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幼爱读《水浒》，二十年来反反复复地咀嚼回味，从小说的字缝里读出了重重玄机，由此揭开了梁山社会的一幕幕真相：阴险的厚黑专家宋江、大倒霉蛋卢俊义、狗头军师吴用、天生杀人狂李逵、野蛮女友孙二娘、“愤青”石秀、色狼王英……《水浒》中的大宋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其中的人物就是中国社会各层人物的写真。本书用当代眼光审视梁山社会人性、组织、谋略、情感，观点独到，新意迭出，笔触冷峻而不乏幽默，读来酣畅淋漓，却又发人深省。

这是继《细说宋朝》后，知名文史学者虞云国细说宋代社会生活的历史读本，是他将《万象》上《浒边谈屑》专栏文章精心打磨后的首次结集。

他将带着您一起逛两宋的御街，品尝早市上的炊饼，驻足听街头路歧人的太平歌；也不妨同登樊楼，找个僻静阁子，端坐在交椅上，对着酒望子，大侃李师师是否缠足；更不妨聊发怀古之幽情，租一顶山轿，各簪上一枝花，或游东京的相国寺，或看杭州的钱塘潮；如果走一遭沙门岛不吉利，那就干脆上梁山泊，会会菜园子张青、铁扇子宋清，行个叉手礼，打探一下他们绰号的来历，好汉们为什么喜欢刺青，又是怎样被迫刺字的?

《水浒乱弹》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水浒传》，为您展开了宋代社会风俗活色生香的斑斓长卷。

我读《水浒》(代序)

梁山泊

沙门岛

钱塘潮

御街

大相国寺

樊楼

路歧人

瓦舍勾栏

太平歌

菜园子

早市

阁子

酒望子

炊饼

豆腐

交椅

山轿

太平车

铁扇子

一枝花

缠足

叉手

刺青

刺字

押字

度牒

纸马

火葬

李师师

高俅

《水浒传》的史地错误

《水浒传》再创作的历史定位

沙门岛

【一】

《水浒》多次提及的沙门岛，在宋、金、元、明四代，都隶属登州。《大明一统志》卷25说：“沙门岛在府城西北六十里海中，凡海舟渡辽者必泊此以避风。”苏轼在其《北海十二石记》里对沙门岛及其附属岛屿有所描写：

登州下临大海，目力所及，沙门、鼍矶、牵牛、大竹、小竹，凡五岛。惟沙门最近，兀然焦枯，其余皆紫翠境绝，出没涛中，真神山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玮，多不识名。又多美石，五彩斑斓，或作金色。

东坡在元丰八年(1085)一度出知登州，但到任五日就奉调入京。他对沙门岛实地考察应该就在这时。就生态环境而言，沙门岛比其他四岛明显为差。这里的海市蜃楼闻名遐迩，实际上就是沙门五岛在海水光照作用下幻影的位移。东坡以生花妙笔在《登州海市》诗中描绘道：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阏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功。

目睹这种飘飘然的神仙宫阙，不禁令人产生沙门岛几乎是人间天上的错觉。

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与美妙的诗句形成巨大的反差，沙门岛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营。《水浒》第四十四回说“铁面孔目”裴宣就被一贪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直配沙门岛。小说没有交代其位置，却借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薛霸的嘴说：“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这是小说家语，不足为据。宋代沙门岛在登州蓬莱县(今山东蓬莱)北的海中，是今天长岛列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卢俊义从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流配，两地往返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千五百里。

据《近事会元》，五代后汉乾祜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作为重犯的流放地。建隆三年(962)，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都配流该岛，“于是奸猾敛迹”，效果显著。大中祥符六年(1013)，规定军士盗杀官马一至三匹，就“决配沙门岛”。

