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代表了奥威尔在《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之前的一个创作高蜂，它揭示了奥威尔文字形象的另一面：怀旧，幽默，亲切。而现代社会的弊端，也几乎无一进脱他敏锐的双眼。本书被英国文学专家评为20世纪50本最令人愉悦的书之一。

小说的主人公乔治一保灵是一个卖保险的中年人，住在位于伦敦郊区的座普通房子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天，他拿到了新做的假牙后，突然感到需要“上来透口气”……

小说的主人公乔治一保灵是一个卖保险的中年人，住在位于伦敦郊区的座普通房子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天，他拿到了新做的假牙后，突然感到需要“上来透口气”。

拿着从赛马中赢得的十七镑，他避开家人溜去他童年时住过的小镇，还去了他惦记了三十年的个池塘里钓鱼。只是他所看到和经历的，既出乎他的意料，又不可避免。

真正说起来，那个念头是我在拿到新假牙的当天想到的。

那天早上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七点四十五左右，我悄悄下床，刚好赶在孩子们前头进浴室，还锁上了门。那是个要命的一月早晨，天空是脏的，有点黄灰色。从浴室的小方格窗户往下看，能看到一块十码长、五码宽的草坪，围着它的是女贞树篱，中间有块不长草的空地，那就是我们所称的后院。艾里斯米尔路上每家房后都有同样的后院，同样的树篱，同样的草坪，只有一点不同——哪家没有小孩儿，哪家的草坪中间就没有空地。

往浴缸里放水时，我用一把有点钝的剃刀刮胡子，照在镜子里的那张脸也看着我。往下，洗脸盆上方的小架子上，盛在平底酒杯里的，是属于那张脸的假牙，是我的牙医华纳先生给我暂时用的，直到我的新假牙做好。我的脸从来没这么难看过，真的，就是那种砖红色，配黄油色头发和浅蓝色眼睛的脸。感谢上帝，我的头发没有变灰白也没掉光。等我戴上假牙后，大概会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些，我可是四十五岁的人了。

得记着去买刀片，我这样想着，就进了浴缸开始打肥皂。我往胳膊上打了肥皂(我的胳膊属于又短又粗的那种，从手到肘部都有些斑点)，然后拿刷背用的刷子给肩胛骨那儿也打上肥皂，不借助什么东西我是摸不到那儿的。这有点烦，不过我身上的确有几个地方现在用手是摸不到了。事实上，我的体形现在略微显胖，但不是像在集贸市场上表演节目的那种胖子。我的体重也就是十四英石多一点儿，上次我量腰围时，不是四十八就是四十九英寸，我忘了是哪个数。可我的胖，不属于人们所说的“叫人反胃”的那种，我也没有长了个往膝盖那儿滴溜溜垂着的大肚子，原因不过是我有点横向发展，有点像桶形。你认不认识那种胖子？他们活跃又健壮，像运动员一样蹦蹦跳跳，外号叫“胖子”或“胖哥”，总是聚会上的生气和灵魂之所在。我就是那种人。“胖子”，他们几乎总会这样叫我。胖子保灵，而乔治·保灵是我的真名。

但是那会儿，我没有作为聚会上的生气和灵魂的感觉。我突然想到近几天，一大早总感到郁闷，尽管我睡得很好，胃口也不错。当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那副操蛋的假牙。它盛在平底酒杯里，样子给放大了一点，好像是骷髅的牙齿，正对着我咧嘴而笑。套到牙龈上后，它能给你一种很糟糕的感觉，挤压着使不上劲的感觉，就像啃了口酸苹果。再者，随你怎么说，假牙是个里程碑。等你掉完了最后一颗牙，你调侃自己是个好莱坞帅哥的日子一点没错，算是过到了头。我四十五岁，也长上了膘。站立着往大腿根打肥皂时，我看了一眼自己的体形。胖人要是看不到自己的脚可就糟糕透顶，事实上站直身子时，我只能看到自己脚的前半部。往肚子上打肥皂时我心想，没哪个女的会多看我一眼，除非给她钱，否则不会看我第二眼，不过那会儿，我也不是很想让哪个女的多看我一眼。

