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文学完成于1998年，作者以“地毯式”的采访挖掘到贫困大学生们不为人知的经历与内心世界，揭示了他们为走进大学、为生存自救所付出的超常艰辛，并提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使他们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温暖并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本作曾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本书包括：失泪大学城；生存自救歌；感受阳光与挚爱；中国大学“希望工程”咏叹四部分。作者以“地毯式”的采访挖掘到贫困大学生们不为人知的经历与内心世界，揭示了他们为走进大学、为生存自救所付出的超常艰辛，并提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使他们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温暖并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

引子 白鹿原下的祭奠

第一部 失泪大学城

 第一章 九月，独木桥前“状元”泪

 第二章 儿女，从母亲的“十字架”上走来

 第三章 千里打工、乞讨为求大学“入门券”

 第四章 失落的“天之骄子”

 第五章 学生工作部里的“灰色档案”

第二部 生存自救歌

 第六章 校园上岗：留下我们的羞涩与光彩

 第七章 校外打工：我们欢乐，我们流泪

 第八章 女生“有点想哭”

 第九章 垒筑精神家园

 第十章 朗朗书声有条路

第三部 感受阳光与热爱

 第十一章 来自团中央的内部消息

 第十二章 流金的呵护

 第十三章 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

 第十四章 为了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

第四部中 国大学“希望工程”咏叹

 第十五章 大学是什么？

 第十六章 咏叹之一：走来的一个与溃退的九十九个

 第十七章 咏叹之二：漂泊的高级盲流与依旧的贫瘠山丘

 第十八章 咏叹之三：日进斗金的学府与举目无援的校族

 第十九章 世纪涅槃歌

生命如歌，文学如歌

7月，又是一个异常炎热的月份。每年高考考得学生都把它叫作“黑色的七月”。

早晨起来，石开就觉得老天一点不讲情面，如此“重大决战”，还不作美些？真是的，干嘛大学考试每年都非得放在这又热又燥的几天？不行不行，管这些做啥，别影响了考前的情绪。

石开强制自己集中精力，但越是这样，心里却越烦乱。于是他赶紧借洗漱之机清醒了一下自己的头脑。

好了，一切恢复正常。

石开觉得有些饿了，于是情不自禁将手伸进了口袋。可是他马上就像触电一样地抽了回来。不吉利，妈的，太不吉利。石开心里暗骂了一句，这话只有他一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同学们不会知道，老师也不清楚。但石开清楚。就在前两日，紧张的复习进入最后阶段了，距高考仅两三天时间，别的同学忙着让家长买营养品、准备氧气瓶什么的，可石开却又在为自己的吃饭问题四处借钱，偏偏又到处碰壁。正在他又一次陷入困境时，百里之外的父亲托人捎来一包东西和110元钱。当时石开真有些激动不已，可一点钱数，心头猛地打了个寒颤：110，父亲是给我报警的呀？石开吓出一身冷汗……

别人不知父亲是个什么样，石开太了解了，打他懂事那天起就知道父亲是不支持儿子念书的。石开有4个哥哥，他们都在小学没毕业时就休了学，所以在父亲看来他们金家门里出不了有能耐的人，干脆在家种地挣点钱。石开至今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学的情景，那天他书包都已经背在肩上了，可父亲就是不让他出家门，还说穷人家的娃，念也念不出大学问，上几年学又有啥用？村上的小朋友都在村口等着，石开就大哭，不停地跟在父亲后面哭。父亲被哭恼了，端着一只大饭碗，一边喝粥，一边不停地骂，最后看着实在没法，气乎乎地扔下3块钱，说中，看你小兔崽子能念出个啥名堂！

