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在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发展扩建之后，在数目上达到顶峰，文化上达到成熟，内涵上达到丰满。每一条胡同的形成和发展都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胡同的名称是老百姓给它起的，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本书讲述了原汁原味的北京胡同文化和胡同故事。

胡同，在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发展扩建之后，在数目上达到顶峰，文化上达到成熟，内涵上达到丰满。每一条胡同的形成和发展都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本书将悉心收集的这些珍贵的北京老照片呈献给读者，使人们从中窥见北京胡同的荣辱沧桑。

前 言

一 胡同的解说

 1．胡同一词的由来

 2．胡同的命名

 3．胡同之最

二 胡同里的传说

 前门大街——繁华的商业街

 前门外东河沿——德兴永金箔铺

 廊房头条——灯笼大街

 廊房二条——珠宝一条街

 大栅栏——繁荣的街巷

 前门外——正乙祠戏楼

 红尘残梦——八人胡同

 国子监街

 前永康胡同——李莲英妹、小德张故居

 细管胡同——田汉故居

 北沟沿胡同——粱启超故居

 魏家胡同——马家花园

 府学胡同——文丞相祠堂

 豆腐池胡同——杨昌济故居

 黑芝麻胡同——奎俊宅院-

 后圆恩寺胡同——茅盾故居

 东四北大街——隆福寺

 张自忠路 赵登禹路 佟麟阁路

 仓0g胡同——段祺瑞宅院

 棉花胡同——蛰居在此的蔡锷将军

 帽儿胡同——婉容宅院

 东四四条胡同——清绵宜宅第

 东四六条胡同——清崇礼住宅

 东四八条胡同——叶圣陶故居

 箭杆胡同——《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黄米胡同——李渔故居

 老舍的“小羊圈胡同”

 赵堂子胡同——朱启钤故居

 王府井大街27号——黎元洪宅

 西总布胡同

 金宝街区——有名的宅院

 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故居

 东总布胡同——马寅初故居

 禄米仓胡同——智化寺

 东安市场

 王府井大街

 灯市口大街——鹁鸽市

 鼓楼西大街——果子市

 铸宅中胡同

 铁影壁胡同

 烟袋斜街

 后海北沿——驰名的“烤肉季”

 后海北沿——宋庆龄故居

 中官房胡同——侯宝林故居

 西什库大街——皇家仓库

 前海西街——郭沫若故居

 护国寺

 护国寺街——梅兰芳故居

 白米斜街(一)——张之洞故居

 白米斜街(二)——冰窖和宝泉冰窖

 刘兰塑胡同

 砖塔胡同——北京最古老的胡同

 博学胡同——妞妞房

 阜成门内西三条——鲁迅故居

 辟才胡同

 粉子胡同——珍妃、瑾妃出生地

 花市大街——“京花儿”销售地

 珠市口西大街——晋阳饭庄

 琉璃厂——文化街

 厂甸——春节庙会

 象来街和虎坊桥

 海柏胡同——朱彝尊故居

 魏染胡同——京报馆旧址

 棉花头条——林白水故居

 赶驴市胡同

 牛街——礼拜寺

 菜市口大街——鹤年堂

 兴隆街——草料厂

 南月牙胡同与北月牙胡同

 广东新义园

 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堂

 达智桥胡同——杨继盛故居

 报国寺西院——顾亭林故居

三 胡同里的叫卖

四 市井

五 北京胡同列表

后 记

参考资料

“都一处”烧麦馆坐落在北京繁华的前门大街，始建于乾隆三年(1738年)，距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是京城有名的百年老店之一。

最早的店主王瑞福是从山西临汾来到北京的。刚开始他在前门外只开了个小饭铺卖“晾肉”、“炸三角儿”、“马连肉”之类的山西风味吃食。有一天(乾隆十七年)，身着便装的乾隆皇帝去通州微服私访，途经前门返宫时夜色已深，腹中稍感饥渴，想寻个饭馆打个“茶歇儿”。可是前门一带大小饭馆全关门了，只有王瑞福的这个小饭铺还开门营业，他便带两个随从进来吃饭。

