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店，自然想探寻书店之源，找来大量文化典籍，所获无几，感觉书店是文化的边缘。书店始于何时?诞生于何地?在史学家、学者笔下，至今没有定论。

受刘易斯·布兹比《书店的灯光》一书启发，还是在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上有所发现，该图生动地描绘了北宋京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其中一个画面记录了一家书坊。据郑士德在《中国图书发行史》一书中考证，该书铺名为集贤堂，门面上方高挂“兑客书坊”红边白布店招。可见，那是张择端写实之作。从画图来看，实际上是一家书店，但也不排除它后面可能就是刻书作坊。《清明上河图》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最直观的中国古代书店的图画，这也可能是我们到今为止所能看到的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书店的雏形。时间：公元12世纪。

一

当然，探寻最早的书店，时间上还能往前推算：书店→书籍→文字。

纵观中国文化史，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距今5000多年前刻在陶器上的简单字符，表示了一定的意义，是公认的汉字始创。但据1987年淮河流域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其中出土的龟甲、陶器、骨器上也有代表文字意义酌图画符号记载，距今大约8000年。如此，世界文字文明有可能再往前推进3000年。到山东大汶口遗址时期出现的早期以陶符为代表的象形文字，再到公元前1600至前1300年出现的甲骨文，汉字已基本成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对汉字进行了简化、统一和规范，使汉字从大篆进入小篆阶段。汉代通行隶书，东汉出现了楷书，从而完成了汉字书体的演变。

据考证，西汉初期，即公元前2世纪前后，在陕西出现了“灞桥纸”和“中颜纸”，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纸张之一。东汉时，宦官蔡伦扩大了造纸用的原料，创造了一整套造纸的工艺技术，提高了纸的质量和造纸效率。随着纸张使用的推广，此时，除纸写本书外，也出现了拓印本。拓印本即是将石刻文字拓印在纸上，裱装成册，创造出特有的书籍形式。公元9世纪，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国家，11世纪又从阿拉伯传入欧洲。

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雕本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又一大发明，但印刷术的发明，一般认为需具备四个条件：文字普及、工艺技术、物质材料和社会需要。造纸术发明后，使书籍大量印刷成为可能，而读书人增多，书籍需求量增加以及对快速生产书籍方式上的需求，又推动了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大量史料和出土实物都证明了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至唐初。此时用雕刻印刷工艺印刷的书籍称为雕版印本或刻印本。雕版印刷成为书籍制作、生产的分水岭，此前世界上所有图书复本都是手工抄就，包括西方国家。譬如，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公元前300年至公元642年)900多年辉煌的收藏均为纸草手卷。至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至1048年)，布衣毕升发明了活字版印书，成就了印书工艺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标志着活字版印书时代的开始，大大加快了书籍印刷速度。

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为世界书籍的出版与普及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出版系统经长期演变，逐渐形成官府刻书系统、私人刻书系统和书坊刻书系统三大类。官刻围绕统治阶级服务，主要刻印儒家经典或佛道经典；私刻则直接为本人或本家族服务，主要刻印家谱、先人的著作等，但官刻和赦刻规模都比较小。书坊刻书则以市场生存为发展空间，以社会各阶层对书籍的需求为生产对象，种类多、数量大，且具有营销四方、流传各地的特点。因此，就社会功能、社会价值而言，书坊独领风骚。

