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奇丽的情谍命运小说。故事讲述了一场持续五十年的隐秘较量，以及一次终极一生的爱恨守望。该书故事性、文学性均超越了作者曾风靡海内外的《一双绣花鞋》。可谓双枪老太婆时代风影再现，是《一双绣花鞋》的延伸阅读。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展开激烈暗战。

风姿超群、聪敏过人的女大学生慕容纾被浙实银行派去给国民党阔太太们当“牌秘书”，并很快成为她们的“心腹”。此后，重庆国民党高层社交圈常常出现这位美丽的小姐……

就在绝密经济情报和政治情报不断被猎取时，英俊潇洒的国民党上尉军官向慕容纾发起了一场令人无法回避的爱情攻势……

女人无不憧憬爱情，然而，女人常因爱情或脆弱或坚强。地下党组织权衡利弊，指示慕容纾接受这份爱情……

由此，一场持续五十年，混合着爱情、家庭、信仰、命运、政治的情谍战将如何惊心动魄地展开呢？

“我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罪恶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我和妈妈却是这个罪恶家庭中的罪人。我的妈妈名叫姚淑兰，原是一家小餐馆厨师的女儿，因为顶债卖到周家，作为大小姐周冰沽的陪嫁丫头，跟着她到了我父亲慕容松的家里。最初还是当个使唤丫头，因为她学过一些家传的厨艺，后来便下厨当了厨娘？

“大太太周冰洁原是杭州有名的大家闺秀，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和后来的一代名师吴贻芳既是闺中密友，又是同期毕业的大学同学。吴贻芳毕业后去了美同留学，大太太却和我爹结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因为患猩红热早夭，冉也没有生养。

“慕容家族在杭州也算得上名门望族，除存乡下占有大片桑同和茶山外，还在杭州城内开有绸缎庄、茶庄，并在嘉兴县开办了一家有六千绪的缫丝厂。我爹慕容松是独子，毕业于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的资产阶级恶习很深，喜欢狂嫖烂赌，和大娘周冰沽的感情很坏，长期分宿。他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口实，先后娶了两房姨太太，但都无生养，于是又在1923年将我娘‘收房’。我娘成了名义上的网姨太，但她还要经常下厨做菜，实际上只是个高级厨娘。我娘在1925年生下了我，虽然是个女儿，但我爹还是在四岁那年送我上学念书。到了1937年我读初巾二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我家住的慕容大院就在杭州城东北角的三合村，离笕桥机场较近，所以首先就被日机轰炸。有一次一颗燃烧弹直接命中了慕容大院，大院被烧成一片废墟。我爹赶快将城里的绸缎庄、茶庄和嘉兴县的缫丝厂以很低的价格盘让出去，匆匆忙忙带着一家老小逃难，先到安徽屯溪，再迁湖南长沙，最后才到贵州省的贵阳市落脚安身。幸亏我读书的成绩还好，插班考进了当时设在贵阳市南明河畔、马鞍山下的国立二十四中。我义办了个战区流亡学生——保育生的身份，得到一些补贴，才上了高中。

“经过几次搬迁，长期折腾，到贵阳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日渐窘迫。我爹的二姨太、三姨太过不惯艰苦生活，都先后回到浙江老家去了。贵阳家里只剩下我爹、大太太、我娘，另外还有一个年纪较轻的姓商的五姨太。这个五姨太原是个耍魔术的江湖艺人，不知怎么迷住我爹，嫁到慕容家来，不久又生了个男孩，因此格外得宠，后来竟然成了我们家的财务当家人。大太太周冰洁曾经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当时教师饭碗紧俏，每年两次的‘六腊之战’十分激烈，大太太不屑于对校长和教务主任行贿，结果饭碗被挤掉，回到家里成天念《圣经》和《马可福音》，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她绝不愿回老家当亡国奴，也十分关照我们母女。