随着店小二热情的一声吆喝“三位爷，里边请”，环顾店堂四周，竟有不少客人，大家南腔北调，无论是开怀畅饮还是埋头品尝，一看便知这是个人气兴旺、买卖不错的地方。乾隆皇帝来了兴趣，吩咐小二：“给我们找一个好点的位子。”小二见三位客人气度不凡，连忙招呼掌柜的。王掌柜没有细想，赶紧热情迎了上来，请三位坐下。先让小二倒来一壶热茶，送上一碟瓜子，这才问道：“您来点什么菜？”

乾隆饶有兴趣地问：“你们有什么拿手的菜？”王掌柜急忙回答：“咱们这儿有多种小菜，像玫瑰枣、煮小花生，都有独特风味，特别是马连肉和晾肉，京城独一家，您到别的地方绝对吃不到。”“好，那你就把这些菜都上齐了。”皇帝爽快地说道。

王掌柜答应一声，便去告诉厨子。他也觉得这三位不是寻常人物，说不定是王公大臣，或许还是皇亲国戚呢，因此吩咐小二：上最好的菜、最好的酒，一定要服务周到。

其实，王掌柜是个有心人。他初到北京时做过学徒，后又在前门外大街路东、鲜鱼口南搭起席棚，开起小店。他善于经营，店铺有很好的信誉，到乾隆七年(1742年)，王掌柜已攒了些积蓄。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扩大经营，因此，王瑞福在原有的地面上建造新店，因酒店南北都有店铺，无法横向发展，所以只好纵向升高，盖了一间门面的小楼。里面收拾得千净利落，生意更加兴隆。那时，北京城里叫得上字号的饭馆，像致美斋饭馆、余芳饭馆等等，无论从名声还是财力诸方面，都是王掌柜这个小饭铺无法相比的。因此，他开始动起脑筋，挖空心思找名厨，提高菜色质量，此外他还想到必须有自己的“绝招”：可以延长营业时间，逢年过节也不休息，还可以吸引些做买卖、跑生意的商旅，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自己的特色。

乾隆皇帝他们酒足饭饱后，趁喝茶的空当，他叫过王掌柜问：“你这马连肉和晾肉不是京城的口味，好像是山西、陕西那一边的，别有一种味道。”“这位爷，您可真是行家。不瞒您说，为了这两道菜，我三次回山西老家，好歹将名厨师傅请来，您吃的可是地地道道的山西菜。您要是爱吃，以后吩咐一声，我让伙计给您送去。”皇帝听着高兴，又随便问了句：“你们这个店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正式的字号，我姓王，所以大伙就称这儿为‘王记’饭铺。其实，我也想起一个叫得响的字号，可是我没学问，只好这么将就着。”听了此话，乾隆皇帝向四周环顾了一下，说道：“这个时候，京都营业的恐怕就你们这一家了，我看，就叫‘都一处’吧。”边说边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此后过了一个月，这三位客人没有再来，王掌柜的也渐渐忘记了此事。没想到有一天，店外突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紧接着，店小二急急忙忙地跑来，说：“皇宫里送牌匾来了！”“什么？”王掌柜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听外面喧嚣声一片，赶紧走了出去。一抬眼，便看见店门前站了一群太监，四周还有无数看热闹的人。太监们将一块虎头牌匾送到饭铺，牌匾中央赫然写着“都一处”三个大字——是乾隆皇帝的御笔。原来，那位气度不凡的客人竟是万岁爷。这真是喜从天降，王掌柜连忙叩头谢恩，然后将牌匾端端正正挂在店中。不仅如此，王掌柜还将皇帝当时坐过的一把罗圈椅盖上黄绸子，名曰“宝座”，下垫黄土，不准任何人再坐，像供神一样供奉起来。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京城，人们纷纷慕名而来，饭馆的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