石开就这样上了学。庆幸的是他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老师特喜欢他。但家里穷，父亲与母亲要拉扯5个秃小子，所以他仍然几次不让石开念下去，甚至有一次农忙时跑到学校，要拖石开回家干活。老师看到了，说老金啊老金，要是我有这么个好娃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念下去，直到他上大学！父亲听这话后愣了半天，最后一句话没说就回了家。打这以后，父亲就再没提过让石开休学的事，相反觉得五娃儿有盼头，于是干起活来特别卖命。虽说日子还是那么苦，但看到石开贴得满墙的奖状，父亲心里乐滋滋的，看得出，他暗暗在企盼金家有那么一天真的出个光耀祖宗的大“状元”哩！为了这一天，父亲瘦小的身躯默默承受着一个八口之家的重负。当时石开的奶奶还在世。

那几年，石开是幸福的，因为不用每天看着父亲的脸色，像小偷一样地悄悄上学去。他甚至非常辉煌地做了好几年学校“小智星”，只是因为家穷，在这辉煌中不自然地留下一些颇为寒心的笑料。有一次他只穿一条脏兮兮的短裤，赤着两只脚丫丫就走进了教室。老师没顾上跟他说几句，就将他推到一辆载沙的拖拉机上，说你代表学校到乡里参加抽考去吧！石开一听自己是代表学校去考试，顿时浑身气昂昂地来了精神。可当他大步走进考场时，竟引来其它学校的同学哄堂大笑。抽考的老师也生气了，拉着他就往外走，结果弄得带队的老师十分无奈。老师苦笑着朝石开摇摇头，说金石开啊金石开，你是俺校成绩最好的学生，可也是家里最穷的学生，说哪一天让你到北京上学看你怎么去？石开回去把老师的话给父亲说了，父亲开始没吱声，后来说你要是能到北京上学，我金家金山银山任你搬。石开觉得父亲真够爽气，他把这话牢牢记在心底。石开还有一件事在村小是有名的，有一段时间为了控制夜里看书做作业不要太长了，他用小药瓶自制了一盏油灯，每夜就学一“灯”油。老师把这一做法向同学们推广后，小朋友们给了石开一个诨号：“一灯油”。

石开后来以全乡第一名成绩考入初中，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县中，就在他一年一年往上念书时，家里的景况却一年年地往下降，几度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从奶奶的去世，到大哥、二哥、三哥相继盖房结婚，本来就干瘦的父亲被榨得只剩皮包骨。越穷的地方，婚丧嫁娶还越讲排场，等石开念高中时，家里的债务已经不堪重负。按照县中规定，高中生必须住校，可石开出不起住宿费，就只好每天在学校与家之间来回跑。几十里路程，石开记不清遇过多少个炎炎烈日，多少次剌骨寒风，更记不清月亮多少回伴他走山崖……

但是，所有这些在石开看来并不感到什么，他感到绝望的是高三毕业后的第一次高考，他的分数本来已高出河南省本科录取线23分，却因为在填报志愿时没把好关，结果名落孙山。一向要强的石开接受不了这不公的残酷现实，独自跑到一家武校，企图用严厉的体罚来折磨自己。父亲更接受不了这一打击，几乎一夜间便丧失了劳动能力。恰在这时，石开的四哥又到了盖房娶媳妇的年龄。金家5个儿子，除了不断积起的债台，没有一个可以让老父亲感到可以在别人面前抬着头走路的。

但哥哥们认为弟弟石开不该自暴自弃，他们凑钱让石开去补习，争取来年再考。石开接过哥哥的钱，心头更加沉重。他自幼好强，硬是到了一个至今仍不想让人知道的地方去悄悄补习。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补习后再考不上真让村上人知道后不就无法活了嘛！石开知道这样脸面上的事并非关系到他一人，还有老父亲呢！

独处异乡的日子非言语所能描述。面前困境，石开也尽量在别人面前装得轻松。有一次，他吃完中午饭后身上再也找不到一分钱。恰巧三哥寄来一封信，不知何故，三哥的信里夹着4张邮票。石开眼前一亮：对呀，邮票也可以变钱嘛！于是他真的拿着3张邮票(留下一张是给家里回信用的)去“变钱”了。生意不错，一切如愿。石开笑笑，因为他又一次躲过了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异样目光……

