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长期任新华社驻匈牙利记者，基于工作上的方便，通过采访、现场考察和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感悟，经过多年的笔耕完成了这本书。本书的写作力求客观、全面、理性，既注意它作为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又顾及作品的可读性，以期能收到好的效果。在迄今国内尚无这个题材的专著的情况下，但愿它能提高这一国际问题的透明度，帮助读者确切地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和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

拉科西·马加什自称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他在匈牙利大搞全盘苏化和推行“拉科西主义”，民众怨声载道。

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将纳吉·伊姆雷推上总理宝座，“新阶段”改革20个月后又将他打翻在地。

匈牙利党内反对派迅速壮大，苏共“二十大”的春风劲吹，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如火如荼……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一行动很快演变成武装起义。

苏军不请白到，将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激怒了全国军民，自发抗击外来军事干涉的战斗不断升级。

纳吉再次登上政治舞台重新担任总理，苏联领导人支持他一系列的政治解决方案，并且答应从匈牙利撤军。

苏联出尔反尔，派重兵占领了匈牙利，将十月事件镇压下去。纳吉被判死刑。纳吉临刑前在绞刑架下呼喊：“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0 楔子

第一章 冰冻三尺

 1 人民民主时期

 2 “拉科西主义”的乌云

 3 莫斯科会谈

 4 “新阶段”改革

 5 从“解冻”到动乱

第二章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6 10月23日的钟声

 7 武装起义

 8 苏联第一次出兵

 9 血溅星期四

 10 武装小分队

 11 10月28日的转折

 12 鱼目混珠

 13 共和国广场上的罪恶枪声

 14 恢复多党制

 15 险象环生

 16 风满楼

 17 兄弟党支持苏联出兵镇压

 18 来自莫斯科的严寒

 19 虎落平阳

第三章 风暴过后

 20 三权并立

 21 纳吉案件

 22 结束语

匈牙利的10月底正是摘葡萄的季节，经常天气阴霾、雾气沉沉。1956年10月23日(星期二)却是个少有的晴天。这天风和日丽，和煦的阳光沐浴着坐落在多瑙两岸的布达佩斯，使这座千年古城充满生机。

那天早晨，全城一些主要街道的墙上、树上贴满了传单，吸引着匆匆去上班的行人。他们一堆堆地挤在一起，都想看清传单的内容，最后往往由站在最近处的人高声朗读，众人侧耳静静的倾听。传单上写的是大学生们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时告知市民们当天将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

来自波兰的消息前一天就已传到匈牙利：波兰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挫败了苏联的干涉，把1949年被贬的哥穆尔卡扶上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座位。匈牙利青年为此深受鼓舞，也想按照波兰人的样子去做。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当晚在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召开会议，到会者多达2000多人，决定次日举行支援波兰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裴多菲俱乐部闻讯也连夜召开领导成员会议，讨论在当时形势下应采取的立场。与会者们最初态度犹豫，担心在激动气氛下群众的行动会走向极端。但当听到赶来旁听会议的大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举行示威的决心已定，他们才决心赞同大学生们的要求，决定参加23日的示威游行。作家协会、劳动青年联盟等组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他们眼看示威游行已无法阻止，认为只能参加和从中引导这一行动，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极端行为。

匈牙利大专学生联合会22日开会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后来人们归纳为12点、14点、15点或16点等不同文本，但是它们的主要内容都是一致的。其中最详细的16点文本内容如下：

1.我们要求全部苏联军队按照和约条款立即撤出匈牙利。

2.我们要求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全体党员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下、中、上层的干部。这些干部应该尽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3.必须在纳吉伊姆雷同志领导下改组政府，立即解除所有在斯大林一拉科西时代犯有罪行的领导人的职务。

4.我们要求对法尔卡什米哈伊及其帮凶的案件进行公开调查。拉科西马加什，作为最近时期所犯的所有罪行以及使我们国家陷于崩溃的主要负责者，必须被解回国和将其送上人民法庭。

5.我们要求在全国举行普遍的、平等和秘密投票选举，选出一个有多党参加的新的国民大会。我们要求保障工人罢工的权利。

6.我们要求在政治和经济完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审查和调整匈牙利与苏联以及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7.我们要求吸收专家参加，对匈牙利整个经济生活进行改造。必须从匈牙利具体条件和我们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重新审查我国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整个经济体系。

8.必须公布我们的所有对外贸易协定以及永远无法付清的赔款的确切数字。我们要求坦诚的公布有关我们铀矿储藏、开采以及在这方面给予俄国人特权的精确资料。我们要求匈牙利按世界市场价格自由的出售铀以换取硬通货。

9.我们要求全面修订工业生产定额，立刻彻底调整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薪金。我们要求确定工人最低生活标准。

10.我们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实行交售制度和合理地利用农产品。我们要求平等对待个体农民。

11.我们要求由独立的法庭重新审查一切政治、经济案件，释放被判的无辜者并恢复他们的名誉。我们要求立即遣返在苏联的战俘和被流放者，包括匈牙利境外的犯人在内。

12.我们要求完全的思想、言论和新闻自由，我们要求建立自由电台和为匈牙利大学生联合会创办一份大量发行的日报。我们要求公开和销毁现有的人事档案。

13.我们要求尽快拆除作为斯大林主义暴政和政治压迫象征的斯大林像，代之以1848－1849年为争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难烈士的纪念碑。

