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个当妓女的情人；他饱读诗书，却常常拿藏书当柴烧；他蹲过独裁者佛朗哥的监狱；他也曾远渡美国，当过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就是西班牙气质最独特的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

西班牙侦探小说经典之作，1979年西班牙“行星文学奖”获奖作品，1981年法国“国际侦探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富商司徒阿特·佩德尔在失踪一年后，尸体被人丢弃在巴塞罗那郊外的工地上，口袋里只有一张纸条：“谁也不会带我去南方了。”

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受佩德尔遗孀之托，调查杀害佩德尔的凶手以及佩德尔失踪的真正原因，这一年中他到底干了些什么。据说，他要像高更一样，到南方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寻找人生真谛。

在峰回路转的调查过程中，佛朗哥独裁的阴影与民主时代的喧嚣、政治理想与残酷现实、爱与性、财富与人生……种种矛盾与无奈扑面而来。

这就是蒙塔尔万笔下的佩佩·卡瓦略，一个寄悲凉于食色、寓沉痛于虚无的私家侦探，和他的巴塞罗那。

维拉德坎斯佩戴纯金领带夹、铂金袖扣，连脱发的脑袋也被打理得一丝不苟：两岸的白发问夹着一条干涸光亮的河床。从律师偶尔摸摸残余头发的小心程度和小舌头同时掠过几乎是紧闭双唇的得意神情上，看得出这是全市乃至全西半球顶尖理发师的作品。

“您听说过司徒阿特·佩德尔吗？”

“有点耳熟。”

“之所以听上去耳熟，是因为这个姓和许多人有关联。这是个显赫的家族：母亲是著名钢琴演奏家，婚后退出音乐界，只在慈善义演会上弹奏几曲；父亲是战前成名的苏格兰裔重量级实业家。孩子个个出息，您听过的大概有成为广告业巨头的儿子、成为生化专家的儿子、成为教育家的女儿或是成为建筑商的儿子。”

“也许。”

“我想跟您谈的是成为建筑商的儿子。”

他把一些卡纸放在卡瓦略的面前，上面别着短讯剪报：“特立尼达工地中发现一具无名尸体。”“死者的身份被证实为卡洛斯·司徒阿特·佩德尔。”“一年前，他借口去波利尼西亚群岛旅行告别了家人。”

“借口？旅行要什么借口？”

“您知道什么是所谓的新闻语言，那就是无端推测。”

卡瓦略也想无端推测一回，可是没能推测得出来。好在维拉德坎斯合上资本主义阵营中首席美手师美过的双手，将情况做了个简要介绍。

“事情是这样的。司徒阿特·佩德尔是我的朋友，知心朋友。我们是耶稣会学校的同学，是在那里认识的。我这个朋友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有些男人，尤其像卡洛斯那么敏感的男人，不太能承受四十岁、四十五岁，接着，天啊！即将年过半百的年龄压力，这是可以解释他之后举动的惟一理由。他反反复复、左思右想了好几个月，计划着丢下一切，去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某个岛上旅行。突然，计划有了质的飞跃，他将生意安排好，随后便消失了。所有人都以为他去了巴厘岛、塔希提岛或是夏威夷岛，谁知道呢！当然，所有人也都以为危机是暂时的。几个月过去了，大家必须面对无法挽救的公司局势。于是，司徒阿特·佩德尔夫人接管了生意。最后，一月份爆出了这条新闻：司徒阿特·佩德尔的尸体在特立尼达区的工地中被发现，他是被人用刀捅死的。如今，我们确信卡洛斯根本没去波利尼西亚群岛。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段时间他干了什么？我们得把事情弄清楚。”

“我想起这个案子了，凶手最后没找着。你们是想找到凶手？”

“嗯，如果能找到凶手，那也不错。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他这一年做了什么？您要明白，这里头牵扯了不少经济利益。”

内部通话器响了，通报司徒阿特·佩德尔夫人到。几乎没有任何过渡，门开了，一位四十五岁模样的女人走进办公室，推门时撞到了卡瓦略的胸口。她对他正眼没瞧一下，似乎自己成熟苗条的身躯是惟一值得关注的对象。维拉德坎斯介绍的惟一作用是让这位皮肤黝黑、五官庞大的女人从魔鬼会见的一开始就强调了与卡瓦略之间的距离。一声简短的“荣幸之至”随随便便就将探长给打发了，卡瓦略回答时两眼死死地盯着她的乳房，迫使她不自主地摸了摸胸部，担心着装上有什么不得体。

