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的底色是什么，什么是四川人的根本精神特征？这正是《四川人的本色》一书想要回答的问题。书中粗勾勒了四川文化的深层结构，对四川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作了一定的解释。

《四川人的本色》使用打破时空界限的叙述方式，试图找到四川文化的深层结构。

《四川人的本色》使用打破时空界限的叙述方式，试图找到四川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重在思考四川人的整体命运，分析四川人的文化特性、特殊的生存意识和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历史和现实的焦点上去寻找解决四川文化难题的答案。

还四川人本色(代序)

第一章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一 向往高远天空而激发的创造力

 二 冲出夔门而产生的时代冲击力

 三 追求文化神圣性的原动力

 四 民众血脉的生命力

 五 美德无边的亲和力

 六 文化导向的感召力

 七 天下意识的反弹力

 八 五湖四海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第二章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一 生存第一原则

 二 实现生存利益的合适方式

 三 潜在的雄起意识

 四 奇瑰磊落的侠义精神

 五 吃得苦中苦的当代豪情

 参考文献

第三章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一 “坤维”思想中的社会目标

 二 闲适生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三 城市精神和市民生活的价值取向

 四 生活差异与公共价值

 五 时尚风潮与消费方式

 参考文献

第四章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一 先天下之先而先

 二 文化再造之造人

 三 生存的终极资源

 四 发展的心理空间

 五 振奋“兴川精神”

 六 文化强省战略

 参考文献

第五章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一 有理无理吃茶去

 二 马驹踏杀天下人

 三 跳出庐山看庐山

 四 佛法之中有王法

 参考文献

后记

崇山峻岭围绕着四川盆地，这里看不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壮丽，也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妩媚清秀，但闭塞的环境反而把视野逼得更高远，四川人生来便对天空特别亲切。

例如，古蜀时出现过神树崇拜。神树崇拜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不同的文化体系中，西方称之为“宇宙树”(Cosmic Tree)。而在《山海经》中，神树被称为“建木”，既是天地上下、人神交往的通道，也是生命之树。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高约4米的铜质神树说明远古先民早就渴望天地人沟通对话。

它是四川先民心目中的天梯，代表了四川人对天空的向往。另外一个与天空有关的意象是“月亮”，它是天空中最美丽的景物，体现了四川人的情绪表达方式中暗含的宇宙精神。“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提笆篓”，天真烂漫的儿童对月亮也会产生原始崇拜。而现代文豪郭沫若(四川乐山人，1892—1978)在儿时便对月亮好奇：“月儿啊！你同那黄金梳儿一样。我要想爬上天去，把你取来。”盛唐“诗仙”李白(四川江油人，701—762)的诗歌则以月亮为主要意象之一，把皎洁的月亮作为自己的精神写照。他也是在还叫不出月亮名字的时候就对月亮生出情愫：“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此后明月更是始终伴随着李白的人生旅程。

李白许多借月抒怀的诗篇千古传诵，给人的总体感觉是豪放中又含有幽思，而与苏东坡的潇洒相比，李白举首低头之间，月色如霜，更显得凄清。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副三苏祠的楹联对四川自汉迄宋12。0年间的文化精英作了概括。楹联所指，包括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苏洵、苏轼、苏辙六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而苏轼一人占据了“词客”、“文章大家”两席。宋代苏轼(四川眉山人，1037—1101)在诗词文赋和书法绘画等诸多文学艺术领域都是自成一家的开派宗师，在性格方面，他同李白一样不受世俗规范的羁绊，却能够以超然物外的洒脱态度来笑对人世的坎坷道路。同是把酒问月，李白对人生的提问更激烈一些：“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在困惑和无奈情绪的支配下，只好对酒长歌，与月同醉，与月共舞。东坡虽也高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却清醒地认识到月亮的阴晴圆缺和人生的悲欢离合都只不过是自然规律而已，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李白的功利心不逊于他前后的任何一个蜀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始终相信自己前程远大，于是选择从政为事业，但又不屑于通过科举考试从小官做起。一步登天，青云直上，才是他真正的自我设计。他二十五岁以前未离蜀地时，读书学剑，主要接受的是道教和先秦纵横家的学说，向往着有朝一日“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出川漫游长江中下游，是以侠士剑客的面目去结交天下豪雄的，“仗剑行千里，十步杀一人”，在扬州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慷慨“散金”三十余万——他的家庭确实很富裕，但唐代还没出现汇兑业，这巨额资金连运输都很困难。因此，如果这段经历可靠，那么李白的财源可能不是来自千里迢迢的家乡蜀地。不管怎么说，蜀地文人从来都不文弱，也不拘细节，这是不争的事实。比李白早出生六十年的大诗人陈子昂喜欢击剑和赌博；司马相如同样擅长剑术；苏东坡满脸大胡子；后世张大千在西装革履的西方艺术家中间，也是一袭长衫，长髯飘飘，很有点鹤立鸡群、仙风道骨的气派；李白本人也素有“谪仙人”的美名。

