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而这些理论正是本书所批判的对象。本书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是如何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不过，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其次，这场危机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而这也正是本书所讨论到的。在书中，我揭露了富国是如何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宣传一套，却又实践另外一套。在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没有成为过去的历史。比如，我在本书第七章中指出，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人为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每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