时间过得真快，这天石开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他不止一次告诫自己，这回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其实，远在家乡的父亲最明白儿子的心，只是感觉无能为力。刚刚借得100元钱后，父亲便赶忙让顺道的人捎去。慢！父亲突然叫住那捎钱的人：这儿还有10块，一起带给他吧。110元是这么出来的，可石开仍然愿意相信这是父亲给自己敲响的报警号。

石开顺手伸进父亲托人捎来的东西，一摸，是鸡蛋。这么多呀？1个、2个、3个……共18个。18是什么意思？是“你要发”的意思嘛。嘿，这回吉利。石开想这肯定也是父亲鼓励他的话。对，3天考试，每天6个。嗬，天天“六六顺”！

石开顿觉精神大爽。P5-7

一个作家笔下的国家史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对一个国家而言，六十年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岁月。而新中国的六十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她又是最灿烂和最美丽的一段年轮，无论华夏曾经有过多少辉煌与杰出，也无法与这段国家的历史相提并论。

记载这样的一段国家历史，是当代人的责任与义务。在今天，我们可以借助一切现代技术手段对人类和宇宙间存在的几乎所有的事物，甚至包括心像与神志，进行原本和真切的实录与复制。然而，有一种手段仍然无法替代，那就是文学对人类和时代发展的记述。这是因为，文学的记述是在文字间流淌着感情，雕刻着细微，叙述着生动，闪动着思想，体现着灵性，以及智者的深刻和哲人的坦诚，还有文人独有的纯粹、执著，甚至是浪漫……

往往，我们在小说家的情节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缩影；往往，我们在诗人的篇章与节奏中感受到一个事件和一种感情的澎湃与宣泄；往往，我们在戏剧家的台词中领略到一个人物和一段岁月的激越与音符，但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我们常常能够获取以上所有文学艺术家笔下无法表达的真实与直接，而历史是必须真实与直接的，有了真实和直接，才会有艺术的魅力，才会有文学的精彩，从而才会有历史被后人所传颂与记住的可能。

新中国六十年里，涌现过如天宇间闪亮着耀眼光芒的众多杰出作家。而在这样众多的杰出作家中，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及一位用报告文学样式在坚持不懈和始终如一地进行着“国家叙述”的作家，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何建明。

何建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坛上最活跃，也是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报告文学作家。读者可以从他最初的《共和国告急》、《国家日记》、《大国的亮点》、《东方神话》，到世纪之交的《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根本利益》、《国家行动》、《北京保卫战》、《为了弱者的尊严》以及近年的《部长与国家》、《国色重庆》、《破天荒》、《中国农民革命风暴》、《东方光芒》等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情感的奔腾汹涌，一种场面的气吞山河，一种思绪的激荡澎湃，一种意境的天簌独唱，一种视野的登高远望，一种思想的光芒眩目，以及眼泪、欢呼和阅读的快感。这就是历史，一个作家笔下的中国国家史的豪放叙述与细腻笔力。