“我正在向卡瓦略先生介绍事情的前因后果。”

“很好。维拉德坎斯大概已经对您说过了，我希望谨慎行事。”

“一定会和报道案件一样谨慎，我注意到这些剪报里没有刊登一张您先生的照片。”

“一张也没有。”

“为什么？”

“我先生出走的时候，精神完全崩溃了，根本不是个神志清醒的人。他平静的时候——能平静下来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奇迹——会拉着任何人说高更的故事。他也想学高更，丢下一切，去南方的海。也就是说，丢下我、孩子、生意、社交圈和一切的一切。一个处于如此精神状态的人很容易成为别人的猎物。要是案子被曝光得更多一些，那些人会越发地无所顾忌。”

“你们跟警察打过招呼？”

“他们尽了全力，外交部也是。”

“外交部？”

“有可能他确实去了南方的海。”

“他没去。”

“没有，他没去。”她满意地说道。

“您很高兴他没去。”

“确实有一点。当时他那一套我听够了。‘你走好了！’我不止一次地跟他说过。生活优越得让他喘不过气来。”

“米玛……”

维拉德坎斯试图打断她的话头。

“所有人都活得喘不过气来。确切地说，所有人，除了我。自从他走了以后，我能畅快地呼吸了。我开始工作，做他的工作，和他做得一样好，比他做得更好，我一点也没出错。”

“我想提醒你，米玛，我们来这儿不是说这个的。”

可是，卡瓦略和司徒阿特·佩德尔夫人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似乎想比试比试谁的眼神更具有杀伤力。

“这么说，您对他还是有点感情的。”

“您要是想笑话我，那就笑吧。确实有点感情，不过很少。这次的事让我明白：地球离了谁照样转。还有更糟的，我们的位子都是篡夺来的。”

她那双黑眼睛和成熟睿智的嘴唇边两道椭圆形的皱纹中散发出不可捉摸的激情，卡瓦略茫然了。

“您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我丈夫这一年里头做了些什么。我们都以为他去了南方的海，鬼知道具体是什么地方，鬼知道他做了什么蠢事。我的大儿子和他爸爸一个德性，要命的是他会比他爸爸继承更多的财产。另外两个这会儿应该在附近哪座山里玩越野摩托。自从她爸爸的尸体被发现，女儿的精神一直很不稳定。至于小儿子，耶稣会学校早晚会开除他……我需要把这一切都理顺当。”

“那你们知道哪些情况呢？”

维拉德坎斯和司徒阿特·佩德尔夫人对视了一下，律师回答道：

“和您知道的一样多。”

“死者没有携带任何能够提供线索的物品？”

“他的口袋被掏空了。”

“只发现了这个。”

司徒阿特·佩德尔夫人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经过无数人手、被揉得皱巴巴的便笺纸，上面用油彩笔写了一句话：

谁也不会带我去南方了。

“我压根儿就不认识您。”

他短头发，深色西装，没打领带，深色太阳镜将稚气未脱的脸蛋衬托得越发光亮白皙，尽管身子骨干瘦干瘦的，动作却非常灵活，似乎身体之所以一声不响，是因为关节部位都抹了油。

“要是被人知道我递消息给你，他们会把我赶出警队的。”

“维拉德坎斯先生很有权势。”  “他再有权势，也救不了我。何况，他们早就盯上我了，因为政治问题。全是一帮伪君子，说起来，对局势怎么怎么个不满，做起来，啥也没有。关心的无非是编制和人员，盘算着一身兼数职这种倒霉事千万别轮到自己头上。”

“您是赤色警察？”

“不，我是爱国警察。”

“明白了。您不是参与了司徒阿特·佩德尔一案的调查工作嘛，把您知道的全告诉我。”