后来他终于名动京师，也受到了唐玄宗的重视，但李白要做的是伊尹、吕尚、管仲那样的英雄人物，根本就不满足于做一个皇帝身边的近臣。“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份只有在战国时才行得通的“士”的高傲惹恼了玄宗。皇帝给了李白一定的待遇，叫他回家。从此，李白一生都未能实现抱负。直到六十一岁时，他都还想仗剑随唐朝大军出征东南，途中因病返回当涂，并病死在那里。

李白自负文韬武略，乃一世之雄，但却始终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只有借诗歌来宣泄内心世界的悲愤和郁闷。他诗歌的主要意象是月亮(甚至有这样的传说，他的死也是因为醉入水中捉月)，月亮实质上是他孤高自赏的人格的象征。他不想一生只做一位诗人，偏偏就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伟大的诗人——就连当代幼儿园满脸稚气的小朋友也会背诵“床前明月光”。李白赢得了普遍的崇敬和赞美，但要叫他自己来诉说，恐怕更想得到的是理解和同情吧。

苏轼一生也并非一帆风顺，他虽然通过老庄思想和禅学解脱了人生苦闷，不像李白那样觉得委屈，在豪迈的同时还显得非常精致和深邃，而做人的品性又清纯透明，笔下的月亮也显得平静温馨，但他的抱负与坎坷，其实并不亚于李白。P6-8

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这是60年前郭沫若对四川文化作出的肯定性评价，也是四川人首次对自己的整体命运进行的思考。当代学者探索“五丁开山”的大无畏精神、“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精神、“李冰(往上推则是大禹)治水”的励精图治精神、“文翁化蜀”的教化精神，尽管有各自的内容侧重点和不同的表述方式，大体上都是以郭沫若的这一表述为依据和范式的。

历代学者对四川人都有研究，但多数情况是特定人物在特定时间里，出于特殊需要，对处于特定时空状态中的特别人群所作的个别性判断。那些历史性论断支离破碎，一鳞半爪，既非历史的真实，更同当代四川人的精神风貌风马牛不相及。要对四川人的性格作整体抽象的概括，寻找四川人整体行为方式的内在依据，只有在今天人们意识到社会和文化的属己性，人成为自觉的人以后才能办到。

四川人的整体性格在无数个别行为中表现出来，但却体现了共通的精神特性，带有强烈的文化属性特征。四川人希望有好的命运，那就只有铸造好的性格，发扬好的精神，建设好的文化。因为，没有整体的好、大家的好，个人无论如何是好不起来的。

四川人之所以成为四川人的特性何在？什么精神要素可以解释四川人的所有具体行为以及行为的所有含义？答案只有到四川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求。换句话说，四川人的性格就是四川文化深层结构的现实化。那什么是四川文化的深层结构呢？

首先要弄清楚四川人做人的底线。世间风云变幻莫测，沧海桑田的表象迁移令人眼花缭乱，唯有生存底线上的绝地反击才可体现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性。远的不说，在中国数亿农业人口的大转移中，四川的“盲流”和“民工潮”一波一波地涌向全国各地，就是最好的例证。生存第一、绝处求生，这就是四川人做人的根本原则。生存底线就是四川人做人的底线，俗语称之为“活路”。而四川人把工作叫“做活路”，抽象的原则和具体的行为都使用同一表述，实在是对生活的深刻认识。