作为一名作家，何建明正在从青年走向中年。他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40余部国家题材的创作，这个记录本身在文学史上可能是史无前例的。问题的关键是，他的题材与写作的价值取向能够始终如一地沿着为国而歌、而泣、而情之路奋搏与耕耘，并且赢得广泛影响和众多读者，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他是新中国六十年来中国作家中唯一的全国劳模，这也是国家对这样一位“国之歌者”的最高褒奖。如果论他对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发展所作的贡献，那他的短篇作品《永远的红树林》、《三峡石头女》、《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等可以视为范本；如果论他的作品对社会的贡献，那15年前他第一个对矿难进行揭示曝光的《共和国告急》和改变了千百万贫困大学生命运的《落泪是金》及为中国教育改革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中国高考报告》等皆可视为标杆；如果论他对现实社会的光明与黑暗面的歌颂与鞭挞的贡献，那《根本利益》、《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及《为了弱者的尊严》等则可视为利剑与火炬；他的另一个突出贡献便是用文学直接为新中国六十年中的诸多重要事件与地区发展作了精彩的记录，如《国家行动》、《破天荒》、《部长与国家》、《北京保卫战》、《国色重庆》、《中国农民革命风暴》等等。何建明的作品还有一个延伸的贡献，那就是他的报告文学已经被改编和拍摄成了一批优秀的影视作品：《西行囚车》、《使命》、《国家利益》、《命运的承诺》、《信天游》、《百姓书记》、《国家行动》以及今年的国庆献礼大片《奠基者》……谢晋、冯小宁、何群、康洪雷等一批著名导演成了他的合作者。

本社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隆重推出何建明的“报告中国”系列，这既是他个人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又是另一种样式的新中国国家史，相信读者在阅读中必定能够获得更多对伟大祖国的那份特殊感情，同时也能领略和学习到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成功创作经验。

2009年4月

生命如歌，文学如歌

对我本人而言，有两种情况无法想象：一是生命突然终止了；一是再不能从事文学写作了。前者对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它是仅有的也是不可再生的东西；后者则是我这个人与众有所不同的地方。我爱我的生命，我更爱我所执著的事业。

生命属于自己，但它又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因此我以为它不是自己所能掌握和控制的事情，包括疾病和意外。

而一个人生命的内容是可以由自己主宰的，比如个人的爱好。文学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基本生活内容。

说来许多人不会相信，我这个常被人冠以“著名作家”的文学爱好者，其实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当过一天真正的专业作家。我的写作全都来自于业余时问和业余爱好。当然，现在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本身从事的工作也与文学有关。但和真正的以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相比，状态却完全不一样。我的日常工作是和同事们一起管理一个国家级文学刊物，组稿、编辑、出版、发行，甚至连职工的工资待遇或哪位老干部报销医疗费等等琐碎杂乱的事务都要负责处理。我要上班，还要开会，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为单位职工们的生存着急和奔波上，这是我目前的正经工作。我表白这些是想说明一个基本事实或者还有一点点需要向那些喜欢读我作品的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作品时有粗糙与应急的味道。我真不知道如果哪一天我当了专业作家时自己的写作会是什么状态？而目前我的全部文学创作自我感觉总是那么仓促，那么赶时，那么一个劲儿地向前奔跑而几乎没有丝毫闲暇回首顾望的可能，也使得我许多本可以写得更好的作品没能更完美些——这是我始终感到遗憾的地方。对此我内心常期待一个愿望：什么时候或等我退休后再弥补吧。

然而我从不后悔自己对生命内容的选择，因为文学一直是我将其看作与生命同等重要的精神世界。

新世界出版社在出版我的这套获奖报告文学集时希望我写一个“总后记”时，我突然似乎有了一次在忙忙碌碌中停下来对自己的作品静静地思考和筛虑一下的机会。可真正坐下来思考时，我对自己笑了，不行，我还不能作这种总结式的“总后记”，我的写作仍在“青春狂躁”期！我不能总结也不敢总结。我想保持之前这一二十年间的那种文学奔跑状态……尽管它有缺陷，但它是青春和激情的，是火热甚至是疯狂的。

文学缺少了激情甚至是疯狂将不再是文学。我庆幸自己仍然保持着这种精神状态和生命热情。

我还记得自己在写作初始，为了获取素材跟着部队在崇山峻岭里野战，整天坐在装满货物的解放牌卡车上奔波在那些直上直下的盘山公路上——如果是现在我肯定一次也不敢上路了。那个时候年轻，那个时候不知生命的重要，只知道前面有我的部队和我要采写的素材(哈，素材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得比生命更重要？)。

