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一生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变动最急剧的这个世纪同步度过的。从欢呼“辛亥”的胜利、“五四”的风涛，到愤激于“五卅”的鲜血横流、“四一二”的历史逆转；从八年离乱弃家入蜀，到步履稳健争求民主，他始终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大目标一致，与不断前进的时代精神步调一致，并且越是到危急关头，越是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坚定地表示自己与人民意愿共存亡的立场、态度。他的抗争方式，内涵充实坚定而外表温婉节制，往往不是以剑拔弩张的姿态冲锋陷阵于最前线，而是着重于从个体人格的修养中坚持“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始终保持外柔内刚，方正耿直，踏实稳健，从容安详的风格。

《叶圣陶传》写了叶圣陶的一生，他的一生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变动最急剧的这个世纪同步度过的。这近百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展开时或爆发为流血冲突的历史。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的个性气质，往往直接体现为政治态度，或者说人们通常习惯于通过政治斗争中的表现这一特定窗口，透视其内在的思想变化与情感趋向。从欢呼“辛亥”的胜利、“五四”的风涛，到愤激于“五卅”的鲜血横流、“四一二”的历史逆转；从八年离乱弃家入蜀，到步履稳健争求民主，他始终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大目标一致，与不断前进的时代精神步调一致，并且越是到危急关头，越是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坚定地表示自己与人民意愿共存亡的立场、态度。从表面上看来，他并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尚未和反动当局构成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对峙冲突状态。他的抗争方式，内涵充实坚定而外表温婉节制，往往不是以剑拔弩张的姿态冲锋陷阵于最前线，而是着重于从个体人格的修养中坚持“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始终保持外柔内刚，方正耿直，踏实稳健，从容安详的风格。

前言

第一章 平民之子

 1.忠厚笃实的家风

 2.“书塾”内外

 3.马铃瓜的诱惑

 4.“夏侯桥畔”气象新

 5.“放社”小盟主，“掮枪”怀天下

 6.创作与出版的尝试

第二章 辛亥风涛

 1、喜庆大汉新生

 2.改号“圣陶”不称“臣”

 3.失望后的探索

 4.从旧文学中走来

 5.凫进文学《新潮》

第三章 从小学教到大学

 1.痛苦的“言子庙”

 2.天作之合

 3.难忘的“扇直五高”

 4.“击桨联床共曦月”

 5.北大·复旦·协和

第四章 文学研究会的中坚

 1.应和着历史的潮涌

 2.高举起文学“为人生”的大旗

 3.跻身第一代新诗人

 4.用小说改良社会

 5.爱与美的真诚歌者

 6.中国创作童话的第一人

 7.《小说月报》：从投稿到主编

第五章 面对淋漓的鲜血

 1.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2.“公理”何在？

 3.走向抗争!

 4.抗议历史的逆转

第六章 商务·立达·开明

 1.商务事业

 2.立达学派

 3.开明风度

第七章 “扛鼎”的小说家

 1.划-时代的《倪焕之》

 2.中国现代知识者的心灵史

 3.教育小说之集大成者

 4.艰危世象的扫描

 5.在文朋诗友中

第八章 风尘巴蜀

 1.国难声中

 2.弃家入蜀

 3.乐山被炸

 4.蓉桂苦旅

 5.西川纵横

第九章 在民主的大潮中

 1.“胜利”后的漂流

 2.开明的兴衰

 3.步履稳健争民主

 4.走向新中国

第十章 老有所为

 1.礼赞新生活

 2.语文泰斗

 3.悼亡·赋闲

 4.“这个世如何能厌？”

 5.死生亦大矣

附录一 叶圣陶年表简编

附录二 叶圣陶著作目录

附录三 叶圣陶研究资料目录索引

结语

从八九岁起，叶绍钧就开始喝酒，自然不是烧酒或洋酒，而是江南的绍兴酒。傍晚从书塾放学出来，他常常陪父亲到玄妙观前街的老万全酒店。老人家规定喝卜二两，他喝四两，合起来恰好是“老秤”的一斤。高小时听先生章伯寅讲喝酒有种种害处，极为信服，大约坚持不喝有一年。上了中学，同学中颇有海量的，于是又开始喝，就不止四两，一斤也常有。到上海后，酒友多起来，一斤半或二斤是常量，超过二斤的晚问也间或有。此后就从绍酒扩大范围，“仿绍”、“大曲”、“茅台”、“三花”，从香港到北京，便一直是白兰地——就这样，自幼及长，喝了六七十年酒却依然长寿，真是值得研究的奇迹。他的挚友郑振铎曾在《文学周报》第258期(1927年1月16日)，署名“西谛”发表有趣的散文《宴之趣》，专门记叙他们朋友间“喝酒”的雅趣：“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来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集合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地嗑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的谈着。有时候说着很轻妙的话，说着很可发笑的话，有时是如火如剑的激动的话，有时是深切的论学谈艺的话，有时是随意的取笑着，有时是面红耳热的争辩着，有时是高妙的理想在我们的谈锋上触着，有时是恋爱的遇合与家庭的与个人的身世使我们谈个不休。每个人都把他的心胸赤裸裸的袒开了，每个人都把他的向来不肯给人看的面孔显露出来了；每个人都谈着，谈着，谈着，只有更兴奋的谈着，毫不觉得‘疲倦’是怎么一个样子。酒是喝得干了，菜是已经没有了，而他们却还是谈着，谈着，谈着。那个地方，即使是很喧闹的，很湫狭的，向来不愿意多坐的，而这时大家却忘记了这些事，只是谈着，谈着，谈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起告别的话。要不是为了戒严或家庭的命令，竞不会有人走开的。虽然这些闲谈都是琐屑之至的，都是无意味的，而我们却已在其间得到宴之趣了；——其实在这些闲谈中，我们是时时可以发现许多珠宝的；大家都互相的受着影响，大家都更进一步了解他的同伴，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得到教训与利益。”他是很喜欢一口一杯的喝酒的，叶圣陶则更愿意慢慢地喝，说“喝酒的趣味，在于一小口一小口的嗑。”虽然说的不过是喝酒，但那一班文人的情趣所在，友情所在，却完全可以披卷阅知，其真情至性，甚至可以呼之欲出矣。

