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戴高乐的所做所为和当代法国政治的一系列问题都做了科学分析,所据所论,令人信服。他概括的戴高乐一生的“六大功绩”,他对戴氏历史性格多面性的分析,他就法国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的难点诸如“戴高乐主义”、“戴高乐派”、“改革政体”、“非殖民化”等等提出的学术观点,他对法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预测和展望,深刻精当,见解独到,曾在学术研究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产生过较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很受启发。
本书的学术发挥依托于对戴高乐传奇色彩和性格魅力的述评,读来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毫无枯燥之感。
本书虽不是人物传记,但却用了相当的笔墨记述了戴高乐叱咤风云、大起大落、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描写了戴高乐独特的思想、性格和言行,读者完全可以从中了解、把握戴高乐的人生脉络。另一方面,本书又不以描述戴高乐生平为满足,它对戴高乐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对整个戴高乐时代的法国政治、历史都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因而又具有学术价值。由于上述特点,本书既可以当做戴高乐的生平材料来欣赏,也可以作为了解法国政治的入门读物,既可以把其中的结论当做研究成果使用,也可以从中领略研究国际问题的一般方法。
夏尔·戴高乐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戴高乐于1835年与约瑟芬·马约结婚。马约家在法国同比利时交界的敦刻尔克开没烟草工厂,家住里尔市。这桩婚姻使得一个下层贵族家庭与一个工业资产阶级家庭结合在一起,并使一位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结成夫妇。因为夏尔·戴高乐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曾经著有《最新巴黎及其郊区史》一书,还编纂过一部戴高乐家族的详细历史(但却未曾发表过)。他的祖母约瑟芬·马约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当时大家闺秀只能身坐闺房刺绣的时代,约瑟芬·马约可以说是一位大胆的和思想新颖的女性。她担任过《家庭通讯》杂志的编辑。她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却在该杂志上发表过一位“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华莱士的散文,而且还在该杂志上撰文歌颂过“著名的社会主义哲学家”蒲鲁东。她是一位热忱虔诚的天主教徒,写过十余本信奉宗教的著作,深受人们的赞许。他所著的小说《阿代马尔·贝尔卡斯德尔》使她一举成名,至今仍吸引着许多读者。她的两本关于法国著名文学家夏多布里扬和爱尔兰的解放者奥康纳尔的传记作品则对她的孙子夏尔·戴高乐的影响极大,以致夏尔·戴高乐终生推崇夏多布里扬,而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则体现了“奥康纳尔”的精神。约瑟芬·马约在该书中盛赞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奥康纳尔发动的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和用尊重法纪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朱利安·戴高乐和约瑟芬·马约结婚后生下三子。长子夏尔·戴高乐,即夏尔·戴高乐的大伯父(两人同名)。他毕生从事塞尔特人的研究,并为此学会了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他曾经写过一部《19世纪塞尔特人》的书。他曾经幻想把布列塔尼人同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塞尔特人联邦。次子朱尔·戴高乐是夏尔·戴高乐的二伯父,为法国第一流的昆虫学家,他曾经对法国五千多种蜜蜂和黄蜂进行过分类编目。三子亨利·戴高乐,是夏尔·戴高乐的父亲。他生于1848年,于1886年8月2日同他的表妹让娜·马约一德拉努瓦在里尔结婚。后者是个年轻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有两位姐妹当修女。亨利·戴高乐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他从事军人职业,并考入了培训陆军技术人材的巴黎工艺学院。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年仅22岁的亨利·戴高乐响应甘必大的号召,参加了志愿队伍,继续同德国人作战。他在战斗中负伤,并因此获得一枚勋章。夏尔·戴高乐极其珍视他父亲的这枚军功章,认为这是他的家族保卫和报效国家的一种殊荣。亨利·戴高乐在普法战争后生活窘困,直至三十八岁时才有能力结婚。因生活所迫,他就转而从事教书工作。1890年,即夏尔·戴高乐降生的那一年,他正在巴黎的一所耶稣会神父创办的“纯念学院”教书。亨利·戴高乐也是一位神父,后来他被任命为学监。后来法国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取消了宗教界享有的种种特权,没收了教会财产,不再付薪水给神父和主教们,每个教区的教会事务改由世俗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管理。此时,亨利·戴高乐被迫离开“纯念学院”,同其他耶稣会教士一起逃难到比利时。
亨利·戴高乐夫妇共有五个子女。长子沙维埃尔·戴高乐,女儿玛丽·阿娜丝是夏尔·戴高乐的姐姐。夏尔·戴高乐是亨利·戴高乐的第二个儿子。亨利·戴高乐同他的妻子让娜·马约—德拉努瓦是在里尔市岳丈家中举行婚礼,婚后就居住在妻子家中,故夏尔·戴高乐是1890年11月22日诞生在里尔市公主街九号他外祖母家中。此时因他的大伯父夏尔·戴高乐已经去世,他就沿用了他大伯的名字,取名也叫夏尔·戴高乐,以兹纪念。他生后第二天,就在里尔市的圣·安德烈敖堂接受了洗礼,教名取为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夏尔·戴高乐还有两个弟弟。年长的一个叫雅克,最小的弟弟名皮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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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16
