强；赢得马岛战争，坚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巩固了英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强势地位。

本书是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它以当事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这位生来与政治结缘，浸淫在残酷政治纷争中的平民女孩是如何在没有显赫门第的疵荫下，依靠自己的不断努力和顽强奋斗脱颖而出，“巾帼不让须眉”，在英国这个传统守旧的国度里，在保守党政治斗争的漩涡与激流中，一步一步沿着成功的阶梯攀登，最终入主唐宁街10号，登上权力之巅。

撒切尔夫人是20世纪世界政治领域中最杰出的权力女性。她出身低微，没有任何家世背景，凭借个人意志和务实精神，踏入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政界，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

撒切尔夫人初登相位时，大英帝国已丧失了旧日的光荣和梦想，经济衰退，政治孱弱，民心低落，英国被讥讽为“欧洲病夫”。撤切尔夫人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施行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措施，将英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重归世界实力强国之列。

撒切尔夫人采取的新自由经济政策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她大力减少国家干预，重视发挥市场机制；推行非国有化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对工会和罢工采取铁腕策略，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撒切尔夫人在政治领域也坚持强硬路线。她强化与美国的关系，缔造英美联盟；反对欧洲一体化，捍卫英国固有利益；横跨半个地球对抗阿根廷，赢得福克兰岛战争的胜利；与中国就香港问题举行谈判，表现出识时务的一面。所有这些激进且争议巨大的措施被人们称为“撒切尔主义”。支持者认为她带领英国走出经济困境，提升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反对者则认为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自大狂，几乎毁掉了英国的福利制度。

作为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本自传，本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这位生来与政治结缘，以强硬干练著称的政坛“铁娘子”，在入主唐宁街10号、三度蝉联首相的11年中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不但为英国的重新崛起奠定基础，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的走向。它还带领我们走进撒切尔夫人的内心世界，讲述“女人统治世界”的精彩故事，感受“铁娘子”光芒四射、激动人心的传奇人生。

引言

第1章 楼下办公楼上家

第2章 发出改变方向的信号

第3章 进入旋风中心

第4章 一点也不好，杰克

第5章 政策决不逆转

第6章 西方和非西方国家

第7章 福克兰群岛战争：心系战舰

第8章 福克兰群岛战争：取得胜利

第9章 将军、政委和官僚

第10章 解除左翼的武装

第11章 大选获胜

第12章 恢复正常

第13章 斯卡吉尔先生领导的罢工

第14章 恐怖分子的阴影

第15章 阴雨连绵

第16章 即将与之合作的人

第17章 让世界重回正轨

第18章 消除国界

第19章 “帽子戏法”

第20章 推进改革

第21章 与其说是一个计划，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第22章 在地方政策上遇到小困难

第23章 减税以迎合选民

第24章 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

第25章 巴别快车

第26章 正义获胜

第27章 没时间摇摆不定

第28章 同舟共济

大事年表

致谢

进入1983年，苏联人肯定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的操纵和恐吓的把戏很快就要被迫结束了。苏联为欧洲挖了一个“无核区”的陷阱，但欧洲各国政府现在已经不会掉进去了。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准备工作又进了一步。3月份，里根总统宣布美国将发展战略防御计划。从技术和财政两方面来看，这一计划都将对苏联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接着，苏联在9月初击落了一架韩国的民航客机，致使机上269名乘客遇难。苏联政府竟然连道歉都。没有，这不仅暴露出苏联政权的无情，还暴露出了它的无能。出于西方人的美好愿望，再加上苏联人的虚假宣传，一些人曾愚蠢地认为安德罗波夫先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思想开放、有教养的苏联领导人，认为他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现在，这种观点销声匿迹了。即使在自由的西方世界，苏联人也被描述为一个需要加以防备的病态国家，这恐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东西方关系陷入了新的寒冬，我们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阶段，我和罗纳德·里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战略是在军事实力上能与之抗衡，在战场上能够打败他们。这种战略正在取得成功，我们必须继续推进这一战略。但是，我们在赢得冷战的同时，还必须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冷战本身从来就没有真正结束，至少从苏联方面来看是这样，只不过形式有所变化罢了。在朝鲜和越南，形势曾一度有所缓和，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直是两种体系之间相互对抗而产生的冲突。就此来看，那些共产主义理论家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这两种相互对立的体制最终是互不相容的。由于双方都拥有足以摧毁对方的核武器，所以我们必须做出必要的调整和妥协才能共存。我们西方国家现在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的制度和人民，多与生活在对方制度下的人民进行接触以保证我们获得持续的安全。无论是在冷战还是“热战”中，我们都需要了解敌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未来的某一天，你或许有机会把敌人变成朋友。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83年9月8日星期四，我在首相别墅召集苏联问题专家举行了一个研讨会。即使在我们自己这样开放民主的政府体系内，我们也难以获得外部的思想，这让我明白那些封闭的极权主义体系为什么会如此迟滞慵懒。从在野的时候起，我就习惯于举行范围广泛的研讨会，并总能从这些研讨会中得到启发和教育。但是从提交给我的与会者名单来看，我发现他们都是外交部的专家，而不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于是，我在这份建议名单上做了这样的批注：

这不是我想要的方式。我不想把所有的初级大臣都召集来，也不是要把外交部里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叫来。外交部事先必须做好准备，但我还想要那些真正研究苏联问题的人——关于苏联问题的专家——以及拥有在苏联生活的经历的人。这个名单上有一半人还不如我知道得多。

事情又从头开始了。

事实上，到研讨会重新开始的时候，我才感觉这次确实找对了人，而且他们还带来了一流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未来几年我们与苏联人以及他们的体系打交道时需要考虑的所有方面。我们讨论了苏联的经济、它的科技后劲及其可能的结果、宗教因素的影响、苏联的军事原则及国防开支，以及苏联从控制东欧国家中获得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低估了一个因素，那就是苏联的民族问题，而苏联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才最终解体。对我来说，最有用的一篇论文可能是介绍和分析苏联的国家权力结构的文章。保守党在野时，我曾从罗伯特·康奎斯特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苏联的知识，现在这篇论文让我这方面的知识更加充实了。

当然，举办这次研讨会最终并不是出于学术目的，而是为了给我提供信息以帮助确定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内对苏联以及东方集团的政策。但是，一直到苏联解体的前夕，苏联问题专家们都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

下面我对这两种观点加以总结，但有可能过于简单化。一些人认为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体制上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这些人总体上是从政治分析和制度分析中得出了这一结论。这些人每晚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用自由民主的观点来对苏联进行分析。他们属于乐观派，就像在一条最长的隧道的末端寻找光线一样。他们相信在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内的某个地方，理性和妥协会以某种方式突然出现。我记得罗伯特·康奎斯特曾经说过，体制分析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分析一匹马和一只老虎的构造，你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但是，如果你用对待马的方法来对待老虎，那就会铸成大错。持另外一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历史学家，他们认为极权主义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存在着本质上而非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与这两种体制相关的方法途径也是如此。这些分析家认为，极权主义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治领袖也是不同的，而某个个人几乎不具备改变这种体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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