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学者查尔斯·蒂利的又一力作。在本书中，蒂利意图阐释的问题是在社会运动过程中，个人与更宽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作者探讨不平等与去民主化之间、身份与社会不平等之间，以及公民与身份之间的联系。本书将个体之间的互动视为更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以表现在个体的互动中是如何掺杂进身份元素的，社会边界是如何建立和转化的，以及持久的社会联系是如何累积起来的等等。本书从多个角度表述了个体间互动是如何影响个人和团体处理事物的方式的，他展示了社会过程中渐进性影响、间接影响、环境影响、反馈、错误、修复个意外结果的作用。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但是本书要表明的是，一旦你懂得如何去观察社会生活，那么它也就不是那么难懂的了。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伯藤威泽讲座教授，曾在特拉华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任教，并开展研究，在有关政治过程、社会运动以及欧洲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出版20多部学术著作，并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本书旨在阐释社会运动过程中个人与更宽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作者探讨了不平等与去民主化之间、身份与社会不平等之间以及公民与身份之间的联系。本书将个体之间的互动视为更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以表现在个体的互动中是如何掺杂进身份元素的，社会边界是如何建立和转化的，以及持久的社会联系是如何累积起来的。

前言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约束与被约束的关系

第二部分 关系机制

第二章 暴力冲突、社会联系和社会过程的解释

第三章 政治过程中的机制

第四章 利他主义

第三部分 不平等

第五章 持久的不平等

第六章 不平等的关系起源

第七章 不平等的变化形式

第八章 不平等的知识

第四部分 边界

第九章 社会边界机制

第十章 链式移民与机会累积

第十一章 边界、公民与排斥

第五部分 政治边界

第十二章 为什么要担心公民身份问题？

第十三章 不平等、民主经与去民主化

第十四章 变化政体中的政治身份

第十五章 社会运动手法的发明、传播与变迁

参考文献

第三章 政治过程中的机制

在社会科学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他们一般都要像小提琴的初学者那样，接受音阶和琶音调试的训练：虽然他们能够掌握职业训练的要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就是提琴表演的鉴赏家。职业训练由两个部分构成：辨别一个现象，如民族主义、权力均衡或其他什么；随后对两个或三个相互竞争的现象解释进行排序。然后，有效的受训者——主要根据逻辑检验、关键案例、观察案例间的共变，或者后来者能够在其博士论文中报告结果的整个研究纲领——能够建议在各种竞争性解释模型中间做出何种判定。

虽然音阶和琶音断断续续地先后出现在乐章当中，但是没有一个只演奏音阶和琶音的乐手——不管他多么熟练——会在音乐巡演中持续很久。我们当中教授社会科学中的音阶和琶音的许多人一般会承认这种训练的局限性，即使为了我们(和学生)的操练思维我们自己会继续训练。很少有一个单独的调查就能够为民族主义、革命、权力均衡或其他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明确的证据或反驳的证据。为了收集某个对手认为是可行的证据，往往需要走很远的路进入对手选择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领域。而且，一位值得反驳的对手一般会排列大量的观点，其中少数遭到驳斥的观点会迅速产生还没有遭到证伪的新观点。老练的表演者因此通常学会使他们的案例具有累积性的特点，并根据案例的发展进程自己进行取合。

但是，最糟糕的问题马上就要来了。在社会科学许多理论冲突的背后，潜藏着对有效解释本质的分歧。例如，在有关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现实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他们关注的是解释策略而不是有关国家如何互动的观点的直接竞争。类似地，大量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以说明分析家必须解释什么以及如何解释为转移，而不是以竞争理论的相对有效性为转移的。在社会科学内部，对理性选择理论模型价值的争吵，毫无疑问地提供了最有力和最显著的例子，尽管人们对某些观点和实证主张提出挑战，但是那些争论当中最严肃的内容是依据有效解释的特点而转移的。

理性选择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有意的人为决策导致了社会过程，因此，这种解释由人类决定的背景和基本原理构成。理性选择的某些批评者接受了解释的选择理论标准，而拒绝接受选择如何发生的标准化。但是，许多其他人否定理性选择的整个理论。后者不是简单地建议某些替代性理论，他们提出了解释的其他标准。他们陷入到超理论的争论当中。