京都一处共传呼，休问名传实有无。

细品瓮头春酒味，自堪压倒碎葫芦。

以上是清朝同治年间专咏京城“都一处”烧麦馆的《竹枝词》。原来“都一处”前身叫做“碎葫芦”，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传说。据传店主王瑞福是骑着小毛驴进京的，手头实在紧，只得在前门外浮山会馆暂住。前门大街离宫廷禁地不远，又是皇上每年去天坛祭祀的必经之处。王瑞福好不容易才请会馆老乡帮忙在前门外开了家小店铺。那时做买卖带卖酒的，都得在门脸儿上挑根儿高高的竹竿儿，竿上挂个酒葫芦。王瑞福开张之际，手头十分拮据，但是看到路西酒铺正在换新葫芦，自己硬着脸面向人家讨来替下来的碎葫芦，挂到自家门脸上，可见其创业时的举步维艰。以后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王瑞福出于山西人勤俭的本性，竟然不肯换下那碎葫芦。常来光顾的酒客便以“碎葫芦”当做店铺的诨名。

“都一处”的烧麦一直被人们视为美馔珍品，以皮薄馅多味道鲜美而出名。光肉馅的制作，便要选用百分之七十的精瘦肉，故而馅香不膩。烧麦皮子也有讲究，面皮都是选用上乘的精白面粉，以特制的轴棍擀成直径三寸的莲花褶皮，得擀得边上薄中间厚才行，还得手工捏出十八个褶来。包馅后捏成石榴状，蒸熟后玲珑剔透，宛如美丽的玉石榴。肉馅有三鲜的、水打猪肉馅的，还有蟹肉馅的，烧麦包好上笼，蒸熟连笼一起上桌，看起来烧麦犹如麦梢上绽开的朵朵白花，十分美观，所以它又有“梢麦”的别称。

这里的“炸三角儿”也与别处不同，从选料到做法都非常讲究，是用瘦肉丁、肉皮冻和韭菜做馅儿，另放香油、味精、姜末。精选原料后，用瘦肉末拌之以高汤，凝成冻后切成小块作馅，这便是“卤馅”，然后将卤馅包于圆面皮内，捏成三角形，人油煎熟，炸成金黄色。卤馅受热变软，食用时先用筷子扎个眼儿，放放热气儿，用嘴一咬，一股浓汁冲出，各种美味随之而出，既鲜嫩，又松软，还能品尝到一股汤香，真是百吃不厌。

“都一处”每天都营业到夜里十一点以后。前门外戏园多，等广和楼、三庆、庆乐戏院散了戏，京剧演员差不多都来光顾。特别是谭富英、裘盛戎更是每晚必到，他们先要烧麦，吃完了再要二两“炸三角儿”，边吃边聊，当做是极大的乐趣。

后来“都一处”生意越做越大，名人雅士、宫廷要员纷纷前来聚会宴乐。1956年“都一处”公私合营，迁到现在的馆址，也就是原来福顺、隆庆魁干果店和天有信绸缎庄的旧址。1953年仅容五六十人同时就餐的铺面，到1964年扩建为百人餐厅。同年秋郭沫若来此，兴趣盎然地观赏了乾隆御笔虎头匾，也为“都一处”题写了牌匾。“文革”中，这块乾隆爷写的牌匾不幸成了“四旧”。粉碎“四人帮”之后，牌匾又重新挂了起来。那牌匾黑漆金字，上下左右雕刻着四个虎头，乾隆御书的字体苍劲有力，真是一件珍贵的文物。1982年至1990年进行了翻建和扩建，经营面积扩展到400多平方米，主营烧麦、米饭、炒菜、烤鸭。一、二楼设大餐厅，接待零散客人，三楼为外宾餐厅和宴席餐厅。

“都一处”自乾隆赐匾开始出名，再加上北京小吃——烧麦，不仅在北京，在全国也很有名气，并已流传到国外，该店面点师曾数次去国外传艺和表演，深受外国朋友的欢迎。P15-18

两个多月前，老爸派下“任务”：给《老北京胡同里的传说》写一篇前言。这些年来，给书写前言林林总总的也有十多篇了，可这回不太一样。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只字未写，愁得好些天连话都不想说。看来，这篇“前言”注定是要变成“难言”了。