“我爹是纨绔子弟出身，虽然在名牌大学毕业，但无多少真正本事。到处送礼托人，才在贵州省专卖局谋了个科员职务，干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写‘等因奉此’的公文不熟，两次被年轻科长训斥而愤然辞职，回家赋闲。家里坐吃山空，告贷无门，最后只得靠典当首饰、出卖衣物为生。家里日子越过越紧，五姨太儿次提出要我辍学回家干活减少开销，但我娘和我抵死不干。幸亏当时围立二十四中有一位进步老师名叫马华，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帮我申请了那时教育部设立的一种‘甲种助学贷款’，解决了食宿费用，才使我能念完高中。

“我娘包做全家饭菜，仍然是个全职厨娘。她的体质原来就差，又经长途逃亡，还要成天在潮湿阴暗、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做饭炒菜，在我读高二那年就经常大口咳血，到医院照光说她患了空洞型肺结核，已近晚期。医生意思马上进行手术，长期疗养，但家里哪有余钱给我娘治病呢？而且日食三餐还要她硬撑着打理。五姨娘又怕肺病传染弟弟，撺掇我爹规定娘下厨时要戴双层口罩，并且双手还要先在石灰水里浸泡三分钟。”

写到这里，一幅幅泛黄的影像，渐渐显现在正写交代材料的慕容纾眼前：

午夜时分，在一间陈旧简陋的小卧室里，姚淑兰躺在一问嘎吱作响的小木床上大口喘气。屋角一张小方桌前，慕容纾正在一盏光亮微弱的桐油灯下做着作业。听见妈妈呛咳的声音，她马上端起一杯开水，拿着两个小药瓶走到床前：“妈，你吃钙片和甘草片吧。”

姚淑兰勉强撑起身来，吞服了药片后说：“纾纾，有人告诉我说老白干泡大蒜能治肺病，大蒜的价钱比钙片便宜得多，而且家里就有，明天你向五娘要点钱，放学时打半斤十酒回来。”

“家里不是还有两坛子黄酒吗？”

“那是专门为你爹临睡前喝小酒做准备的，不能乱开来吃。”

慕容纾不再说话，又回到小桌旁赶功课。不多一会儿，门口响起一个刚刚变音的男声：“姐，爹说他心里不痛快，要四娘给他烫一壶老酒，做两个家乡的小菜，让他解解闷。”还没等到回话，门口小男孩的身影便消失了。这是慕容纾的同父异母兄弟慕容鑫来传达她爹的命令。刚刚睡熟的姚淑兰，听了猛然一惊，又慢慢撑起身来。慕容纾忙说：“妈，你躺着吧，炒菜烫酒我都会。”

姚淑兰瘦削的脸上浮出一丝惨淡的笑容：“你爹嘴刁，还是我去吧。你那两铲子恐怕还对不上他的口味，免得他又来撂筷子、砸酒杯。”姚淑兰强白挣扎起来，戴上双层口罩，由纾儿扶着走进灯光昏暗的厨房。闻着呛人的煤烟和油雾，她就开始剧烈咳嗽，咳着咳着一口黑血吐进痰盂，纾儿连忙扶娘坐下：“不要紧，这一阵子天天在吐，我都惯了。”等到喘息稍平，姚淑兰又硬撑起来，边用石灰水洗手，边对慕容纾说，“我上灶时，你要仔细看，好好学。你外公是老把式，炒、炸、烩、溜、蒸、烧都是顶呱呱，他常说浙江菜讲究的是清香、脆嫩、爽鲜，不下工夫是学不好的。将来我死以后，你爹要吃家乡菜，就只能由你做了。”

回想到这里，慕容纾的眼泪夺眶而出。“牛棚”门口突然响起一个冷涩的声音：“两人陪着，写了半夜，究竟交代了点啥啊？”随着声音，那个身材矮胖的女人扭着大屁股拐了进来。这个女人叫温绍芝，因为她的身材像个梨形，屁股大得与全身比例严重失调，走起路来甩来甩去；而重庆人在解放前的民俗语言又把屁股叫做箩篼，于是有个促狭鬼就给温绍芝取了个“箩篼”的绰号。因为形象贴切，渐渐就流传开了。