解释的竞争性观点

我们现在要争论什么问题呢？不仅仅是竞争性解释。例如，最近有关民主化的辩论不仅仅关注解释变量的选择，而且关注解释的逻辑问题。为了澄清问题和观点，这一章将在竞争性解释方法的范围内定位机制和过程说明，特别借鉴民主化的分析。它也主张环境机制和关系机制的意义，因为它们与认知机制(最近在社会科学家进行机制解释的时候十分盛行)发生互动。

在历史上，五种解释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相互竞争：怀疑主义、覆盖律和意向、系统与机制说明。这五个竞争性观点涉及本体论的不同结合——前面章节中提到的系统、交易和意向说明——它们凭借着自身不同的知识而有所区别。

为了挑战解释，怀疑主义把政治过程看作是复杂的、暂时的、不可渗透的或者是特殊的。在这种观点看来，研究者也许能够重建那些从事民主化的行动者的经验，但是尝试一般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不过，由于缺少极端的立场，怀疑论者可能希望描述、解释或赋予那些复杂的、短暂的、特殊的和相对不可渗透的过程以意义。这样，在对苏联解体那样的重大过程没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怀疑主义继续描述、解释和赋予苏联的解体以意义。

覆盖律解释认为，解释应当遵循由充分的实证一般化到更高一级的一般化再到作为定律的最一般化这个过程。在这种解释中，模型毫无变化，在任何条件下都同样起作用。研究者探求约定结果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这些结果经常被认为是“因变量”。 因此，研究假定的原因与假定的结果之间的共同变化，成为对解释有效性的检验；在这种传统中，研究者有时借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求同法(methods of agreement)、求异法(differences)、剩余法(residues)和共变法(concomitant variation)，尽管密尔自己怀疑它们对人类事务的适用性。

在标准的政治学方法文本中，金、基欧汉和维巴(King Keohane and Verba，1994)所主张的因果推理法则并不要求一般的定律，但是它们属于这个传统呻，2000：14；也可参见Abell，2004；Brady andCb断，2004；Stinchcombe，005)。原则上讲，民主化要么以相似的方式在特定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下发生在任何地方，要么民主化的要素(例如，代议制度的建立)符合那些一般定律。覆盖律分析家的工作就是建立可实证的统一律，然后将它们包含在这种一般化之中。

意向说明把解释看做是重建行动时行动者的状态，这种状态被分别规定为动机、意识、需要、组织或动力。。按照这种理解——即行动者的某些方向也许普遍地对民主化有利甚至对民主化很关键——解释民主化因此需要重建在从非民主向民主转型的之前和过程中有效的行动者内部条件。那些被讨论的行动者可能是个人，但是分析家经常建立起对组织或其他集体行动者的意向说明。选择的解释方法因此从系统解释到简约主义(reductionism)、心理学或其他方面，不一而足。 因此，研究民主化的许多学者寻求刻画民主转型中主要行动者的态度，然后通过访谈、内容分析或传记重建来证明那些特点。

虽然覆盖律和意向说明的作家有时谈论系统，但是系统解释严格地讲是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在一组比较大的自我维持的相互依存的元素中，说明某些事件、结构或过程的位置；揭示那些事件、结构或过程如何服务和／或来源于那些元素之间的互动。 功能性解释典型地具有这种特性，因为它们通过那些内在一致的社会联系或过程的积极结果，解释某个要素的存在或持续。不过，通过更加直接的观点表述即更大系统的某类关系的有效性，系统说明能够避开功能主义。

在民主化的范围之内，系统说明典型地认为，只有某些社会场景才能维持民主，因为民主制度服务于或表达了那些场景内的强有力的价值、利益或结构。 因此，大众社会传统的分析(现在已基本上被抛弃了)曾经把极权主义和民主看做是起源于普通大众和社会之间不同程度与形式的整合。

机制与过程说明挑选片段(episode)的显著特点或片段之间的显著差异并通过辨别那些片段范围内的机制来解释它们Oarbera，2004；Bunge，1997；Coleman，1990；Ester，1989，1999；IJedstr6m and Swedberg，1998；Padgett andAnsell，1993；Stinchcombe，1991，2005)。类似地，他们寻找循环出现的机制以构成更加复杂的过程。与覆盖律、意向和系统方法相比，机制与过程解释的目标适度：通过部分因果类比对显著特性进行选择性解释。在分析民主化的时候，例如，诸如经纪(brokerage)和跨阶级联盟形成这些机制复合成诸如政体扩张这样的关键循环过程。在后面，我会列举民主化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机制与过程。

