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皇帝富有天下，因此，他们临终前的所思所想和所做的事情，必与一般人不同。

本书中四个描写皇帝死前心态和行为的历史故事，全部依据史实写成。这些历史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观察汉代的政治生态，发现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是如何细致微妙地发挥政治作用的？

本书共收了四则故事：“汉高吕后相煎急”、“汉文帝薄葬不易”、“汉景帝虎毒食子”、“汉武帝父子鏖兵”。

四则故事的共同点是所写的内容均为汉代皇帝们死前的言行。黑格尔说：“任何某物的无，是一个特定的无。”叫花子身无分文，同富翁的破产，虽然其财产状况都是“零”，但是，这两个“零”却又是画不了等号的。皇帝富有天下，他们死前所想的、所做的事情，必然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非做不可的政局大事，这可以从一个特殊侧面观察汉代的政治生态。

汉高祖和吕后在废立太子问题上钩心斗角，吕后以市井妇人的浅薄视野处理国家大事，终致吕姓全族被诛杀；汉文帝主张薄葬；汉景帝在废立太子问题上用尽各种办法，大开杀戒；汉武帝从君权独断转为虚心纳谏，让民众休养生息……

序

第一章 汉高吕后相煎急

 一、释题

 二、汉高祖、吕后废保太子之争

 三、“商山四皓”突然出现，张良奇计保太子

 四、死高祖调兵遣将，吕太后晕头转向

 五、戚夫人刑为“人彘”，汉惠帝大病一场

 六、吕太后的小情人被捕

 七、吕太后胡作非为，汉惠帝英年早逝

 八、吕姓外戚控制军权、尽封王侯

 九、疯狂吕太后尽杀刘姓子孙

 十、齐王起兵，大臣密谋，吕太后树倒猢狲危

 十一、从诸吕的灰飞烟灭看“败锦伤材”的政治规律

 十二、齐王刘襄一场空欢喜

 十三、亢龙有悔，至理名言

第二章 汉文帝薄葬不易

 一、皇帝富有天下，如何能薄葬

 二、与薄葬有关的两件事

 三、汉文帝了以消诽谤罪

 四、墨家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五、“尊天明鬼”与主张薄葬，岂不自相矛盾

 六、“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薄葬之策影响深远

 七、感慨之一：传统文件是使人向上的

 八、感慨之二：重读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

第三章 汉景帝虎毒食子

 一、皇后将废，后宫躁动

 二、栗夫人绣花枕头良机，王夫人工于心计始发迹

 三、王夫人欲擒故纵，太子刘荣被废

 四、丞相周亚夫反对废太子，数色不能得

 五、太子傅窦婴反对废太子，数色不能得

 六、汉景帝任免官吏如高手弈棋

 七、汉景帝任免官吏如高手弈棋

 八、栗太子凄惨自杀

 九、汉景帝恩将仇报，周亚夫饿死狱中

 十、“安知亲父兄，不为恶虎狼？”

 十一、郅都之死

 十二、追索汉景帝的原始思路

第四章 汉武帝父子鏖兵

 一、父子间糊里糊涂地血战一场

 二、公孙贺哭着赖在地上不肯当丞相，结果祸起萧墙

 三、汉武帝为何会重用佞臣江充

 四、江充闹鬼

 五、掘地纵横，皇后、太子无处安床

 六、从太子上吊看“裙带风”政治观

 七、令狐茂大骂汉武帝

 八、太子自杀

 九、田千秋上“急变”，汉武帝“大感悟”

 十、捕杀太子的有功之臣无一幸免

 十一、汉武帝思念太子，完成重大战略转变

后记

一、释题

“相煎”一词，出自汉末魏初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曹植因着权力斗争，兄弟相煎，因此诗而流传千古，妇孺皆知。汉高祖、吕后年间，“相煎”一词尚未面世，况且汉高祖与吕后，乃是结发夫妻，到了汉高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又是一对皇帝、皇后夫妻档，难道也有“相煎何急”之事？不过，人世间什么奇事怪相都有，今日普通家庭，为房屋、存款遗产，兄弟姐妹之间，大打出手，法庭相见，也是常见的事，皇帝、皇后，一旦有了纠纷，所争者就是天下国家。所以，这对帝、后夫妻之间的纠葛，后人曹植的这句诗，也完全用得上。

汉高祖吕后相煎之事，乃在俩人晚年。人到晚年，急于安排后事，不免有“多小事，从来急”的紧迫感。一旦有了紧迫感，也就容易着急、发慌，恨不得三步并做一步走，老百姓着急、发慌不打紧，家中的瓶瓶罐罐全部打烂了，所值也终于有限；政治家一着急、发慌，影响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请看后面分解。

