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作的是一种解剖跳蚤式的工作，试图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出抽出一年，来作全景式的分析，梳理历代学者对这一段被神圣化的文本的种种不同的定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解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无穷无尽的辩难，并展示这些定义、信仰、解读与辩难是如何影响着不同时代中的政治理念与社会思潮的。

《春秋》对于古人来讲，长期都被尊为政治哲学的最高圣典，并被认为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一部孔子亲手编撰的作品，因此而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其地位长期凌驾于儒家所有经典之上。但《春秋》同时又是最费解的，甚至连遍注群经的朱熹都退避三合，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历代经学家的解读之下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

我们若想从《论语》、《春秋》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和我们所熟知的“四书五经”、“十三经”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而真正发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孔颖达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阳明版孔子……这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给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些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人们自身。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经典的种种所谓正解与误读不断地冲突、互补、融合、灭亡、新生，许多由不靠谱的考据引申出来的“大义”真实地在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义理与新的政治思想。

自序/001

第一卷 隐公元年春/001

第一章 《春秋》第一义/003

 一 始隐问题/005

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005

2.《公羊传》的朴素解释与《论衡》的简单算术/008

3.“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宋学主流/011

4.“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弥合经义的新版史料/013

5.始隐新义：《春秋》不始于隐公/015

6.以古史为时政作解：始隐而意在三桓/017

7.效法天数：最“不合理”的答案也许才是正解/019

8.另外的一种可能：从“二王并立”时代说起/025

9.经典的读法/026

 二 元年：字浅义深/027

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027

2.元年大义/030

3.三种正确：事实、义理与政治/035

4.“元”之解：求义理，先求训诂——何休的大义与苏洵的诡辩/037

5.何休的反派——纪年的金文证据/041

第二章 春王正月/045

 一 孔子特笔与公羊大义/046

1.王者孰谓/046

2.断句疑题：“春，王，正月”与“春，王正月”/050

3.行夏之时：假天时以立义/057

 二 公羊三统论/062

1.大一统：并非“大统一”/062

2.夏之忠，殷之质，周之文：天人合一的历史循环论/066

3.通三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071

4.春秋大义之名，何休大义之实：三科九旨/076

 (1)三科九旨之一：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076

 (2)三科九旨之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079

 (3)三科九旨之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095

5.存三统/099

6.三统和三正的义理与史实/105

 (1)从五德终始到三统循环/105

 (2)对《春秋》历法的考订/109

 三 “公即位”的缺书/115

1.公羊经解/115

 (1)《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115

 (2)有关继承法的春秋大义：立逋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以子贵/118

 (3)光武诏书：对公羊经术的一次实际应用/121

 (4)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制度渊源与学术质疑/123

2.毂梁经解/127

 (1)《毂梁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解/127

 (2)对《春秋·隐公元年》不书“公即位”的义理之争与考据之争/130

3.左氏经解/133

 (1)无经之传，先经以始事/133

 (2)释“孟子”，略谈春秋时期的女性称谓/135

 (3)释“元妃”/142

 (4)继室与媵妾：媵妾婚的风俗与制度考辨/144

4.嫡长子继承制/163

 (1)一继一及，非鲁之常/163

 (2)汉景帝的继承人问题：对“殷道亲亲，周道尊尊”的实际应用/164

 (3)从亲亲到尊尊，从小社会到大社会/167

5.释“声子”/171

 (1)谥法歧说/171

 (2)谥法与禁忌/181

 (3)谥号的合礼与非礼/183

6.释“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日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186

