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出茅庐的农村妹成为领班、主管、经理：有的则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随波逐流，甚至沦落……这些打工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甜酸苦辣，音容笑貌，户口婚恋，她们无言的爱和幻彩的梦，全都融贯在那―个个娓娓道来、不算曲折却令人怦然心动的人生故事里，编缀成她们永世难忘的深圳青春之旅……

打工潮深刻改变了广东以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图景，改变了亿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命运。

这是一本关于外来打工妹的书，它试图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深圳打工妹的命运变迁，她们的贡献、收获、成长和牺牲。

引子 打工妹密码

第1章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一、姐妹们，上路吧！

二、惊慌之旅

三、女人潮

第2章 重叠的流水线

一、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二、掀起你的盖头来

三、不停歇的流水线

第3章 听到掌声响起来

一、她们是中国的女儿

二、她们领导“女儿国”

三、她们的奇迹

四、平凡的世界

第4章 每个人的脸都变了

一、现代工业的熏陶

二、向上的台阶

三、精神的力量

第5章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

一、被践踏的权益

二、冬天里的一把火

三、爱与痛的边缘

四、沉重的距离

第6章 在路上仰望

一、这么近，这么远

二、这是谁的城市

后记 深圳，为打工妹树碑立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深圳就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工业区建立并开工，使深圳像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城市。

随着特区建设的快速推进，大量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蓬勃发展，深圳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需要女工。在1985年前，深圳每年要增加4万名打工妹。1988年，深圳在册外来工80多万人，其中女工160多万；1990年，深圳特区外的宝安县在册工厂外来工36万人，其中女工31万人。每一个来深圳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当年蛇口的一份统计材料说，蛇口的失业率为零。

就在深圳迎来外资新高潮的时候，一批批农村女孩，也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将她们从全国各地聚拢到深圳这片神奇而陌生的土地。

1987年，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属于典型的山区。井冈山的人口并不算太多，但是当时的劳动局的干部还是日夜为没有工作的青年人发愁。

1987年，深圳的龙岗镇利用土地厂房资源与外来资本共同成立了不少合资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井冈山的宁冈县委找到了当时的宝安县委：“我们一个县就有两万年轻人没有工作干，老区穷，整天打架闹事。龙岗现在发展这样好，要是能给我们解决几千个人就业，那就帮了我们大忙了。”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供应，多好的事。很快，龙岗镇的干部就跑到井冈山去招人。不过，他们只招女工，这让这些偏远山区的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只要女的？为什么？莫非是送到香港的妓院里去？，，还算“喝过点墨水”的乡村文化人出来说：“知道吗？那地方与香港只隔着一条河，特务卷起裤管就可以过来。”

有胆儿大的女孩还是想试试：“不会吧？那里不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吗？再说我们政府不也派人去吗？”

陈秉安在《来自女儿国的报告》里记录了这些井冈山女孩的“长征”：

1987年7月，258名井冈山女孩，乘坐7辆大客车，浩浩荡荡从井冈山到达龙岗。当年的龙岗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刘其昌像迎接贵客一样迎接她们，在酒店里包下了十几桌，请这些打工妹和领队的干部一起打一顿“牙祭”。刘其昌还要求当天晚上所有的旅馆全部开放，免费招待这些井冈山来的山妹子。

第二天，送她们来的宁冈县委干部要回去了。汽车刚刚发动，一个女孩尖叫起来：“我要回去！”很快，更多的女孩喊起来：“我也要回去！”“我也要！”

宁冈县委的干部显得很尴尬，刘其昌却显得若无其事。他到那些女孩的家乡去看过，井冈山是孕育了中国革命的圣地，但是老乡们仍然在靠红薯和南瓜过13子。他不相信这些东西能抵挡住龙岗新生活的吸引力。

上车的接近一半，一百多人真的坐着她们来时坐过的客车回去了。刘其昌只能叉着手在路边叹气。他终于明白从井冈山的山沟沟到现代化的都市，距离并不仅仅只有他们刚跋涉过的这六百多公里路。

