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成功人士非凡的成长史；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 这是一位大家的心路坦言，一位高官的心灵剖析，一位智者的心得阐述。

《王蒙自传》分为三部：第一部《半生多事》、第二部《大块文章》、第三部《九命七羊》。本书为第三部，回忆了1989年至今王蒙的一些经历，其中包括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人选和推荐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等争议性的事件。

王蒙是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不像平民作家那么单一，也不似先锋派艺术家那么孤独、超然。他身上折射着太复杂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艺术的……从五十年代的“右派”作家，到自我放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新时期文学的精神突起，到上任文化部长的要职；从自动退居到逍遥地以写作为生，四十年的岁月沧桑，使他成为共和国文化变迁史的一个标本。《王蒙自传》记述了王蒙的传奇人生。本书为第三部，回忆了1989年至今王蒙的一些经历，其中包括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人选和推荐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等争议性的事件。

十字架上 

艰险

震荡与从容

评红谈李译契佛

师长、朋友们 

我是写小说的 

八面来封与八面来风

冲浪一九九三

恋爱与电脑

台湾之行 

相会在东京 

《失态的季节》与《王蒙文集》

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乐极生悲 

到上海去 

腹背受“敌” 

思绪在发酵

混战与自得

我才不忧“会”呢

像海一样宽广

我是一条鱼 

浮槎四海 

浮槎四海续

政协委员 

性本爱丘山

中国海洋大学 

养猫与狂欢

笔走烟云

终于无胆了 

为这一生感动

其实我并不认为是理论、是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的选择与命运，多半倒是中国的国情、遭遇、处境、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我部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赵士林博士，一九八九年春提出：当时对于中国文化与改革的讨论，存在着“重情轻理，重破轻立，重用轻体”等缺陷。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这些观点，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而另一方面，各种的威评猛论，各种高分贝的与气势决绝的论说主张像潮水一样、海啸一样、野火一样涌来。例如批评龙的图腾，说是龙太张牙舞爪。还真有一个北欧学者向我建议将中国的象征符号改成熊猫。几十年后又有人在极正式的场合大讲我们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这乃是全世界华人的共识，或建议正式开展对于龙文化的研究。批龙与颂龙其实都属于过度解释，吃饱了撑的。请看《辞源》，对于龙的讲法，一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一是古生物中的一种巨大爬虫，一是皇帝象征，一是堪舆家对于山势的说法，一是姓氏，内中绝无中华民族象征民族祖先民族起源于龙之说。而且最早见之于汉书的“龙庭”一词，恰恰是指匈奴各部落集合祭天的地点。至于传人一词，来自台湾，据台湾学人告，此词参考了英语transfer一词的发音。读过一点中国书的人都知道，侯德健先生的《龙的传人》在中国大陆上唱开以前，压根就没有一个什么“龙的传人”之说。明确地说，龙的传人云云，是侯先生的杜撰，是侯先生通俗爱国歌曲传播的结果。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的知识与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当然这杜撰事出有因，谁让中国人例如叶公压根就好龙嘛。龙的子孙说就更荒唐，我国古代有女娲捏泥人说，有炎黄祖先说，有盘古开天地说，绝无龙为华夏祖先之说。龙应是卵生，古往今来，没有谁认定自己的祖宗是破龙蛋之壳而生的。对“龙的传人”一语的解读，如果超出了唱歌的范围，如果太认真，即属荒谬，反过来批判龙图腾云云，也属无事生非，自找别扭。

其实龙的形象无碍也差不多无助改革开放。别说，龙的形象商业化一下也许有利于民众旅游，可能给“老外”们弄出一头雾水与新鲜感。

有的批龙批到了长城和四合院上去了。说是长城像龙，说是长城与四合院都是文化封闭的象征。

甚至一直批到黄河长江，一位诗人说长江像一条裹尸布。

此外像内河文化与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之说，莫非廉价的随心即兴之论。

却又十分激进，十分动情，一副自我作古，历史从我开始的自恋感。

一心为改革开放唱颂歌，一心把改革开放悲情化、深沉化、诗朗诵化与一厢情愿化，一心搞一套由独出心裁的新鲜思想组成的豪华套餐，典型的情大于理、破大于立、用大于体的作品出现了，在高层中引起了不同意见——我在中央全会上目睹了有关争论——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

我知道《河殇》立论基础的不牢固与简单片面。《河殇》中也弥漫着某种弥赛亚情结。它的对于改革开放的高歌猛叹，它的书生论政的豪情，它的实际上的爱国主义、速成主义、根本扭转主义、从此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主义也曾令我感动。感动但是不放心，觉着它玄、悬、炫，带几分野路子。对于它的争论，使我难受。