而此时，书坊逐渐呈现了书店的特性。研究学者一般认为，书店在中国古代被普遍称为“书肆”“书坊”“书铺”“书林”“书堂”，或称“经籍铺”。据戚福康在《中国古代书坊研究》一书中分析，上述称谓间还是有差别的，它们的共性均体现为是书籍生产、销售单位，不同的是：书坊侧重于生产，书肆侧重于销售。何为书肆?江荣宝所撰《法言义疏》中认为：“肆，极陈也，假为市。”《汉语大字典》引《文选》李善注：“肆，市中陈物处也。”表示书肆即书市，是买卖书籍的集市。严格地说，还不能称为专门售书的书店。综而概之，前店后场是中国古代出版的主要形式。书坊业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天的出版业，但书坊同时具备印刷、出版及某些书店的功能，也呈现出与近现代出版业相类似的特征。虽然，早在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当时京城长安的太学，曾出现过太学生们每月初一和十五在槐树下聚会相互买卖经书，史称为“槐市”的书籍交易行为，但笔者认为，那也不能成为书店之源。早期书籍交易行为，或者说，书商在集市或市场设地摊、流动供应都不能勉强称之为书店。但随着书摊的固定，构成了一个可以让人进入和浏览的空间，这时，一个简单的摊位逐渐演变成书店才能成为可能，而必要条件还是书坊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具有实体意义上书店的产生应在隋唐之际，时间大约为公元6世纪末或公元7世纪初。至书坊业于清末结束，这段历史延续了1300多年。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书店得到迅速发展。在开封，书店街历史可追溯到宋代，明代称之为“大店街”，清乾隆时期被正式定名“书店街”。在江西金溪有个浒湾(读音：xuwan)镇，至今尚存前后两条书铺街。据了解，浒湾雕版印刷始于明代中期，盛于清代。当时北京、南京、南昌、长沙等地书商都在此设立书店分号，全盛时有60余家书店堂号，刻字和印书工匠上千人，经史子集、戏曲话本、书法碑帖均有刻板刊行。漫长的200余年，虽经沧桑变迁，但小巷里总是熙熙攘攘、热闹不休，古风遗韵、书墨飘香。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机械铅活字印刷术进入中国，形成了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热潮。而创立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便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民营印刷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代表着一个时代，是中国民间印刷出版业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1909年，商务印书馆设立涵芬楼，成为庋藏善本书的专用书店，也成为中国近代早期书店的一个缩影。

P26-30

卖了近三十年的书，与书业打了半辈子交道，当自己踌躇满志地准备出版这本书的时候，真切地感到了困难和困惑。当今中国出版业，出书难，早有议论。特别是专业性强一点、读者面窄一点的书籍出版，除了作者包销，搞点赞助，其他营销办法，或者说，与读者见面的销售渠道还是不畅通。一本书，作者想出出不来，读者想买买不到，这是一种尴尬。号称年出书20余万种的中国出版业，每年到底有多少出版品种能与读者见面？书店、读者又如何在各种渠道中大海捞“书”？看来行业的这种尴尬还将持续。

从事书业20余年，我是幸运的，作为一位作者，我也是幸运的。《书缘》出版的想法，在与朋友们交流后，得到了北京博集天卷图书有限公司王勇副总经理及其公司同人的大力支持，编辑刘丹小姐为书籍策划、设计尽心又尽力，一册原本普通的书籍，通过设计师对文字、图像的空间布局，款式、风格的笃定，用材的斟酌选择，余白的利用，节奏层次的控制……构成了简约、和谐的审美表达，准确地传递了书籍的内容信息。设计上的再创作，为书籍增色不少。至少作者认为，它们为本书赋予了一种内在的精神震撼力。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杨牧之先生是一位我尊敬的出版界前辈，在我冒昧的请求下，先生热心地为书稿进行了修改指点，并慨然应允地写来鼓励文字，令我感动。我手头珍藏着一册牧之先生的《杨牧之：出版论稿》，书中记录了先生从事出版业四十余载对编辑理念与实践、出版理论的感悟和智慧。“心有所想，店有其书”是寄语，更是教诲——一种对从业境界的要求。牧之先生的敬业精神、对中国出版事业卓有成效的奉献，体现着大家的风范，形成了高尚的品格，当我楷模。何建明，著名作家，现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作家的敏锐，军人的气质，铸就了建明先生凌厉、大气、果敢的行事风格。他从一个作家、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新华书店的经营与发展，既目光犀利、直击软肋，又饱含着真诚与期望。两位领导的赠言，给我鞭策和力量。在书籍整理、写作过程中，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记者叶乐阳先生，新华通讯社高级摄影记者宋振平先生，中国新闻出版报资深记者王坤宁女士，在文字、摄影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书稿即将付印的时刻，金光麟先生寄来了刚刚投入运作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青浦物流基地的精美摄影图片，为书籍增了色、添了彩。在此均必须一一表示感谢。