一二十年过去了，一些过去特别执著的东西，我以为自己快要丢光了，可又发现我根本上还是当年的我。2003年在北京发生“非典”大疫的紧急时刻，我心头的“民族危亡时刻，作家不能缺席”的热血涌动着，激荡着，我觉得我必须到前线去，就像当年在部队时要求上战场一样。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再考虑什么名利之类的东西，如果那样就不是一个男子汉！甚至算不上一个正直和有良知的中国人！

我始终视自己是一个血性男儿。记得十多年前为了了解矿难事故和如疫般地发生在各地的乱采乱挖现象，我在湖南湘西山区和陕西等地，几次被土匪式的黑势力们用自制的土枪、铁锹顶着后腰走进他们的老巢探访。那番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后怕，当时好像就没顾虑这些，一心只想掌握真情。作品就这么出来了。当作品获大奖时有人问起后才一想，噢，原来写这样的题材还有那么多危险啊！

可不，一部好作品要是都能简简单单地采写出来，那不谁都会写了嘛！确实，好作品除了有时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外，更多时候是需要内心充满着一种对民族和自己人民的感情与热爱。

《共和国告急》是我十年前发表的作品，那时我就曾以这样的标题警示国人注意一个正在向我们袭来的可怕现象：被金钱和利益熏黑了的心像一颗毒瘤，正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身上迅速滋生，它驱使着人们不顾一切后果地对矿山乱采乱挖。大家时常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一场矿难，一死就是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层出不穷的矿难不正在向我们亮出警示，共和国真的告急了吗？令我感到悲哀的是，我关于这方面的作品十年前就发表了，可现今越来越频繁的矿难为什么总不能制止？数十甚至上百人惨死的血淋淋的场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人为酿成的悲剧。难道中国人的生命、难道普通百姓的生命就如此低贱？致富之路就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吗？

愈来愈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由此在我心中腾升。

《落泪是金》的写作过程大概也是这样。该作从采写到完稿于1997年至1998年间，当时还没有人提出“弱势群体”这个概念，我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是我较早地注意到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这也是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十几年中首次以“地毯式”的采访方式完成的一部作品。一年多时间里，我边工作边采访，辛苦程度不言而喻。顺便说明一下，我的作品多数是自己想写的，也就是说都是尽可能在不影响单位工作的前提下完成的，而大规模的采访则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我的写作生涯几乎一直是这样。报告文学的作者辛苦就在于此，业余创作者更在于此！我清楚地记得，有好几次上北大、清华等大学采访，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上课，我只能在中午和晚上去找他们。老远的路，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跟现在大街上拉矿泉水的民工毫无区别地奔波在大学校园内外。几次采访下来，疲倦不堪。星期天和周末是大好时光，一采访就是十几个人。不搞写作的人可能不知道，采访是件非常辛苦的活，在采访过程中，我常常有一种缺氧的感觉。但任务必须完成，你得坚持到底，并且要保持始终如一的热情与专注，否则就别想获取和挖掘到所需的宝藏。一年多期间，利用周末星期天、节假日和晚上时间，我对几十所大学、几百个对象进行采访。这种马拉松式的“长跑”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在与贫困大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及学校的接触过程中，我的感情越发与他们连在了一起，并且越发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果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帮助，那将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而且是一件会影响全局发展的大事。“落泪是金”的书名，就是在我的这种感情和意识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日后全国性的救助贫困大学生的热潮随着《落泪是金》的发表和出版而风起云涌。

