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在我国老一辈哲学家中是较早系统接受西方哲学教育的学者。先生学贯中西，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均有精深的研究，是我国哲学界公认的黑格尔研究的权威。

本书为“大家精要”系列丛书之一，介绍了贺麟先生的传奇人生故事。

贺麟(1902～1992)，四川成都金堂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翻译和研究的一代宗师，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6年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留学，获学士学位；192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1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55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贺麟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从中西会通的文化立场出发，把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与德国新黑格尔主义相融合，创立了现代儒家“新心学”思想体系。他还明确主张吸收基督教精神来促进儒家思想的现代化。

第1章 童年的时代

 一、巴山蜀水的滋养

 二、出生的时代背景

 三、民国初年的教育

第2章 求学清华园

 一、清华园：国学大师的教诲

 二、理性面对基督教

 三、投身革命大潮

第3章 经历欧风美雨

 一、奥柏林大学深造

 二、芝加哥大学短期学习

 三、哈佛大学名师的教诲

 四、柏林大学的求索

第4章 对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贡献

 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传播西学的贡献

 三、爱国主义精神

第5章 现代儒家“新心学”

 一、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立场

 二、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三、贺麟对陆王心学的新阐释

 四、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

第6章 基督教与新儒学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二、贺麟的宗教哲学

 三、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第7章 哲人长逝

附

 年谱

 主要著作及参考文献

1919年秋，18岁的贺麟怀着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投考北京清华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学校录取，编入中等科二年级。自此，贺麟在风景秀丽的清华园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正规现代高等教育。

贺麟到北京清华学校学习时，中国思想界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兴起。贺麟在清华学校的七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度过的。而在此期间，他深受当时知名国学大师的影响。

第一位对贺麟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的学者是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中国杰出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早年接受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而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直到逝世。“五四”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且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但他对新文化派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打倒孔家店”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他主张对儒家学说做重新估价，坏的要去掉，但好的东西一定要继承。他不赞成全盘西化的观点，极力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心存敬意，应该借助西洋的方法研究整理它，使之改造成适宜现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并由此去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这与陈独秀、胡适诸人激烈的反传统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钱玄同称他是“革新思想的先觉，整理国故之大师”。在清华学生的记忆中，梁启超双目炯炯，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他那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超人，用手一敲秃脑壳，就能背出大段大段的诗词。有时候，他手舞足蹈，讲得口沫四溅，他的演讲不知鼓起了多少人的文学情思。

贺麟自1922年起，听过梁启超所开几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不但接受了梁启超许多的学术思想，而且进一步培养了对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了《戴震研究指南》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华周刊》发表了《博大精深的焦循》。这些学术研究活动为贺麟后来成长为学兼中西的现代新儒学大师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第二位对贺麟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的学者是梁漱溟。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早年潜心于佛学研究，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新燃起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热情，他转向了儒学研究。1918～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现代新儒家思想，在当时全盘西化论十分盛行的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4年，梁漱溟应邀到清华学校做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了梁漱溟几次。梁漱溟十分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由于贺麟早年受父亲的影响，对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和王阳明《传习录》具有较深的领会，因此，梁漱溟的教导对贺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在新文化运动和全盘西化思潮盛行的中国，贺麟并没有追随新文化派的极端化偏激观点，而是始终站在会通中西的立场上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

第三位对贺麟学术思想影响较大的学者是吴宓。吴宓(1894～1978)是20世纪中国著名西方文学研究专家。1911年初，吴宓从陕西泾阳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7年赴美留学，与同在哈佛大学留学的陈寅恪和汤用彤合称为“哈佛三杰”。1921年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1922年，他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等人联合创办《学衡》杂志，任总编辑，11年间共出版79期，并由此形成了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文化团体“学衡派”。在当时新旧文化激烈对抗的时代背景下，学衡派学者独辟蹊径，一方面大力引进西欧北美的学术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又大力发扬中国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主张“中西贯通”，注重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通过比较、综合、创新，在广博的基础上融合新时代的理性秩序和道德理想，故别成一派。1925年，清华学校看重吴宓学识渊博、会通中西，聘他回母校担任清华国学院主任、教授。在吴宓写的《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会通中西”的学术主张。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是中西文化之大碰撞。为了适应这种时代变革以达到中西融会的目的，我们必须通过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精深研究来进行中国文化的再造，以达到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国文化之目的。我们今天越是提倡向西方学习，就越是要重视中国文化之研究；通过对中西文化兼容并包和精深研究，使之在交融中再造中华文明。为了实现他的学术理想，他费尽周折邀请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到清华国学院任教。抗战以后，他先后又在西南联大、东北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执教。

1925年，24岁的贺麟被任命为校刊《清华周刊》总编辑。这年，吴宓为高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翻译》(外文翻译)，讲授翻译的原理和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张荫麟、陈铨是选修此课听讲最认真的学生，三人后被称为“吴门三杰”。在吴宓的悉心指导下，贺麟的翻译水平迅速提高。贺麟开始翻译英文诗歌和散文，阅读严复的译作。他推崇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曾写《论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在1925年11月的《东方杂志》上。在吴宓的影响下，贺麟开始立志学习吴宓先生的榜样，要把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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