我和张云祥同志捐识和共事多年。现在,在他去世七年之后,看到他的遗稿《戴高乐与法国》终于即将出版,内心感到十分欣慰。作者如地下有知,其素来具有的工作责任心也会为之安然。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国际问题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受到独特关注的重要学科。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以来,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影响、渗透、斗争、合作、征战,就成为历史演变的极重要的内容,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动地的悲喜剧,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面貌和人类自身。而“知彼知己”正是把握、处理国际关系的基础和条件,国际问题研究由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客观环境下,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高擎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阔步走向世界。时代要求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世界、认识别国,从而也更加准确地认识我们自己。为了创造和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利于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为了更好地借鉴别国的优秀文化、先进经验、失败教训而少走弯路,为了推动中外合作互惠互利实现共同发展,也为了对可能存在的国际敌对力量的威胁破坏保持警惕和必要的斗争力度,在今天,国际问题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多出版几部国际问题研究专著,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张云祥同志早年毕业于中法大学,精通法语,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研究法国,前后达四十年之久,与之同时代的法国政治、历史、外交、中法关系以及对上述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作用的戴高乐等时代风云人物,是他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四十年的笔墨生涯中,他写下了大量的论文、文章、资料、专题报告、译著,研究成果和著述颇丰,而晚年写就的一部《戴高乐与法国》,用功最勤,费时最长,集中了多年研究的心得和成果,可以说是作者一生研究心血的结晶。
作者于1987年退休,此前即离开了一线繁忙的研究工作。专注于教学和指导研究生,遂萌生了撰写本书的想法。起初作者的计划是写一本戴高乐的传记,后来却写成了带有传记色彩的学术研究专著。这主要是他考虑,有关戴高乐的传记,世界各种文字写成的已多不胜数,中国国内也有数种译、著出版,而由中国人撰写的,专事研究法国当代政治的学术论著尚是空白,而这恰恰又是他自己之所长。本书的主要内容,正像书名所标明的那样,是研究戴高乐、研究法国、研究戴高乐与法国的关系。尽管书稿已经放置了几年,但这个选题、这个角度,对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仍然是有价值的,是读者所感兴趣的:
这里我想特别提出两点。其一是戴高乐将军对中国怀有很好的感情,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是“真正的人,自豪的人”,“只有毛泽东才具备必要的威望,使某些重大的事业得以在中国完成。”在戴高乐于1970年11月突然去世后两天,毛主席在致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当年戴高乐已决定应毛主席邀请访问中国,虽然未能成行,但是这件事情、这种重要的意愿已经永远载入史册,距今虽已将近三十年,仍然有其历史的战略的影响和意义。其二是邓小平同志在分析总的国际局势时常常提到他本人“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法兰西是欧洲的一个大国,她显然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领域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中法的友好关系也正在逐步地不断增强。我所以提一下这两点,为的也是进一步说明本书的出版价值、阅读价值。
《戴高乐与法国》一书虽不是人物传记,但却用了相当的笔墨记述了戴高乐叱咤风云、大起大落、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描写了戴高乐独特的思想、性格和言行,读者完全可以从中了解、把握戴高乐的人生脉络。另一方面,本书又不以描述戴高乐生平为满足,它对戴高乐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对整个戴高乐时代的法国政治、历史都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因而又具有学术价值。由于上述特点,本书既可以当做戴高乐的生平材料来欣赏,也可以作为了解法国政治的入门读物,既可以把其中的结论当做研究成果使用,也可以从中领略研究国际问题的一般方法。
作为一位知名的法国问题专家,张云祥同志继承和坚持了中国学者的优秀传统,治学严谨,推断缜密,大量占有材料,详细整理研究。在《戴高乐与法国》一书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戴高乐的所做所为和当代法国政治的一系列问题都做了科学分析,所据所论,令人信服。他概括的戴高乐一生的“六大功绩”,他对戴氏历史性格多面性的分析,他就法国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的难点诸如“戴高乐主义”、“戴高乐派”、“改革政体”、“非殖民化”等等提出的学术观点,他对法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预测和展望,深刻精当,见解独到,曾在学术研究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产生过较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很受启发。由于本书的学术发挥依托于对戴高乐传奇色彩和性格魅力的述评,因而读来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毫无枯燥之感,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张云祥同志为国际问题研究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四十年研究法国笔耕不辍。殊为难能可贵。他主持了所在研究机构的法国研究开创工作,并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常常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完成一个又一个突击性的研究课题,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研究工作者,以致积劳成疾,年仅六十五岁就离开了人世。在悼念仪式上,同事送挽联称赞其“万千页译编文字耗尽心血描世界,四十年辛勤耕耘运筹帷幄为中华”,绝非溢美之辞。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厚,一门心思系于工作,此外再无其他奢求,一派学者儒风。本来,在本书撰就之后,他还计划写一本《国际问题研究初探》,将自己的研究工作经验写来供青年同志参考。不幸由于心脏病突发不治,这一愿望遂成永远的遗憾。
最后,作者家属特别提出,希望通过我在序言中表达对于关心本书出版并给予极大帮助和支持的老领导、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对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时事出版社有关领导和编辑,对所有关心帮助本书出版的朋友们、同事们,表示深挚的谢意。
陈忠经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