许多人现在都很欣赏我能写出这样一部能使数以万计的贫苦家庭出身的学子改变命运的作品，可我自己知道，这部作品刚发表初始，我一方面获得铺天盖地的赞扬声，另一方面则承受着包括某些部门和相当多的高官们的重重压力——他们以传统的思维模式对待《落泪是金》，他们觉得这样一部第一次把贫困大学生问题端至公众面前的文学作品是在“暴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黑暗面”，把弱势群体亮出来是在“给中国教育抹黑”。帽子大得吓人。更有甚者，有人操纵个别贫困生与我打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官司。我当时一面为贫困生们面临的命运而流泪，另一方面为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而痛苦。在这过程中，我最难忘的是我被当作“反面形象”弄到中国第一大媒体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上曝光。我九十岁的奶奶在看完节目后吐血三口，愤愤离开人世……在她老人家被送至火葬场时，作为长孙的我，却不得不在京城的某家法庭上为自己写这部为拯救千千万万贫困大学生命运的《落泪是金》进行无奈的辩护，那一刻我的泪水只能咽进肚里，而且家人和我幼小的女儿一起跟着我苦嚼屈辱的泪味……

但我并没有错。我并没有倒下。《落泪是金》最终获得了空前的承认，直到今天仍然被团中央、教育部门作为每年开展救助贫困大学生的首推书。我更感谢社会上无数认识和不认识的读者对我的支持，他们以自己的爱心支持我，捐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生，其数额超出人们的想象！一百万、一千万……到今天有人告诉我，一本《落泪是金》至少获得了社会对贫困大学生问题的关注，其资助额超过了三千万元！而它产生和营造起的全国性的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及后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执政为民的方略，更是非量与数能统计得出的贡献。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多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阅读了《落泪是金》后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更令我终身难忘，由此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为老百姓说真话办好事的崇高价值！为了《落泪是金》这本书，我必须记住这些人的名字：翟泰丰、张锲、高洪波、邓勇、周明、傅溪鹏、杨匡满、李炳银、刘茵、李鸣生、胡健、何西来、赵瑜、卢跃刚、杨志广、萧立军、施宝华、陈焕新、郭益民、于翠霞、唐运新……他们或是我的领导，或是我的同事，或是我以前并不认识的人，但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全力的支持，我知道他们是在与我一起捍卫文学的尊严，尽管这种尊严常常会被人粗暴地践踏。

报告文学之所以难写，是有很多外人并不知道的苦处与难处。一部无名的作品等于没写；假如一部作品引起轰动和强烈反响，作者则又可能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冲击和压力，官司、毁誉此刻会如暴风骤雨般地向你袭来，顶住了是好汉，而最关键的是你的作品内容和精神是否真正顶住了，后者是我们报告文学作家成功与否的关键。内容的失真和偏差会毁掉我们的一切，但这些年来我和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们没有在这方面倒下，反而，我们因此获得了读者和社会的承认，这一点远比我们获得几个奖项重要得多。

这是我心中的一杆秤。但真正的秤，是人民群众喜欢不喜欢我写的作品，我的作品是不是为人民和百姓说了话——这是我内心深处一直存放着的一把金铸的秤杆！它与我的生命同等重要，它是我的文学生命的全部支撑点。

《落泪是金》之后，我意外地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他们不断地鼓励我写教育方面的事，于是乎一段时间里我成了“教育问题专家”，甚至有不少人以为我是只写教育题材的作家。当然这与我后来推出的同样引起同样反响的《中国高考报告》有关。

《中国高考报告》是一部完全的教育题材作品。它发表后，产生的影响也是我始料不及的。不说铺天盖地的国内媒体的连载转载，当时就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二三十个国家的媒体记者天天盯在我身后要求采访。当然我更意想不到的是，竟然这部作品也引起了包括江泽民、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他们通过不同方式对作品表达的赞赏，让我明白了中国领导人对文学和对教育是何等的重视！

后来写的反映另类孩子生存状态的《恐惧无爱》与《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组成了我的“教育三部曲”，成为我创作报告文学的一个亮点。我只记得光到大学和中学作报告就达一百多场，把不会说话的我也练成了不用讲稿也能讲上一两个小时的三流“演说家”。