机制也需要选择。粗略的分类包括三种机制：环境的、认知的和关系的。环境机制意味外部产生了影响社会生活条件的影响，像“消失”(disappear)、“浓缩”(erarch)、“扩展”(expand)和“崩解”(disintegrate)这些词——不适用于行动者但适用于他们的场景——使人想起因果关系的类型。认知机制贯穿于个人与集体理解的变化过程，像“确认”(recognize)、“理解”(understand)、“再解释”(renterpret)和“分类”(classify)这些词汇赋予那些机制以特点。最后，关系机制改变了个人、团体和人际网络之间的联系，像“联盟”(ally)、“攻击”(attack)、“顺从”(subordinate)和“安抚”(appease)这些词汇赋予关系机制以意义。  机械论解释的某些学者(参见Hedstrom and Swedberg，1998)不仅给予认知机制以优先性，而且将解释理解为向较低级聚合(aggregation)的必要移动——例如，通过辨别在个人或小规模团体层次中运作但聚合成较大规模影响的机制，来解释战争。微观基础与宏观效果之间的共同特点起源于这种概念解释。那种知识策略具有保持接近社会科学解释主流的优势，但是，劣势是忽略了那些广泛的、具有重大因果关系的联系。事实上，关系机制(例如，经纪)和环境机制(例如，资源枯竭)在没有必要的联系个人层次的认知机制的情况下，对政治过程会有强烈的影响。

确实，因果机制出现在机制中心分析的外部。系统理论分析家经常诉求对称的机制，虽然那些机制已经被证明很难去说明和观察。意向解释经常包含诸如满意与理性化认知机制。满意的覆盖律说明不仅需要广泛的可实证的统一律，而且需要导致这些统一律的机制。而且，为了证明机制的统一和普遍的程度，他们开始仿效覆盖律的探索。

但是，覆盖律与机制解释之间两个大的差异纠缠在了一起。首先，机械论解释者一般否定，大规模的社会结构与过程会强烈地、令人好奇地循环出现。他们因此怀疑，通过比较大历史是否能找到像定律一样的、可实证的一般化理论——在任何抽象的层次上。

其次，当机制具有根据定义而知的统一而即时的影响的时候，它们的聚合、累积和长期影响会相当不同，主要取决于初始条件和其他机制的结合。这样，经纪机制一律通过定义发挥作用，与它们先前相比，总是联系至少两个更直接的社会场所。但是，经纪的激活在联系的场所自身并不保证更加有效的协同行动；这主要取决于初始条件和其他机制的结合。

正如手册、课程与总统演讲所展示的那样，得到认可的社会科学学说一般都倾向于意向与覆盖律解释的某些结合：解释政治行动不仅意味着精确地重建某个行动者的状态——特别地但不是唯一地思考个人的目的——而且意味着把状态定位为有关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的特殊情况。这种学说依赖于一个不真实的观点：从根本上讲，在人类行动者特别是个人行动者的倾向方面，所有政治过程都来源于完全一般的一律性。尽管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社会科学家已经完全确定不存在这种一律性，但是，他们在事实上重复地辨别广泛存在的因果机制与过程。他们没有继续探索意向主导的覆盖律，相反，这种放弃使朝向机制与过程说明的全心全意的努力具有全新的意义。

P24-29

多年前，一位困惑不解的朋友问我对一次奇怪经历的看法。他在学术领域里获得了一个重要职位的候选人提名。当他在那家新机构发表工作演讲时，虽然感觉到一些异样，但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然而，他最终没有得到那个任命。后来，有人告诉他在一次关键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反对者向与会者出示了相关文件，证明他有悖学术道德。他遭遗弃的原因是先前他和我都不认为是罪过的所谓自我剽窃(self—plagiarism)。警惕的道德守门人强调，我的朋友重复使用了一个出版物中的文本，而它们已经在别的地方被同样使用过。

我对此感到很震惊。如果自我剽窃是学术罪过，对我的作品充满敌意的读者则将不费任何周折，就能把这本书作为攻击我学术腐败的证据。理由有二：第一，这本书的多数内容以相同的形式出版过，有时不止一次；第二，精华部分的讨论会重复出现，有时使用相似或相同的语句。