他还喜欢跟父亲到设在茶馆里的书场去听“说书”(现在叫做“苏州弹词”)。这种民间讲唱艺术有“大书”和“小书”两种。他听的“小书”有《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有《三国志》、《水浒》、《英烈》、《金台传》等，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三遍、四遍。前一类说的多是才子佳人，表白里夹着唱词。后一类说的多是历史故事和江湖好汉，只有表白没有唱词。艺员手中的一把黑纸扇，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说《三国》时便是诸葛亮摇在手上的鹅毛扇，说《水浒》时则是李逵抡动的大板斧。“小书”讲究细腻，“大书”特重表演。“大书”艺员的力作是所谓“咆头”——“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阔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听众最喜欢的，除了这“咆头”之外，便是穿插在书中的“噱头”，尤其是涉及性的笑话。弹词的听众多系市井细民，这也无怪其然的。叶绍钧喜欢听说书，但很怕听那种男扮女声的“俞调”唱派：“说书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强逼紧了喉咙，发出撕裂似的声音来，真叫人坐立不安，浑身肉麻”。同是用苏州方言演唱的艺术，弹词较为大众化，昆曲则“彻头彻尾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乐器往往只是竹笛一品，词藻故实都尽量儒雅，调子又异常迂缓，一个字有时延伸到十几拍，倘非熟知曲文，简直就不知所唱云何。舞姿讲究对称，可惜多数演员并不了解其内涵，不过师徒相传，机械摹仿，于是形同木偶，毫无生趣。叶绍钧少年时代爱看昆曲；三十年代曾较为激烈地批评昆曲，认为它“恐将不免于淘汰”，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惜”；到得老之将至，又挺喜欢昆曲：1952年12月21日，老友俞平伯在家中设曲会，次日寄来新词，叶绍钧依韵和之，一句一折顺次叙出当日所听《琴挑》等六曲，结末还不无感慨地吟道：“年来夙好成稀赏，半日偷闲曲曲新”，个中曲折，也是颇耐寻味的。P6-8

1943年10月，叶圣陶满五十虚岁了。他上街买了几斤切面，与流寓四川的家人们一起，高高兴兴，煮面吃面，与往常一样过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日”，一点也没想到什么“寿”呀、“祝”呀一类的礼仪。不料成都文艺界、出版界的朋友们知道以后，不依不饶，执意要为他隆重地补祝五十大寿。

11月15日这天，朋友们云集于竟成园礼堂，又是读贺电．又是吃寿面，唱歌作诗，照相祝酒，竟然把这一活动办成那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里最令人开心的盛大节日。他的老朋友茅盾正在病中，闻讯后马上寄来了热情的贺信。到底是大手笔，到底是老朋友，在诸多祝寿的文字中，这信写得最中肯綮。其中写道：“凡是认识他的朋友们都不能不感到，和圣陶相对，虽然他无一语，可是令人消释鄙俗之心，读他的作品亦然。你要从他作品中找寻惊人事，那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才笔焕发，规模阔大，有胜于圣陶的．但圣陶的朴素谨严的作风，及其敦厚诚挚的情感，自有不可及处。”“圣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光辉的贡献，海内早有公论，初不因我的赞美而加重；但二十多年的交谊，使我从圣陶的‘为人’与其作品看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两者的统一与调和。作品乃人格之表现：这句话于圣陶而益信”。

