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之一，从中国封建社会状况、皇权政治体制的本质、文人士子的理念与人格、下层民众百姓的渴求愿望以及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等不同层面，多视角、多元化地观察、探讨了历史上形成清官崇拜情结的动因，清官的道德思想根源，重点叙述了历代清官形象标志人物的事迹，他们的是非观、善恶观、行为特征等。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本书是该丛书之一《清官崇拜谈(从包拯到海瑞)》。

引言

一、古今不绝话清官

　清官、循吏与廉吏

　《周礼》中的“廉之六义”

　正邪自古如冰炭：清官与奸臣、贪官

二、儒教为本兼容百家

　仁者爱人　政在养民

　尊仁崇礼　致君泽民

　诸子百家　善者必择

　朱熹对清官形象的塑造

三、清官与清官崇拜

　人类崇拜心理在封建社会的具体会

　皇权政体下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

　“忠”与“谏”：清官完美人格的重要因素

　被侮辱被损害者对生存的期望

　对贪腐污浊现实的不平与愤懑

　“草民”的依附与托庇心理

　权势者的褒扬与认同

　狱神、净罗与城隍：被尊为神的清官

四、清官的“形象代言人”：包拯与海瑞

　明察善断清廉立身

　不避权贵政绩斐然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山字笔架”式的县学教谕

　顶撞大员的淳安知县

　置棺工疏直斥皇帝

　受排去官功亏一篑

　二次复出毁誉交信

　丹青难写是精神

五、百姓心中的其他清官样本

　书吏出身的三品知府

　善理江南之财的清官周忱

　“清官第一”于成龙

六、形形色色的清官

　廉洁自守政绩卓著

　除害兴利惠政于民

　明察善断析狱决疑

　爱民如子众望所归

　“酷吏”中的清官司

七、举世皆浊难独清

　掌权者并不爱清官

　“伴君如伴虎”：帝王喜怒无常的后果

　孪生兄弟问的生死决斗

八、“清廉刚正”的尴尬

　“自污”与“伪装受贿

　密旨劝贪和理解受贿

　欲清反浊哭笑不得

九、笔墨传佳话弦歌咏盛名

　话本小说常寓身影

　长篇公案广为流传

　粉墨梨园频担主角

结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设置官吏、理事治民的历史非常悠久。传说早在黄帝时代，就设立过“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与“中官”，为协调当时各部落即所谓“万国”的事务，还设置了“左右大监”(《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尧舜时代，已经有了统治者命令羲氏、和氏通过天象来推断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定历法分别节令、按照一年四季来规定“百官”事务的记载(《尚书·尧典》)，并有“十二牧”之设。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各种生产、社会活动日益纷繁，作为国家机器的官僚队伍也随之日益膨胀，不仅分工越来越细致，机构框架越来越严密，而且名称也越来越繁多，五花八门，不可胜数，以至我们今天要想弄清这些形形色色官吏的职司、名目、品秩等等，已经成了一件让人相当头疼的事。

在回顾我国古代官僚制度历史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似乎一直是一个特别呼唤着并且需要“清官”的国度。在这种呼唤与需求的背后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透露出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和心态，细细琢磨起来，着实耐人寻味。而令人感兴趣的是，我国似乎又是一个出产“清官”特别多的国家。从远古开始直至明清，清官多如过江之鲫，历朝历代层出不穷。从皋陶、伊尹、比干、傅说、百里奚，一直到姚崇、包拯、况钟、海瑞、于成龙，一连串清官纷沓而至，卓荦立世，绵延不绝。

我国历代为清官立传的情况也很多。宋代的费枢曾经写过一部《廉吏传》，在当时就已经是一部专门总结清官事迹的集大成之作。如果将二十五史中频频出现的《循吏传》《良吏传》《良能传》等汇集于一处介绍，就更成了介绍历代清官的百科全书。当然，史书中记载的这些“循吏”“良吏”“良能”等，是否都可以和所谓的“清官”完全划等号，还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但即使除去那些不完全中规中矩于“清官”标准的，所剩下的合格者也堪称洋洋大观。由此看来，我国历代清官的数量，恐怕称得上是世界之最。