先说说我的“愁”：在写有关胡同方面的文字上，我自认是没什么发言权的。因为不住在北京，或者说离开北京的家已经十五年了。北京的变化日新月异，别说十五年，就是走个四五年溜达一圈再回来，印象中的北京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本来想从什刹海的银锭桥、柳荫街写起，但听说那里已经变成了酒吧一条街，全无当初我们在它周围六年求学苦读时的静逸；又打算从北京最古老的砖塔胡同写起，这里靠近著名的西四牌楼，可是父母走遍京城取景拍照后告诉我，砖塔胡同已经成了一条大道，古塔还在，但胡同的景致和意境已经消逝。

老北京已经在逐渐消逝，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北京的胡同正随着高楼大厦的耸立而成片成片地倒下，没有倒下的是那些关心和痛心疾首着胡同的人们。想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念想儿的普通百姓，开始骑车背包、走街串巷地拍照留念。他们有的站在铲车前和冰冷的机器对峙；有的画一幅风景素描，把心里的哀思融在画纸上润饰；还有的登报著文，建议畅言，希望被圈成圆圈的白色“拆”宇能多停留一段时间，最好还能把这个触目惊心的“拆”字去掉，改成别的什么……我们只不过是这其中小小的一分子，编写、收集着逝去的城、逝去的人和他们的一些故事。

要想介绍北京的胡同，我以为该从北京城的历史说起。据说北京有三千年的建城史，这是根据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而宣布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北京就是蓟国和燕国的政治中心。当时的蓟都位于今北京市西南广安门一带，是各民族间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心。不管是琉璃河的燕都，还是广安门的蓟都，它们都意味着北京的建城之始，或说是今天的北京在三千年前的两大雏形。

三千多年前的北京还没有胡同，有的只是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黄金台”以及萧萧易水，决绝难返的英雄荆轲。“黄金台”是燕昭王为了礼贤下士，招募天下豪杰所筑。有了“黄金台”，才有了天下英雄怀才不遇的感伤，才有了李白的“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的名句。“黄金台”之后，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刺客荆轲。他的一把匕首，甚至胜过了秦国的铁骑大军，胜过了整个六国合纵抗秦的历史，寒光乍现，只一瞬间就让数千年后的我们记住了易水河，记住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每当成群的白鸽飞掠头顶，湛蓝的天空中，点点风筝摇曳，北京人的心中都会升起一种自豪：沙燕风筝代表着燕(晏)图腾的后辈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而英雄的悲壮给我们留下的是开阔、勇敢、豪迈的品格。

五代十国时期，长城外的契丹族建立辽王朝。随后，契丹占领了幽州以及燕云十六州。北京，那个时候的名字是幽州，它作为辽的陪都又叫辽南京。公元986年左右，辽南京开始扮演起政治中心的角色。辽南京沿用唐代幽州城址，仅在城内西南部筑了一个小宫城，称为大内。大内的宫殿多沿用前代建筑。大内之外，街道布局有如棋盘，城内共有二十六坊，每坊有门楼，城北为商业区。虽然从小和奶奶一起听戏，受到《杨家将》等戏曲知识教育，从心里“痛恨”着萧天佐的“天门阵”，以及对杨家满门忠烈、十二寡妇征西的佩服；但又不懂事地经常提问“那为什么咱们总打不赢呀”，或者“那大宋的皇帝干吗不自己去打仗呀……”让奶奶摸不着头脑，又无法回答。长大后，受历史老师的影响，记住了耶律阿保机和耶律休哥的名字。当时在课堂上自己就幻想着耶律休哥是一位翩翩英俊将军，他年轻又勇敢，骑在白马上，救幽州城于水火。一方面是因为历史老师的书法好，写出来的字在黑板上十分俊秀，而耶律休哥这名字也特别，仿佛武侠书里的“西门吹雪”般，已经人在江湖，亦侠亦盗自留后人评说。  其实包括幽州城在内的燕云十六州是由“自己人”唐节度使石敬瑭出卖的，契丹族人未费一兵一卒。而且在后来一百四十多年的争战中，辽国的将军也好，士兵也罢，都是奋起抗争，浴血到底的；反过来再看看宋朝的将士，除了演义中的杨家将，还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为，这也是燕云十六州迟迟回不到宋朝的怀抱，而再次改姓金的原因。