以第五章《持久的不平等》为例。1995年，菲利斯·莫恩(Phyllis Moen)邀请我参加1996年在纽约州伊萨卡岛(Ithaca)举行的学术会议，旨在纪念我的朋友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ams)。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在会议当天，尽管大雪纷飞，我没有电话询问航班的情况；大雪使得机场取消了从纽约市到伊萨卡岛的航班。在到达拉瓜迪亚机场获知这一消息之后，我在机场租了一辆车，雪中驾车赶到伊萨卡岛，并在会议预先安排我发言的几分钟前到达会场。我从现在这个书稿(当时正在撰写，后来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同为《持久的不平等》)当中抽取了一部分，作为会议发言的内容。但是，那本书是在对我1995年10月至11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稿基础上重新修改后出版的，当时为了上课，我每周从纽约飞往洛杉矶，一方面是为了完成伯克利的讲课任务，另一方面还得完成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_New York’s New Schoolfor Social Research)的讲课任务。在本书第五章里，我剽窃了哪个部分呢？

同样地，本书的第十章(《链式移民与机会累积》在文化多元性研讨班上首次公开讨论过，该研讨班是由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移民与种族关系研究中心的加宁纳·达西尔(Janina I)acyl)和查尔斯·威斯汀(Charles Westin)主持。1996年的冬春季节，我是该大学瑞典奥洛夫·帕姆(OlofPalme)讲座教授。那时还在继续撰写《持久的不平等))一书，我在达西尔一威斯汀的研讨班上尝试着讨论书中有关机会累积的问题。我根据讨论者的批评修改书稿。经常会碰到论文集的问题(包括许多我自己主编的论文集)，在伊萨卡岛会议和斯德哥尔摩研讨班上讨论的论文经过修改，它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出版。莫恩和他的合作者根据伊萨卡岛会议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直到1999年才出版，而达西尔一威斯汀的论文集也到了2000年才出版。请问哪个蒂利剽窃了哪个蒂利？

1996年在逗留斯德哥尔摩期间，彼得·赫德斯特罗姆(PeterHedstrom)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ld Swedberg)组织了一次有关社会机制的会议，会议内容后来收录进他们共同主编的具有影响的著作《社会机制：社会理论的分析方法》(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会议将我介绍给阿根廷的物理学一哲学家马里奥·邦吉(IVlario Bunge)，我们讨论社会机制，并且有着相似的见解。尽管过去没有多少交流，但是我们都多年坚持对社会过程进行机制解释。我们在会议上都就机制问题发了言，但是，编辑没有收录它们。无论如何，对我而言，那次经历使我认识到阐明社会机制如何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它们。本书的每个章节都使用机制解释，有些部分观点更加鲜明且有思辨性，在观点阐述的同时会相互借鉴，包括借鉴我在其他地方出版过的观点。

这种重复有意义吗？我的很多同事主要在论文中阐述自己的思想：虽然我们追求复杂的研究计划，但是当观点与发现出现的时候，他们通过论文阐述观点与发现。 我主要通过著作阐述自己的思想：设计由开始、中期和后期构成的研究计划，但是将会形成数百页的报告，如果成功的话。很多人虽然不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出版报告、论文和著作，阐述他们不完全的计划。 因为我总是同时规划几本书、因为观点之间相互关联，所以，我经常在不同的地方转借观点、参考书目和语言。

结果，关心这类事情的学术检察官们就能很容易地发觉这本书里的重复，也能发现这本书与其他作品之间的重复。例如，如果你通读本书，你就会找到几个在不同的章节、以相同的术语重复出现的说教之辞：社会过程系统的、交易的和意向性解释的特性；机制与过程的定义；剥削与机会累积的说明；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概念化。

总而言之，我把这种冗余看做是利润而不是成本。这本书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的主要观点与现象：虽然书名为《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但是它也涉及机制、过程、民主化、去民主化、公民、不平等、集体暴力、故事、社会运动与信任。虽然这些观点与现象的每个部分在其他地方受到更加持久的关注——因此，也许从头至尾是过度的自我引用——但是，在这里，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清楚。例如，本书探讨不平等与去民主化之间的联系，探讨身份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探讨公民与身份之间的联系。我并不认为过去十几年完成的15篇论文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但是，我认为，当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时，它们会对社会过程提供一个与众不同和一以贯之的说明。

那又怎么样呢？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本书的若干章节视人际交易为社会过程的基本要素。它们展示人际交易如何复合成身份、如何产生与转变社会边界以及如何积累成为持久的社会联系。它们表明，个人与集体的意向来源于人际交易。此外，本书不准备思考个人行动，而是重复关注渐进性影响、间接影响、环境影响、反馈、错误、修复和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但是，本书认为，一旦你知道如何观察社会生活，它就变得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