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中国近代史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翻译家、儒家大师辜鸿铭的的优秀著述，其内容偏重于儒学、东西文化比较等方面，具体内容包括《中国语言》、《中国人的精神》、《何谓文化教养》、《中国古典的精髓》、《孔教研究》、《宪政主义与中国》等，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辜鸿铭，中国近代史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翻译家、儒家大师。他倾毕生精力不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学者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创者，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由于他行事守旧狂放，常被人视为”文化怪杰”。

辜鸿铭一生勤学好思，精通多种语言，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林语堂赞之”二百年来，未见其右”。

本书选编偏重于他的儒学、东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论述，可以为广大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良民宗教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妇女

中国语言

中国学(一)

中国学(二)

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何谓文化教养

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

东西文明异同论

什么是民主

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

中国古典的精髓

为吾国吾民争辩

为了中国的良治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一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二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三

关于中国问题的近期札记之四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的道德难题

孔教研究

反对中国文学革命

宪政主义与中国

辜鸿铭生平及著作年表

难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群氓，我们不能不愚弄他们：

你瞧，他们多么笨拙无能！看上去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被愚弄之时。

都是笨拙无能和野蛮的，

唯有真诚，才能使其焕发人性。

——歌德

目前的这场大战，正把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从其他一切事情上吸引过来。然而，我认为，这场战争本身，必须引起人们对文明这个大问题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一切文明都起源于对自然的征服，即，通过征服和控制自然界可怕的物质力量，使人类免受其害。必须承认，今日欧洲的现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的确取得了成功，而且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别的文明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存在有一种较自然力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蕴藏于人心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对人类所能造成的伤害，是没法与人类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力量——人类情欲——不予以调控的话，那么不仅无所谓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得不利用物质力量来压抑和克制其内心的情欲，这样，原始人群就不得不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在过去的欧洲，这种曾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人们情欲的道德力是基督教。可如今这场血腥的战争已超越了它，它似乎已经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然失去了效用。因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去控制和约束人们的情欲，于是欧洲人民又不得不重新采用物质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恰如卡莱尔一语所道破的，目前的欧洲“是混乱加上一条来复枪”。这种为维持秩序而对物质力量的利用，导致了军国主义。实际上，在今日欧洲，军国主义是必要的，因为它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可是，军国主义导致战争，而战争就意味着破坏和毁灭，这样，欧洲人民便被逼迫到了这样的两难绝境：如果他们要摆脱军国主义，混乱就将破坏他们的文明；假如他们要持续军国主义，那么其文明又将经由战争的浪费和毁灭而走向崩溃。然而，英国人说他们正决心打倒普鲁士军国主义，基齐勒勋爵(Kitchner)相信他以三百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能够捣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可是，在我看来，即使普鲁士军国主义真的就这样被捣碎了，那么继之而起的不过是另一个军国主义一我们又不得不予以捣碎的英国军国主义罢了。而这样，似乎就没有办法能摆脱此种恶性循环。

可是，真的就不存在可以摆脱的办法吗？不，我相信有的，美国人爱默生曾经说过：“我能够轻易地看到庸俗卑鄙的滑膛枪崇拜的破产——尽管大人物们都是些滑膛枪崇拜者；正如上帝存在一样，毫无疑问不能以枪易枪，唯有以爱和正义的法则，方能导致一场干净的革命。”现在，欧洲人民如果真的想推倒军国主义，那么他们就只能采用一种行动方式，即用爱默生所说的不以枪易枪，而只能以爱和正义的法则去做——实际上，就是诉诸道德力量。拥有一种有效的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会变得没有必要从而自行消亡。可是问题在于，现在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丧失其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民到何处去寻找这种取代军国主义的新的有效的道德力量呢？

我相信，欧洲人民会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里找到它。中国文明中的这种使军国主义失去必要性的道德力量，便是“良民宗教”。可是，人们会问我：“在中国不也存在战争吗？”