茅盾对叶圣陶的评价既传神地点化出了叶圣陶人品与文品最鲜明的特征、最独特的魅力，又启发着我们进一步去思考铸成这种精神现象的种种原因。在中国新文学第一代作家中，出生于1894年的叶圣陶，小于鲁迅和郭沫若而大于茅盾、郁达夫、王统照、朱自清、郑振铎、谢冰心等。“五四”运动开始时，他已经二十五岁了，不但中学毕业多年，早已从学生变为教员，而且已经成家，已经做了父亲，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思想较为成熟、生活相对稳定的成年人了。受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喜欢篆刻、昆曲、诗词等传统艺术，又长期受到中国语言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是国文，在书店里编的是国文课本——职业与爱好统一于国文)的熏陶，在接受“五四”新思潮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系统、踏实的传统文化的根底。和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不同，叶圣陶长期乡居执教，既没有走出国门直接领略异域的文化精神，也不曾跻身京华感受新旧文明生死搏战的激烈与悲壮，加之又受到外语能力的限制，就难于受到西方文化整体性的、直接而强烈的冲击。职业与地域的特点，文化的教养与情趣，使他易于以传统为出发点，以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为自己的根基，淘汰掉贵族化的、封建性的旧质，置换成平民化的、民主性的新质。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往往是时尚苦心应变。从精神世界的自然和谐、个性气质的恬淡平易、人格建树的稳定完美来看，在新文学诸大家中，他与冰心最为相近，但又多了些平民之子的质朴敦厚，少了些大家闺秀的典雅与隽丽。

叶圣陶的一生，几乎是和人类社会变动最急剧的这个世纪同步度过的。这近百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错展开时或爆发为流血冲突的历史。一个有影响的人物的个性气质，往往直接体现为政治态度，或者说人们通常习惯于通过政治斗争中的表现这一特定窗口，透视其内在的思想变化与情感趋向。从欢呼“辛亥”的胜利、“五四”的风涛，到愤激于“五卅”的鲜血横流、“四一二”的历史逆转；从八年离乱弃家入蜀，到步履稳健争求民主，他始终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大目标一致，与不断前进的时代精神步调一致，并且越是到危急关头，越是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坚定地表示自己与人民意愿共存亡的立场、态度。从表面上看来，他并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尚未和反动当局构成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对峙冲突状态。他的抗争方式，内涵充实坚定而外表温婉节制，往往不是以剑拔弩张的姿态冲锋陷阵于最前线，而是着重于从个体人格的修养中坚持“有所爱，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始终保持外柔内刚，方正耿直，踏实稳健，从容安详的风格。

但叶圣陶毕竟不是政治家，也从未把革命活动长期地或短暂地作为职业，其人品自然也就更多、更集中地映照在文学作品中。他写下了百万字左右的长、短篇小说，塑造了近百个城镇、乡村的人物，其中占最大多数的是中小学教师、下层社会的劳动妇女、失去了正常发展机会的儿童。既无传奇式的英雄豪杰、惊世骇俗的畸人怪事，也无眩惑耳目的异域风光、拍案称奇的逸闻秘录，他的小说所描绘的，完全是那个时代由最平凡的人物组成的最平凡的生活图景。他喜欢按自然时序表现人物的命运，线索单纯，进展自然，虽有倒叙或插叙。但转接过渡，交代分明，时间和空间的切割、转换，都比较完整。这与现代派小说极其琐细、凌乱的剪辑时空，或同时展示几种不同心态不同意识的流动变化的结构形式，明显不同。他的小说虽然不具备现代派小说的新奇感，但也避免了理解上的歧义与隔膜。他不安排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布局，不编织曲折离奇、出乎常理常情的故事，而是从平凡的生活场景中精心撷取其中较为完整的一段，显示生活的必然逻辑。又每每在结尾处安排波俏的一笔，乍看突兀奇警，细想正是事态发展的必然，令人由此回味全篇的旨意。叶圣陶非常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他在行文中却非常自觉地区别叙述事件与描摹心态的不同，两种语言榫卯扣接，既自然流畅，又界限分明，读起来毫不感到生硬突兀，更不需要在纷繁的意识流中寻觅各种不同语句、语义的归属。因为取材于平凡，小说所描写的，也多是平实的人生理想以及连这类平实的理想也一一归于失败的平常的悲剧，所以他所塑造的农民和教员，大都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地位，对于生活从来未有也从未敢有奢望的安分守己的小人物。农民渴望的是温饱，而非暴富；教员追求的是稳定的职业和工资，稳定的国家和政局，而非腾达。其中最善于幻想的人物，也不过是希望在做稳教员之后，再求人请托去警察局谋一份月薪廿元的差使，然后在饭桌上出现一尾炖好的鲫鱼。但就是这样合情合理、毫不过分的平实的人生理想，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一碰得头破血流，土崩瓦解，这才更显示了时代悲剧已经是何等的普泛，才更醒目地把这些现实问题推送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对于作品中的人物，他自有鲜明的爱憎，但这种感情态度，往往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对于广大的不幸者，无论其为农民为教员为妇女为儿童，他往往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既非超越、俯瞰，也非崇拜、仰视。他对人物的不幸遭遇，怀有深刻的同情，感同身受，体尝深至，但大抵还不是鼓动他们投身革命，与黑暗社会反动当局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斗。对于少量的抗争者，也多是细致地描写抗争意念萌发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或者写愤激的言辞，或者写有节制的行动，但往往点到为止，很少有直接的正面的斗争场景出现。即使写到像“五卅”“四·一二”那样的历史事件，也大多用侧面描写或转述笔法，并不让主人公正面现身到血与火的战斗中冲杀，他所着重的仍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物心灵的震动和变化。对于像潘先生那样只顾一己身家性命安全而毫无是非观念的自私怯懦人物，作者是批评的，讽刺的，但批评显得含蓄，讽刺呈现温和，既不尖刻，也不直露。同样是写被剥削压榨完全丧失了自己做人权利的农家妇女，他的《一生》显然不具备鲁迅《祝福》那样的深邃，同样是写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叶圣陶的《隔膜》，完全不像鲁迅的《药》、《故乡》，尤其是《孤独者》那样冷峭得让灵魂震颤，起立彷徨！叶圣陶很少用日记体、书简体、第一人称这类适于直抒胸臆倾吐情怀的文体形态，既不像郁达夫那样亲自介入作品或借人物之口“夫子自道”，也不像鲁迅那样深入人物心灵让读者一并体味那种万难忍受的苦痛与创伤，而往往是有意和人物、和故事拉开距离，自觉地保持客观、冷静、平和的特色，把感情多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他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既讲究上口，又注重入耳。写作时反复揣摩和修改的，首先是文气的顺不顺，词句的准不准。因此，他的作品显得特别平实，匀称，明净，细致，既规范，又流畅。遣词造语，少有当头棒喝式的格言警句。叙述描写，不以奇巧夸饰为务，而以平实隽永耐人吟味见长。乍看只见其无疵之美，久品才悟出自然和谐的语境。