“我知道的东西很少。开始，我们以为是一起同性恋纠纷。一个大富翁失踪，一年后被人用刀捅死，未免太过古怪，摆明了是起鸡奸案。可是，法医说死者的肛门并没有受到性侵犯，同性恋圈儿里也没人认得他。还有衣服，死者身上的衣服不是他的，是些破旧不堪的二手甚至三手货，凶手刻意不在衣服上留下任何线索。”

“那为什么留下那张纸条？”

“为了迷惑我们，我认为。您难道不这么想？”

“‘谁也不会带我去南方了。”’

“没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他想说什么呢？”

“死者的计划是去南方的海，大洋洲那边。”

“可是，您瞧清楚了。纸条上写的是：谁……也……不会……带我，是带我，带我去南方了，他指的是一个可以带他去但没有带他去南方的人。这一点，我们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用意大利语写呢？”

“是他的字吗？”

“是的，是他亲笔写的。”

“你们得出的结论是……”

“他一定是失忆了，或者类似失忆什么的，跑到下层社会，被捅了一刀子。要不就是一宗家人守口如瓶的绑架案，他们不愿意付巨额赎金，死者被绑匪撕票。还有可能是一起商业纠纷，不过，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他生意中最易引发矛盾的是工程项目，可是他本人并没有亲自参与，我的意思是，挂了名的全是傀儡。好了，老兄，事情我就不再展开细说了，给您这份我们骚扰过的人员名单：合伙人、朋友、还有隋人，我跟维拉德坎斯说过就这些。”

“警察接着往下查了吗？”

“没有，司徒阿特·佩德尔家族想尽办法不让警察往下查。他们开始先按兵不动，过了一阵子便四处活动，不让再查下去，说什么事关家族声誉诸如此类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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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活，就会有文学；有文学，便会有小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学才算文学，什么样的小说才有人读。于是，面对众多现代小说的自话自说和现代文学的自慰式狂欢，终结说不胫而走，消亡论甚嚣尘上。而情节的缺失无疑是导致现代小说乃至整个叙事文学衰落的重要原因。谓予不信，我不妨以蚓投鱼，略陈管见。

首先，情节的缺失无疑是现代小说脱离读者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基于此等情由，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艺术的非人性化》(1925)一文中诘问过斯蒂文森，盖因前者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现代小说家已然不屑于情节。当然，那只不过是是斯蒂文森打肿脸充胖子罢了。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反命题是：情节的枯竭终使现代作家不得不移情别恋。他说，“时至今日，令人感奋的”故事已经掘尽”；“情节取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或许是鉴于弗洛伊德主义的风行和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位批评家甚至妄下断言，称未来的小说必得是“心理小说”。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方文学多少印证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情节小说依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而且于世纪末迎来了大批主流作家的回归。明证之一便是包括《南方的海》在内的侦探小说的复兴。

马努艾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长篇小说《南方的海》是西班牙当代文学的翘楚。它发表于一九七九年。是年即获得两项大奖，即西班牙最孚盛名的小说奖“行星奖”和“国际侦探小说奖”。然而，受主流批评界的所谓“纯文学”理念的影响，无论巴斯克斯·蒙塔尔万还是他以卡瓦略侦探前后贯串的一系列小说，一时间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直至世纪之交，由于世界文学在一片楚歌声中开始向现实主义和情节回归，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等一批侦探小说作家才开始受到关注。

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发轫较晚，从爱伦·坡、柯南道尔等人算起，也没有多少年的历史；但其基因(比如其故事性、悬疑性、刺激性等等)却几乎与文学一样久远。比较明显的印记是大乘宗有关佛陀的传说和古埃及一希腊有关斯芬克司的传说等等，而中国古代演义中大量有关王朝更迭、帝王天崩的释谜性描写及后来的包公案、狄公案等等更是充满了侦探小说的原生因素或者本身就是侦探小说。从另一个角度看，侦探小说较之“心理小说”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惯以幻想家自居的博尔赫斯也曾在其少有的几篇理f生洋溢的著述中，谓侦探小说具有缜密而严谨的内在结构，而典型的“心理小说”却往往因耽于任意而显得紊乱。后者，“譬如普鲁斯特的某些章节，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看到这些，就好比回味平日里无所事事的困顿与无聊”。侦探小说则不同，它通常因为追求逼真、需要可信而必得拥抱现实主义，同时为了出人意料而必须挖空心思，即既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拾人笔慧。有关侦探小说的载道功能和艺术手法，刘半农、徐念慈、觚庵等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谓其在揭露时政、揭示人性等方面大有一般小说所不及之处，而且每每“布局之曲折，探事之离奇，于章法上占长，于形式上占优”。