7.释“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193

8.释“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200

 (1)何休与郑玄的论战/200

 (2)周公摄政与称王之辩/203

 (3)达例与特笔/210

9.五等爵/212

 (1)五等爵之辩：是等级系统还是分类系统/212

 (2)王爵与周班：是爵位等级还是被授予爵位的次序/218

第三章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228

 一 附庸解/228

 二 邾与邾娄/230

 三 盟于蔑，地点书写上的微言大义/233

 四 会、及、暨/238

 五 邾仪父：称名与称字的微言大义/242

1.文字传抄的讹误/242

2.名与字/244

 六 地期与时间，小信与大信/255

 七 《毂梁》经解：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257

1.称谓之辨/257

2.日期之辨/259

 八 《左传》经解：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261

1.名、字之辨/261

2.释“未王命，故不书爵”/263

 九 会盟·歃血·信誉/265

1.从盟誓的社会渊源管窥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矛盾/265

2.信用从何而来与仪式力量/275

3.对盟约有效性的保障/280

4.利他和利己/284

5.社会进化与历史进步/288

第四章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291

 一 《春秋》之“不书”/291

 二 费与费有别/293

 三 费伯·费■父/296

第二卷 隐公元年夏/299

第一章 《左传》经解：郑伯克段于鄢/301

 一 郑国的立国与迁徙·从郑国东迁看古人的家国观念/306

 二 “寤生”旧解/333

 三 制地·政治命题之恃德与恃险/343

 四 京邑/350

 五 锚定效应/353

 六 京城太叔·对两首《叔于田》的辨析/356

 七 城过百雉，国之害也/372

1.礼制之下的城垣标准/372

2.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375

3.耦国源流/380

4.宗法制度与私产制度/385

 八 克段事件的时间跨度与阴谋理论/397

 九 《左传》的“书日”和“君子日”/400

第二章 《公羊》克段解/404

第三章 《毂梁》克段解/409

第四章 “克”字诸家解/414

 一 训诂之争与义理之争/414

 二 诛心之论与原心定罪·赵盾弑君/420

 三 志同则书同·矫枉过正/425

 四 经与权之一例·许穆夫人/428

 五 晋人纳接菑于邾娄，弗克纳/432

 六 诛杀亲族的礼仪/434

 七 郑伯之弟段出奔共，秦伯之弟鍼出奔晋/437

第五章 克段的事件疑点与褒贬分歧/439

 一 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啖助、陆淳、赵匡的学术革命/440

 二 宋学管窥/446

1.孙复/446

2.刘敞/448

3.王安石/452

4.苏轼与苏辙/456

5.胡安国/458

6.真德秀/460

 (1)淮南王刘长案例/460

 (2)周公榜样/463

 (3)大舜榜样/464

7.吕祖谦《东莱博议》：科举范文/468

8.赵鹏飞《春秋经筌》·为叔段辩扩/473

9.经学理学化，孔子朱子化/476

 三 宋、元之际：不仕二朝与华夷之辨/480

 四 明代：靖难之变与克段新解/486

 五 清代克段解三例/499

1.严启隆/503

2.毛奇龄，万斯大/505

3.李堞/507

 六 结语/509

1.李贽问题/509

5.修昔底德的虚构与瑞格瑞格的故事/510

后记/513

一 始隐问题

1.诸侯之法与王者之义

《春秋》记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进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却还有一个困惑了人们许久的问题，即《春秋》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元年开始？

的确，既然是一部编年史的样式，其起笔和结笔总得有点说法才是——对这个问题只要稍一深究，疑点便立刻出现：如果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那么，从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算到鲁隐公，这中间还有好几代世系，难道全都抹杀了不成？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伯禽始封、鲁国建国，那还是西周初期的事，几百年下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无论此事是否为真)，天下大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东周的开始，而鲁隐公元年和周平王东迁基本在一个时间段上，所以《春秋》大体是以东周的开始来作为自己的开始的。

这是一个相当合情合理的说法，也是一个经典的解释，晋代“左氏忠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序言里大体就持这一说法。杜的意见是：周平王是东周的第一任国王，鲁隐公是甘心让位给弟弟的贤君，两人所处之时代相近，况且鲁隐公是周公之后，如果周平王能够开创中兴事业，鲁隐公也能够光宗耀祖的话，那么，西周当年的盛况就复兴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后继有人了。所以《春秋》才特意选择这个时间作为开端，“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孔颖达再作阐发，说《春秋》虽然看上去只是鲁国的国史，是站在鲁国这样一个诸侯国的立场上记事的，讲的似乎也仅是“诸侯之法”，但杜预之所以说它“会成王义”，是因为《春秋》所记之事尊卑尽备，故其虽是根据鲁国国史而成书，却“足以成王者之义也”，因此而“垂法将来”，使后世的天子们可以好好从中学习王者之道。