1115年，金灭辽后，在旧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工程，即金中都。如今的北京城内，金中都的遗迹恐怕只剩下一座天宁寺宝塔。天宁寺在唐代被称为天王寺，辽国时称大万安禅寺。寺内的宝塔是一座十三层八角密檐式舍利塔。它见证着唐朝的兴盛，辽、宋、金以及后世朝代的风云更替，硝烟战火，见证着北京从蓟都、幽州、金中都、元大都以及后来的北平、北京一路走来，名称变化，山水依旧。

辽、金时代的南京、中都的城市建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周礼·考工记》“九经九轨，前朝后市”的法则，但值得一提的是，金中都出现了全城的基准线一一中轴。金中都的“中轴”和今天北京城的中轴线并非一致。金中都自东、西、南三面扩展，位置只相当于今宣武区西部的大半，周长37里多，略呈方形，每边各有三座城门楼子以及三个门洞。

就在金中都的宫殿围墙还都是崭新光亮的时候，仅仅几十年之后，也就是1215年，蒙古骑兵把金中都夷为平地。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定都燕京，在此建立他的伟大国都一一大都。大都城的建造与辽南京、金中都不同，它是在遵循《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基础上，又参照风水而设计建造的。这个工程可太大了。金中都被大火焚毁，元大都就利用在“郊外”保存完好的离宫大宁宫、琼华岛一带另筑新城。官城以大宁宫和湖泊为中心，湖泊东边建大内宫殿，为皇帝所居；湖泊西边靠南建太后、太子居住的隆福宫；北面建皇家族群居住的兴圣宫，三宫围立在太液池周围。大都城的中轴定在丽正门、大明殿、延春阁一条直线上，而琼华岛和皇宫却不在中轴线上，这和明、清时代保留下来的老北京中轴线贯穿紫禁城有着很大的不同。

说元大都城是按风水设计建造的，并非没有根据。首先，大都城的坊名往往来自《周易》。如玉铉坊、明时坊、乾守坊、泰亨坊……再有，大都城在营造上与山脉、水脉联系在一起。西山的玉泉山为其龙脉，今北海公园内的琼岛为大内的“镇山”；金水河在元朝极为神圣，民间不得取饮，它是大都的命脉。元大都的选址与营造，确实是移山倒海般地把北京带进了帝王之都的行列。北京开始有了像样的皇宫，北海，青山(景山)，广寒殿。同时，北京“状如棋盘”的规划，产生了胡同与四合院。街巷市井、平民百姓的胡同生活，由此烙在长长的画卷之中，展开延续，转笔浓淡，墨色相宜。

许多人都知道，北京的胡同历史悠久，起源于元代。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这样描绘元大都：“整体呈正方形，周长24英里，有一土城墙围绕全城。城墙底宽十步，越向上越窄，到墙顶宽不过三步。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设计都以直线为主，所以各条街道都沿一条直线，直达城墙根。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房屋的占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土地都建有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读到这段文字后，相信大家都可以给出这样一个答案：状如棋盘的大都城内，“四方形”就是四合院，“直线”就是大街和小胡同。而那时候的城墙是泥土垒的，仿佛为了验证般，我们应该现在就去看看蓟门桥附近的元大都遗址公园保留的那块城墙，或许还能闻到草毡和春泥的味道呢。

提到元朝，人们就会想起“元曲”，想起关汉卿和他的《窦娥冤》、《单刀会》。其实胡同一词最早就初见于诸元杂曲之中。关汉卿《单刀会》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胡同。”……这些都是凿证。元《析津志辑佚》中说：“胡通二字本方言。”意思就是说，“胡同”一词不是汉话。明代文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元朝时，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元人语”就是蒙古语，所以“胡同”一词是蒙古话，恐怕没什么异议。