温绍芝原是外经贸局计财科的科员，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爹是在“镇反”运动里被枪毙的伪宪兵连长，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巾，她都表现得特别“左”，以此表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这次“文革”中，冈为造反较早，骂“走资派”最毒，打“牛鬼蛇神”最狠，因此混了个造反团三号勤务员的头衔，是市里财贸系统有名的“四大泼妇”之一。昨夜，就是她根据一个神秘人物的指示，纠集几个造反团员，到朝天门河街将慕容纾连夜抓回机关进行批斗，然后把她关在局里地下室的杂物仓库里，逼着慕容纾交代罪恶历史，深挖反动阶级根源。

今天一大清早，温绍芝赶到机关，从“看守”涂士贞手里要过慕容纾的交代材料，草草看了一遍就大发雷霆骂道：“慕容纾，你光写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家务事，是不是要说明你是苦大仇深的‘红五类’出身，想减轻罪行，蒙混过关？”她说着将手上的几页交代材料呼地扔向慕容纾脸上，“重新写，割资产阶级尾巴要一不怕痛，二不害羞，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首先要写你是怎样混进共产党的，然后再写你是如何勾搭上同民党那些大官太太、一起坑害劳苦大众的。”

慕容纾从地上捡起那几页交代材料，冷淡答道：“我写的都是实情，不信可以去调查嘛。”停了一停，她又问道：“可不可以让我喝点开水？”

“你这种态度喝尿都不够格，还要喝开水，是不是还想泡壶沱茶提神？”涂士贞也跟着乱骂。

“给个杯子行不行？”

“女厕所里有个痰盂，各自接水喝嘛。”说完，温绍芝大屁股一扭，走出r霉气扑鼻的地下室。

慕容纾扶着墙壁慢慢踅进女厕所，用手捧着喝了几口自来水，再用冷水抹了抹自己血污肮脏的脸，稍微清醒些后，又继续她坚持实事求是的交代。

“我在国立二十四中读书时，级任老师马华是个归国女侨。她教英语，不仅教学态度认真，而且发音纯正；又对学生十分爱护，还特别喜欢我们几个家庭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生，我接受进步思想实际就是从她那里开始的。马华非常爱国，不时在课堂上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腐败无能，但渐渐就有传言，说她是共产党员。在马华上课时，训育主任经常派人悄悄躲在教室外面偷听，进行监视和搜集材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我那时止读高中毕业班，级任老师还是马华。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她悄悄把我叫到寝室轻声说道：‘特务把我盯上了，我要马上离开学校。已经和设在成都华两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联系好了，我到那里还教英语。因为马上就要开学，所以学院叫我立即前去报到。我怕这里的特务找麻烦，所以请你明天清晨去长途汽车站，帮我买一张后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到重庆的车票，我好赶快脱身。’

P6-9

触目惊心的1967年。

一弯秋月残照着如艨艟巨舰的一城，昔日华灯绽放、人流如织的市中区的繁荣景象已经荡然无存。大街小巷的门墙虽然曾被油漆刷得通红，但经过风雨侵蚀逐渐显出斑驳的裂痕，东一片西一块活像长了牛皮癣。红黑相间的大字报贴遍了十里长街，上面尽是些“北京来电”“严正抗议”“打倒走资派”“揪出大叛徒”之类的醒目标题。有的大字报大半掉落，在萧索的秋风中瑟瑟发抖，随风起舞，活像旧社会出殡时的引魂幡招摇于市，似乎在为这座英雄的城市哭丧、招魂。