在廉吏、循吏、良吏、良能等这些称呼中，最接近于一般人头脑中清官概念的还要算是“廉吏”。“廉吏”与“清官”大致可以相当于对同一类官吏的指称，但如果稍稍深究一下，又可以发现这两个词在称呼主体上的差别。“清官”多为下对上之称，即百姓作为被统治者对牧民者的称呼；而“廉吏”则为上对下之称，即统治者对某些臣子的称呼；这一“官”一“吏”的区别，正反映了上下两个阶层对这一类官吏称呼的定位，也反映了上、下阶层成员的不同要求与期望。认真说起来，正史中是不称“清官传”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官”乃是一种民间的俗称，而“廉吏”才是官方拟定的正名。

“廉”这个字，本有方正、不苟取、高洁、俭约、明察等义。“廉吏”最通常的定义为：不贪赃枉法的官吏。早在《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中，对“廉吏”的廉，已经确定了六个方面的涵义，“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六个方面的涵义，我们在以后文中还要更加详细地探讨。总的来说，它们清楚地表述了统治阶层对各级官吏行政治事和道德品质修养等方面的综合要求。而清官的“清”字，则一般指“政事清简”“清廉公正”之意。如果将历代清官的行状事迹排比一下，就会发现它的含义与廉吏有着微妙的不同，即它更侧重体现的是下层百姓的愿望，如廉洁自守、不贪不虐、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不畏权贵、公正执法、善断决疑、除暴安良等内容。所以“清官”这个词更多地反映出“草民”的企盼与寄托。

清官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不断产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无论在上古典籍、孔孟的儒家学说、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还是后来的程朱理学学说中，都可以清晰地寻找到形成后来所谓清官理念的思想基础，找到对清官理念的诠释和对清官人生价值观、人格修养与行为规范的阐述。如西周时代鉴于殷(商)亡而提出的“务爱民”“敬德保民”思想；春秋时代“以民为本”的思想；儒家学说中“仁”“民为邦本”“节用而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平政爱民”等思想；法家的“法不阿贵”以及墨家的“节用”“兼爱”等思想，都为清官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营养。另外还应当看到，清官的不断产生，是当时社会上层和下层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要求。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需要有好的臣子去帮他治理天下，管好百姓，需要自己的队伍中出现清官，借以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可以说，在公开的场合和法令中褒扬清官，惩责贪酷，是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对公职人员的共同要求。但对封建社会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平民百姓而言，希望的则是一个好的父母官来管自己，为自己主持公正，使自己得到庇护，在危机四伏、虎狼当道的黑暗社会中能得到一些最起码的生存保障，取得一隅生存空间。

清官理念还体现了皇权社会中对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呼唤，同时也是当时正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然而，从实际上来看，任何社会的运行，都并不能仅靠单纯的理念和道德情操来维系。封建社会的专权独裁机制本身从本质上必然会制造出更多的赃官和酷吏。古代的清官固然不少，但相对于大量的贪官酷吏，却又成了弱势群体。最高统治者虽然在口头上对清官屡有褒扬，但从内心里却并不都喜欢清官。清官的人生价值取向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认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命运多蹇，处境险恶，结局也并不美好。这就是清官们所必然面临的人生尴尬。P1-3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无不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国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觅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辨理……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观点新或视角新)，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插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本丛书第二辑推出五种，如依类相从取近者归纳的话，大略可以划分成三种范型：

首先是在宏大开阔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上，选择最能够标志中国及中华民族形象、文化精神的朝代中的某一特定段落，给予全方位的描述与评析，揭示其内涵实质及盛衰成败的因果、规律。如西汉和盛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两个时期，《盛世情怀：天汉雄风与盛唐气象》就精辟地指出其雄风与气象是当时各种先进力量、因素的综合产物，是当时朝野上下一心、顺时应变，注重人文关怀、提升人的价值、务实求新、积极进取的结果。它们大获成功的经验乃至终归衰落的教训，也与其创造的辉煌文明成果一样，同属于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今天再细细品味。