“五四”以前，叶圣陶一直在城里或乡镇的小学里教书，生活相当困顿，甚至不得不依靠卖文维持生计。后来幸得朋友相助，介绍他加入新潮社，介绍他发起文学研究会，介绍他进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介绍他执教于杭州一师……，道路越走越宽广，事业的发展与友谊的增强互相促进，终于成就了一代文宗，一代师表。倘或没有朋友相助，他很可能默默无闻于乡曲陋巷之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想叶圣陶何等幸运，一生交往了那么多知心知面的好友：朱自清、王伯祥、夏丐尊、俞平伯、丰子恺、徐调孚……，一个个诚朴君子，蔼然长者，平易淳厚，方正谨严，感情上是淡而弥深的挚友，事业上是配合默契的同志，没有谁出来以领袖自居发号施令，却总因共同的精神特质和人格追求而组合成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系。他们的政治观点，前进而不激进，沉实稳健而非锋芒毕露，不满现状又尚未构成尖锐的对立。对待事业与工作，一律认真负责，历来一丝不苟。行文务求平易畅达，准确有益，不矜才使气，不竞奇斗玄。出书则处处为读者设想，校对时连一个标点也不轻易放过。他们既非赤贫，也非巨富，自甘淡泊，绝缘奢华。一袭长衫，从春穿到秋，三杯两盏绍酒，居然陶陶为乐。他们之间，有的是姻亲深谊，有的是同窗旧友，有的是偶相订交，因为气类相近，志趣相通，有着基本一致的人生态度与文学观念，大致相同的处世哲学与艺术情趣，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中自然地形成了以坚实、稳定、韧长为特色的文人群体。叶圣陶既在诸多朋友护持帮助下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又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人格光辉成为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叶圣陶久居繁华的都市，先是上海，后是北京，却一直保持着乡居的习惯。晚九点睡，早六点起。留的是传统的光头，穿的是家制的布鞋布衣，而且多是中式的。晚饭总爱喝一点酒，不是啤酒，最爱的是花雕，每以半醺为度。从幼时便喜欢写篆字、刻图章、听昆曲，到后来又喜欢吹笛，居然能按照工尺，奏一曲“八阳”。院子里少有空闲，便种满花木。苏州青石弄旧居多有花树、果树，北京东四八条里多的是仙人掌之类，最引为自豪的是庭间一树海棠。每至春末夏初，花事繁茂，他总要打电话请俞平伯、谢冰心等老朋友来共赏。会见朋友，年轻时鞠躬如也，尽诚尽敬。到老年行动不便，则合十问讯。书写多用毛笔，字体丰润腴厚。……乐观入世，不尚华靡，恬淡自然，谦和笃实，总是按着心以为然的方式，过着东方式、平民化的生活，他不向别人推荐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绝不随俗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叶圣陶对于名利的淡泊，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一以贯之地渗透在行动中。1985年，他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但第二年就提出了辞职，未获同意。1987年再次提出。为了说服民进中央的朋友们接受他的请求，他亲自送上恳切的书面材料，要求在民进全国代表大会宣读。三天后，不顾医生劝阻，抱病坚持在大会上公开辞职，并要求全体民进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努力勤奋地为人民工作。进北京以后，他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按级别属于高干，乘公车理所当然。但他从不随意动用公车，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步行或坐公交车上班办公。私人来往的信函，一律自买或自制信封、信笺，贴自己买的邮票。逢年过节，或者过生日，单位往往派人前来祝贺慰问．有时带点礼物或纪念品，叶老一律婉言谢绝，坚持公和私一定要分明，坚持让人家把礼物带回去。1957年，夫人胡墨林去世。按国家规定，这一年的劳保工资是应该享受的，但他坚持全部退给国家。华侨巨商周颖南敬重他的人品和文品，先是书信往来，后是互赠作品。春节到了，周颖南以晚辈的身份和感情，从新加坡寄给他一笔钱略表敬意。他先是婉辞，后来因为往境外汇退诸多不便，就把这笔纯属私人之间馈赠的款项，悉数捐给民进作为文教基金。1980年，他被国务院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却丝毫也不感到荣耀。5月29目在给儿子至诚的信中他这样吐露心迹：“我由国务院聘任为文史研究馆馆长，补杨东莼的缺。馆员有十九位老人，最老的一百岁，平均年龄八十五岁。还没有到馆与诸老见面。我任此事心里不甚舒服，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事情是没有的，只是挂个名，但是挂名我也不痛快。”他逝世前不久，《叶圣陶集》的前四卷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他立即把十万元稿酬全部捐献给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民进中央出版工作委员会合办的“出版者之家”……。他有两儿一女，分别起名字为至善、至诚和至美，莫非这就是他理想的人生境界？他在亡妻墓前写下的碑文是“人情实太好，与我大有缘。一切皆可舍，人情良难捐”，这不正是他深情的夫子自道？叶圣陶故去前，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把他的遗体捐供医学解剖，或许这正是叶圣陶风格的最终体现。