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了。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生活在战争渴望之中。实际上，在我看来，欧洲国家最不能让人容忍的一件事，并不在于他们有如此多的战争，而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总担心其邻居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要来抢夺他和谋害他，因此他自己便赶紧武装起来或者雇用一个武装警察来保护他。这样，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战争，而是不断地武装自己的需要，一种必须利用物质力量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绝对的需要。

但是，在中国，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良民宗教，所以每个人都并不感到有用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必要。他甚至都不叫警察或用类似警察这种物质力量来维护他自己的利益。在中国，一个人受到他邻居的正义感之保护，受到他同事出于道德义务感的自觉自愿的保护。实际上，在中国，每个个体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质力量保护自己的必要，是因为他确信公理和正义被公认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而道德责任感则被公认为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现在，如果你能让全世界都承认公理和正义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道德责任感为人们所必须服从的东西，那么，利用物质力量维持社会秩序就会变得没有必要，而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什么军国主义了。当然，每个国家都总会有一小撮人，犯罪分子，世界上也会有少数野蛮人、暴徒将不会认可公理和正义为一种高于物质力的力量，不会承认道德责任感为一种必须服从的东西的。因此，为镇压罪犯和野蛮暴徒起见，一定数量的物质力或警察武力，乃至军国主义的存在，在世界上，在各个国家也都总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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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翻译家、儒学大师，辜鸿铭(1857-1928)倾毕生之精力，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学者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创者，在当时的西方学界极享盛誉。很多西方学人对之推崇备至，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亦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民国外交家、曾任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法学博士王宠惠曾盛赞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但是，由于其著译多为英文，且行事守旧狂放，常被人视为文化“怪杰”。

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祖籍福建同安。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13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就读于英伦。1874年，辜鸿铭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并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深受其思想熏陶，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和文明的衰退。

1877年春，辜鸿铭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不久，又赴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欧洲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诸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等人思想有颇深的了解。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中西文化比照、批判西方的中国学与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且鞭辟入里。

1880年，辜鸿铭返回槟榔屿，不久赴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中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由是，深受鼓舞的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进行自我“中国化”，并补习中国文化。1882年，又转往香港数载，继续习研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集。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

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张的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亦属旧学造诣颇深的学者，辜鸿铭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二十年勤学不辍，工作之余，博览经史子集、诗歌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系列文章开始，辜鸿铭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捍卫者。

1901年，辜鸿铭的英文著作《尊王篇》在上海出版。在此著中，辜氏详解义和团运动产生之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乃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并于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伐挞。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传阅，国际影响甚巨。随后，辜鸿铭又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不久，又英译了《大学》。在翻译中。他将古老的东方理论中加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等人的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妙语，使译文颇具开拓性。他以极大的热情和丰富的创造，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推介到西方，无疑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01年至1905年，辜鸿铭还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他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之参考书。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是年，他的首部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出版。

辛亥革命后，辜鸿铭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等课。是年，他的重要代表作《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出版。在该书中，辜鸿铭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表明，只有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但是，“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同时，他还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五四”前后，他力主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2年，他的第二部中文著作《读易草堂文集》出版。罗振玉在该书之序言中赞其汉语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

在多年研习儒家经典之过程中，辜鸿铭还深察传统儒教与卡莱尔的浪漫主义精神颇多相通，以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之倾颓。由是，他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宣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并在中西文化沟通中，终成一代儒学大师。1924年，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辜氏赴日本讲学三年，纵论东方文化之魅力，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一生勤学好思，精通多种语言，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林语堂赞之“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与此同时，他却“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极力推崇传统儒学，甚至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从学术上看，辜鸿铭无疑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他在比较哲学、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等领域都留下了重要的足迹。其生前所有重要著述，已由黄兴涛等学者编译成两卷本《辜鸿铭文集》。我们编选的这本《辜鸿铭经典文存》，便是从他的一些主要著述中精选出来的，偏重于儒学、东西文化比较等方面，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编者于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