在这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文学与人民群众生活结合的重要性。关注百姓、关注百姓生存状态、关注百姓对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要求与呼声，写百姓关心的事、写百姓喜欢读的作品，成了我这些年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主攻方向。用我们的激情和热情、真诚与平等的心态，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百姓，关爱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关爱普通人生活中最急切的需求和真实的愿望，这是文学新世纪最需要做的事。  我这些年的创作如果说还有些成功的话，正是照着这个坐标在不懈地工作的结果。

2002年，我发表的《根本利益》就属于这样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有人说，你何建明就是会捧人物，而且一捧就把人家捧上了天。听到这样的话我只能笑笑。其实细想也很自然，因为报告文学本来就是讴歌这个时代的文学文体。它“捧人”也是正常的事，但要看捧的是什么人、捧得对不对。文学圈子里的人总以为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功能”，我不是文艺理论家，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里并没有这种绝对的说法。文学的批判性在中国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形成的。在那个时代，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工作者面对的社会是个黑暗的“人吃人社会”，统治者的反动性与社会制度的腐朽性造成了革命文学的批判功能。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呀！再把文学的“批判性”作为主要功能我以为就有问题了。我并不否认继承鲁迅精神的重要性，但鲁迅精神在今天的体现不仅仅是他的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精神，他还有那样一颗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当代作家一味地举着“批判”的旗帜恐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社会的进步和人民在这个社会里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事实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社会主流层面。歌颂的作用远比批判重要。当然，这种歌颂并非是无原则的、盲从的和被动的。歌颂本身也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歌颂，另一种是批评和建议式的。我想，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客观地、辩证地、科学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主，所以知道报告文学最本质和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纪实性，即真实地反映时代生活的现象和本质。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报告文学理所当然地要真实地记述那些能反映这个时代主流和本质的人和事。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和本质的东西呢？毫无疑问，昨天的改革，今天的发展，及人民群众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与本质的东西。我过去写的人和事就是遵循着这一原则，因此，我庆幸和自豪地“捧”出了两位部长级干部、两位全国性典型。《根本利益》的主人公梁雨润不久前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十大新闻人物”后，又有人笑言我“捧”红了一个人，其实，这种“捧”并不容易。当《根本利益》写出来后，中央有好几位领导同志对作品中的主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极为赞赏，并指派中央调查组专程前往山西运城对梁雨润同志的事迹进行了核实。核实的结果是，他的事迹件件过硬。但即便是这样，我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有人暗地里说，梁雨润出名是因为“买通了北京的作家”、“给了北京作家好几十万元钱”，云云。我听后不觉好笑。要真是掏十几万、几十万元就能“捧”出个让全国上下都敬佩的人物，那这世界上的事也太简单了！可惜这样的事几乎不可能存在。

梁雨润同志令我感动的是他的事迹极具典型性地体现了这个时代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气度和风采。啥叫“三个代表”？啥叫“执政为民”？老百姓想看到和知道的就是那些实实在在为他们办事的好干部！梁雨润所做的事其实并不那么惊天动地，也没有什么传奇的色彩，说白了也就是老百姓每天要碰上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的许多干部却不能像梁雨润那样“把它当作自己的事去办”，结果是问题越积越严重，最后发展到老百姓跟政府产生对立和冲突。怪谁？当然得怪那些整天只想着自己升迁和填腰包的干部喽！我在写《根本利益》之前，虽然对当前严重的“三农”问题有所耳闻，但也仅仅是概念化的东西。但当我走进那位叫畅春英的农妇家，看到她倒塌的院子和空空如也的两间泥垒的房屋，尤其是与她睡觉的床并放着两口装着死人的棺材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和惊骇！看着畅春英满头白发、欲哭无泪地向我诉说自己不幸的情景，我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我胸中的火焰在燃烧……而《根本利益》则是我借梁雨润这样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来表达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极大担忧与同情。我知道我必须完成这样的作品，因为那是我的人民在呼唤我，他们需要有人关注他们的不幸，他们渴望共产党的雨露阳光重新普射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始终坚信干坏事的和漠视他们的干部仅是少数。