朋友们热情地为叶圣陶五十华诞致祝，真诚地称道他的为人与为文，并且一无例外地称颂二者的统一。他承认这是统一的，又自谦地认为他的为人与为文应该统一到“平庸”上。证之他的生平和作品，深感其自评既是自谦也是自知。“庸”字不敢苟同，“平”字却实得真髓。这所谓“平”，在人格追求上是平和中正，不骄不矜，平淡自然，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作品风貌上，则集中体现为平凡的取材视角，平实的人生理想，平和的感情态度。人格和文格，互相契合，互相生发，既渗透在政治态度、文学主张中，更突出地表现在处世哲学、气质个性、生活情趣，乃至婚恋、家庭观念，交友择朋方式等等方面。每当我们念及叶圣陶，心目中便会浮现出一种浑圆的、完美的人格，越是感到物欲横流声色征逐的困扰和愤慨，就越是深切地钦仰叶圣陶的亮节高风。他虽然已经走了，但人们却更加亲切地感受到一种蔼然长者的风范，如云山江水，如天地正气，恒久地矗立在华夏之间。

为私心敬仰的几位现代作家立传的想法，萌生于80年代初。那时，我们民族的一场噩梦刚刚成为过去，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成为时代的强劲呼声。被扼杀多年的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也获得了回黄转绿的契机。抢救资料，则成为现代文学界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与重大工作之一。为此，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发起，动员全国有志于此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通力合作，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种，其中的乙种，即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吾师冯光廉教授分得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位作家研究资料的编写任务，并且挈带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

从这时起，直到1984年，我们南北奔波，四处走访，在北京、上海、南京、济南、青岛、武汉、桂林、广州、成都、重庆等地的图书馆里，坐热了冰冷的板凳，手指抄出了厚厚的茧子，总算把这项被称为“很有意义的工作”但不能作为评定职称的依据的任务完成。三本资料，印出来后共214．8万字，已抄而未编入的文字，至少是该字数的两倍。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我终于有机会沉浸在那些记载着文学发展的历史、作家作品兴衰沉浮的历史的报章杂志与书籍当中，在早已发黄变脆的纸页中，听取诸位作家的热情的或愤激的心声，与他们作心灵深处的对话，体味当年的文化风尚与人们的审美兴致。从此，开始了我沉溺至今，几乎不能自拔的现代作家研究。此后，只要稍微凝息屏神，这几位作家的个性特色，文学成就，乃至家世亲朋，音容笑貌，顿时便鲜活地灵动地矗立在目前，似乎在亲切地诉说他们的身世与甘苦，气质与个性，顺境与困窘。对他们知之渐多，也了解渐深，为之写传以传世的愿望，也就越来越无法遏止。那些年里，因为工作调动，因为专业调整，我的时间大多投向了另外的方向。但每当稍稍空闲下来的时候，一种欠债般的愧疚感，便来折磨我的心灵。

1987年末，我刚刚奉调进创建伊始的青岛大学任教。因为宿舍尚未盖好，只好暂住在74号楼的招待所里。从市里通往青岛大学唯一的3l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只到“辛家庄”，距离我们居住的大学宿舍，至少还有两站路程。附近没有任何商店，就是买油买醋买菜，都要到中山路去，每周日学校发一辆班车让大家“进城”前往集体采购。装书的几十个纸箱子都无法开启，像一堵墙一样堆放在狭窄的房间里。在种种不便与寂寞里，幸好还带来一台电视机，可以略知外面的大事小情。1988年2月17日，是我在青岛度过的第一个除夕。记得那天薄云幕天，海风凄紧，远近的爆竹似乎都异常沉闷。晚饭前，新闻联播突然奏响了哀乐，抢先过去一看，竟然是叶老辞世的消息！长夜无眠，说不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总觉得满心的歉疚，无名的懊悔！这种心态，好像一直持续了好多年。