唯实现生存利益而后能生存。当世之人争取最好的生存状态，也就要求利益最大化。四川人同样向往最大生存利益，但现实利益分配格局只允许承认现实。于是四川人强调利益最大化从最小利益开始，他们利益预期很高，而要求兑现的却可以很少，总是一点点慢慢来，用耐心和韧性去换取理想的结果。在四川人的生存哲学中，只要是能实现的价值，最小亦最大，他们绝不会只追求最大的理想而失去最小的现实利益，所以农村劳动力最低只值人民币8分钱一天的岁月竟可延续近10年之久。四川土话将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温柔”。然而，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另一面刚强的态度就是要“雄起”，因此在中国带头摘下“人民公社”牌子的也是四川人。在当时，这可谓石破天惊之举。“温柔”和“雄起”是四川人行为的一体两面，调和二者的平衡点称为“合适”。合适，它既是四川人衡量一切事物、一切行为、一切价值的标尺，也是实现生存利益的基本方式。

但在四川人潜意识中隐伏最深的还是“雄起”的社会意志。平常时期不显山不露水，真到了“英雄造时势”的危亡时刻，男儿血性就奔涌而出了。郭沫若对四川文化精神的概括，便是针对此时“雄起”的四川人而言的。一般认为“雄起”这个词流行还不到20年，其实它是流传已久的四川方言，对刻画四川人的文化性格有极强的表现力。

四川文化的深层结构即以生存第一原则(“活路”)为底线，由谋取生存利益的“合适”方式和潜在的“雄起”意识为支撑，相互作用，形成高度稳定的状态，支配着四川人的行为。事实上在四川人生活中的所有场合都可以听见“温柔”“合适”“雄起”“活路”这几个词配对使用的对话，它们几乎已形成固定搭配，实际上暗示出四川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四川人超强的生存能力，富于血性、灵性、韧性、耐性、弹性的行为特征，全都是从“合适”与“雄起”交融的智慧中，经生活的千锤百炼而培养出来的。

四川文化的历史演进绝非一个简单的积累过程。一说文化，有人总要习惯性地扯到三千年、四千年以前，也不管它究竟同现实生活有多少实际联系。其实，一种历史存在能否转化为影响现实行为的精神力量，取决于它的现实内涵和行为实践主体的构成。例如，明末清初的社会大震荡使四川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裂变，即使是秦灭巴蜀也没有带来如此深刻的变化。秦灭巴蜀最大的震动是改变了社会制度，而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差不多经历了200年的时问才得以完成。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司马相如写《谕巴蜀檄》、《难蜀父老》时，地方同朝廷关于利益的争论还带有强烈的文化差别意识，即地方仍顽强地坚持着固有文化。明末清初则不然。崇祯七年(1634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10年间，张献忠大军3次人川，并建立了大西政权，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人川，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吴三桂叛乱，50年时间里，四川境内明军、清军、吴三桂叛军、大西军、李自成余部、南明朝廷的残余部队、四川地主武装七大军事集团杀来杀去，造成了绝无仅有的人类悲剧。战争和随之而来的饥荒、瘟疫，使原四川居民几乎灭绝。顺治六年(1649年)，朝廷开始制定移民政策，四川无主荒田“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以后逐年加大奖惩力度，完善扶持政策，并辅之以强硬手段，捆绑移民入川。软硬兼施12年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布政使司在册人丁也仅有16096人，若排除移民人丁，四川本地的原住居民真有可能如史书所载，“民之存者不一人”。就算有少量遗民幸存下来，其生命观、生活观、价值观也已经彻底改变了。而历尽千辛万苦，不管以哪种方式长途跋涉而来的移民，面对的是全新的生存环境，生命存在状态、生产和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原则这些社会的基本内容完全要以另外的方式开始重构。可以设想他们当时的生存方式：一方面要进行农业文明的耕作，这有官方提供的耕牛种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像原始人般采集渔猎，这可能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由于大自然的恩赐，水草丰茂的地方1平方公里养活1个人不成问题，整个四川可以为大约10万移民提供天然食物，这才使这块人类险些灭绝的地方重又蕃衍生息。大自然既是仁慈的，又是严酷的，移民似乎回到了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各种灾害和威胁。而同时，他们又具有一个成熟形态的社会中的身份，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压力都无法摆脱。初民似的自然环境和化内之民的社会要求构成了双重的生存压力。无论是少量幸存的遗民，还是大量“奉旨人川”的移民，不能承受这双重的压力就不能生存。那时候不论是谁，包括朝廷委派的官员，只要来到四川，由于这样的生存环境，生存意识以及所有的行为方式就必然发生变化。当时四川的特定条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空状态，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存文化，它既同文化传统断链又与周边的大一统现实脱节，而表面看去却既延续着历史又保持着朝廷和官府的秩序。这种特殊的生存文化影响了几百年来四川人的生存意识，它才是当下四川文化的真正历史源头。至于更早些的文化成长性因素，如考古发现的古蜀文化能否发挥一定的现实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当前如何去激活其中的营养成分。