当然激进主义我也并非笼统反对，没有激进主义就没有革命，而革命的成功与惯性大大张扬了激进主义，过分张扬的激进主义反过来又会危害与歪曲革命事业。例如“文革”。

此后已经有过数量不少的对于那个时期的西方影响——例如全盘西化论，例如引进总理说，例如请来殖民以救中华说——与自由主义的批评。还有各种防范与猛烈反弹。然而，如果说彼时仅仅是自由化，不可能那么激烈与风起云涌，成不了那么大气候。这里同样有的是几个方面的激进主义包括极左与极右。请想想最初一些孩子们的口号：谁谁的干部两袖清风，谁谁的干部无影无踪，谁谁的干部百万富翁。其中当然包含着反对腐败提醒注意贫富差距与干群关系中问题的合理内容，但也流露了单向地绝对化地怀念井冈山与延安的含意，宣扬空想或农业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含意，是极左的含意而不单单是自由化的含意。是我们新中国自己的战斗豪情战斗胸怀战斗方法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切街头抗议的方法完全没有超出我国出版发行传播的党史、革命史、革命小说、革命影片戏剧图画木刻的范围。

建国以来，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的教育，如何颠覆反动政权斗争的教育：罢工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打游击，乡村包围城市，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监狱里的绝唱，刑场上的婚礼，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是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年轻人学了这些会到台湾去斗争吗？会到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就地消化，就地实验，就地与衮衮诸公干上了。

我们又有几部电影、几部小说是说青年人要钻研学问，要发明创造，要进行建设，要一点一滴，要发展经济，要追求和谐的？我们有没有一部影片可以与美国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而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居里夫人还是街头抗议的斗士呢？

甚至后来放映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时候我也杞人忧天：看看那些影片吧，都是教导青年人斗争斗争斗争、兴风掀浪……的。

记住还是忘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似乎完全不是问题。我们伟大的艰难行进的祖国，多灾多难，曲折迂回，奋斗牺牲，屡败屡进，千锤百炼，经人之所未经，历人之所未历，忍人之所不能忍，克人之所不能克，行人之所不能行，终于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分裂混乱的老面貌。当然要团结起来向前看，要忘却一切个人的恩怨，要大处着眼，要绝不纠缠，要知道时不我待，我们只能够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战术上，该忘就得忘，不能纠缠，不能较死理，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些权宜的措施，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实行的，没有什么奥妙。

同时还有长远，长远是不能规避的，所以不能忘却，忘却就是把回忆权记录权诠释权概括权总结权评价权学步权直到感叹权叙述权传递权话语权……拱手让给他人、不那么对咱们感冒的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不要历史，那么历史就会成为他者异者对立者的政治与精神资源，政治与精神武器，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一个病灶，一个定时炸弹，一个颠覆的因子，一个震源了。

那怎么行？

所以说，战略上，一定不能忘。最近我得知台湾出版了一本译自美国的名作：《失败万岁》，书评者说：“作者描述了一般人本能地以为是美国梦黑暗面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却只是现实另一面稍微极致的表现，而这个东西也是平凡人（诸如你、我）所不能不面对与搏斗的。”

失败也万岁，很好。我们能否引入这个观念？

我在电影频道里看了德国方面拍摄的影片《决战斯大林格勒》，过去只看过苏联——俄罗斯这边的影视作品。德国此片可以说写尽了斯时斯地德军的惨状、凶恶、动摇、疯狂、残忍、绝望……为什么德国人能够自己猛提自己不开的那壶水？他们的精神力量来自何处？

中国的革命者没有害怕过清廷，没有害怕过蒋的八百万军队，没有害怕过日本皇军与所谓联合国军，却会怕自己的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吗？

我早就写过，正视历史要如正视现实，能战栗，能不战栗。历史不是大美人也不是妖魔鬼怪。历史是脚印，是财富，是沉重也是豪迈，是痛哭失声也是仰天长啸，更是眉头一皱与深沉的微笑。历史带来的是智慧也是成熟，是沉着也是跨越，拒绝历史就是拒绝智慧和成熟，拒绝沉着与跨越，拒绝实事求是。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曾经与我的一个孩子长谈了七个小时，那一年她处于激动状态，她正上大学。我用汽车送她到了学校，我离开校门口二百米等候于路边的草地旁，怕停在校门口令人生疑。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她已经说服了全班，第二天不参与任何过分的不适宜的街头活动。

我于是想，北京有那么多干部、党员，那么多高级干部，到了关键时刻，干什么去了？能不能规定，每一个部级干部必须劝阻50－100人，每个局级干部必须劝阻10－20人，每个处级干部5－10人，科级干部2－4人，其他一般党员干部每人拉回来一个人或者三个人拉回来乃至抬回来一个人，第一线搞生产的工人农民党员每五人负责一人，拉回自家单位或自己家里，先讨论国家大事也行，先包饺子喝啤酒也行，先哭哭笑笑一番也行，反正先踏实冷静下来再说。而凡是不能完成以上任务的，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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