上海的陈子善兄，是一起编写现代作家研究资料时结识的同道。那时，他正在和王自立兄负责郁达夫专辑的编写。我们在许多图书馆屡次相遇后相识相知，并且互相约定，在翻检史料中，如果我们发现郁达夫的材料，一定详细抄录给他，反之，如果他发现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的材料，当然也提供给我们(形成如此这般“协作”关系的，至少还有“老舍”、“冰心”、“鲁彦”、“徐志摩”等专辑的编写者)。由于这套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的编辑，不少人由同道而变为朋友的故实，现在恐怕已经很少有人具体知道了吧？1991年底，陈子善兄存为台北的业强书店组织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想起我曾经编过《叶圣陶研究资料》，对于我的文风笔致，也还欣赏，于是就向我约写一部《叶圣陶传》。在我接到约稿的函件的那一刹那，才顿时明白了自己多年愧疚的真正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在叶老健在时完成一部早已跃动在心头的《叶圣陶传》，以便当面向私心敬仰的叶老请益。

子善兄说他组织的这套书，有几样体例上的具体规定：一是全书十八万字的篇幅，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是执笔者分内的任务，应该没有问题；二是每本均需有一位名人作序。这就使我觉得颇有难度。我此前虽然也曾出版过十几本书，但从来没有麻烦过哪位名人。其实，笔者虽然相当的幼稚，又何尝不清楚名人效应的重大和切要？但自忖人既卑微，书更平庸，唯恐请托时让百忙中的名人为难，所以就从来不作此想。子善兄知我为难，就代为聘请了叶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著名散文家张中行先生(那时中行先生的通讯处好像是在北京大学，我的台湾版叶传结语中提到此事时说“北京大学张中行先生”云云，盖缘于此)。得到这一令人鼓舞的信息后，我连忙给张中行先生寄去了拙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和已经发表的几篇有关文章，以及开手写作的几章传文。寄出后还颇为忐忑地等待了一些时日。也许是那时的中行先生还不像后来那样忙碌，也许是子善兄的贡献和影响已经风靡于海内外，连中行先生这样的文坛大家也不好推辞，更多的可能大概是叶老的人格风范的深入人心，叶老的巨大影响在文学界如风行草偃人人敬仰，于是我居然迅速地收到了中行先生专门为拙著撰写的序言。张序当然给拙著增添了不少光彩，这是我永远深心感激的。但是后来再版时，出版家没有另外设序的要求，张序就未能继续留在拙著之首，这是万分遗憾的。现在，中行先生已经驾鹤西去，我就更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一扶植后学的懿行义举公诸天下，并不仅仅是为了略表一己的感戴深情。张序如下：

青岛大学刘增人先生著《叶圣陶传》，以及主编这套传记丛书的上海陈子善先生，都写信来，希望我为这本大著写一篇序。让我写，想是因为我与叶圣陶先生有较深的关系。说起这较深关系，可以概括为时间与道术两个方面。时间是自一九五一年与他初相识起，直到一九八八年送他往八宝山止，近四十年，没有断过交往。道术指他文的成就中的一个方面，语文，比如认为，要有什么样的内容，如何表达才算好，我们是同道。这样说，所谓较深关系的深，我只能考个中等。能考上等的，限于我的师长，也不少，如朱自清先生、顾颉刚先生、俞平伯先生，可惜都先后离开这个世界了。较深关系还有单方面的，是他品格稀有，我敬仰。也就因为敬仰，就在他辞世的那一年，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叶圣陶先生二三事》，发表于《读书》一九九零年一月号。其后不久，我又写一篇，标题为《叶圣陶》，编入《负暄续话》。为什么又写一篇？后一篇的开头有说明，主旨是，前一篇是说公话，由恭敬的角度写；后一篇是说私话，由怀念的角度写。恭敬加怀念，表示我有话说，而且可能说得对头。刘、陈二位先生大概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辞谢而未能获准；新老世故都说，人不能不识抬举，所以只好写。

写，作文抄公总不好，纵使是抄自己的。那就由远及近，暂躲开人，先说史传。记得某有名文人说过：“与其读经，无宁读史。”其意是，听教训不如看事实。这说得很对，理由显而易见，事实胜于雄辩是也。但是章实斋在《文史通义》中说：“六经，皆史也。”这也对，因为见诸文字都是有所记，所记当然是史。史是记往事的，以人的活动为中心，何以值得读？先说最切要的，是我们生而为人，要活，而且要活得好，就不能不重视生活之道，而这道，其形成，要以昔人的为材料，其评价(据之而定取舍)，要以昔人的为参考。其次，也与生活之道有关，只是松散一些，是鉴往而知来。还可以再退一步，有如我们在河道的下游飘浮，如果同时也能熟悉上源的情况，必当有些意思。读史正是这样，以小之又小的事为例，茶余饭后，想到很远的，庄子和惠子曾经在濠水之上抬杠，不很远的，侯方域和李香君曾经在秦淮河畔调情，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不是也很好吗？史，有以记事为主的，如记事本末之类就是。有以记人为主的，《孟子》、《晏子春秋》之类也可以算；但最典型的为太史公司马迁所创，由《史记·伯夷列传》起的多篇列传是也。(本纪为帝王之传，系大事多，性质特殊。)由上面提到的读史的几项用途方面衡量，读以记人为主的传，所得会更多，因为生动、亲切，有利于“能近取譬”。