很快，回去的那些人，开始添油加醋地把她们的“深圳印象”在乡村里传播。“干活只能坐着不动，屁股都会生疮！”“吃了一天的饭，一顿都没有放过辣椒！”“那些人讲话听不懂，总像冲着人喷口水！”“现在很客气，可是听说两年后就要卖到香港去！”  那些没有回家的打工妹的父母着急了，他们又跋山涉水赶到龙岗，要把孩子接回家。

刘其昌只能让他们亲眼看看。

陈小菊是宁冈茨坪一位老红军的孙女，她在来深圳前是乡里的农业技术推广员，但是最后她选择来深圳看看。当别的女孩不安地哭着离开时，她倒很镇定，“怎么回事都不清楚，我是不会回去的。”很快，她被提拔做管理人员，安排几百名女工的生产任务。

陈小菊领着那些不安的老乡在工厂里参观，告诉他们，这些是河南来的，这些是湖南来的，这些是四川来的，这些……是江西的。她告诉这些老乡，这里很规范，老板是香港人但管理人员还是内地的。每个月除了生活费，每个人还能挣几百块钱。她还领着老乡去了深圳的大街上，看房子，马路，外国人，时尚的服装……

最后，他们安心回去了。但是别的地方这样的惊慌还在上演。这很正常，要准确预见到一件新鲜事物的发展趋势，几乎很少人能做到。

P24-26

当《深圳打工妹》书稿放到案头，我的心中一阵喜悦——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两年前的一个星期一，参加深圳商报例行的周会时，注意到他们策划的一组关注劳务工生存状况的报道很不错。我说这是大题目，好题目，要继续做下去，特别要关注女工的生存状态，因为她们比男工承担了更多，牺牲了更多，有更多感人的故事。当时交给深圳商报一项任务：抽调记者采写一部关于打工妹的报告文学。

其实，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已经萦绕了很多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见证了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的壮阔历程，也见证了打工潮激荡珠江两岸的历史景观。“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打工潮深刻改变了广东以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图景，改变了亿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命运。我早就想写一本关于打工妹的报告文学，但限于时间和精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深圳商报关于打工者生活状态的报道又激活了我这个念头。

深圳商报已经成功转型为以经济报道为主的大型综合性日报，有熟悉经济、熟悉企业的优势，有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有一大批功底扎实、作风深入、才华出众的年轻记者，我相信他们能完成这个任务。

当深圳商报的三位记者开始采访时，我就告诉他们，虽然写的是深圳打工妹，但要放宽视野，大处着眼，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为背景，去观察、思考、采访、写作。因为深圳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我希望几位记者客观、真实、全景式记录打工妹的命运变迁。既要反映她们的成长、成功、奉献、贡献，也不回避她们的苦难和牺牲。因为，她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

我寄语几位记者，要把这部作品打造成有历史价值的精品。因为，千百万打工妹从田野走进工厂，从农村跨人城市，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史诤性事件。因为，没有她们，就没有风靡世界的“中国制造”，就没有举世叹服的深圳奇迹。写不出精品，就愧对她们。

两年来，深圳商报的记者为这本书的采访写作花费了很多心血。几位记者到流水线上做工，到城中村居住，亲身体验打工妹的工作生活；到广东、湖南农村调查，到重庆、四川山区探访，追寻打工妹流动的轨迹。从寻找第一代打工妹，到追踪新世纪的打工妹，他们先后采访不同时期不同行业打工妹数百人，并且与其中许多姐妹成为朋友。他们还采访了北京、广州、成都、香港等地的诸多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走访了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妇联、档案馆等相关单位，为这本调查研究型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史料支撑。

现在，这部作品就要呈现在读者面前，呈现在千百万打工妹面前。是不是精品，由读者评判，由新闻界同行和作家朋友们评判。但我觉得，这部作品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尤其是，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推出这本书，表达了深圳商报和深圳报业集团对几代打工妹的敬意，表达了深圳这座城市对几代打工妹的感念，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是为序。

在经历了两年的奔走后，我们终于结束对打工妹的采访，虽然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一次无法结束的采访。

许多个晨昏，当我们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思绪仍然无法从那些流水线，那些山路，那些单纯又迷离的眼眸中回到眼前的城市世界。