可是我突然又想到，按说那天早晨我有理由情绪更好一点。首先我不用上班，那天，平时在我的管区用来“代步”的老爷车(我得告诉你我干的是保险这行，在飞火蛇公司，人寿、火灾、盗窃、孪生胎、船舶失事——无所不保)正在大修。虽然我还得去位于伦敦的办公室看一眼，送去几份文件，不过那天肯定是不用工作了，我要去取新假牙。另外，那一向我脑子里时不时在琢磨一件事，那就是我有十七镑，谁也不知道——我是说家里没人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个叫梅乐斯的家伙弄到一本书，名叫《赛马实用占星术》，里面论证了赛马的结果全由各行星对骑手所穿衣服颜色的影响所决定。时不时参加赛马的，有匹名叫“科塞尔的新娘”的母马，从来跑得都是无缘前几名，不过它的骑师穿的是绿色衣服，刚好跟一颗正在上升的行星的代表色相同。梅乐斯对占星术五迷三道，他在这匹马上投了几镑的注，还死皮赖脸非要我也在它身上下注。到最后完全是为了堵住他的嘴巴，我才下了十便士的注，但是我的一般原则是不赌博。果不其然，“科塞尔的新娘”轻而易举跑了第一。我忘了准确的赔率是多少，但是我那注赢了十七镑。好像是灵机一动——非常古怪，大概又代表了我这辈子的另一个里程碑——我只是把十七镑悄悄存进了银行，谁也没告诉，以前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如果我是个好丈夫和好爸爸，就会拿这笔钱给希尔达(我老婆)买套衣服，再给孩子们买双靴子。可是我当好丈夫和好爸爸已经当了十五年，开始觉得当够了。

把全身打完肥皂后，我感觉好了点，躺在浴缸里，还在想着那十七镑钱，想着该怎样花掉它。在我看来，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两种：一是找女人过个周末，二是一点点悄悄花掉，买些零七杂八的东西，比如雪茄和双份威士忌。我刚开始又放些热水，脑子里想着女人和雪茄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像是一群野牛跑下通往浴室的两级台阶。不用说，那是孩子，像我们这种房子里有两个小孩，就像往能盛一品脱的杯子里装一夸脱的啤酒。外面有一阵乱跺脚的声音，然后是一声痛苦的喊叫：

“爸爸！我要进来！”

“嗨，不行。走开！”

P3-6

乔治·奥威尔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位英国作家的名作《1984》和《动物农场》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流入中国，在正处于思想解放热潮中的大学校园内掀起过不小的风暴。当时那些刚刚摆脱思想禁锢、急于寻找新的“启蒙”读物的大学生们都会记得，他们读到的东西是那么的熟悉：狂欢式的游行、领袖的权威、匮乏的物质供应……仿佛自己经历过的岁月在书中重现，而且是出自一名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外国作家笔下，在震惊之余，他们互相询问：他是谁？他怎么知道？

奥威尔1903年出生于印度，受教于著名的伊顿公学，他在英属缅甸殖民地当过五年警察，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奥威尔参加了国际纵队并身负重伤，这一经历也使他看到了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民主理想下潜藏的极权毒瘤。回国后，奥威尔不仅创作小说，还兼写政治评论和新闻稿。1950年他因结核病去世。应该说，奥威尔作为一名小说家的声誉是建立在诸如《1984》等反极权的政治寓言作品之上的，他的这种声誉是如此广泛，以至英语中多了“Orwellian”一词，意为“受极权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但是，奥威尔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他的目光不只停留在纳粹德国的反人类罪行上，正如我们在这部完成于1938年的小说《上来透口气》里看到的，他的思索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的走向发出了忧心忡忡的警告。毋宁说，《上来透口气》体现的是一个站在历史转折边缘的人对人类行为提出的全面质疑，是对整个“现代”的怀疑。

小说的主人公——乔治·保灵，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能算一个英雄。不仅是因为他的痴肥、混乱庸碌的家庭生活、毫无创意可言的保险业务员生涯，而且更在于他根本无心或无力从这种生活中挣脱出来，他的见识并不高于他的生活，在得到十七镑的意外之财后，他考虑的是“找女人过个周末”或是双份威士忌。是某种力量使他作出了那个有点英雄气质的决定——回下宾菲尔德。不要忘了，这是1938年，在乔治·保灵(或者说是奥威尔)的心目中，这个年头代表的除了大战前压抑紧张的气氛外，还有那种无法拯救的衰败感，是一种对历史将更深地沉沦到“现代”的深渊中的预感，“我看到海报和排队领食物的人龙，还有蓖麻油、胶皮警棍和从卧室里向外扫射着的机关枪”。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细节是他在饭馆里吃德式香肠，却吃到了塞在橡胶皮里的烂鱼，当然，鱼也是用别的材料做的。保灵说，那一刻，他“咬开了现代社会”。不错，人造的烂鱼跟法西斯的警棍、天空中飞舞的轰炸机有什么关系？可是，保灵知道，它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个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不断往深渊里滑的现代社会的必然结局。在这个社会里，家庭作坊让位于大工业化的跨国经营，心灵的需要让位于国家的权力意志，人们在城市的边缘游走，不知道明天自己将在何方。不管是烂鱼还是轰炸机，都在对人类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处境发出无情的嘲讽。奥威尔十多年后在《1984》中预言的景象在那时是一种活生生的、迫在眉睫的危机：今天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苏联，明天是波兰、法国、英国……1938年，是现代文明大崩溃前最后的沉默，是“现代”终于决定自己杀死自己之前的一个悲伤的停顿。