如果此说属实，《春秋》便是一部万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孑1颖达之说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义为重的经书，至少，它的教育意义远大于史料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春秋》的写作或编纂属于所谓“观念先行”，这样一个圣人传统对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影响极大。当然，也确实有人把《春秋》当作史书，不过，用家铉翁的话来说，这只是“后儒浅见”。

这倒也不能苛责古人，意识形态重于客观史实，这一观念堪称源远流长——若论“源远”，比如杨宽就曾从孟子那里追溯到这种态度，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于现实政治的，如许兆昌所谓“(周代)史官从事记事编史的工作，绝不是为了要保存历史资料以供学术研究，而主要是为了发挥这一行为的政治功效。史官记事编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行为。周代史官记事编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察君臣。二是为后世立法”；若论“流长”，“文革”时期连历史照片都会篡改，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从这里我们倒可以很好地领会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的面貌似乎并不取决于历史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当下的意识形态需要，甚至，这样一种在现代眼光下看似有些荒诞的观念在古代并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为圭臬。

从这层意义上说，杜预和孔颖达对始隐问题的解答虽然不一定符合于史实，但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这同时也进一步泯灭了《春秋》的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经学意义。经学当然是远远重于史学的，这个观念长久以来都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

那么，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决了《春秋》开篇的一个重大疑点。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这在鲁国正是鲁孝公执政的晚期，鲁孝公的继任是鲁惠公，鲁惠公是鲁隐公的父亲，而鲁惠公元年却是周平王三年，鲁隐公元年则是周平王四十九年——这也就是说，在《春秋》开始的时候，东周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问题由此出现：如果前述杜预的说法成立，那么《春秋》的开端若放在周平王元年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既标志着东周从此开始，又表示了在编年上是以周天子纪年为本位的，岂不正是“尊王”之意吗？退一步说，就算一定要以鲁国纪年为本，以鲁惠公元年为开端显然要比以鲁隐公元年为开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预的那番道理。

《春秋》这个不当不正的开端给后人带来了不少麻烦。仅从历史分期上说，所谓“春秋时代”就是因《春秋》而得名的，从这层意义来讲，“春秋时代”应该就是《春秋》纪年的起讫时间。始年的问题是：一般说周代分为两段，前半段是西周，而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算后半段，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两段，前半段被称为“春秋时代”，后半段被称为“战国时代”。那么，如果严格依照《春秋》编年，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中间的这四十八年却没了着落。顾德融、朱顺龙总述近年对这段历史的分期之争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

这一分期问题就这样被“议定”出来，从周平王元年到鲁隐公元年之间的四十八年就这么尘埃落定了。但是，最初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春秋》到底为什么要从鲁隐公开始？

无论如何，始隐都像是一个不当不正的开始，但在历史上的问题是，以《春秋》之地位，这个问题必然要有一个圆满答案才对。杜预虽然给出了一个权威而貌似合理的解释，但深究起来依然难以令人信服。王树民曾对杜预的理由一一提出过质疑，大意是：如果说时代相近，但鲁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和周平王的时代更为接近；如果说鲁隐公是周公之后，但鲁国所有的国君都是周公之后；如果说鲁隐公是位让国之贤君，但他只有让国之意却未成让国之事实，最后还遭人篡杀——此事原本就不足为训，杜预此论“牵强附会，无待深辨”。

杜预的解释到此就变得站不住脚了，但圣人深意究竟何在，历代学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公羊传》的朴素解释与《论衡》的简单算术

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大概要算《公羊传》了。《公羊传》在鲁哀公十四年，也就是《春秋》编年的最后一年里设问道：“《春秋》何以始乎隐？”回答是：“祖之所逮闻也。”这是说鲁隐公时代的历史是孑1子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历史上限。清代公羊家孔广森解释道：隐公时事，祖辈虽然不及亲见，但也能得之于传闻，至于隐公之前的历史，孔子认为文献不足，恐怕记载失实，便断自隐公。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又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于是被划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阶段，隐公时代属于“所传闻”的阶段，史实得之于辗转相传，至于《春秋》末期的定公、哀公时代，则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属于“所见”的阶段。这个解释似也有理，而且推想一下，《春秋》始隐不过是孔子追溯传闻的“力所能及”罢了，此中似乎并无深意。