其次是选择在一定历史时段内先后或联袂产生、出现的，承载深厚文化—人文意义的若干部文学经典著作，进行综合评述和观照。如从明朝末年起便被称作“四大奇书”的长篇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不仅形象地描绘出某个历史时期内各阶层中国人的生存样式与生活方式，还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及理想社会的憧憬追求，也体现着广大民众的丰富创造活力和审美需求。《大众文化的经典：四大奇书纵横谈》以大众文化为视点，从作品主要人物和事件的关键问题的角度切入。探讨了它们的基本文化精神与主要价值取向。《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倾向传达了“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政治要求；《水浒传》“逼上梁山”“异姓一家”的图景表现出了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及小生产者乌托邦式的向往；《西游记》受到宋代以来心性之学的浸染，演绎着以“修心炼魔”为核心的童话故事，曲折透露出对真、善、美的求索；《金瓶梅》则使用极贴近世俗民众的语言，去再现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要之，“四大奇书”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性格，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文化载体。

再者是关注处于中国历史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身份属性的人物群体类型，分别述写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肩负的责任使命以及其实施的曲折过程、文化—人文品格与艺术精神特征等。如《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采取文史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从秦汉到朱明的一批流民皇帝，从在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小人物到奋争崛起而建立一代莫大之功业的专制帝王的历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予以分析，特别强调适者生存，于磨难困窘中增长才干智慧。又如《清官崇拜谈：从包拯到海瑞》，从中国封建社会状况、皇权政治体制的本质、文人士子的理念与人格、下层民众百姓的渴求愿望以及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等不同层面，多视角、多元化地观察、探讨了历史上形成清官崇拜情结的动因，清官的道德思想根源。重点叙述了历代清官形象标志人物的事迹，他们的是非观、善恶观、行为特征等。再如《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则首言文人的这种理想品格是中华民族理想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联系具体人物的言行志趣、生平行迹，论述其丰厚意蕴与各种不同类型范式，兼纳文化品格、文学品格、艺术品格、哲学品格种种，是为中华民族精魂的瑰宝。

本丛书的目的是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慨然指出不足谬误之处，相互切磋商酌，那便是传递出一份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与感谢之情是不言自明的。

2008年仲春之月于济南玉函山房

济南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第一辑推出后，我就拜读了其中的几种。边读边感觉到，丛书诚如主编乔力先生所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图文并茂，既有知识性、可读性，又能从严肃的学术精神出发而立论。书中不时闪现出的新见卓识、妙语高论，常让人掩卷深思，得到启迪。

我得以跻身于这套丛书的作者之列，首先要感谢门岿先生的推荐。我曾在门岿兄指点下参与过他主持的一些课题撰稿，此次他介绍我撰写《清官崇拜谈》这个题目。我既应人之嘱，已不容自菲，亦不敢懈怠，先努力按期写出了提纲和样稿，呈丛书主编乔力先生审阅。经他及济南出版社首肯后，又抓紧时间，蜂撷于史丛，獭祭于案头，绞脑汁以润枯笔，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完稿，庶乎不负错爱者之托。

“清官”与“清官崇拜”问题，此前人们已多有讨论。本书则企图变换一下角度，从清官观念在那个时代的“合理性”，即从我国传统思想观念和封建政治体制、社会生活现实状况的角度，解读一下“清官”和“清官崇拜”的产生、形成原因，并进而试着给它们作出定位。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些材料和个人的一孔之见，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兴趣。这个任务完成得如何，只能由读者来评论了。

此书得以出版，还要感谢本书的责编张雪丽女士。她多次打电话，提出对提纲的修改意见和文稿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劳作与关注。我谨在此向门岿兄、乔力兄和张雪丽编辑表示衷心感谢。

我院张友贵先生帮我拍摄了书中采用的图片，图书馆的同事朱晓萍、赵云莉女士在提供资料等方面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于铁丘

2008年春于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