《根本利益》发表后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的想象。后来在我单位和作家协会大门口时有来自各地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找我帮他们打官司。在信息无限通畅的今天竟然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媒体来关注《根本利益》(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十多家报刊转载或者连载、四百五十多家广播电台连播《根本利益》，仅中央电视台就做过十余个有关梁雨润的节目)，后来，中纪委专门做出决定，号召全国纪委干部向梁雨润学习，过去默默无闯的梁雨润同志也在一夜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和成千上万共产党干部的学习榜样。如今执政者中间有句名言，叫做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文学界我想这样的话也适合：这奖那奖，不如人民群众口中的褒奖。一个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作品连起码的传播面都没有，作品“扔”到社会上连一点点反馈信息都没有，那这种文学功能弱化的作品我们宁可不去写它。

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我始终坚信一个目标：“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这话是苏东坡说的。意思是干大事者，不一定都有超人的才华，但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信仰。而我觉得要成为文学大家，首先要有的是对时代、对民族、尤其是对自己的人民的深厚感情，其次还得有认准目标而一往无前的精神。

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是件非常艰苦的事。写什么？怎样写？写了以后会不会惹麻烦，惹了麻烦又该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时刻面对的。而现今很客观的两件事总会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是巨大的投入和未知的产出风险。报告文学创作的投入本身就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投入，一部“全景式”的作品，仅调查采访，没几十天绝对下不来。耗去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体能，其次是财力方面，你要走几十天、甚至更长时间，你得走访无数单位和接触采访对象，你得花人民币呀！文章没写出来，几万元钱已经花去。这是其他文学种类的作家们不可能有的风险和投入。花去了那么多劳力和财力，成不成还是另一回事。常常作品成功了，官司却跟上来了，搅得你和周围的人再无安宁——好事坏事都如此。

报告文学作家经受的诸多考验和苦恼，非常人所能理解。

我们时常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名誉的代价和倾家荡产的代价，而更多的是无休止的烦恼的代价，以及不断放弃与亲人和好友厮守爱情、享受生活的代价。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面对的。我们对时代和别人的生活充满了火一般的爱，可我们自己的生活则常常冷酷得很，无情得很，其实是无奈。我记得为了写《国家行动》这部三峡大移民的报告文学，因为需要走许多地方，走马观花一次就得几天时间，所以我只能选择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采访任务。有几次我都是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从北京的家出发赶到飞机场，搭乘第一班飞往重庆的航班，不进重庆市区就直奔轮船码头，乘九、十个小时的快艇到某县，上了岸又换乘汽车。到移民点往往没有公路，只能搭乘拖拉机。有两三次从北京出发到一个移民点，一天中换乘的交通工具就有四五种、时间长达二十多个小时，那种艰苦只有经历后才知道。2002年夏天，为采访巫山县大昌古镇的外迁移民，我被安排在一间镇政府供销社的招待所里，竟然一个星期没有擦洗的水，炎热的夏日里苦不堪言，睡觉时睁眼就可看到满天的星星——房子的窗户根本没有玻璃……十几天后，当我回到北京走进家门时，家人愣了半天问我：“你找谁呀？何建明不在家！”  何建明经常不在家。在家的时间里十有八九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有人称我的作品“充满了火焰般的激情”，而惟有我知道在这“火焰般激情”的背后是何等冰冷的世界与无际的寂寞以及望不到边岸的汗河……

然而我不后悔。我知道此生只有文学才能使我充满活力，充满激情。而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我热爱着的人民每时每刻又在不断地创造着如歌的新日，我是歌手，假如我不歌唱，我还有生命吗？没有。没有生命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生命如歌，文学如歌，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

2004年“五·一”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