但问题远没有就此了结。研究者越多，答案也就越多，很多答案都可以自圆其说却难以证伪其他说法。更让人心生恐惧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答案竟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汉人相信《春秋》是孔子预先为汉朝制订宪法，对之尤为推重，加上谶纬流行，钩玄索微之风日甚。《春秋》上启鲁隐公，下迄鲁哀公，共历鲁国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在一些汉代经师眼里，这些数字显然不可小觑。王充在《论衡·正说》里展示了当时的这一典型学风：有人讲《春秋》，说鲁国十二君，这个数字和一年十二个月相当，这是效法天数，总共二百四十二年，有人解释《春秋》的二百四十二年，说这是上寿九十年，中寿八十年，下寿七十年，孔子是根据中寿年数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王充很较真地辩难道：“就算三八二十四，可这和《春秋》全部编年还差两年，如何解释？”——的确，如果说这些数字当真含有什么深意的话，这两年之差肯定不该被忽略过去。

P5-9

1

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然而对于我们，探求经籍之正解虽属理所当然，梳理历代的误读却也有着另外一番趣味。况且，误读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还要远远大于正解，若要了解历史，理解误读往往会比理解正解更为重要。

当初，一代代的经学家与政治家们不断在以事实与虚构交织的历史来影响时下的政治，他们对经籍的探微求玄往往求之越深则失之越远。在“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引之下去研究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这一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于是，一片片的玉石与金线在无数人的精心打磨与织造之下成就出一袭精美绝伦的金缕玉衣，夸张地包裹起了圣人的尸体——那是一具存在于所有人信念中的圣人的尸体。可以联想一下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对出土的那件金缕玉衣的关注和赞叹不是大大超过了对中山靖王本人的热情吗？

所以，我这里进入《春秋》一经三传，既从经籍本身的求是入手，同时也会详论经学史上的种种阐释与纷争。

本书所做的是一种解剖跳蚤式的工作，试图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中抽出一年，来作全景式、历时性的分析，梳理历代学者对这一段被神圣化的文本的种种不同的定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解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无穷无尽的辩难，并展示这些定义、信仰、解读与辩难是如何影响着不同时代中的政治理念与社会思潮的。叙述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经典借以成型的先秦社会，二是由对经典的阐释与应用而形成的思想史脉络。

《春秋》对于古人来讲，长期都被尊为政治哲学的最高圣典，并被认为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一部孔子亲手编撰的作品，因而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其地位长期凌驾于儒家所有经典之上。但《春秋》同时又是最费解的，甚至连遍注群经的朱熹和王安石都退避三舍，孔子的微言大义在历代经学家的解读之下变得越来越芜杂，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

2

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有着世界第一的历史传统，而实质上中国历代对历史的态度与其说表现为一种历史传统，不如说表现为一种政治传统。史，是作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附属物绵延了两千多年，所谓秉笔直书的精神无疑是被曲解与夸大了——至少，是在另外一种“秉笔直书”的层面上被理解的。这正是本书在梳理“《春秋》三传”之阐释史的过程中要展现给读者的。

经与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举例来说，明代嘉靖朝嚣嚣多年的“大礼议”，在现代人看来，大家在头破血流中争论的问题实属无聊——为什么非要皇帝把父母当成叔叔和婶婶？但在经学背景下观察，就会知道那些“愚蠢无聊”的大臣拼了性命所争的东西确实是关系重大的。但是，大臣们誓死捍卫的那一则春秋大义，在现代史家的考据之下，却有可能被证明为错，甚至是从其理论源头《公羊传》本身就错起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古人虽然在知识积累上不如今人，但在智识能力上却与今人无甚差异，其种种“荒谬”的命题大多是有着迫切而实际的原因的——就像基督教神学一样，“无论如何，基督教神学故事，并不是住在象牙塔里的专业思想家幻想出来的，用以折磨单纯基督徒的隐晦与思辨的教义……每个主要的基督教信念，都是起源于迫切与实际的原因。即使好像‘在一个针尖上可以有多少个天使一起跳舞’这样一个似乎很无聊费解的问题，基督教思想家的辩论，并不只是用来打发时间，或要表现他们何等博学多才而已。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探索非人类的(例如天使的)灵性存在的本质，来驳斥他们是占有空间的物质存在之观念。”