这时，市里学校全部停课，工厂大都不再冒烟，年轻的农民弟兄也扔掉了锄头、钉耙，进入乡场、区县去闹“革命”，很多人民公社成了“人民母社”，谁也不管春种秋收。城市居民吃粮咋办？全靠亲人解放军用拉大炮的重型卡车到邻近专县调运救急。“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可人民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糟。

靠近市中区朝天门的一座小山脊上，建有十几栋简朴的机关宿舍。这时急匆匆走出一个身材修长、穿着褐色衫裤的女人。她的装束相当古怪，头上戴着一顶黑布帽子，将头发遮得严严实实；已经夜色如墨，却像盲人似的戴着一副宽边茶色眼镜。她微微低着头向山坡右侧的河街走去，对谁也不搭理，偶尔遇见一两个认识她的熟人，却都像逃避黑死病患者一样迅速将头侧向一边。

河街通向长江边上的轮船码头，在一盏昏黄路灯微照的街角，有一家小小的香炯店还在营业，卖着“劲松”、“黄金叶”之类的凭票供应的香烟。小店前的石阶上，站着两个破旧衣衫上别着毛主席像章的女盲童，大的一个约摸十二岁，小的一个恐怕未满十岁。大肓童坐在小竹凳上，抱着一把破旧的二胡正在演奏《东方红》，小盲童站在一旁和着琴声高唱。但那二胡音色十分粗糙，不时发出刺耳的锯声，让人听着难受。

她们面前摆着一只肮脏的乞讨小碗，里面稀稀疏疏装着几枚分币和一两张角票，这些都是上下轮船的旅客见着她们可怜而随手扔下的，偶尔也有三五个人围着这对盲童询问她们的来处，大盲童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生下来就是瞎子，不满周岁爹妈就把我们甩到县民政局面前，被收容进盲童学校长大的。除了学盲文外，老师又教我们缝纫、篾编、拉琴、唱歌，日子还过得去。哪晓得‘文化大革命’一来，停课闹革命，老师们造了校长和县民政局的反，炊事员伯伯也出去革命大串联，学校没得饭吃，我和盲妹只有出来拉琴、唱歌，讨口饭吃。我们顺着嘉陵江走到大城，白天出来叫化，夜晚睡屋檐街角，马上要到寒冬腊月，还不晓得咋活下去。请伯伯、叔叔们行个好吧，我们今天总共才吃了两个烧饼……”说着说着，两行浑浊的泪珠，就成串地滚落下来。但在“文革”那样“贫穷面前，人人平等”的岁月里，义有几个既有善心又腰缠万贯的富人呢？一般的丢个两分、五分硬币到她们肮脏的小碗里，能够施舍一角、两角的人就不多见。但不管多少，两个盲童听着搪瓷碗里的声响，都要躬身行礼，连声称谢。

这时，那个身着褐色衣衫、脸戴宽边墨镜的女人，快步走了过来，轻声对大肓童说道：“还像昨晚一样，我来拉琴，你们两姐妹唱。”说完，她接过破旧的二胡，坐下调试琴弦。她是有备而来，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圆形薄纸板垫在琴简的蛇皮上面，义将竹制琴码换成钢丝弹簧码子，再一调试琴音，马上变得温婉、含蓄、深沉。大盲童向面前围观的听众解释说：“我们不认识这位好心的娘娘，昨天晚上就是她帮忙拉琴，才让我们讨到了今天的烧饼钱和开水钱。她一分钱没要，还倒给了五角钱叫我们去买一个小竹凳，轮流坐着拉琴，免得坐在湿地上。”

“别说了，孩子，先唱哪支歌？”

“唱《远飞的大雁》。”

