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我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傅斯年的优秀著述，其内容偏重于经学、史学和文学方面，具体内容包括《诸子天人论导源》《墨子之非命论》《文言合一草议》《五言诗之起源》《战国子家叙论》等，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傅斯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他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我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他力陈胡适回国主持校务，强力推行“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终将周作人等清除出北大。

本书选编偏重于他在经学、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论述，可以为广大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诸子天人论导源

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墨子之非命论

孟子之性善论及其性命一贯之见解

荀子之性恶论及其天道观

文学革新申义

文言合一草议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史泛论

诗部类说

五言诗之起源

泛论《诗经》学

论所谓“讽”

“诗三百”之文辞

夷夏东西说

战国子家叙论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

《史记》研究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傅斯年生平及著作年表

古史者，劫灰中之余烬也。据此余烬，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远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今日固当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然若以或然为必然，则自陷矣。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假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尚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虚造”等等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体”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人于历史为例，设定其为必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殷商文化今日可据遗物遗文推知者，不特不得谓之原始，且不得谓之单纯，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广甚久之背景可知也。即以文字论，中国古文字之最早发端容许不在中土，然能身初步符号进至甲骨文字中之六书具备系统，而适应于诸夏语言之用，决非两三百年所能达也。以铜器论，青铜器制造之最早发端固无理由加之中土，然制作程度与数量能如殷墟所表见者，必在中国境内有长期之演进，然后大量铜锡矿石来源之路线得以开发，资料得以积聚，技术及本地色彩得以演进，此又非短期所能至也。此两者最易为人觉其导源西方，犹且如是，然则殷墟文化之前身，必在中国东西地方发展若干世纪，始能有此大观，可以无疑。因其事事物物皆表见明确的中国色彩，绝不与西方者混淆，知其在神州土上演化长久矣。

殷墟文化系之发见与分析，足征殷商以前在中国必有不止一个之高级文化，经若干世纪之演进而为殷商文化吸收之。殷墟时代二百余年中，其文字与器物与墓葬之结构，均无显然变易之痕迹，大体上可谓为静止时代。前此固应有急遽变转之时代，亦应有静止之时代。以由殷商至春秋演进之速度比拟之，殷商时代以前(本书中言“殷商”者，指在殷之商而言，即商代之后半也。上下文均如此)，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带中，不止一系之高级文化，必有若干世纪之历史，纵逾千年，亦非怪事也。(或以为夏代器物今日无一事可指实者，然夏代都邑，今日固未遇见，亦未为有系统之搜求。即如殷商之前身蒙亳，本所亦曾试求之于曹县商丘间，所见皆茫茫冲积地，至今未得丝毫线索。然其必有，必为殷商直接承受者，则无可疑也。殷墟之发见，亦因其地势较高，未遭冲埋，既非大平原中之低地，亦非山原中之低谷，故易出现。本所调查之遗址虽有数百处，若以北方全体论之，则亦太山之一丘垤也。又，古文字之用处，未必各处各时各阶级一致。设若殷人不用其文字于甲骨铜器上，而但用于易于销毁之资料上，则今日徒闻“殷人有册有典”一语耳。)且就组成殷商文化之分子言之，或者殷商统治阶级之固有文化乃是各分子中最低者之一，其先进于礼乐者，转为商人征服，落在政治中下层。(说见“夷夏东西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等。)商代统治者，以其武力鞭策宇内，而失其政治独立之先进人士，则负荷文化事业于百僚众庶之间。多士云“殷革夏命……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斯此解之明证矣。周革殷命，殷多士集于大邑东国雒，此中“商之孙子”固不少，亦当有其他族类，本为商朝所臣服者，周朝若无此一套官僚臣工，即无以继承殷代王朝之体统、维持政治之结构。此辈人士介于奴隶与自由人之间，其幸运者可为统治阶级之助手，其不幸者则夷人皂隶之等，既不与周王室同其立场，自不必与之同其信仰。周初王公同以为周得天命有应得之道，殷丧天命亦有其应失之道，在此辈则吾恐多数不如此想，否则周公无须如彼哓哓也。此辈在周之鼎盛，安分慑服，骏臣新主而已。然既熟闻治乱之故实，备尝人生之滋味，一方不负政治之责任，一方不为贵族之厮养，潜伏则能思，忧患乃多虑，其文化程度固比统治者为先进，其鉴观兴亡祸福之思想，自比周室王公为多也。先于孔子之闻人为史佚，春秋时人之视史佚，犹战国时之视孔子。史佚之家世虽不可详，要当为此一辈人，决非周之懿亲。其时代当为成王时，不当为文王时，则以洛诰知之。洛诰之“作册逸”，必即史佚，作册固为众史中一要职，逸佚则古通用。《左传》及他书称史佚语，今固不可尽信其为史佚书，然后人既以识兴亡祸福之道称之，以治事立身之雅辞归之，其声望俨如孔子，其书式俨如五千文之格言体，其哲学则皆是世事智慧，其命义则为后世自宋国出之墨家所宗，则此君自是西周“知识阶级”之代表，彼时如有可称为“知识阶级”者，必即为“士”中之一类无疑也。(按：史佚之书[其中大多当为托名史佚者]引于《左传》《国语》《墨子》者甚多，皆无以征其年代，可征年代者仅洛诰一事。《逸周书》克殷世俘两篇记史佚[亦作史逸]躬与杀纣之役，似为文武时之大臣。夫在文武时为大臣，在成王成年反为周公之作册[当时之作册职略如今之秘书]，无是理也。《逸周书》此数篇虽每为后人所引，其言辞实荒诞之至，至早亦不过战国时人据传说以成之书，不得以此掩洛诰。至于大小戴记所言，[保传篇，曾子问篇]，乃汉人书，更不足凭矣。《论语·微子篇》，孔子称逸民，以夷逸与伯夷、叔齐、虞仲、朱张、柳下惠、少连并举。意者夷逸即史佚，柳下惠非不仕者，故史佚虽仕为周公之作册，仍是不在其位之人，犹得称逸士也。孔子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果此夷逸即史佚，则史佚当是在作册后未尝复进。终乃退身隐居，后人传其话言甚多，其言旨又放达，不同习见也。“身中清”者，立身不失其为清，孟子之所以称伯夷也，“废中权”者，废法也，“法中权”犹云论法则以权衡折中之，盖依时势之变为权衡也。凡此情景，皆与《左传》《国语》所引史佚之词合。果史逸即夷逸一说不误。则史佚当为出于东夷之人，或者周公东征，得之以佐文献之掌，后乃复废，而名满天下，遂为东周谈掌故论治道者所祖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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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傅斯年(1896-1950)是一位在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碰撞中出现的杰出学者。他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还是“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他所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之发掘，历时十载，凡十五次，发掘出大量殷代铜器及甲骨文，将中国之信史向前推进数百年。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他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力扫各种障碍，强力推行“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并认定“汉、贼不两立”，终将周作人等清除出北大，力彰民族之节气。