经学的这些现象，看上去完全符合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所谓人类建造意义世界之过程的三个阶段：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用《神圣的帷幕》一书译者所作的概括：“外在化，就是人通过其肉体和精神的活动，不断将自己的存在倾注人世界的过程。所谓客观化，是指人类的产物都具有一个规律：即它一旦产生，就具有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它的创造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开始受制于它。而内在化，则意味着人将客观化了的产物重新吸收进自己的意识，于是它们就既是外在的实在，又是内在于人自己意识中的现象。”

由此来看，经学确乎带着一定的宗教色彩——尽管孔子之说可以这时是黑，那时是白，但孔与非孔之间始终壁垒森严，正如信仰的世界无论怎样复杂多变，却始终是在遵循着神圣与世俗这个二分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或如印度的等级世界，虽然这里的婆罗门认为洁净的，那里的婆罗门却会认为不洁，但无论如何，洁净与不洁这个二分法是永远存在的，并且是本质性的(路易·杜蒙《等级人》)。“因而，我们可以说，是人制造了他们的神，或者至少是人使这些神得以生存的；但与此同时，人也唯有依赖神才能存活下去。”——在经学的视野里，我们有时不妨把涂尔干这句话里的“神”替换为“孔子”。

在经学的视野里，真实的孔子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5

若想从《论语》、《春秋》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和原典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真正发生巨大影响的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孔颖达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王阳明版孔子……要了解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就该对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孔子投以比对孔子本人更大的关注，让典籍从字面上孤立的文本“立体化”，让典籍包含有社会史、思想史、阐释史的内容。

4

作为与“误读”相对立的“正解”，至少存在三个层面，即：事实正确、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正文中会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先用一个小孩子的问题来表达。

所谓“事实正确”：小毛说，“我有一个爸爸。”

所谓“义理正确”：小毛的爸爸是汉奸。小毛恨恨地说，“我没有这个爸爸。”

所谓“政治正确”：四岁的小毛问妈妈，“是你和爸爸一起生的我吗？”妈妈回答说，“你是从石头缝蹦出来、被妈妈拣回家的。”

小毛有一个血缘上的爸爸，这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事实，无论时代如何变换，无论社会风气如何变换，无论小毛是否见过自己的爸爸，这个事实都是永恒而唯一的。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真相只有一个，而在“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的层面上，真相却有很多。

5

历代经学家们往往自以为或自称解得了孔子真义，认为自己的义理正确与政治正确是坚实地建立在事实正确的基础之上的。经学家们互相攻讦，以自己的“正解’’打击别人的“误读”，而自己又往往被别人视为误读。以批判论，“人人自谓得孔子真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真精神”；以发展论，则是“六经责我开生面”。这一过程绵延不绝两千年之久，是为误读史的另一层含义。

这种种所谓的正解与误读冲突、互补、融合、灭亡、新生，许多由不太可靠的考据引申出来的“大义”真实地在现实社会政治思想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义理与新的政治思想——这就是一种立体的、活的儒学，而不仅仅是经典文献的文本考据学。  儒学的历史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赋予儒家经典以意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给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些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人们自身，是为前文所述的贝格尔之论，这是经学史的宗教性一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在严谨之余兼顾通俗，本书对古籍的引述大多会在正文当中取其意而遗其直，并把原文附于注释以供参考查阅。

熊逸

2008-10

本来想写完隐公元年的全年的，结果只写了上半年。这样出版已经很困难了，如果再加一倍篇幅，读者就只能到网上找电子稿了。

这书写了很久，改了很多次，我觉得如果不考虑出版定稿的话，我大概可以一辈子一直改下去。

这书的出版要感谢很多人。感谢责编杨晓燕女士，因为，如果我不是作者而是责编的话，断然不会出这种书的，就算想出，也一定拗不过领导，而书竟然真的出了，实在不容易呀！还要感谢徐戈和吴新宇两位老师百忙之中为我的稿子校订文字，看了他们的校样，我感觉自己在文字上又获新知了。他们与我素昧平生，只是出于一种关怀而义务地承担了这些，实在让我非常感动。还有杜垣老师一直以来热情的推荐，在此一并谢过。

熊逸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