除了军事重犯，入宋以后不久，沙门岛也接收其他死罪赦免犯，其中包括类似的死罪官员。因而当时民众就习惯以此诅咒他们深恶痛绝的政府大员。北宋绍圣“绍述”时，蔡京、蔡卞与章悖肆无忌惮地迫害元祜党人，民谣就说：“二蔡一悖，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那么，流配沙门岛的是怎样的重犯呢？据元祜六年(1091)刑部所说大致有几类：军人逃亡做强盗杀人放火者；累计窃盗满五万并强奸、殴伤两犯致死者；窃盗达二贯并谋杀致死者；十恶死罪；以巫蛊杀人者。而据南宋话本《菩萨蛮》说，当时重犯监押“一百日期满，脊杖八十，送沙门岛牢城营”。

正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水浒》里“放冷箭燕青救主”一回，燕青射死了董霸、薛超，救下了卢俊义，就是有力的例证。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窃贼，须选有行止衙校。”

【二】

据《宋会要》，沙门岛上原有“土居人户”，向国家交纳赋税。建隆四年(963)，宋太祖下诏免除他们的赋税差役，让他们专门整治船只，运送女真进贡的马匹或贩易的木材。这是宋初的情况，其后，有关原住民活动的记载逐渐淡出。

随着流放地功能的日渐加强，沙门岛也被称沙门寨，军事兼行政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原来规定，犯死罪而宽免者配隶沙门岛，岛上“有屯兵使者领护”，但不久就人满为患，成平二年(999)，宋真宗下诏：死罪宽免的杂犯不再流配沙门岛。但其后仍恢复流配，故而大中祥符六年(1013)，真宗才会下诏命沙门岛“量所犯轻者徙置内地”。景祜三年(1036)，宋仁宗也一度下诏让流配沙门岛的犯人改配广南远恶州军的牢城，但不久又改流沙门岛。可见，这样与世隔绝的重犯流放地，朝廷还不能不充分利用它。

岛上流犯定额，以熙宁六年(1073)为界，此前为200名，其后增至300名，但这年实际人犯数高达650人。尽管有超过定额移配别地的规定，但执行上始终大成问题。监管罪犯的士兵人数，据大观元年(1107)徽宗的诏书称，因这年罪犯超额一倍，故命防守兵士也相应增加1200名。倘以300名的定额计，则这年岛上的罪犯约600名，卫兵约为400名左右。岛上还有原来的住家八十余户，以五口之家计，约400人。这个全封闭的小岛上，正常情况下，最多时达14001人左右。

岛上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不仅《宋史·刑法志》说“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连皇帝的诏书也承认罪犯们“昼禁夜囚，与死为邻”。首先，他们的人生安全没有保障。天禧三年(1019)，原著作佐郎高清和原襄州文学焦邕被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遇向他们“责赂不足，诬以构叛”，杀死了他俩。高清之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最终以死无对证而不了了之。但这两人都是文职，说他们在孤岛重兵之地“构叛”，显然难以置信。事后，真宗给沙门寨下了“不得挟私事非理杀配流人”的诏书，但景祜三年(1036)，又有官员指责沙门岛对罪犯“妄以病患，别致杀害”。从《水浒》多次描写到各牢城管营对初来流犯的一百杀威棒，不难想见这种滥杀决不会是个别现象。

其次，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人视察海岛后证实犯人因饥饿“多殍死”，朝廷决定“量给口粮”。但似乎并未落实，直到嘉祜三年(1058)，据京东转运使王举元说：“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显然是由这些岛户向囚犯提供口粮的。其后，朝廷向沙门岛提供300人的额定口粮。但岛上实际人犯数字往往超过定额达一倍多。据王举元揭发，沙门岛守吏对溢额的流犯因“顾货橐，阴杀之”，也就是说，出于开支考虑，偷偷将超额流犯杀害。王举元请求立赏罚实施督责，“自是全活者众”。总之，虐杀流犯的罪恶之举由来已久，但王举元似乎没有拿到直接的证据。熙宁元年(1068)前后，沙门岛寨主李庆竞将超额的人犯扔进大海，这就是《清波杂志》所说的：“旧制：沙门岛黥卒溢额，取—人投于海。”所谓旧制，当然不是国家认可的制度，而是寨主习惯性做法。两年内被他这样虐杀的罪囚达7001人。马默出知登州，发现了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要办他专杀之罪，李庆畏罪自缢。在马默建议下，沙门岛其后实行流犯过额即移送州城的做法。据《自警编》说，马默久无子嗣，其后不久，神人托梦，说他因挽救许多沙门岛配犯的性命，特赐他子女各一人。然而，沙门岛上流囚的冤魂亡灵，又岂是这个因果报应的喜剧所能抚慰的？