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傅家家世显赫，祖上傅以渐乃大清第一任状元，荣登清宰辅位。父旭安，光绪二十年举人，曾任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院长。母李氏。傅斯年天资聪颖，博闻强记，虽幼年丧父，但随祖父课读于家，不久即获“神童”之称。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909年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化京大学预科。当时北京大学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偏重数学及自然科学，乙部偏重文史。傅斯年在乙部学习，成绩优异，为全部第一。

1917年，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文科本科攻读。当时胡适任教北大，提倡白话文，傅斯年受其影响，常与友人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1918年初，他便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等诸文，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是年夏天，他又约集同学罗家伦、毛准等二十人，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并筹备《新潮》月刊。10月，在《新青年》分别发表《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文，全面呼应胡适的文学改良观。

1919年1月1日，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月刊正式出版。该刊系《新青年》之后鼓吹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重要刊物。傅斯年明确地为该刊提出了四项任务：一是“唤起国人对本国学术之自尊心”；二是为中国人“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三是“鼓励学习上之兴趣”；四是使全国学生“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并发表了大量时政及学术文章。“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是积极参与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是年秋天，傅斯年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不久，赴英德等国留学，初治心理学和数学，后治哲学，兼治历史、相对论、比较语言学、比较考古学等。

1926年冬，傅斯年由德归国，接受朱家骅先生邀请，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及国文、历史两学系主任，为学生开设《尚书》、《古代文学史》、《陶渊明诗》、《心理学》等课程。不久，傅斯年又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招收研究生。在《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里，傅斯年阐明了该所的研究方针：“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傅斯年所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尤其是由他领导的安阳考古大发掘，不仅为发掘工作扫清大量障碍，还为发掘工作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他还抢救和整理了行将散失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遗存了大量参考资料。20世纪初期，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占据其二，实为功不可没。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一方面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组织社会各界，讨论“书生何以报国”，强化民族意识；另一方面联合众学者撰写《东北史纲》，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士，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文字，力举抗日。

与此同时，傅斯年还在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中取得很多重要成果。他以怀疑开道，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先后发表了《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考古学的新方法》、《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等重要论文，并撰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史记研究》、《史学方法导论》、《战国子家叙论》、《性命古训辩证》等一系列重要专著。在这些著述中，他对商周史、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古代学术史、先秦诸子、古代文献学、古代文学史等，均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论著中，他清楚地表述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从而使他以一位独具特色的史学家而卓立于中国学界。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亲自为胡适掌管北大扫清道路，尤其是将那些沦陷时期的北大任伪职人员全部开除。不久，傅斯年出国养病。1948年，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后汉书>残本跋》等重要论文，并将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面对众说纷纭、杂言四起的台湾高等教育状况，他就各种弊端陋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撰写了《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文，阐明自己的现代教育理念。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台湾省议会上，傅斯年在答复议员郭国基的询问时，脑溢血症突发，于当晚11时20分病逝。享年55岁。

傅斯年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典型。他古今相通，本土与域外兼容，并以特立独行的人格标准处世。用胡适的话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傅斯年)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傅斯年一生著述甚丰，由湖南教育出版社集成《傅斯年全集》于2003年出版。我们编选的这本《傅斯年经典文存》，是从他的一些主要著述中精选出来的，偏重于经学、史学和文学等方面，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编者于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