话说汉高祖一世英雄，《大风歌》千年传诵：“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何等精神？何等气派？不过，天底下的任何人，一生一世，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死的时候，事业未竟，不免会有遗憾，皇帝也不能例外；汉高祖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到了将死时．也有若干想办而办不成的事情，眼望周遭，无可奈何，临死时同样不免带着遗憾；只是皇帝汉高祖的遗憾，比普通人要远为深重，深不可测，重不可载。汉高祖死后，他的结发之妻吕雉，亦即吕皇后，成了吕太后，新皇帝汉惠帝是她儿子，汉家以孝治天下，加之汉惠帝性格优柔软弱，吕太后脾气阴鸷强悍，于是，吕太后实际上掌握了皇家全部权力；到汉惠帝死后，新皇帝幼小，她又临朝称制八年，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她不像汉高祖那样成熟老到，而是以市井泼妇的大刀阔斧，操办汉室皇朝的家国大事。三下五除二，稀里哗啦也就似乎样样都随心所欲地办成了。举个例子，可能是由于忌妒，或是其他原因，她对汉高祖的那些其他妃嫔所生的子子孙孙们，想杀谁就杀谁，杀到什么程度？去其多数而只剩少数！像吕太后这样随心所欲、快意恩仇，做人办事，也真是爽快之至！却不料，六月债，还得快，她的下场却比汉高祖凄惨得多，因着汉高祖生前的某些巧妙的制度预设与人事安排，吕太后才离人世，全部吕姓外戚，尽遭大臣们诛戮，老幼无存，鸡犬不留。最后结果乃是，汉高祖差一点儿因为吕太后的快意恩仇而断子绝孙；而吕太后自己的吕姓家族，也就因着吕太后的快意恩仇而真的断子绝孙了。“煎”到子子孙孙“靡有子遗”的程度，这不是“相煎何急’’又是什么呢？

汉高祖是汉代的开国皇帝；吕太后虽无皇帝名义但却是事实上的皇帝。我说吕太后是“事实上的皇帝”，是有历史根据的，因为汉惠帝死后．她实际上坐稳了八年皇帝大位，这八年以“高后某年”的名义成为历史记载上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而《史记》的有关汉代皇帝的“本纪”中，也破例出现了《吕太后本纪》；《汉书》中也有《高后纪》。这就说明，像司马迁、班固这样的正统史家，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她的“事实上的皇帝”身份。也有些研究历史的朋友，为了弘扬女权，把吕太后与武则天并列，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男尊女卑了几千年，总算有了两个女皇帝，为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妇女出了一口闷气、恶气。其实，要说事实上的皇帝，还应该把慈禧太后加进去。这类研究历史的朋友，省略了慈禧太后，并非疏忽，而是因为慈禧太后名声太差。其实，吕太后、武则天两人，名声又何尝佳妙，只不过离我们的时代远了一些，“距离产生美感”罢了。真的打开史书，近看一下，只怕今天的女同胞们，未必就肯选她们当代表呢！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就从汉高祖晚年说起。  二、汉高祖、吕后废保太子之争

汉高祖刘邦晚年，有一件遗憾事，想换掉太子而未能实现。接着这件遗憾事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遗憾。是什么新的、更大的遗憾昵？请容许我卖一个关子，待后详述。

汉高祖刘邦与吕后生有一子，名刘盈。刘邦这个人，是打天下做大事的，古语有云，为天下者不顾家，所以他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对老子、儿子，都不免有些在我们普通人看起来像是寡情薄义的地方。比如说，项羽掳得了他的父亲刘太公，两军对垒时，专门定制了一只高足的砧板(古代剁肉的砧板，两头装有双足，有似于近世小菜场里剁肉用的肉案)，把刘太公置于砧板之上，陈列于战阵之前，隔河向刘邦喊话说：“你若不降我，我就把你老子烹了。”你猜，刘邦应该怎么回话？那刘邦回答说：“我和你当年，都曾在楚怀王下面为将，我们还曾经相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若是非要烹你自己的父亲不可，那就请你在煮好以后，分给我一杯羹。”想想看，这是什么混账逻辑？简直就是一副胡搅蛮缠的流氓腔！不过，刘邦的胡搅蛮缠，还真有用。果然，项羽一听，刘邦横了一条心了，把他老子煮了也没有用，倒索性不煮了，刘太公保住了一条命。