【三】

沙门岛上这些恐怖悲惨的故事，不会不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投沙门岛走一遭”，便成为官府恫吓反抗者或异己者的口头禅。对一般希望太平的百姓士人来说，自然要视沙门岛为死地。直到明初，瞿祜还在一首词里说：“喜来不涉邯郸道，愁来不窜沙门岛，唯有村居闲最好，无事恼。”

至于沙门岛上那些被放还的“罪人”，为了便于管束与控制，朝廷往往让军头司将其中“伉健者”收入军队。这一做法，早在庆历二年(1042)就见诸记载，无形之中却在军队中埋下了动乱的因子。而沙门岛活脱脱就像北宋末年的一个缩影，简直是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正如一位登州知州所担心的那样，“岛之流罪人多，而戍兵少，恐生变”。因而，请求朝廷把稍轻的流犯徙移内地的呼声，在熙宁以后几乎不绝于史。然而，直到政和年间(1111-1118)，也就是宋江聚义的前夜，沙门岛的流囚却一再额满为患，不得不改配广南远恶军州，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

终于，宋江横行于山东，方腊啸聚于江南。

P9-14

先抄一段旧文：

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也曾看得天昏地暗，如痴如醉。人到中年，以讲史为业，且以宋代为主。于是，偶尔也将《水浒》与《宋史》串着味读，间有所得，录为《浒边谈屑》，遂自作题记云：

少喜耐庵，血气未曾贲张；

长好乙部，《水浒》权充资粮。

慕陈寅恪之证史，小子岂敢？

效邓云乡之说梦，后学莫狂！

亦雅亦俗，或能共赏；

有史有文，相得益彰！

这是新世纪第一年，我在《万象》杂志上开写《浒边谈屑》时自撰的开场白，大体概括了我写《水浒》文章的因缘、用意与特点。

幼年时代，我的文学启蒙与历史启蒙，就是与父亲一起守着一架旧收音机，把评话《水浒》、《三国》听得有滋有味。离家不远，有一家老虎灶，是附设茶座的那种，每天下午有说扬州评话的，也去蹭着听过几次《武十回》。身边有点小钱，热衷到小人书摊上看连环画，那是在上小学以后。下午放学，在路旁的小人书摊上，花一分钱看上两册连环画(倘若新书，还只能看一册)，一次看上一两册过把瘾，一套《水浒传》就是这样看全的。记得那时《水浒》连环画共十七册，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还不是后来六十册一套，否则，吊胃口的日子还要长些。偶尔有几次，忘了周围人来车往，借着朦胧的路灯光，把租借的连环画看完，头上已是满天星斗，长长吁一口气，思绪却还在梁山泊转悠。

人们常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担心的是少年人血气方刚，怕他们读了《水浒》，缺乏理性，失去控制，模仿效法，闹出乱子，小焉者聚众斗殴，大焉者犯上作乱。但我自幼胆子不大，人也长得孱弱，或许是不自觉地在阅读中寻找一种代偿与平衡，至少从小人书走近四大古典小说，最早选择的却是《水浒》。记得是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正儿八经地读了七十一回本的《水浒传》，感动的劲儿似乎已经赶不上读小人书，虽然也还是少时，但其后似乎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

“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时，我正在一所中学里当代课教师，赶上了全民评《水浒》运动。现在看来，运动发起者自比不得善始令终的晁天王，让运动有了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当时，大多数人可都是认真投入的，我也未能置身事外。记得做过两件有关的事。一是自愿的，排队买了一部《水浒传》(这在十年书荒中不啻是一掬甘霖)，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这次是一百二十回本。二是校领导与工宣队交办的，因忝为语文教师，让我给全校师生介绍过一两次《水浒》梗概，中学生们连《水浒》都没接触过，怎么能领会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呢？但说来惭愧，我对《水浒》，那时也谈不上有自己的想法。