《书缘》一书，与其说是我个人之作，还不如说凝聚了集体的智慧。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是一个年轻的集体，也是一个敢闯、敢干、有战斗力的企业团队。深圳这座城市的包容精神，这片可以创业的热土，也使深圳的书业发展充满了活力和生机。我深知，没有深圳，没有深圳市新华书店，乃至现在的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自然也就不会有《书缘》出版的土壤。感谢集团领导，曾经或现在工作岗位上许多同事对我的支持，也感谢长期工作过程中出版社、书店同行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集团内刊《深圳书城》《书香》杂志编辑部的同事们。集团采购中心于永凯先生，物流中心王胜华、王瑾、张继华、姚碧青等员工为此也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书之爱，让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以为，本书真正的作者还是敬业、勤奋、能吃苦、有爱心并与我一道走过的员工们，没有员工们工作中的努力付出，我纵有再好的文笔，也不能妙笔生花。在这样的企业，有这样的员工队伍，是我这个书店经理人的幸运。

我的工作经历，虽然顺利，但还是有过不少坎坷，甚至苦涩和无奈。每当这种时候，我又会获得来自家庭、亲友们的关爱。我感谢妻子为此的付出，感谢亲朋、好友、同学的温暖。女儿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一路走来，一直优秀，让我省心又省财，间接推动了《书缘》的出版。看来，读书，不但能形成思想力，还能转化为生产力。

当然，特别要感谢的还有关心书店发展，慷慨购买《书缘》一书并阅读交流的读者朋友。

简短的后记，无以完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其他人，我都记在心里了。

孙重人

2009年6月7日于深圳加州

序言

 发行人的心曲

 一个作家眼中的新华书店

 南方北方(自序)

第一篇 书园随话

 书店时光

 我是北方人

 书店“源”与“流”

 凝重而昂扬——新华书店，路向何方？

 希望与梦想

 弄潮改革年

 没有任何借口

 书生本色

 苍松岁久色愈新——记深圳市新华书店总经理汪顺安

 丈夫意气薄云天——记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陈锦涛

 小处可做大文章——记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物流员工

 走马观“书”

 港人购书嘉年华一香港书展观展记

 图书交易朝圣地——我看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书香飘拂马德里——西班牙逛书店随想

 文化地标推文化——访台北诚品书店

 “凤凰”飞处带诗来——记南京凤凰国际书城

 构筑“文化大观园”——从深圳书城到书城深圳

第二篇 笔力书心

 书价意见

 书价、折扣与资源意识

 协调图书市场供需关系的价格探讨

 理论观点

 改革面对的问题与思考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塑造优秀企业文化

 企业家队伍建设

 出版业代理制

 股份制改造与治理结构创新

 经营管理

 质量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纲

 书店门市工作现场管理

 书店采购的量化与考核

 连锁经营与物流现代化

 书店物流经营工作探讨

 发挥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与对策

 营销之术

 挂历市场分析与展望

 营销经典——常备快速仓题记

 营销策略：“拉引”与“推销”

 深圳书城的立体营销

 图书打折销售观点对对碰

第三篇 读书悟道

 经济思考

 凯恩斯的天空

 企业管理经济学运用——兼析梁小民《写给企业家的经济学》

 也谈拐点

 长尾的启示

 管理视野

 科学与人文精神传承

 追求卓越的管理——读汤姆·彼得斯《追求卓越》

 创新管理新思维

 阅读张瑞敏

第四篇 流年碎影

 日本出版物流通体系概述

 魅力年代——杂志改变我们的生活

 江浙新华书店书业考察报告

 数字化商业模式与出版

 悠悠漓江一水情

 书店信赖的“金盾”

 读书月“荐书”体验

 美丽的“书缘”