元大都城建立之初，元朝的官僚、贵族们按照朝廷的要求，各自领到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在城内盖起了住房及院落。这一间间房屋、一个个院落，一个挨一个盖起来，连起后就是一排排的。排与排之间要采光、通风，还得留出进出的通道，便形成了城市内的胡同、小街和大街。《析津志辑佚》载：“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这里的“通”恐怕就是今天所说的胡同。如果是这样，那么元大都当时仅记有29条胡同。因当时明确规定宽9米多的才叫胡同，要是达到18米宽就叫小街，到36米宽就称为大街了。

还有的学者认为，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胡同也好，小街也罢，百姓生活最首要的问题是用水。当时的人们是先挖井后造屋，还是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呢?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时期，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以工地工场命名，以府第、人名命名，以市场命名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多个；还有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比如屎壳郎胡同，当初这里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不雅的名字呢?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的意思。还有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此外，鼓哨胡同(或写作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帽胡同”。比如帽儿胡同、白帽胡同、李帽胡同等。“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如果前面加上一个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比如白帽胡同的旁边，就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人家的住宅。“胡同”不是汉话，与北京的街巷中的水井息息相关，或者我们可以说“胡同”一词就是井的音译，这一点也是说得通的。那么胡同还代表什么其他意思呢?有人说，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载：“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这里的意思很清楚，“井”又等于大街。

忽必烈的元大都时代离我们今天的北京已经遥远得不可触及了。它留下了一张“棋盘”，正等待着明、清两朝的继续博弈。它留下的这个基础，由此建立起来的明北京城，终于把中国古代都城推向了最完美的境地。

永乐皇帝营建北京城时，据说为寻找京城的龙脉，曾走遍京畿山川，最后由江西术士廖均卿选定天寿山以作为京城的龙脉。在古人看来，龙脉关系这个人、家族乃至国家的兴盛与衰亡。北京城的形势除了山脉即龙脉的护持，其水脉也形成了四方护持的格局。清乾隆年间刊刻的《日下旧闻考》中就有记载，北京青龙水为白河，出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为玉河，出自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通惠河，与白河合；朱雀水为卢沟河，出大同桑干，入宛平界，出卢沟桥；玄武水为湿余、高梁、黄花镇川、榆河，俱绕京师之北，而东与白河会。山脉和水脉构成了北京城的地脉之气，使山与水成为北京城的一部分。而天体星宿的运行，也是北京城风水建筑布局中重要的构成部分。

明代北京城的中轴设计就体现了古人先贤的“厚天”哲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轴是北京城的标志，是北京城取向天文的完美证明。中轴贯穿全城，以花岗岩铺砌，略成拱形，高出地面，起自鼓楼，终于永定门，全长约8公里。中轴线上的建筑一字排列，壮观宏伟，体现出京城的神圣和天地之间正中人和的思想。中轴的设置使北京成为大地的中心，而位于城中心的紫禁城又与天上的中心紫微星宿遥相呼应。

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在遵循《周礼·考工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传统布局之外，又按照天南地北、八卦之说、阴阳之理来进行更深层次的规划。中轴贯穿全城，中轴的东方，是日出之处，为春，属阳；中轴的西方，是日落之处，为秋，属阴。由此，东城与西城的建筑名称及其功能各不相同。凡属武的中央官署衙门，均在中轴以西，如刑部、都督府等；凡属文的中央官署衙门，均在中轴以东，如礼部、户部等。明、清时代，东长安门张挂状元榜，主生；西长安门是秋后问斩的地方，主死。西有都城隍庙，为地，属阴；东有孔庙、贡院、火神庙，为文、仁，属阳。东有崇文门，西建宣武门，文武对峙，阴阳就位。