(见《史记·项羽本纪》)这是说的对待老子，对待儿子，刘邦也有惊人之举。刘邦在彭城败于项羽，带着老婆吕雉所生的一子一女，坐在马车上，匆匆逃亡，子即后来的太子刘盈。项羽的追兵追得急，刘邦慌了，就将这一对子女，从马车上扔下地来，自顾自逃命了。他的好友夏侯婴，跟在他后面，连忙停车下马，收下两儿，让他们一左一右抱着自己=的头颈，慢慢上马车，而后疾驰跟上刘邦。刘邦嫌夏侯婴载儿误了逃跑速度，大怒，欲斩夏侯婴者十数次，总算还是逃出来了。因着夏侯婴的厚道，这才保住了一子一女性命。(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不过，这是刘邦打天下的时候表现出的“流氓腔”，取得天下以后，成了汉家江山的第一代皇帝：汉高祖，那可就大不相同了。他将自己的老子刘太公尊为太上皇，并且还下了一封流传千古的诏书，诏书中说：“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而后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此皆太公之教训也”，因此尊刘太公为太上皇。这就为大汉皇朝留下了一个“汉家以孝治天下”的榜样和传统。所以其后所有西汉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例如，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谥名为“孝惠帝”；其另一儿子汉文帝，谥名为“孝文帝”等等。什么叫做谥名？原来，周代社会中，天子死后，礼官要根据这位天子生前的表现，给他定一个名号，以体现褒贬精神，谥名有一定标准，表现好的有好谥名，表现不好的、坏的，谥名就往往很差劲。对于表现不好的天子，礼官定下差劲的谥名之后，哪！、白继位的天子(死掉的天子的儿子)也不能加以改变。这是古代社会当中的一个优良的制度：臣僚可以在天子死后评定其生前表现，虽继位的天子亦不得干涉之。这对于一般的天子．应该说是具有某种权力制约的作用的：如果他担心死后的谥名难听，也许就能克制一点，少做点坏事。秦始皇一当皇帝，就取消了谥名制度，理由是：礼官是臣僚，怎么能有资格评判死去的皇上呢？汉初大儒叔孙通制定汉礼时，则又恢复了周代的谥名之制。所以，西汉的皇帝们，人人谥名均有“孝”字，至少说明了，这些皇帝在孝顺方面，是个个够格的。

现在还是说回汉高祖，汉高祖当皇帝前后，儿子对老子，前倨后恭，判若两人，有点像川剧变脸一样，这看起来好像很难理解。不过，说穿了也不奇怪。《论语·学而》，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说：“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作乱”，通俗地说，就是造反，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不会造反；人人都不造反，皇帝就能坐稳江山了。过去是打禾下，老子被抓在敌人手上，越把老子当回事，就越是要受敌人挟制，只能耍流氓腔，或者至少是装流氓腔，说得自己看老子一钱不值，说得自己对老子的生死毫不在乎，才能既不受挟制，又可保全老子，这是策略；现在当了皇帝，在皇帝与民众的关系上，最好是老百姓都能老老实实的，谁也不造反，自己的天下才坐得稳。这就耍做正人君子，或者至少是装正人君子，摆出一副孝子的姿态来，让老百姓人人都学自己的样子，都做孝子，而后就少有人会犯上作乱了。这依然还是策略。前者是打天下时的策略，后者是坐天下时的策略。此一时，彼一时也，岂可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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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收了四则故事：“汉高吕后相煎急”、“汉文帝薄葬不易”、“汉景帝虎毒食子”、“汉武帝父子鏖兵”。

四则故事的共同点是所写的内容均为汉代皇帝们死前的言行。黑格尔说：“任何某物的无，是一个特定的无。”叫花子身无分文，同富翁的破产，虽然其财产状况都是“零”，但是，这两个“零”却又是画不了等号的。皇帝富有天下，他们死前所想的、所做的事情，必然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非做不可的政局大事，这可以从一个特殊侧面观察汉代的政治生态。

汉高祖与吕后夫妻晚年，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相互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竭尽权力斗争之能事；汉高祖死后，吕太后掌握国家大权，则以市井妇人甚至市井泼妇的浅薄视野处理上层关系，终于导致吕姓外戚与朝中大臣、刘姓宗室之间的生死对立，并使吕姓外戚全族尽遭诛杀。

