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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巴金选集(10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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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巴金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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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巴金是一个将热情、追求和艺术精神融为一体的作家,他像勇士丹柯一样,燃烧自己的心来照亮别人,穿越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风云,为文学,为生命,为灵魂,作出丰富的注解。他的真诚,他的忧郁,他的反思,无不表现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良知。《家》是他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内容推荐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1904年,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五四”运动使他打开眼界,树立起反对封建制度,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信念。1927年赴法国学习,第二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8年底回国,1931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鲁迅来往密切。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大都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写成的。包括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又名《火》),中篇小说《寒夜》、《憩园》,另有一批短篇小说、童话、散文等。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色,是文以情生。这一点与曹雪芹十分相似。此外,巴金善于构筑鸿篇巨制,把众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精巧地组织起来,情节波澜起伏,层层推进,步步通近高潮。作者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剖析人物灵魂,有深度、有立体感。

目录

《忆》选(1933-1936)

最初的回忆

家庭的环境

觉醒与活动

做大哥的人

我离了北平

《短简》选(1936)

我的幼年

我的几个先生

《谈自己的创作》选11957—1961)

小序

谈《灭亡》

谈《新生》及其它

谈《家》

谈《春》

谈《秋》

谈《憩园》

谈《第四病室》

谈《寒夜》

谈我的短篇小说

谈我的散文

《创作回忆录》选(1978-1980)

一关于《春天里的秋天》

二关于《长生塔》

三关于《第四病室》

四关于《海的梦》

五关于《神·鬼·人》

六关于《龙·虎·狗》

七关于《火》

八关于《还魂草》

九关于《砂丁》

十关于《激流》

十一关于《寒夜》

再记

附录

我和文学

后记

试读章节

最初的回忆

“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说的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那间朝南的屋子里做针线的时候,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娃娃!”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母亲很爱我。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她让我在温柔、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泯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子。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我四五岁的光景,跟着母亲从成都到川北的广元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 我们住在三堂里。 最初我同母亲睡,睡在母亲那张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者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微光,这是从方桌上那盏清油灯的灯草上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哔剥哔剥地燃着。 我睡在被窝里,常常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在书房里读书,地点是在二堂旁边。窗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面貌非常和善。他有时绘地图。他还会画铅笔画。他有彩色铅笔,这是我们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几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的功课比我的稍微多一点,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母亲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少女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

“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耍!”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应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肥大,绿荫荫的一大片。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带笑地牵着我的手往桑树下面跑。

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了我的鼻子。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里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找鸡蛋!”

香儿连忙揩了她的嘴,就牵起我的手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倒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草地上一只麻花鸡伸长了颈项得意地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叫。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

“我们看哪一个先找到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到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找到的,因为我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下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等等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黑黄色小斑点的鸡。

小风头鸡比凤头鸡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它跟普通的母鸡就没有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起床以后,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三堂后面去。

香儿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我们揭起了每一只鸡笼。我把一只一只的鸡依着次序点了名。

“去吧,好好地去耍!”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围着啄吃。

我便走了,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比较迟一点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觉得自己好像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大花鸡,不要叫!再叫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上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了一点鸡毛,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

“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

傍晚吃过午饭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到天快要黑了就同三哥一起,叫香儿陪着,去把鸡一一地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曾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少了一只鸡。

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了。”香儿望着我笑。

“杀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话说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气得流出眼泪来。

“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捉鸡去杀,你晓得,你做什么不跟我说?”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跟你说就是了。”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拐门里遇见了香儿。

“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P7-10

后记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再编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的,而且像我这样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脚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殊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这两年我一直在探索文学艺术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些意见。

四个多月前在瑞士苏黎世我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看了不少的绘画和雕塑,其中有一部分我听了讲解员的解说以后仍然不懂。即使是一幅名画,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始终毫无所得。回到旅馆,坐在窗前躺椅上反复思索,我想可能是自己修养不够,文化水平低,知识缺乏,理解力差。我偶尔也读过一两篇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我不了解作者的用意,有人告诉我要靠读者自己动脑筋去想,可是我一直想不出来。

我并不为这些感到苦恼。我苦苦思索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我是在沙滩上建造象牙的楼台、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自己?难道我们有权用个人的才智和艺术的技巧玩弄读者、考读者、让读者猜谜?难道我们在纸上写字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文学艺术究竟是不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娱乐品、消遣品或者“益智图”?究竟是不是让人顺着台阶往上爬的敲门砖?

岂止两年!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我用不着再说什么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巴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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