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到湖南后，参与了南学会的创建工作，他在解释为什么要设立南学会时说：“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也。”他在《南学会序》中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劫刚诸先生为中士言西学者所自出焉。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湖南人若也。今诸君子既发大愿，先合南部诸省而讲之，庶几官与官接，官与士接，士与士接，士与民接，省与省接，为中国热力之起点，而上下从兹其矩絮，学派从兹其沟通，而数千年之古国，或尚可以自立于天地也”。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他以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学约分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等10章。在立志一章中，梁启超强调学生要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此必非良有司与乡先生之所望于二三子也。”“学者若志在科第，则请从学究以游；若志在衣食，则请由市侩之道。有一于此，不可教诲，愿共戒之。……志既定之后，必求学问以敷之，否则皆成虚语，久之亦必堕落也”。在养心一章中，要求学生养成意志坚强和不畏艰险的心理素质。在读书一章中，提出了以中学为基础，兼习西学的读书原则。要求教习每天授课完毕，要向学生提出有关“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或“各报所记近事一二”，由学生“各抒己见”，“精思以对”。在传教一章中，谓“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又在《答张次宗问时务学堂事》中说：“教学者先读《孟子》、《公羊》，讲明圣经中之公理公法，然后取古今中西之政治法律以比较而进退之，求其切可行”。并将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制定的学规《长兴学记》印发给学生传习。
时务学堂开设的课程，是由梁启超拟定，经过湖南官绅认可后付诸实行的。主要课程有经学、子学、史学、西学等科目。根据这些科目，梁启超还自己动手编写了《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等教材。《读春秋界说》专门讲授孔子素王改制之义，张三世之说，以明古往今来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旨在宣传康有为论述的孔子改制思想，阐释变法理论依据。《读孟子界说》主要宣扬《春秋》孟子中所传的大同之义和保民思想，阐释民权的兴衰消长，唤起学生对民权思想的认知。同时还编撰了《读西学书法》和《西学书目表》等辅助教材和参考文献。《读西学书法》不厌其详地讲述了读西学书与读经、史、子、集的学习方法。在《西学书目表》中，将开列的西学书目数百种“区分门类，识别优劣，笔记百余条，专言西学书源流门径”。另外，他还与谭嗣同等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印刷几万册，加上按语，秘密散发，借以揭露君主专制的祸害和暴行，传播革命思想。
时务学堂的教学法，除课堂讲授外，最主要的是令学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进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一起进行讨论，相与问难答疑。梁启超每日在讲堂4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多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寝，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如有学生对民权问题提出质疑时，梁即批道：“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大观也。”当学生问君臣之道时，即批曰：“《记》曰：‘非特君择臣也，即臣亦择君’，又曰‘君使臣以礼’。夫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六经之中，言此等道理者极多，绝不为怪异也。自秦以后君权日增，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凡国事之应兴应革，民事之应损应益，君之所为应直谏犯颜者，而皆缄默阿谀为能，奴颜婢膝以容悦于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至于今日，士气所以萎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其亦未闻孟子之大义焉耳！”有学生提到权利与智慧问题时，即批曰：“凡权利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也。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也，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诸君既共识此意，急求学成，转教他人，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使人咸知有公理公法之学，则或可以不亡也。”有学生提问：“张博望之通西域，人谓其首开边衅，然今日之中国又苦塞而不通，功之则外祸之始基也，罪之则大同之起点也。岂远大之略非一时克睹其效与？”梁批曰：“地球万国之必不能不相通者，天道也。人力虽强可逆天乎？故欲闭关自守以冀绝外患者，中国人至愚至陋之言也。张博望之功大矣，西为哥伦大会，我中国亦为大会以记张博望之功。罪云乎哉？”有学生对“保国、保种、保教”之说感到茫然，要求垂示，梁批答道：“必知所以保国，然后能保也；保种、保教亦然。一人之力不能保国也，则合多人之力以保之。多一知此理之人，即多一能保之人；若使天下人人能知之，则无不保之国，无不保之种，无不保之教矣……我非大言以欺诸君也”。当有学生提到改朔易服之事时，梁即批曰：“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如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等等。梁启超对时务学堂学生札记的批答，对学生的思想发展产生的启示作用，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P463-466
湖南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湖南文脉得以绵延不绝并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它不仅是千百年来湖湘人民生产生活的历史印记与积淀，同时也打上了不同时期寓居湖南的外地官员与文人骚客的深深烙印。
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来到湖南的为官从政者，其中不乏厚爱苍生的良吏贤士。他们或清廉自守，秉公为政；或雷厉风行，革除陋习；或关心民瘼，为民请命，其惠政泽被三湘，延及后人，推动了湖南地区经济社会的进步。他们对湖南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彰显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提升了湖湘文化的品质。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除大批军政人物寓居湖南外，众多的文人骚客亦曾驻足湖南，其中许多人因怀才不遇、不愿与当政者同流合污而浪迹湖湘。人生的变化无常与深沉的忧患意识，湖湘古朴的民风民俗与秀美的山川，使这些命运多舛而又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在流寓期间吟诵放歌不止，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湖湘文化中熠熠闪光的组成部分，流风余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尤其是宋代的胡安国、胡宏、张拭、朱熹等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家均曾讲学湖南，并因此而衍生出著名的湖湘学派，对湖湘地区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及至近代，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无数外地人士来到湖南，他们与湖南人民共同演绎出众多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活剧。戊戌维新期间，陈宝箴、梁启超等维新有识之士，与湖南的谭嗣同、熊希龄等革新志士疾呼变法，排除万难，厉行新政，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最富朝气的省份，开启了近代湖南思想启蒙运动的闸门。