过去有人把四川视为“四塞之国”，说四川文化是一种保守的文化，四川人不成大器，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已一脚跨进了印度洋，就从当今的战略定位来说，也足以反驳这一论调。中国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又由北京沿太原、西安、重庆划一条斜线，由北京沿烟台、连云港、上海划一条斜线，再在重庆与上海之间划一条直线，就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三个角分别为北京(包括天津)、重庆、上海。川渝虽已分治，文化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同气连枝的，重庆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于成都有着同等意义。清代以来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也以上海、北京、成渝为三个中心。这些不都说明四川的开放和大气吗？说四川四面环山倒不算错，但为什么就不能将连绵逶迤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看作鸟瞰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制高点呢？四川自古被称作“坤维”之地，换成今天的话说即南方命脉。尽管古今的地理概念有区别，但今人对这一重要思想提也不提就有点奇怪了。

种种对四川人的指责以及四川人的自责固然有促人反思的益处，但不能以此掩盖四川人的光芒，更不能因四川商品经济暂时落后而忘记四川宜己和属己的发展道路。20年前四川人便已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构想，正是今天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滋生在四川人头脑中的非四川因素并非别人强加的，而是为了迎合新潮流而支付的代价。要找回四川人自己，还四川人本来面目，中国当下的战略调整就是四川人应该抓住的历史机遇。“夜半犹闻子规啼，不信春风唤不回。”只有四川人关心自己，取得整体性进步，才有好日子过。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儿时便熟知的诗句，但那时并不明白诗中蕴含的高远开阔的意境，更不了解它描写的竟然是成都。成都历来就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巴蜀人民视通万里，就从成都出发，足迹遍天下。四川人从来都是闯天下的角色，3000年前便一脚踏入了印度洋，如今正迈开大步走向大西洋、太平洋，走向全世界。毫不夸张地说，地球上哪里有人烟，哪里就会出现四川人。

四川人个性鲜明，无论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只要是四川人，在任何地方都能一眼就看出来。即使他们说不带口音的普通话或纯正的外语，做的是同四川毫不沾边的事，但那说话时的眼神和做事的风格，掩藏不了其文化底色所决定的四川人气质。

四川文化的底色是什么，什么是四川人的根本精神特征？这正是《四川人的本色》一书想要回答的问题。书中粗线条地勾勒了四川文化的深层结构，对四川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作了一定的解释，但这些都还远远不是四川人何以成为四川人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研究四川人和四川文化是一件值得我们长期努力的工作。

四川人素以勤劳智慧著称，千年前苏轼写《眉州远景楼记》时就说“故其民皆聪明才智，务本而力作”，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而自豪。问题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迅猛发展，光凭吃苦耐劳已不可能在万马奔腾的激烈竞争中一跃而前。四川人需要学习和更新的东西还很多，奋斗的道路还很长。唐代诗人李益说得好：“寄言丈夫雄，苦乐身自当。”在四川人的所有性格中，雄起的精神最值得发扬光大，本书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同我四川人共勉。

自美国学界强调要重视“地方性知识”以来，国际学术界一直以研究区域文化为重要课题。研究区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有助于利益格局的均衡化。古代中国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就非常看重对地方的研究，要不然不会留下那么多卷帙浩繁地方志。然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地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四川学者对此倾注热情也不过是近几十年间的事。同多数同类著作一样，作者免不了赞美生养之地的情结，但本书尽量避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空洞诉说，试图切实地把四川人放到历史和现实的生存环境里去考察，并且希望能在文化发展的大走向中对四川人的命运做了整体性思考。本书坚持分析生活原点，期望四川由宽广走向更宽广。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怎样说，而在于怎样做。四川人的前途归根到底要靠四川人用自己的行为去创造。

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古巴蜀文化、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以及民族风情等重要情况都略而不论，这使得本书内容有点单薄，甚至让人觉得不好意思拿出手。但就是这样一本单薄的小书，却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帮助。学校领导对本书出版给予了鼎力支持，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本书责任编辑吴雨时学长为本书出版尽心尽力，对本书提出了若干极为中肯的意见，使本书增色良多。古人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虽然说的是慈孝亲情，然而天广地大，人世友谊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真心感谢所有帮助本书出版的人。

彭胜云

20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