但是，正由于汉高祖在崛起过程中得到了士人们的巨大帮助，并由此形成了重视士人、重视文化的性格特点，从而使得汉高祖的皇子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汉文帝作为汉初(实质上的)第二代政权的代表人物，则又表现出了勤于读书，勤于吸收儒、道、墨、法等诸家学术的特点，其最有代表性的言行则为薄葬。汉人迷信、皇帝则又富有天下，皇帝薄葬非常不易，所以，汉文帝要薄葬，则必须过两大关，一是享受关，二是迷信关。于是，汉文帝决策薄葬的过程，也就是他认真研读先秦诸子、认真听取有学问的臣僚意见并且克服自己身上的愚昧落后意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一切政治家包括今天的政治家来说，都是极其典型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对于普通人亦具启迪。一方面，它十分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并不是像极“左”思潮所宣传的那样充满封建思想的，相反，传统文化中的总结和平时期体制的、亦即法先王的诸学派，例如儒、道、墨等诸家，往往是使人们聪明向上的、使人们的情操高尚起来的学问，传统文化当中的各学派自身的弱点与缺点，又是可以通过相互过滤而消除弊病、相得益彰的；另一方面，它又告诉我们，古代勤于读书的政治家们，乃是一批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汉文帝的薄葬就影响了汉光武帝、魏武帝(曹操)、唐太宗等成批彪炳史册的皇帝们，所以，汉文帝显然是一个值得今人纪念与效法的榜样人物。

汉景帝在废去太子刘荣、重立新太子刘彻(后之汉武帝)后，为了防止原太子刘荣东山再起，保证新太子刘彻能够顺利继位，于是找了各种借口，用了各种手段，大开杀戒：杀太子刘荣的母亲栗夫人；杀栗夫人系统的全部外戚；杀反对废原太子刘荣的丞相周亚夫，而丞相周亚夫恰恰是在吴、楚七国造反时，力挽狂澜，拯救了西汉皇朝，因此也是挽救了汉景帝自己的关键人物，因此，说起来周亚夫还是汉景帝的大功臣、大恩人；汉景帝甚至还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刘荣。汉景帝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的这一切活动，必然要在周围的人们当中，由作用力引起反作用力，他又必须去处理各种反作用力；这些反作用力当中，又有他的亲弟弟梁王刘武，因为原太子刘荣的被废，而生出了继承皇位的希冀之心，由此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直到梁王刘武的希冀破灭、幻想泡汤，则又恼羞成怒，派遣刺客，暗杀了成批反对他继承皇位的大臣、议臣，并在这一罪行暴露后，忧惧而死：所以，汉景帝虽然并未亲手杀弟弟，弟弟却也是因他废立太子后所引起的权力斗争而死的。当他杀完了这一切他所认为的妨碍新太子顺利接班的障碍物，并且处理完了一切反作用力以后，他自己也终于精疲力竭地病死了。汉景帝是信奉法家学说的，这些事件十分生动、深刻地暴露了法家学说的君权独断、舆论一律、严刑峻法的专制、残酷倾向；而汉景帝在完成这一切专制、残酷举措时，却又自认为是在维护汉代政权能在自己手中稳定地传承下去，自认为是在实践一个高尚的政治目的，并且自己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这说明，一个政治家，如果喝了法家专制思想的“迷魂汤”而不自知，并且又掌握了独断的权力时，其社会后果，尤其对本人、家属的后果，都是十分可怕的。

汉武帝是一个受到儒家、法家双重思想影响的政治家。独尊儒学，是受儒家影响；但是，由于法家、兵家乃是总结战争经验的学说，所以，当汉武帝同匈奴打了几十年仗之后，他就越来越法家化了，君权独断、舆论一律、严刑峻法等毛病，不但全部沾上，而且十分严重了。在君权独断时，独断的权力往往部分或是全部落入国君周围的小人手中，特别是在国君年老多病的时候，更是如此。所以，当汉武帝年老多病后，佞幸人物掌握、控制了汉武帝的相当部分权力，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于是，在佞幸小人与太子发生矛盾时，佞幸小人就利用汉武帝的独断权力，以有人巫蛊诅咒汉武帝为借口，来诬陷太子，结果挑起了汉武帝与太子的一场糊里糊涂的内战。长安城内，父子兵戎相见，参加者达数万人，血流入长安街道沟渠中；结果，太子兵败自杀，与太子同时死亡的，有皇后、太子妃、皇孙等汉武帝的至亲九人。等到汉武帝弄明白皇后、太子之死全系冤案时，为时已晚。与此同时，更为可怕的现实社会状况则是，汉武帝又因长期用兵，取之于民过甚，民不聊生，小股民众起义不断出现，大汉政权岌岌可危。不过，这时候，汉武帝的儒学修养发挥作用了，汉武帝痛定思痛，终于接受谏者的意见，清除了身边的佞幸小人，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改行利农、富民政策，从而重新稳定了摇摇欲坠的政权。这是一个皇帝从信奉儒学到实践法家思想又到重新信奉儒学的典型例子。