抗战时期，张治中在湖南联共抗日，发动民众，训练民众，使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以薛岳为司令的第九战区官兵与其他中国军队，与日寇在湖南血战达八年之久，并三次取得湘北大捷，名震中外，无数外省籍的将士因此而血染疆场，为国捐躯，长眠在湖南的土地上。他们的功绩，永远铭刻在湖南人民的心中。
时至21世纪的今天，为了深化对湖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加深人们对湖南历史文化的了解，以便人们能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启迪，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仁们，不畏艰难，历时一年，从浩如烟海的史籍里，筛选出近百位具有典型性的寓湘人物进行整理、研究，对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寓湘期间的主要事迹进行介绍，最终编著了这部《历代寓湘人物传略》。
本书虽说是一部人物传记类书，但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书中的人物传记不是传主一生经历、事功、思想的全面总结，而是突出其寓湘期间的事功与思想，突出其对湖南地区历史文化的影响，对其不在湖南期间的事功均略而述之，以体现该书的湖湘文化特色。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寓湘人物的事迹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某一时期或某一个寓湘人物进行了研究，但对数千年来寓居湖湘大地的寓湘人物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则一直阙如。因此，本书注重历史纵度的发掘，力求将1949年以前寓居湖南且有一定影响的寓湘人物尽可能收录在目，对一些重要但又难以写成完整小传的寓湘人物，则集中放在卷末的附录之中，以保持该书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而且，为了给有关学者的研究提供方便，本书十分注重资料的准确性，对有关史实重新进行了考证，纠正了某些史实错误。
当然，寓湘人物与所有历史人物一样，具有某种复杂性，往往具有双重的文化属性。一方面闪烁着经受历史陶冶之后所留下的优秀文化的光芒，另一方面又黏附着某些封建思想与行为的糟粕。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如古代某些寓湘人物有忧国爱民的一面，又有防民、镇压人民起义的一面；有奋发有为、．不断进取的一面，又有消极悲观、愚忠迷信的一面。近代某些寓湘人物，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敢于御侮的一面，同时又有不相信民众，甚至反民众的一面。对此，我们都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但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对传主一般不作评论，力求实事求是地将其事迹记录下来，以保持该书的严谨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按照通常的解释，寓湘人物是指在湖南寓居一段时间的非湖南籍人士，移居或迁居湖南的则不在此列。但由于“寓湘”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选定有关人物的大致原则是：凡历史上在湖南境内生活、工作一段时间，并对湖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一定贡献或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地人士均可收录；古代有影响的督抚、郡太守、知州府和个别政绩突出的知县亦在收录之列；湖南古代帝王或分封湖南的诸侯王和地方割据者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予收录。但由于该书的时间跨度甚大(从远古至民国)，此间寓居湖南的人物千千万，他们的事迹大多已在漫漫的历史中湮没无闻，我们所挖掘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只是初步的，但愿能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本书的编写顺序，从远古至民国按各历史时期的时间段编写，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按出生时间先后编写。清朝及清朝以前的年号记述，一般以帝王纪年表示，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无帝王纪年的直接用公元纪年。
本书是一项集体合作的成果，在传主的选定，写作体例的确定，以及书稿的修改过程中，张光华、熊治祁、夏剑钦等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付出了大量心血。本书的作者，根据从古代至近代的时间顺序大致依次为：周亚平、李斌、张衢、郭钦、张江洪、岑生平、王国宇、毛健。附录部分主要为张衢、毛健、郭钦、王国宇所编撰。概述为王国宇所撰，王晓天最后审读了全稿。彭慧同志为书稿的打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当然，本书在查阅有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参阅了前人与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编撰者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加之作者众多，难免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晓天
2008年4月30日
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里，筛选出近百位具有典型性的寓湘人物进行整理、研究，对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寓湘期间的主要事迹进行介绍。
本书虽说是一部人物传记类书，但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书中的人物传记不是传主一生经历、事功、思想的全面总结，而是突出其寓湘期间的事功与思想，突出其对湖南地区历史文化的影响，对其不在湖南期间的事功均略而述之，以体现该书的湖湘文化特色。
湖南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是湖南文脉得以绵延不绝并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它不仅是千百年来湖湘人民生产生活的历史印记与积淀，同时也打上了不同时期寓居湖南的外地官员与文人骚客的深深烙印。
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史籍里，筛选出近百位具有典型性的寓湘人物进行整理、研究，对他们的基本情况和寓湘期间的主要事迹进行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