现代小说的相当一部分读者(如不武断地说大部分读者)便是靠侦探小说挽留下来的，尽管侦探小说一直被“精英”们人为地置于“通俗”的范畴。而侦探小说与情节的关系，则好鱼和水的关系。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几乎是侦探小说的取胜法宝。

其次，情节的衰微恰好同个人主义的勃兴相互相成。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视情节为文学的主要元素，那么到了现代或后现代它便被所谓的“精英”批评降格到了可有可无，甚至冬扇夏炉的地位。殊不知莎士比亚便是以情节取胜的“通俗”作家，塞万提斯亦然。

说到情节，曾几何时人们想到的也许首先是“通俗”，甚至庸俗；是金庸们的一唱三叹或琼瑶们的缠绵悱恻，甚至某些廉价博去观众眼泪的电视连续剧。因此，人们似乎普遍不屑于谈论情节，而热衷于观念和技巧了。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哲学，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样，存在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无疑都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到科塔萨尔，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将形式主义推向了极致。换言之，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用袁可嘉先生的话说，这叫做深刻的片面性或片面的深刻性。而玩弄技巧的则大抵将小说变成了魔术一类的江湖把势，以至于从作家到学者无不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莫过于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凡此种种，又无不同集体或他者意识的式微、个人主义的兴盛相辅相成。我曾经不揣冒昧地称情节和观念(或主题)在文学史上构成了一个奇怪的X形双曲线，即情节的逐渐下挫和观念的不断上升。而它们也许在文艺复兴时期达成了完美的交叉。

然而，桑塔亚那说过，经典的本质力量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而不是别的尺度。《南方的海》便是一部让喜欢者爱不释手的小说。作品描写一名叫佩佩·卡瓦略的私家侦探，他受命为一个显赫的家族企业调查其总裁失踪并死于非命的全过程。请注意，是过程，而非简单的凶手那么简单。这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了。于是，读者跟随卡瓦略逐一走访曾经与死者保持着各种关系的各色人等。其中有商贾巨头，也有街头混混和落魄妓女。当代巴塞罗那乃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叶的整个西班牙社会随着卡瓦略的足迹和访谈呈现出具有马赛克风格的斑驳景象。党派斗争、社会矛盾、人际关系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以几何级升沉的形式展现出来。若非卡瓦略私家侦探的身份及其使命一直在提醒读者，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而这恰恰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复杂所在，也是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特征所在、区别所在。

从一桩疑案切入，顺藤摸瓜、丝丝入扣地将读者引向凶手或诸如此类的始作俑者，是传统或一般侦探小说的套路。但《南方的海》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它是一部侦探小说，毋宁说它是藉侦探小说之形以图现实主义之实。也就是说，作者醉翁之意不全在酒，他的叙事策略至少成全了情节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回归。于是，他在继承侦探小说引人人胜的叙事形式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内涵，使之具备了所有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广度与深度。这至少是小说家重整旗鼓的一种尝试，并且已经得到了西班牙文坛内外愈来愈多的作家、读者的认同。

最后，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年轻译者，李静有这样的译笔，多少有些让我感到意外。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究竟是文学疏虞读者，还是读者不屑于文学已经很难说得清楚，而有心坐下来翻译文学作品的年轻人可谓寥寥无几；此外，文学翻译不同于文字翻译，个中艰辛也只有文学翻译者才能了悟，而外语和母语的双重要求常常并非一般年轻学者甘愿领受。有鉴于此，并有感于《南方的海》准确晓畅的译笔，我不能不无视浅陋，以表欣喜、以示祝贺。

《南方的海》是西班牙当代文学的翘楚。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西语文学学者 陈众议

佩佩·卡瓦略是一个超脱的侦探。他最大的兴趣是满足自己的胃，但当他不在寻找美食时，却能解开最复杂的谜团。

——《星期日泰晤士报》

蒙塔尔万是一个对权力冷嘲热讽、对受压迫者却充满温情的作家。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