比如，我们无法忘记四川和重庆大山深处那些山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不断有年轻的乡村女孩踏上这条路离开家乡，奔赴陌生的城市。在她们背后有着多少热切而焦虑的目光送她们离开，又等她们回来。这是她们的希望之旅，背负行囊，也背负责任、期盼和牵挂。打工妹是一群在路上的人，她们无法把自己的悲欢交给城市，但故乡又变得遥远而陌生。当城市和故乡都变成生命中的驿站，她们走进来又走出去，像一群游牧者，永远走在路上。

比如，我们无法忘记每天在富士康集团龙华基地那两扇“门”外上演的情景剧：一扇门外拥挤着渴望进来的她们，另一扇门外则是义无返顾离开的她们。深圳这座新时代的移民城市，是否也有着这样两扇“门”呢？在深圳火车站、汽车站和码头，一扇“门”打开，就有无数新人涌人这座城市寻梦；而一扇“门”关上，又有无数人带着梦想离开。

最让我们无法忘记并深深为之震惊的场景则发生在2007年1月14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只有对曾经在蛇口凯达玩具厂工作过的打工妹有着特别的意义——那些已经星散世界各地的凯达姐妹同时赶赴蛇口，庆祝她们来到深圳整整25周年。深圳报业集团社长黄扬略和深圳商报编委会策划了这一活动，深圳商报则以最重要的版面和最隆重的规格来报道这群已过不惑之年的打工妹。

为什么？如果不亲身来到现场，我们就不能懂得一群打工妹的聚会所唤起的记忆有多么丰富，仿佛一夜之间，属于她们的时代，纯真的情感，所有的甜酸苦辣都回来了。

这是一次“失控”的聚会。作为组织者，我们一开始获得的名单是180人，但是在聚会开始前，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人，活动开始后，又有数台大巴从东莞、汕头等地开到蛇口，又有不少人从海外从香港赶赴过来。原来的会场不够用，只好再开辟分会场，分会场还不够用，许多后来者就站在门口，过道，最后人数超过600人。

几乎所有的参与者也都“失控”，原来安排的活动完全没有办法正常进行。所有的人都在四处寻找自己最渴望见到的伙伴；所有人都在笑着，但是眼睛里都噙着泪；她们的拥抱那么用力，像害怕再次失去与伙伴的联系；她们还互相抚摸着对方的脸，像要细细分辨岁月在那里记录下了哪些信息，又留下了哪些回忆。

在那样的场景里，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开始贪婪地观察周围那些奇妙的场景，那些从沧桑里盛开的笑容，那些肆无忌惮的尖叫，那些说不清是因为激动、感伤还是喜悦的眼泪。我们在这些笑容和泪水中读到了25年里她们个人和这座城市的信息，读到了她们的奉献，牺牲，进步，以及深圳的发展和成长。

那是一次短暂的相聚，很快，许多人带着被温习、修正和加强过的情感记忆离开了蛇口。

她们的故事则留在了那些日子的《深圳商报》上，并旋即在深圳市民中引发新的冲击波。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她们，蛇口会不会有今天的繁荣。那些最初来到蛇口的年轻打工妹将被蛇口人永远铭记！”

“深圳人不应该忘记那些在荒凉中把深圳变成现代化都市的建设者，不应该忘记无数打工者的汗水！”

“打工者应该被写进深圳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树碑立传！”  在这些声音中，蛇口画家诸彪的呼吁最有代表性。他在接受我们访问时说：“我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到蛇口的，我的单位隔壁就是有几千名打工妹的凯达玩具厂，我也和她们住在同一个四海小区。后来我到宣传部门工作，经常带着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媒体记者，到处拍摄打工妹的生活和工作，在这么漫长的岁月里，她们的身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在博客里，他这样深情地写道：“在艰难起步时，深圳是打工妹打工仔年轻稚嫩的身躯奋力支撑起来的；今天深圳的繁荣更是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建造出来的。这些打工妹和打工仔最后大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他们的辛苦劳动和青春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印记，留给后来者一个现代化的深圳。”

诸彪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希望深圳的政府、机构、企业和市民应该为这些打工妹打工仔建立纪念碑或者雕塑群像，纪念他们为这座城市做出的贡献，让他们知道深圳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让他们再次踏足深圳时有回家之感。

诸彪说：“当凯达打工妹们25年后相聚，我也再次呼吁：为深圳打工者树立雕塑群像，因为深圳的历史中，应该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圳的城市空间，应该永远铭刻他们的贡献！”