把中轴线说清楚了，不由得长长舒了一口气。下面该说说本书主要介绍的胡同了。既然整个北京城的建筑布局都是以中轴线为依据，那么城内的一切建筑都要整齐对称地排列在其左右，胡同也如此。东西走向的胡同对称排列在中轴两边；南北走向的胡同则与之平行。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尊帝王、崇皇权、重礼仪、佑文化、敬天地、法祖宗的思想。公元1420年北京城营建完工，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此时的北京是一个略似方形的城池，称为内城。明嘉靖三十二年增扩外城，使北京城在平面上呈一个“凸”字形的轮廓。外城东南角呈曲折突起状，内城西北角呈凹陷状。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说清楚些，这种设计还是与西北、东南的风水方位有关。这时的北京城布局已经基本定型，面积上已经大大超过辽南京与金中都，为60多平方公里。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城内的胡同、街巷1170条。

清朝定都北京后，完全沿用了明代京城。就是后来也只是对紫禁城和皇城进行了一下小的改建和重修。但街巷与胡同的界定却不那么清楚了，胡同的总体数目已增加到2077条之多。1911年到40年代北京的街巷胡同已达3300多条。胡同，在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发展扩建之后，在数目上达到顶峰，文化上达到成熟，内涵上达到丰满。

每一条胡同的形成和发展都留下了历史变迁的痕迹，并反映出社会风情。胡同的名称是老百姓给它起的，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个名称就是它的真实属性，确确实实代表着这条胡同在其区域间的存在，整个城市中的方位，人们对这条胡同的基本认识，以及交往、通信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标志。胡同交织纵横，是北京城的血脉神经。它因为有或笔直或弯曲的地形，从而带人们“大隐隐于市”，你是王公贵族也罢，才子佳人也好，或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隐身其中，胡同里卧虎藏龙。它因为有方正的四合院，严严实实的影壁，从而把宗法家族的基础延续，安逸与封闭、忍耐与保守并存。它包含着等级森严的大宅门，“天棚、石榴、胖丫头”的八旗子弟，胡同里雕栏颓败。它因为有浓浓柳荫下的石墩，带“富寿绵长”图样的瓦当，从而让我们看到一幅幅浓郁的风情画，遛弯老头手里的鸟笼，还有沿街叫卖的小贩，以及家门口的副食店、煤厂、洗衣房……胡同里山水依旧。

其实说到底，胡同还是以人为中心的。只要是住过胡同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胡同的书。这里有许多名人，远的不说，近代的：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小杨家胡同有老舍，护国寺街有梅兰芳，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等等。当然更多的人还是无名小卒，我们像“数来宝”似的，回忆着胡同中的大大小小，点点滴滴。街坊邻居是“远亲不如近邻”；厨房主菜往往是炸酱面一碗，还有京酱肉丝，凉拌黄瓜；贫嘴薄舌、游手好闲的小青年称为“胡同串子”；进进出出是一辆将军级别的“大二八”自行车。正是这些点滴，构成了我们的胡同文化，一道北京城的独特风景线。它深厚，厚过元大都的土坯城墙。它娴静，静静地看春来冬去，城头大王旗变换也无碍北京人的悠闲。它滞后，没有反思的思想，承载未来的磅礴。它苦涩，经不起抗争的，成片成片地消失、瓦解。

北京的胡同呀，有多少的“说不清，道不明”。它就像我们的母亲，自懂事起，我们就在它的怀抱中成长，那旧窗棂、灰瓦墙，都写着我们的童年故事，诉说着它饱经的沧桑。记得老舍先生曾经说过：“……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老舍先生写了一辈子的“老北京故事”，在他的笔下才能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北京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现如今，北京正在提倡“新北京，新奥运”。建设之中的北京，涌现出大量的新人、新事和新物件，北京也必定和以前不一样了。北京在发展，三千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今后也必将迈向世界一流的大都市。我们还是愿意留下一点老故事，和逝去的胡同、逝去的人们一起，着眼新的前景，那将更加美好与充实。我们希望是这样。

是为序。

刘 健

荷兰阿姆斯特丹

2008年3月15日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好友及中国书店朋友的帮助和支持。鉴于水平有限，书中不确和疏失的地方仍然很多，还祈望有关专家和读者赐教、指正。

此书在编纂中引述了不少同仁的画册、图片和文字，谨向作者、编者致以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刘秋霖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