过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一年，高考恢复，我有幸录取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的第一年，也许受前几年评《水浒》的影响，史学界以邓广铭先生为主角，还有他的弟子与追随者，对历史上的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争论得不亦乐乎。那些文章，我几乎都浏览过。大学阶段，我通读了《宋史》，写过一两篇关于宋代的论文，有一篇还被业师程应镠先生收入他与邓先生主编的宋史研究会首届年会论文集。转眼就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又读在职研究生，专业方向就是宋史。

一进入专业研究，才知道宋史领域广大。我的兴趣又不窄，什么都想有所了解。先是选择制度史作为硕士论文的方向，完成了《宋代台谏制度研究》，而后就有点泛滥无归。不过，我却始终没有把专业眼光回到儿时喜欢的《水浒传》上来。1998年初，《水浒传》电视剧热播，一家上海的电视杂志找我从专业角度写一篇短评(即收入本书的《<水浒传>再创作的历史定位》)，似乎是唯一的客串。

也是这年岁末吧，陆灏兄以安迪的笔名出主《万象》编务，以—人之力为读书界贡献了一本活色生香的上品读物。蒙他的雅意，也刊发过我的几篇宋史随笔。大概是世纪之交的那一年，他提议我为他的杂志写一个不定期的专栏，并指定《金瓶梅》作为主题，要求是小说与历史穿插着写，写得好玩好看——好玩好看，是他常挂在口头的衡文标杆。他说，《金瓶梅》敷演宋代故事，正好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

因为治宋史，我对陈寅恪倡导的诗文互证法也颇有效颦之想，有时会把有关史料与《水浒传》进行对照或联系，尤其是社会生活方面。但系统研究却未曾染指，现经陆灏兄一提议，我那久藏于心的尝试愿望被鼓荡了起来。但《金瓶梅》不是合适的对象，因为其作者是明代人，不过从《水浒传》里借了个躯壳，故事虽借用宋代的，语言名物与社会背景都是明代的，如按陆灏兄历史与小说穿插写的要求，历史内容牵涉两代，行文势必缠夹不清，更何况我于明史缺乏深入的研究，自然不宜越界筑路。于是，蒙陆灏兄慨允，我便以《水浒传》为主题，在《万象》上开了《浒边谈屑》。

记得鲁迅曾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但这是为了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他从解剖国民性角度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任何问题可以正论，也可以反论。所谓的“水浒气”，不也说明《水浒传》问世以来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巨大影响力么？“水浒气”可以是正面的，行侠仗义，惩治强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可以是负面的，拉帮结派，哥们义气，不分是非，为非作歹。即以毛泽东而言，他也颇有水浒气：在未夺取政权以前，他看了评剧《逼上梁山》后还特地致信祝贺，意在以“逼上梁山”相号召，以期“众虎同心归水泊”，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而在夺取政权以后，他担忧的却是宋江架空晁盖，“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可见，随着地位的变迁，他的水浒气前后也不一样。

也许，《水浒传》在艺术上的伟大还赶不上《红楼梦》，但就平民化而言，它与一般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最为贴近。对这样一部古典小说，我国文学史界的研究成果不知凡几，而超越文学角度的研究却相形见绌，其中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最值得称道，而萨孟武的《水浒与中国社会》实开从社会史研究《水浒传》的先河。从这些跨越文学史的《水浒传》研究中，我—方面获益匪浅，—方面也意识到有关《水浒传》人物史事的纯史实考证，在余嘉锡之后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应该另拓新路。

梁山泊的故事至少在南宋瓦子的说话里就已经流传，这有《大宋宣和遗事》可以为证。《水浒传》是融会宋元两代说话人群体创作而成的长篇话本小说，其一百回本的主体部分至迟应该成书在元明之际。因而书中涉及的语言习俗、社会生活大体反映了宋元时代的历史背景。元代立国仅九十年，底层民众生活与南宋相去不会太远。因而，《水浒传》在成书过程中，对生活风俗的描写摄录应该保留了宋元时代的社会影像，以我的专业知识，是完全可以用宋元史料来与之互证的。这样，也许能对《水浒传》与宋代社会生活的理解，双双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贡献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浒边谈屑》的系列随笔，就是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