于是，我们的老乔治·保灵，在和这个世界一起沉沦之前作了一次无谓的挣扎。瞒天过海地回到了童年生活的家园下宾菲尔德，在这里“喘口气”，重拾一段一次大战前的岁月，那是段虽不富足，但能够获得安全感，人们可以按既定的程序生存下去的日子。也许奥威尔在此时过于伤感了，但如果因此便说他是个不开化的保守分子却有失公允。乔治·保灵试图召唤一段往昔的岁月来拯救他自己，只能当作对“现代”的残酷无情所作的一次软弱的抵抗。前面说过，保灵不是一个英雄，他的表现是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在大厦将倾之时的一种无意识动作。当然，作者决定不给我们任何慰藉，展现在保灵眼前的塞满空罐头瓶的鱼塘是一次最具有黑色幽默效应的现代经历；而那枚飞机上落下的炸弹和我们痴肥的老保灵迅雷不及掩耳的避弹动作更可以让任何田园牧歌式的幻想在瞬间粉碎。

在英国，奥威尔被认为是传承斯威夫特的天才讽刺传统的作家，斯威夫特笑声中的冷峻与机智都能在奥威尔身上找到最好的对应。但奥威尔同时接受的，似乎还有斯威夫特那种无可挽回的宿命感。在奥威尔笔下，人是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总有一个强大的外在社会力量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人们无法摆脱被这种外力所控制的恐惧感。奥威尔总是详尽地向我们分析各种社会关系和组织，列举各种事件，一旦我们读到他小说中的人物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也就不难推测出人物内心发生了怎样的震撼。这种对应型的写作似乎颇与现代小说观念不合，不过，我们应当考虑到奥威尔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作家”，他一生投身于多种事业和活动，是一个出色的政论家和记者，一些评论家认为奥威尔“首先是一名记者”，即便如此，奥威尔也是一名第一流的记者。他见证时代的创痛，触摸社会坚硬外表下的软肋。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生活的无边庸常和他们的徒劳挣扎带来读者的深切痛楚，是对自身被无知无觉的社会裹挟而去时发出的冷峻讽刺和自嘲。

奥威尔身上具有英国作家最优秀的品质：诚实、高尚、忠实于日常经验。按欧文·豪的说法，奥威尔具有英国式的“平常理性”(Common Sense)，他不倦地向我们提供意义丰富的细节，并从这些细节中推论出他对生活的洞见。这种经验主义气质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直接的力量——执著于生活的真实、心甘情愿当一个目击者，因此他往往能提供比空泛的理论更多的东西。他知道如何描写环境中的人，对人类的困境也有着惊人的敏感，不过他的探讨永远是静态的，他从不会忘记自己“目击者”或“记者”的本分。这就使得他并不尝试去寻找痛楚后面更深层的原因。也就是说，奥威尔把它揭示出来，却并不解释，他总是在常识的层面上打住。这种风格基于他的创作观念：社会和个人之间密不可分，个人并不能创造出有效对抗社会——包括它的整个“现代”——的形式。我们不妨说奥威尔是～只社会的牛虻，飞过去狠狠蜇咬，让大众感到震惊，但自身仍然附着于社会层面上。他的态度使他成为了英国最诚实的作家。如评论家J·斯泰恩所说：“英格兰再也不会有比他更诚实、富于勇气、关心普通人命运的小说家了。”但另一方面，这也限制了他的才华。

无疑，奥威尔的固定形象是现代文明冷静的预言家，正如他有效地重现了英国文明的衰败，他仅仅依凭着不会被任何理论推翻的“平常理性”就把握住了历史经验的实质。他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忧虑是基于他对整个“社会”的忧虑，即使在他那个时代，“现代化”也基本成为了全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所以他对“现代”抱持的悲观主义态度同时也是对人类最终命运的不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来透口气》就不单是乔治·保灵这个“失败者”的小说，更是一篇“(关于)失败”的小说。在保灵和奥威尔的头脑中，“现代”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梦魇，从1938年这个点前瞻后顾，所谓未来不过是恶梦的继续，而曾经光荣的往昔也被它吞噬。奥威尔冷静地得出结论：“那些你告诉自己只不过是个噩梦或者发生在国外的事情”迟早会在你身上发生的，谁也逃不掉。当现代社会机器的高度发展淹没了处于其中的人时，当老乔治·保灵在鱼塘边悼亡自己被埋葬的青春时，人们终于发现，该悼亡的是整整一代人类共同的“现代”记忆，它曾经执迷于“发展”和“进步”的幻像，却最后在纳粹的军靴和工业半成品废料中发现了自己的尸体。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奥威尔的“平常理性”完成了它的任务。

杜心源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一部有着罕见魄力和想象力的著作……进一步证明了人们对奥威尔的评价：在全世界依然活跃着的少数思想家中一位主要的预言家。

——《纽约先驱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