这是一本讲述历史故事的书籍，所写的四篇故事中，除“汉文帝薄葬不易”一篇，着重写的是汉文帝作为封建权力的最高代表者在决策薄葬问题上的学习与思考过程外，其余三篇，都是较为完整、复杂、激烈的故事。

《史记》、《汉书》等史书，十分注意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描绘人物，情节活泼，细节生动。但是，由于《史记》、《汉书》的叙事结构特点是，以政治、经济、思想大局的分类概述为经，以人物传记为纬，而不是着重于叙说历史事件，所以，这些在历史上本来是结构有序、情节紧张、人物生动的故事，则又是分割而散见于多篇纪、传、书、志中的，若非反复阅读史书，旁考以有关汉代的其他著作，则不容易掌握有关故事的进展全貌与本来面目，加之以史传原文的简古朴拙，一般读者难于读懂；我在进行专题历史研究的同时，逐步感到，这些故事不仅情节十分生动完整，而且其中蕴涵着相当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试写若干故事，以清楚通俗的文字，来传达古典史著的神韵。本书是其中的第一本。至于这一想法，能否切实做到，则请读者在看了本书以后，不吝批评。

周天

2008.12

本书的序言中，已经说到，四则故事的叙述都和先秦诸子的学说挂得上钩。确实如此，我还想通过这些故事，讲一些先秦诸子与执政规律的关系问题。

政治家掌握国家大权以后，怎样执政，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十分艰深的题目，其实也可以有很通俗、很浅显的回答。只要多看几位政治家的事迹，看看那些政治家们，是如何想的，如何行动的，成效又如何，答案也就渐渐出来了。本书选择汉初的皇帝们来谈，是因为，第一，先秦的历史记载过于简略，有些史事虽然内涵相当深刻，但是故事进展的轮廓却比较粗疏，说起来不怎么有趣味，而自《史记》开始，史书的记事，较为详尽、生动，所以，汉代历史记载中的故事，就好看得多、有趣得多了；第二，秦代开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比起先秦的分封世袭制来，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这一变局，形成了许多新的历史经验，加上它和先秦旧典的对比，说起来也更有味道和深度些。不过，秦人二世而亡，秦代与夏、商、周三代政治制度上的对比，虽然强烈，但是成功的经验却不多，到了汉代，封建中央集权制巩固下来了，历史经验教训也就丰富些了。

这就要说到汉高祖、吕后夫妻二人了。汉高祖是农民领袖，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成功的不多，垮台的不少。一时间轰轰烈烈、席卷中国大地，而后又灰飞烟灭、兵败有如山倒，例如黄巾、赤眉、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等，层出不穷。他们失败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是却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起义的农民领袖与士人阶层的代表人物，双方乖违疏离，甚或起义军领袖仇视士人。起义领袖手上有权，但是不会掌权；~Al'r]ti~-掌权的规律，但是农民领袖们在政治上太幼稚，宁可垮台也不想听士人们的话！而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等，这些既是农民起义领袖，而后又是坐稳了江山的皇帝，因为他们或者是与士人阶层结合得比较密切(汉高祖)，或者自己就是士人阶层的成员(汉光武帝)。

对于政治家的掌权而言，难道士人阶层就如此重要吗？其实，并不是士人阶层重要，而是因为，他们读过研讨天下治乱之书，懂得稳定政局、巩固政权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秦始皇与汉高祖比较一下，秦始皇是皇子出身，能读懂法家韩非的著作。今天的我们，读起《韩非子》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弄懂的。这就说明，秦始皇是有文化修养的。汉高祖出身亭长，文化底子较差，但是，秦人二世而亡，汉政权却巩固下来了。这里，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士人阶层都赶到造反派队伍里去了；汉高祖一造反，士人就自己来了，加之于他的为人，又豁达大度，能听意见，打天下与治天下，都得到了士人们的助力。

那么，士人们所读的有关天下治乱之书，究竟是些什么书呢？说来也很简单，概括而言之，在秦、汉的当时，也不过就是两大部分，一是夏、商、周三代留下的《周易》，《书经》、《诗经》、周礼等传统经典；二是先秦诸子的著作。其后，到了汉代，自司马迁写《史记》开始，又加上了史书。