在小说与史料互证，描摹一代生活风俗上，令人心折的是邓云乡先生的《红楼风俗谈》，史料丰赡坚实，行文典丽清新，属于陆灏兄所说的好看的文章。应该承认，我在写《浒边谈屑》时，在雅俗共赏与文史贯通上，也时不时以邓说《红楼》作为自己效法的样板。而在文史互证上，除了乙部的史书与子部的笔记，我还旁及宋元的诗词散曲与杂剧话本。当然，我遵守一条原则：以宋代文献为主体，兼及元代诗文曲剧，而基本拒绝明代的材料。  《浒边谈屑》刊出后，有些读者与编辑不是因为我那些十分专业的论著，而是由于这些随笔才与我相识的。当然，也听说有人认为，文章的格局略小了些。这是对的，因是随笔，一要受文体的限制，二要受篇幅的限制，三要受题目的限制。关于题目，我是有意选《水浒传》中出现的风俗名物，这就难免具体而琐碎。但希望能集腋成裘，达到一定规模，比如也来个一百单八篇(实际上，我手边已有百来个现成的题目)，也许对于希冀了解宋代社会生活的读者，分则能独立成题，推开一扇窥探的窗户；合则能略成气象，构筑一条巡礼的长廊，对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宋代社会有所帮助。野心不大，仅此而已。

然而，在现今的学术评价机制里，这些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品闲文。尽管自以为这些随笔在史料运用上，是完全遵循史学规范的，在内容上也不乏一得之见，但仍不得不被现行考核体系划出科研硬指标之外。于是，我只有忙里偷闲才写上一篇，自娱也兼娱人。因而，不仅私心期待的规模效应不是立马可待，连专栏的供稿也常常青黄不接，以至常有人问我：近来《万象》怎么不见你的文章。

前年年初，还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的路育松女士来函，认为我的随笔既有一定的学术内涵，又有雅俗共赏的可读性，不知是否有意出版这些随笔。她是我的专业同行，而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又不止一次刊发过我的《水浒》随笔，对这种高情厚意，我自然是十分感谢的。但我不可能抽出大段时间补写其他篇目，只能将已经发表与手头完成的稿子结集出版，至于其他还有数十个题目，只能有待于今后再出增补本。我的这一要求，路女士与中华书局也都慨然俯允。但始终杂事丛脞，直到今年寒假后才着手进行，而这时路女士已调出中华书局，所幸接手的责任编辑王楠女士萧规曹随，仍宽待有加。这次结集，因读书积累了新材料，对许多篇旧作做了增补，有的篇幅甚至扩充至原来的二三倍之多，好几篇几乎是重写，插图也有新的增汰，才整成现在的模样。也不知道读者朋友是否接受与喜欢？

最后，对书名略作交代。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用《万象》上的专栏名。当初取名《浒边谈屑》，也是斟酌过的。“浒边”，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水浒传》旁边，其二是在水边，目的只是一个，不下水，不谈论小说本身，借小说的某些细节做由头，生发开去，讲与这一细节相关的当时社会生活。“谈屑”，一是指所谈的都是不成片断的生活风俗，二是自知这类随笔无足轻重，不过屑末饾饤而已。这个栏名肯定不贴近一般读者，出版社建议另取一个雅俗共赏的书名。考虑再三，便取名《水浒乱弹》。这里也略作说明。“乱弹”，首先是一种戏曲声腔名，不妨借喻为一种阅读《水浒》的新形式。当然，“乱弹”本身就有乱弹琴的意思。这样的小书，文学史界认为是非我族类，历史学界以为是难预主流，而且我还敝帚自珍，将其列入我所主持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的建设项目(编号J50405)，不是在乱弹琴，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