“远飞的大雁，请您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

稚嫩纯真的童声，在轻盈飘逸的琴音伴奏下，柔和地飘散在月淡星寒的夜窄中，是那样动听，又那样感人。紧接着她们又唱了《北京的金山上》《红梅赞》。来往的旅客听见这些熟悉而义美妙的童声歌曲，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有的人十脆放下行囊，驻脚静听。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盲童乞讨的小碗里，分币、角票也越来越多，快大半碗了。这时，两个盲童唱得有些口渴，便对操琴的女人说：“娘娘，我和小妹喝两口水，您先拉两支曲子给过路的叔叔、娘娘们听嘛！”

为了不致冷场，给两个盲童多挣几碗稀饭钱，操琴女人微微点了点头。她稍稍紧了紧琴弦，便凝神静气地拉起了《汉宫秋月》。她的琴声温婉圆润，幽寂空灵，弓弦里透出一股难以掩饰的沧桑与哀怨，把人引进了一个遥远的旧梦，陷入对往事与故人的追思。忽然，她弓弦一转，琴声激昂磅礴，恰似暴雨疾风，音符里溅发出了历史的潮汐和时代的风尘。秋风摇曳着夜色，托负着琴声远远飘向大江，让人们神思远去，回味无穷。

一曲终了，不知不觉已围满了几层的人群，竟然爆发出热烈而又长久的掌声。因为人们很久以来都没听到这种节律回旋、悠扬深邃的音乐；耳朵里装着的尽是“杀杀杀”、“斗斗斗”，乃至坦克的轰鸣、震耳的炮声。这时，听众巾挤出一对鬓发全白的老年夫妇，只见老太太无声地向肓童们的小碗里放进了一元钱，这也是碗内唯一的一张大票子。操琴女人不由得也说了一声“谢谢”，她又转身对小盲童讲：“这位婆婆给了你们一块钱，赶快谢谢。”

两个盲童听了，并排站拢，深深鞠了一躬。小盲童说：“谢谢婆婆，今晚上我们不用睡屋檐角了。”大盲童说：“爷爷、婆婆，要不要我们专门为你们唱一支歌？”

两个盲童真诚的心意感动了这对白发苍苍的夫妇。老婆婆抚着大肓童的头，带着浓厚的湖北口音说道：“我们曾经有个孙女，也像你这样大，可惜在武斗巾被流弹打死了。她生前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你们会唱吗？”

“会唱，会唱。”大肓童转身义问，“娘娘，你会拉吗？”

操琴女人显得有些迟疑，但她架不住两个盲童的恳求、老太太眼神中的渴望和周同听众中逐渐响起的掌声。她的头微做一沉，弓弦轻轻一滑，一曲舒缓动人的前奏潺潺奏响，“洪湖水，浪打浪”如行云流水般在夜空巾袅袅升腾。天籁般的歌声、琴声让人们听得如痴如醉，也让静谧的大江泛起微微涟漪，闪动着粼粼波光。

正在此时，斜刺里猛然响起一声暴响：“停住，哪个人在这里进行反动宣传！”随着一阵喧嚣鼓噪，七八个横眉怒目、戴着“卫东彪造反战斗团”袖章的男男女女，推开人群，横闯进来，歌声、琴声戛然而止。

小盲童不服气地说：“这是我们盲校老师教的歌，有啥子反动嘛？”

“龟儿子，你们敢唱‘贺龙领导闹革命’的歌，还不反动呀！？”一个身形矮胖、扭着大屁股的女人大声嚷道。

“我们先前还唱了五六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那义咋个说嘛？”大盲童气鼓鼓地顶了句嘴。

“死瞎子，还嘴硬！”这个女的造反派头目霍地从腰间抽出一根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就向大肓童抽去，孩子稚嫩的小脸马上出现了一道渗血的鞭痕。

“别打孩子，是我……错了。”操琴女人摘下墨镜，站直身躯，“要打，就打我吧。”

“哼，我们找的就是你这妖婆！”说着，女造反头儿呼的一把扯下操琴女人戴的黑布帽子，只见她头上一边长发过耳，另一边的头发则被剪得乱七八糟、寸寸竖立。这是当时惩治“黑帮女人”最流行的“鬼头”，又称“阴阳头”。在惨淡的月色映照下，这个女人让人看着不男不女，亦鬼亦人。