诸彪的声音不是孤单的。

因为很快，深圳将会出现以打工者为主题的纪念碑、雕塑或纪念公园。2008年5月，深圳商报社与深圳雕塑院联合发起，要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为曾经和正在深圳的打工者“树一座丰碑”。

这一行动令所有打工者和关心打工者的人期待。为此，我们访问了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

问：孙院长，您觉得深圳人会赞同为外来打工者建立纪念碑或雕塑吗？

答：“深圳民间其实一直有一种声音，就是不应该忘记打工者，要为他们树碑立传。这种声音非常强烈，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大概15年前，我们雕塑院曾经收到过一封由政府转过来的邮件，是一些人联名提出要在深圳建设打工者纪念碑。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这件事，因为以联名的形式来提出这样的建议真的非常隆重，所以我们专门进行了讨论，我还特别作了回复，但是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建纪念碑的想法。1999年，我们与《深圳晚报》联合策划了群雕“深圳人的一天”，我们选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在18个地方选取了18个深圳人作为雕塑的原型，以此来反映深圳特区人的精神面貌。在策划活动时，我们就想到，一定要选取一个打工妹做原型。后来在八卦岭的路口遇到了一个服装厂的女工，一名从浙江来深圳打工的女孩。这些雕塑的影响非常大，大家对于能把平凡人尤其是真实的打工妹塑成雕塑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雕刻艺术的突破。

有这么好的民意基础，所以我们觉得在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做这样一件事是水到渠成的。

问：您怎么看待建立这个雕塑或纪念碑的意义？

答：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与无数打工者的辛勤劳动分不开。深圳更是如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最早吸引到外来的资本和先进技术，也最早向打工者敞开大门。打工者的出现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他们进入城市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正是他们直接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怎么样评价她们的意义都不为过。

此外，他们从农民变成工人，从乡村进入城市，在这个巨大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上聚集了很多信息，也是我们解读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一把钥匙。

打工者承载了丰富的信息，如果雕塑能够把不同时代的打工者凝固下来，让它永远保留并伫立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可以让来到深圳的客人了解深圳的城市发展历史，对于还将源源不断来到的打工者，可以让他们了解前辈的奋斗，成长，牺牲和命运轨迹，这都非常有意义。

问：但是过去很少会有艺术家尤其是雕塑家将目光关注到这群人。

答：从古到今，纪念碑的一个主题就是英雄与圣贤，这是时代特征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给打工者这样非常平凡的人物建立雕塑，树立纪念碑，意义就完全不一样。这是雕塑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把打工阶层塑造成雕像，也是一种塑造语言的转换，对于雕塑艺术来说也是突破。因为它是亲切的，贴近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的。

我们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很多人会去关注那些风云人物。讴歌他们是有必要的，但是关注那些默默无闻者，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不忘记他们的贡献和努力，对于深圳这样的城市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是深圳的大多数，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特质。

问：为什么会想到用雕塑语言来表达这种意义？

答：其实文艺界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群体，深圳的艺术工作者一直在关注她们，比如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中都有很多优秀作品来反映打工者这个群体。但是在造型艺术上，这类题材是很不够的，而雕塑艺术又尤其不够。雕塑强调纪念性，能够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人物，通过雕塑永久化。雕塑是凝固的艺术，一旦它立在那里，它就为城市留下了回忆，留下了故事。

雕塑是城市的符号之一，将来生活在这里的人和外来的人，可以通过雕塑来触摸那些城市记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这些雕塑还会伫立在那里，不停地与这个城市对话。我相信，即使有一天，“打工者”这个称谓成为了历史，这个城市再也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是伫立在深圳的打工者雕塑或纪念碑仍然会让人们记住那一段历史，那些人。

从孙振华的回答里，我们发现了两个意义相反的词：流动与凝固。

打工者是城市流动的风景，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野到工厂，最后他们又像候鸟一样离开。

可是他们不能带走的东西很多，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道路，公园，鲜花，绿树……他们的青春也早已沉淀在这座城市的绚烂之中。

他们无法留下，可是关于他们的记忆不应该销声匿迹，他们的青春、成长、贡献和牺牲应该被凝固下来，成为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