14.我们要求以过去的匈牙利科苏特纹章代替现在使用的匈牙利人所不熟悉的国徽。我们要求匈牙利部队采用符合民族传统的新式制服。我们要求3月15日为公休的国庆节；10月6日为国丧日，届时学校放假以表纪念。

15.布达佩斯技术大学的青年一致宣布他们完全支援波兰和华沙工人及青年进行的波兰独立运动。

16.建筑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将尽快成立匈牙利大学生联合会地方分会，并决定于本月27日星期六在布达佩斯召开一个有全国青年代表参加的青年议会。

学生们的上述各项要求主要集中在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和实现民族独立这三大问题上，全面地表达了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地政治要求。因此，这些要求一经张贴到街上，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就像清水落入滚烫的油锅，激起沸腾。居民们聚在街头，一面倾听别人高声朗读这些要求，一面默默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不时还低声发出简短的评论：“对！”“好！”“正是这样！”他们为终于盼到了可以当众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一天而激动不已，一些老年人甚至为此眼里噙满热泪。

就在这时，坐落在市中心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大楼里也卷起风暴。信息灵通、政治神经格外敏感的党报工作人员们清早就举行会议，讨论面临的紧迫形势。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记者们强烈要求对报社领导进行改组，一位被视为斯大林主义的副总编辑当场被迫提出辞职。这个会议没开完就中断了，随即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党中央，警告格罗一伙应该尽快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不然会为时过晚，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在此之前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中竟无一人留在国内，他们去南斯拉夫谈判已经一个多星期。这个致力于改善匈南关系的党政代表团10月15日启程赴贝尔格莱德同铁托进行“和平谈判”，其阵容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政府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党中央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另外还有奥普罗安道尔和科瓦奇伊什特万。在国内政治气氛已很紧张之时，格罗还沉醉在这次访问的成功之中，全然不知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在车站以沉稳和满意的声调发表了一个谈话：“从第一分钟起，谈判就是在真诚的同志式气氛中进行的。我们认为这次会谈卓有成效，因为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当他得知学生们的游行计划之后，显然被激怒了。

当天上午，格罗在里瓦伊、卡达尔和马罗山的陪同下接见了《自由人民报》代表团。格罗的态度冷漠、高傲。编委会负责人霍尔瓦特马尔通陈述了编辑部的观点：应该严肃对待群众的要求，这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最后机会。格罗的回答结结巴巴，然而态度很坚决。他指责来访者丧失理智，低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他说，党和政府有办法对付制造混乱者，游行将坚决禁止。代表团中有人问如果青年们不顾禁令坚决游行怎么办。格罗和里瓦伊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就开枪。”里瓦伊还气愤地一再重复“那就开枪”这句话。卡达尔在这次接见中态度比较温和，但在实质上也支持格罗和里瓦伊的意见。

中午12时53分，电台开始播放内务部长比洛什拉斯洛发布的禁止游行的通令：“为了保障社会秩序不受干扰，在未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内务部不准在街道公开集会和举行游行。”

党和政府领导人这时还在玩火。作家协会，裴多菲俱乐部和大学生们多次派出代表去党中央，要求解除禁令。代表们指出，禁止游行的通令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党的领导要为因此产生的后果负责。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在场的党的领导人慌作一团，忧心如焚，但又一筹莫展。当时参加会见的代表纳吉鲍拉日在他回忆录中这样描写党政领导人会见代表时的慌乱情景：“格罗是从办公室冲出来的，其他人面色苍白，束手无策。奥普罗安道尔高举双臂哭声哭气地向裴多菲俱乐部负责人坦佐什加博尔央告说， ‘……请你们挽回局面吧！’”

下午2时23分，电台再次中断正在广播的节目，宣布内务部长比洛什拉斯洛解除不准在街道集会和游行地禁令。这种朝令夕改的事在1956年10月屡见不鲜。电台接着还广播了当晚八点格罗将发表广播讲话的消息。

至于禁令是如何解除的，后来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群众代表要求的结果。也有人说在内务部高级官员会议上，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提出反对禁止游行，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洛什部长马上把情况报告给格罗，征得他得同意后解除了禁令。还有一种被认为更可靠的说法：武装力量的指挥者们告知格罗，如果得不到可以开枪的命令，他们无法保证能成功地阻止群众上街，格罗这才同意解除禁令。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禁令的解除得到了格罗的许可。在此之前，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已被派往各处说明禁止游行的必要性。其分工是卡达尔去电台、马罗山和奥普罗去工会、里瓦伊去《自由人民报》、比洛什去内务部。

……

P87-91

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14岁，命运后来将我同匈牙利这个国家联系到一起。从走出校门后于1970年首次被派往匈牙利工作开始，我便在努力了解匈牙利和匈牙利人的同时，也着意关注当年的匈牙利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我已退休，一生的新闻工作生涯结束，但对50多年前发生的那个事件的思考仍未停止。这是因为它不仅本身情况复杂，而且政治内涵也相当丰富。

我曾长期任新华社驻匈牙利记者，基于工作上的方便，通过采访、现场考察和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感悟，经过多年的笔耕完成了《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客观、全面、理性，既注意它作为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又顾及作品的可读性，以期能收到好的效果。在迄今国内尚无这个题材的专著的情况下，但愿它能提高这一国际问题的透明度，帮助读者确切地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和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尽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责任，也想以此回报我的家人和亲密朋友们长期对我的关怀、支持和期望。

对于书中的诸多不足，恳请读者谅解和指正。

侯风菁

2009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