这类有关天下治乱之书，古人有个概括的说法，就是：经、史百家。史，就是历史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二十五史这样篇幅浩瀚的历史典籍，然而，“文革”当中，却把我国古代史书，贬低地说成是：帝王将相家谱。这真是数典忘祖！首先，正是帝王将相，事关治乱兴亡；其次，差不多每部史书中都有的“书”、“志”部分，详尽记述了历代制度典章，所有这些制度典章，都事涉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欢乐、苦恼。史书既是记载历代治乱兴亡、制度典章的，那么，历史经验教训，也就一笼统地记录在史书里了。经书与诸子百家，则是把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讨论治乱规律的著作。当然，这仅仅是个概括的说法，若说得细一点的话，五经，则是三代治乱经验的记录与总结。三代时期，文、史、哲、经、教，还没有分家，五经当中，除了一本《春秋》是史书以外，《易》、《诗》、《书》、《礼》，虽然内容各有侧重，却又是笼统地、综合地，杂拌般记载三代历史，并且同时总结历史经验的书籍；到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诸子时期，学术分野就比较地细致些了。

关于诸子与百家争鸣，新中国初年的一段时期，有些错误理解：把百家争鸣看成、说成仅是“科学与学术的讨论”。这个看法，其实是不符合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之间百家争鸣的本来面目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所争的首先乃是治国之道、富国强兵之道。因此，它们之间并不仅仅是“科学与学术的讨论”，而首先是政治观点、治国观点上的争论。举例而言，法先王的儒、道、墨、阴阳诸学派，与法后王的法、兵、纵横诸学派，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问。它们所总结、概括的，就是不同的治乱规律。

什么叫做“法先王”，先王就是夏、商、周三代，三代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和平时期，所以，“法先王”的诸学派，总结的其实就是三代和平时期的执政规律；后王，则是春秋战国的霸主们，所以，法后王的诸学派，总结的则是战争时期的规律，亦即有关战争争霸的富国强兵、争城夺地的规律。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期间，孔、孟那些大师，席不暇暖，凄凄惶惶，随方游说，到处奔波，却是方方受阻，处处碰壁；但是，法家、兵家、纵横家们的那些论道德人品、论思想境界，都远不如儒家学者的人物，却是片言立取卿相，动辄就当将军。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秦始皇以后期法家思想战胜诸国，气吞六合，一统天下，但是，当他得了天下以后，继续以总结战时体制规律的后期法家思想治国，不免就二世而亡，贻笑青史。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汉代以降，那些在学术水平、人品修养方面远不能与孔、孟比肩的儒家后学，却红遍了整个封建社会，其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运气较好，碰到了和平时期之故；……

……

这一切，就是我在写完了《天子末日》后，想要说的话。

此书在确定选题和编辑、出版过程中，本书的责任编辑徐庆群女士，倾注了心血。早在徐庆群女士担任《学习时报》编辑期间，就曾经在向《学习时报》的有关领导建议并且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了我的一组讨论封建社会中德治与权力制约关系的文章，在当时，权力制约问题还是一个颇有些敏感的题目；其后，徐庆群女士又将我的另一组有关文章，推荐给《检察日报》副刊编辑郑键女士，并且对我在《检察日报》所写的《古代权力制约史事谈》专栏，起了促成的作用。其时，我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先秦诸子与封建权力制约思想、制度的关系问题，已经十余年，除了写成侧面表达这一研究成果的《文人的悲哀》(华岳文艺出版社)与《皇帝读书考》(上海文艺出版社)两书之外，由于权力制约这个题目，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敏感性，有关研究成果始终未能在报刊上发表。它们的见之于报刊，则自《学习时报》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徐庆群女士与我并不相识，她积极主动地支持我的研究成果面世，纯粹是一位编辑对于作者学术成果的支持与鼓励。今天，随着我的《中国历代廉政监察制度史》(百家出版社)一书的出版，我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权力制约思想、制度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回顾这段经历，追根溯源，徐庆群女士对于我的研究成果面世的促进作用，至今感激。现在我已经七十五岁了，要想再开始一个新的重大研究题目，未免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想在过去长期读史的基础上，写点轻松些的东西了。这本《天子末日》，就是一本讲故事的普及读物，我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一设想再度得到了徐庆群女士和出版社田园先生的支持，在此兼致谢意。  读者诸君对本书的批评意见，请发电邮至zhuwufu@tom.com。

周天

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