传，可取之点不尽同。有的属于“殷鉴不远”，今语所谓反面教材一类，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魏忠贤的乱杀良善，等等，不值得耗费笔墨，可以不表。只说正面，可以流芳的。流芳，也可称为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遂久不废，此之为不朽。”这三不朽的说法，精神是力争上游，所以反面人物，如魏忠贤之类就不能算；一些稀见的，或称为奇人，或称为怪人，如张宗子《五异人传》所记，张潮《虞初新志》所收的一部分人也不能算。我的看法，读传，泛览，范围无妨放松些，就是说，也读《五异人传》之类；如果时时不忘取法乎上，那就还是听信三不朽的说法为好，只读，至少是多读，真正流芳的。

这看法，显然，对写传的选人就会有较大的影响，具体说是，为魏忠贤，为五异人，都无妨立传，但总不如为孔子，为管子，为荀子，因为这三位，有的立了德，有的立了功，有的立了言，是不朽或说流芳的人物，如果读时意不止在于知往昔，而且在于取法乎上，他们正是值得取法之上。由这个角度看，刘增人先生为叶圣陶先生立传，就算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选人不只是选对了，而且是双料的对。这样说，理由可以用简单的加法，是叶圣陶先生的出类拔萃，竞有许多流芳人物难于企及的，是三不朽中占了两项，立德和立言。不说立功，是依旧说，他不是廉颇、蔺相如那样的人物。关于立言，他不只著作等身，而且方面广，由板着面孔的论文，直到哄孩子的童话，几乎无所不写，印为各种集，陈列于各种书架，举目可见，可以不说。关于立德，就不像立言那样，举目可见，尤其是同他没有交往的。在这方面，我在那两篇纪念文章里谈了不少，这里只抄几句概括的：

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释道。搀合的情况很复杂，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达则为儒，穷则修道，等等。叶圣陶先生则不搀合，而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

也就原于有这样的认识，几十年来，我总是把叶圣陶先生看作人之师表，高山仰止，纵使我还有必做不到的自知之明。

自知做不到，而又高山仰止，所以听到刘增人先生为叶圣陶先生立传，我很高兴，因为有了详细的传，就可以使许许多多比我年轻的，也会高山仰止。我同刘增人先生不熟，但我知道，他是研究叶圣陶先生的专家，曾经编印《叶圣陶研究资料》(与冯光廉合编，一九八八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写了一些有关叶圣陶先生的论文。这本传的原稿我看过一部分，觉得材料丰富翔实，叙述有重点，评论能深入，所以可以断言，出版以后，一向喜欢读叶圣陶先生著作的，研究现代文学的，以及一般喜爱传记文学的，都将看作一本既有价值又有兴趣的读物。

张中行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于京郊燕园

张中行先生的散文，早已名满天下了。但这篇序文，好像知之者并不多。任其淹没，当然是一种罪过！更何况文章的字里行间，既充满着对叶圣老的真诚的敬仰之意，又洋溢着那么令人心折的提携后进的深情！

当时子善兄还嘱咐，必须在副标题“叶圣陶传”之前，另拟一个书名，且限在四或五个字之间，而“人格”“人品”等已经被人用过，必须另辟蹊径。我于是想到了宋代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以为那“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话，庶几乎近之，就把《山高水长》一句，移用来作为台湾业强版《叶圣陶传》的正题。

书稿写得异常顺利，1994年准时在业强书店问世。书更是出得非常考究，无论是纸张还是印刷、开本还是版式，绝对是我的所有著作中的“豪华版”。但也有遗憾，大概是因为彼地当局的规定，叶老在40年代与国民党政府对峙而步履坚实地走进民主运动前列的内容，被删节无余。这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完整的叶老了！我向子善兄诉说了自己的“委屈”，他说这是“港台版”，你还可以出“大陆版”嘛！于是，在南京的郭济访先生帮助下，“大陆版”也于1995年顺利地问世了，补足了被删节的部分，成为一部较为完整的叶老的传记。

由于体例的关系，南京版的叶传，与台湾版的不同，一是删去了中行先生的序言，和我自己的简短的引言与结语；二是另写了一篇较长的引言，较为概括地综述了我心目中的叶老；三是按照出版的要求，增加了三篇附录，为的是给对叶老还不太熟悉的读者提供一些基本的研究资料。字数也从18万，增加到22万了。台湾版的叶传的《引言》和《结语》，现在重读一过，觉得所说的完全是实事实情，今天也并没有更新的见识，于是就附列于后，以见写作的过程，和心中的感戴：