女造反头儿几步跨上高石阶梯，面对围观群众大声嚷叫：“我们是外经贸系统‘卫东彪战斗团’的革命战士，刚才接到革命群众举报，说我们单位的一个‘黑帮分子’在这里进行反动宣传，我们才赶来的。”说着，她横手一皮带抽在操琴女人的身上，“这个女人是资产阶级的大小姐，反动军官的臭老婆，还是混进重庆地下党的大叛徒。她不在家里深刻检查自己的罪恶，却偷偷跑到这里来演奏黄色歌曲，传播反动毒素，真是罪恶滔天。”胖女人越说越来劲，她一把夺过操琴女人手中那把破旧二胡，“咚”的一声捧在地上，琴筒被摔得四分五裂。“战友们，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打！”胖女人将铜头皮带一挥，跟随她来的几个年轻人举起绳鞭、木棍，雨点般向操琴女人头上、身上打去。

操琴女人茫然无助地站着，眼里露出绝望的神情，清秀的脸上热泪长流。鞭棍打来无处避让，她只是双手护头，默默忍受，始终不吭一声。两个小肓童虽然眼看不见，但能听到鞭棍的声音，她们奋不顾身地扑向前去，用瘦弱的身躯保护着帮助她们拉琴乞讨的好心阿姨。

“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批要斗回自己的单位去！”过路围观的旅客们实在看不下去了，爆发出了愤怒的呼声。几个膀大腰圆、操着湖北口音的青年，甚至冲进场内，夺过造反派的棍棒，折成两截，摔在地下。胖女人看到自己势单力薄，如果激怒了上百的过路旅客，自己非吃亏不可，于是就坡下驴喊道：“好，我们把这妖婆押回机关去审问批斗！”她们恶狠狠地揪着操琴女人，吆吆喝喝，向坡上走去。

路灯昏黄的光亮，默默地照着两个孤苦伶仃的肓童，她们抱着那把破烂的二胡嘤嘤啜泣，绝望地在想：今夜将宿身何处，明天又该怎样乞讨生活，为什么这个世道变得如此无情？过了很久，她们才互相搀扶着、摸索着，傍着激流汹涌的江水，沿着空荡荡的河街，步履沉重地向前走去，宁静的夜空里又响起了她们凄凉的歌声：

“文化大革命播春雨呀，播呀播春雨，

浇得红花朵朵开，朵呀朵朵开。”

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房门紧闭，那个大屁股的女造反头儿止拿着电话话筒在低声讲话：“我们在你指点的地方，抓到了那个妖婆，押回机关来了，下步……好，要她全面交代反动历史，深挖阶级根源……有什么新情况我马上汇报，再见，老桂同志。”

2000年8月下旬，重庆渝北机场。

国际航班候机室内，疏疏落落坐着几十位准备飞往境外和国外的旅客。玻璃大门徐徐开处，一位老太太走了进来。她满头白发、相貌慈祥，但却神情清逸、骨架健朗。这是已经离休的慕容纾，来送她在香港读书的孙子庄重回去上学。

“好婆，又来早了吧，还有四十多分钟去香港的客人才登机哩。”

“这里凉凉快快，早点来等着有什么不好？”慕容纾一边走一边说，“我看你呀，跟你叔叔小时差不多，玩起来像野人一个。”

“嗬！小叔叔介绍的几样正宗重庆玩意儿，那才真正叫绝。譬如说吃火锅吧，前天我就学重庆仔儿，趁三伏天去临江门的岩洞老火锅整了一顿。大排档，没空调，前面火锅烈火熊熊，后面排风扇狂风劲吹，人人都打赤膊，个个满身大汗，抱着瓶子猛灌啤酒，那个爽呀，不摆啦。”庄重才来重庆一个月，倒学了不少山城年轻人的流行语言，现在到处卖弄。