后记

孙重人同志给我来信，邀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一些话。我与重人同志交往不多，开始颇有些踌躇。及至从他的文章中读到他的经历，他对书的热爱，他在新华书店工作近30年积累的经验、所作的思索和一些智慧发现，我很愿意写一些话与他、与读者交流。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段时间，和身边的同志们聊起这60年，真是感慨万千。这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又一个大时代，我们生于其中，是这个大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我们中的许多人还以各自的方式，以或大或小的能力，为这一时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想起这一点，就让人自豪不已。

重人同志也不例外。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新华书店的感情，他在近30年的工作中几乎赶上了新华书店改革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头，与新华书店同命运、共呼吸。新华书店1937年创建于革命圣地延安，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高尚使命，承担着繁荣文化事业的重任。这一优良传统至今不变，感染并熏陶着每一个“新华人”。重人同志上一世纪80年代从部队复员，义无反顾地进了新华书店，先是在江西宜春工作了14年，1995年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在深圳新华书店又干了14年。两个14年，重人同志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新华书店和市场经济时期的新华书店都做过，黄金年华都在新华书店度过。他既做过最基层的营业员、农村发行员，也在办公室、采购部、物流中心等做过部门的负责人。尤其是深圳新华书店1995年的两件大事——建设深圳书城和举办第七届全国书市，他都是直接的、负责任的筹备者。深圳新华书店这些年的大发展，他是重要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从这些经历和阅历来看，重人同志这本书为大家展现的，也是新华书店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折、发展的重要个案。想了解或研究图书发行业、尤其是新华书店这一国有品牌发行企业的演变，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爱书人经常会有些美好的想象：读书，就是一个人静静地阅读，与作者对话，与书中的思想交流，或者随书中人物的命运而一同悲欢。对于从事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人来说，除了这种一般的阅读，另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就是如何将美好的书送到读者手上，如何保证读者买到的恰好是适合自己的好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心有所想，店有其书。对新华书店来说，书与人、人与书的正好相符，是个大命题。这些年新华书店经历的痛苦转型和改革发展，也正是围绕着这一基本命题打转转。

重人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谈了很多这方面的思考和经验。如《质量是企业管理的纲》，结合自己的经验谈如何管理才能服务好读者。又如《书价、折扣与资源意识》，谈书价持续走高的背后，与图书质量下降有关，与出版发行业利益分配的平衡体系有关。围绕图书发行业的质量管理，重人同志还深入到工作流程的每一环节和诸多细节，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见解。这些文章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受到了好评。尤其是《新华书店，路向何方？》一文，对于城市建设中新华书店的命运作了更为宏观的思考。这篇文章1994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至今尚引人深思。

重人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出这么多的精彩文章，需要毅力，也需要对事业深切的热情。重人同志也认为，这需要“一种坚定的执著和不移的定力，一种甘于寂寞的境界和一种文化守望的恒心”。

我也祝愿，重人同志能继续坚持这种定力和恒心，用自己的经验、智慧为我们出版发行业的科学发展，多总结、多思考、多写出好文章，为我们这个大时代谱写心曲。

2009年4月于北京

这是一本关于书籍、书人、书店、书展、书话、书业发展的书籍。

书缘，是主线，缘于作者对书籍、书店、书业的执著和热爱。“书园随话”展示了书人的不懈、书店的万象、书展的风姿，是爱书人渴望的世界；“笔力书心”梳理记载了书店、书业三十年来坎坷发展之路。虽是一个侧面、一些片断，但其中对书价、市场、经营、管理以及企业改革等问题的探索，源于作者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与其事业发展一脉相承；“读书悟道”以书为媒，介绍了企业经营、管理的新观点、新理念，是作者的学习心得与做管理的动力之源；“流年碎影”介绍了书业同行的新发展以及作者由此引发的思考。

爱书人经常会有些美好的想象：读书，就是一个人静静地阅读，与作者对话，与书中的思想交流，或者随书中人物的命运而一同悲欢。对于从事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人来说，除了这种一般的阅读，另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是一本关于书籍、书人、书店、书展、书话、书业发展的书籍。书中展示了书人的不懈、书店的万象、书展的风姿，并梳理记载了书店、书业三十年来坎坷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