台湾版《山高水长——叶圣陶传》引言

一九八八年二月廿九日，北京八宝山公墓的灵堂里，花圈挨着花圈，挽联靠着挽联，密密匝匝，排成一个素雅洁净的世界。大门外，一群群自动赶来吊唁的民众，肃立在砭人肌骨的寒风中。

哀乐响起来了。他静静地仰卧在青松翠柏和鲜花丛中。须眉皆白，有如巍巍昆仑上的飞雪，面色红润．仍似生前一样的恬静安详。环绕在老人身边的，家属子女、生前友好之外，还有国务活动家，有知名的作家、艺术家、教育家、出版家、科学家……。哀乐响着，泪花晶莹。是的，他已经九十四岁，年来总因多病住院，屡告病危，甚至连遗嘱都写下过几次了，人们并非毫无思想准备。但当不幸的一天真的到来时，却依然无法遏止心头的波澜，依然无法平静地向老人家告别。一听到那溘然长逝的消息，巴金顿时难过得把年夜饭推到一旁，冰心的第一个感觉则是“一座大山倾倒了，眼前只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从新加坡专程飞来吊唁的周颖南，哭成了泪人儿。……但这又不是措手不及的震惊，不是呼天抢地的悲恸。“一声叶老觉温馨”(臧克家《秋思怀叶老》，《诗刊》1982年1月号)！这自然绝非诗人臧克家一己的体验，试问北国江南，无分男女老幼，识与不识，谁个不是天经地义般地敬称这位长者为叶老，为圣老，为圣翁？这是崇敬，更是亲和。他的清正如水的高尚品格，他的人格力量、道德光辉与其在文学界、出版界、教育界的历史性建树珠联璧合互相生发所激扬出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使通常的悲痛、悼念，净化、升华为纯正的崇敬和由衷的眷念。叶老此去成长别，但人们却更加亲切地感受到一种蔼然长者的风范，连通着传统美德和现代意识，正如春风化雨，沁入民族精神的深处，时空不能阻隔！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台湾版《山高水长——叶圣陶传》结语

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和方式，写出我心目中的叶圣老，这心愿藏在心底，至少已有十年。岁月不居，春秋代序，在我满五十岁的今天，终于有这样一个一偿夙愿的机会，真是满心高兴，特别感激上海的陈子善兄、陈思和兄和台湾业强出版社诸先生。

我参与编写过叶圣老的研究资料，史料是熟悉的，但我不想以考证取胜。我曾反复诵读揣摩叶圣老的几百万言著述，颇有一些感受，但也不想在理论分析中开拓。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俱不朽的长者，我更心折于其人格范型和长者风仪。至于能否写出圣翁这种精神境界？这种在较大跨度时序框架内穿插纪事本末的叙史模式，对于描述叶圣老这样跨越了两个世纪的长者是否适宜？则只有请贤明的读者公断了。

叶至善先生写示了叶老亲属的详细情况；北京大学的张中行先生特为本传作序；吾师冯光廉先生审阅了全稿并指导我删改修订；丛书主编又作了必要的删改增益；时贤的著述多有启迪和帮助……，大恩不言谢，记之而已。

2007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丰收”的年景。其中最值得高兴的事由之一，就是东方出版社的鲁静编辑和诸位先进，不但给我一个修订再版《叶圣陶传》的机缘，而且特别宽容，在篇幅和体例上不加任何限制，使我可以纵情所至，合并台湾版与南京版的优长，完成一种自以为最佳的版本。当年我在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颇为艰难地捉笔尝试，最感到遗憾的乃是只能见到叶圣老的较少的书信和日记，因为其中一些重要的内容，那时还没有公诸于世。人所共知，这是传记写作最重要的依据啊！现在，我已经购得真正的叶圣陶研究专家商金林先生的大著《叶圣陶年谱长编》，皇皇四卷，确凿详至，使我可以据以补充我以往的缺失，修正我曾经的讹误，以致增补若干插图(当年是叶至善先生为我无条件提供了叶圣老的若干照片和手迹，已经大都印在两个版本的书首，这里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商金林先生的感谢，绝不是几句空话可以道尽的。至于他在叶圣陶研究领域里的巨大贡献，更不是笔者可以管窥蠡测的。

真的是岁月不居，春秋代序，从我走进青岛大学到如今，又是一个二十年匆匆忙忙过去了。我自己已经颓然老矣！是的，我已经经历了足够的人事错迕，已经看惯了若许春月秋风，但对于这位“昆仑飞雪上眉梢”的长者的绵邈的敬意，却并未稍减，“山高水长”的境界，反倒更加向往。现在就把那四句话移用来作为这结语的结语，并且作为对叶老辞世二十周年的一份菲薄的祭礼吧：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08年1月末，写就于青岛大学济园寓所

2009年2月初，改定于青岛大学济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