“怪不得这两天家里到处都是火锅的红油味道，辣烘烘的，熏得我连觉也没睡好，都是你小子干的坏事。”

两婆孙在候机室的偏角处找了排空座位坐下。庄重刚放下背包，抬头见到对面一位衣着入时、容貌端庄的女郎，笑吟吟地站起来招呼自己：“庄重，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啊，冷梅。我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仔儿，回老家看好婆来了，你什么时候到重庆的？”

“我陪奶奶飞成都、逛青城、朝峨眉、拜乐山大佛。本来我想去九寨沟，但奶奶执意要来重庆怀旧。前天赶来，昨天坐着计程车逛了一天，今天飞回香港，准备上学呀。”

慕容纾笑着问道：“庄重，是你的同学吗？”

“同一所大学，但她念的是医疗化学专业，和我们化学科技专业有两门相同的基础课，经常在同一个教室听讲，所以认识。”

“那你和人家去摆谈摆谈嘛，免得又听你那该死的MP3，像个白痴似的光摇头晃脑不说人话。”

两个年轻人自然而然走到一起，交流他们的旅游心得去了。候机室这一角落只剩下两个孤老太太对望着，礼貌地互相点了点头。慕容纾觉得自己和这个老太太似曾相识，仿佛还打过交道，但一时又想不起这是何人。她正在记忆中搜索时，对面那位老太太却满脸笑容站起，慢慢走了过来，用一口江苏官话问道：“您贵姓可是慕容，单名一个纾字？”

慕容纾连忙站了起来，愣愣地望着来人，一时不知怎么称谓，感到分外窘迫。

“我是陆菊如，您和庄明志结婚的介绍人呀！”

“啊，冷夫人，看我这该死的记性。”

两双开始发皱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好久好久都不愿意松开。她们相依相偎地坐在一块儿，亲切地交谈起来。

“您现在住在哪里，多久到重庆来的？为什么不想法通知我一声，让我陪您在重庆多玩几天呀！”慕容纾真心诚意地说着。

“我家还在台北，小儿子在香港开了家进出口公司，所以我经常到香港小住。那就是我的孙女儿冷梅。”陆菊如指了指正和庄重亲密交谈的姑娘。“我小儿子经常到大陆来，他说变化很大，叫我趁身子骨还硬朗的时候回大陆看看。这次放暑假，小孙女就陪我回来了。”

“重庆变化大吧？”

“我在这里住了十一年，算半个老重庆了。昨天我坐着计程车在市中区、南岸、江北转了一天，除了‘记功碑’外，简直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有名的大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要是朱夫人还在，我一定会陪着她回大陆看看。”  “朱夫人仙逝了吗？”

“都‘走’了十二年啦，活了八十八岁。本来身体蛮好的，就是有一天打麻将时，掉了一个‘九筒’，在脚边，她俯身去捡，跌到地上，急性脑溢血，再没醒过来。”

“她也算高寿、善终了。呃，你们在台北还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吧，骂我没有？”

冷太太眯着眼睛笑道：“刚到台北那几年，几个老熟人一上麻将桌子就要骂你。骂你这个‘牌秘书’把我们都当成‘十三点’给耍了。我们几个热心的大傻瓜，除了给您义务提供情报外，还要给您发放奖金、介绍对象，提拔您当财务总监，真是足尺加二的冤大头呀！”

“哈哈哈，”慕容纾爽朗地笑了起来，“别忘了，冷太太，您还送过我一件海虎绒大衣哩。”

“是呀，那时真把您当成自己的心腹啦。”陆菊如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不过，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倒还真的想您了。尤其是朱夫人，她说‘吃遍了台北的江浙菜馆，没有一家赶得上小慕容的手艺’。”

“谢谢夸奖。欢迎您再来重庆。就住我家，我天天烧浙江菜给您品尝。”

冷太太不经意看了看正在亲切交谈的那一对青年人，问道：“那小伙子是您的孙子吧？”

“是呀，我大儿子庄继业的孩子，也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书，过暑假偏偏要同重庆这‘火炉’来‘避暑’，还要到大排档去吃老火锅，可淘气了。”

“现在的年轻人玩的花头可多了，就说我这孙女的穿着吧，一会儿是萝卜裤，一会儿是吊带裙，去年兴长统靴，今年又兴露脐衫，还不知明年又时兴什么。”冷太太深情地望着自己和庄重谈兴正浓的孙女，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多么好的一对哟！”

“怎么样，我们两家结个亲吧？”

“好呀，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嘛！”

“让这些属于未来的一代，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祖国，好得很嘛。”

“你呀，还是满脑袋政治。”冷太太微微一笑，转移了话题，“你怎么不到台北来看看？再不来，老朋友都死光了。”

“祖国的宝岛，我想去呀，就怕台湾的情治部门算我的老账。”

“那就到香港吧，我们天天来八圈。战场上你们打得我们丢盔卸甲，连老窝都给端了；可在麻将桌上么，你们未必是我们的对手。”

“不怕我在牌桌子上再‘钓’你们的情报？”

“现在，我除了知道台北油盐酱醋的价格情报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要问本人的政治态度，非常明朗：热爱中国，主张统一，从来不和那帮忘掉祖宗、不爱祖国的‘台独’龟孙子们来往。”

“好呀，我们都爱祖国，爱国就是一家，都来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慕容，你又来了，莫非还想赤化我这颗花岗石脑袋？”

老去的岁月，难忘的往事，都变成了她们亲切而又温馨的回忆。两个老太太说得正高兴时，扩音器响起了“请乘客们收拾好行李物品及登机牌，准备登机”的声音。两个年轻人快步走了过来，庄重背好自己的背包后，一把抢过冷梅手中的大提包：“这些事让男士干吧。”

冷梅也不道谢，回过头来问道：“慕容奶奶，我早就听说您是神通广大、非常了得的‘雾都女谍’，把朱夫人和我奶奶骗得一愣一愣的，时常给您提供情报，还不断给您发放奖金。但我今天看您慈眉善目，像尊观音菩萨一样，不像阴险狡诈的女间谍呀！”  “什——么？‘雾都女谍’，观音菩萨！”两个老太太听了开怀大笑。

庄重这时粗声莽气、横插话道：“你们应该是宿敌、是世仇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照理说就该马上开打，怎么不打呀？”

“谁说不打！”慕容纾看了冷太太一眼，“老姐子，你说呢？”

“打，当然要打，而且是成都模式的‘血战到底’，每天八圈。”

“打麻将呀！”

“不打麻将莫非还打原子弹？都是中国人嘛！”慕容纾爱抚地敲了她孙子一“磕钻”，轻声说道，“你这二百五！”

“外加十三点！”冷梅趁火打劫作了补充。

冷太太抿着笑意慢慢站起身来，和慕容纾热情拥抱，真诚地互道珍重以后才慢步向登机门走去。两个年轻人背着背包，拎着提包，谈笑风生地在后面跟着。

慕容纾远远望见，会心一笑：他们属于未来，到了他们这一代，中国人肯定会在高度的和谐中走到一起，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统一的祖国。

作家况浩文是一本读不完的传奇。一寸光阴一寸情，一段传奇一段文。读他的作品，你会被逼真的悬念和奇丽的想象牵引着，紧张而愉快。

《风荷》一部奇丽的情谍命运小说。一场持续五十年的隐秘较量，一次终极一生的爱恨守望。故事性、文学性均超越了他曾风靡海内外的《一双绣花鞋》。

《风荷》作品主人公慕容纾的生活原型与《红岩》双抢老太婆的生活原型竟是同一个人！而作家况浩文曾做了她的八年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