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痛斥蒋介石，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他钦佩陈寅恪，推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刘文典的“狂”，绝不是一种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与孤高的人格基础之上的狂傲。只可惜，这位大师级的人物被历史长期地忽略了，甚至连一个相对权威准确的“人物简介”都没有。关于他的，大多是一些道听途说、自相矛盾的传闻轶事，甚至文学虚构。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曾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本书作者历经三年多时间，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读者展现一个个看似平淡的历史片段，实则寄寓对当今知识分子命运的观照与叩问。

序篇 被忽略的“国学狂人”

第一章 缘起陈独秀

第二章 两位“疯”老师

第三章 追随孙中山

第四章 变身新青年

第五章 五四“守夜犬”

第六章 朋友胡适之

第七章 中西沟通家

第八章 痛斥蒋介石

第九章 风雨清华园

第十章 千里走联大

第十一章 偶像陈寅恪

第十二章 恩怨闻一多

第十三章 国宝级教授

第十四章 “骂鲁迅”风波

第十五章 “握手”毛泽东

第十六章 “眼睛在头顶”

结篇 并非尾声的尾声

附录一 刘文典年表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缘起陈独秀

1906年，刘文典的命运与一条河流紧密联系起来。

那就是皖江。“皖江”并不是一条河流正式的名字。浩浩长江，流经安徽域内大约四百一十六公里，因而被人们略显张扬地称为“八百里皖江”。清代安庆府人朱书将皖江的地理范围圈定为安庆府六邑，但民国至今，当地人更愿意将之延伸理解为马鞍山、芜湖、安庆、铜陵、池州，以及滁州、宣城的部分地区。

从人文地理的意义上看，皖江文化的核心地带大略应在安庆、芜湖两地。刘文典的生平，就与这个文化核心地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生走向基本是在这里定格的。

“叛逆”陈独秀

说到刘文典与皖江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陈独秀——他们的祖籍都是安徽怀宁，算是同乡。

刘文典早年的许多人生轨迹，与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休戚相关。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陈独秀一登场就是以“叛逆”的角色出现的，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个角色伴随了他的一生，并且影响了无数人，包括刘文典。

且说这位十七岁便考取晚清秀才的年轻人，从小就不安分，家里人本指望他娶妻成家后会“老实”些，没想到他刚当了父亲，就盘算着自费去日本留学。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日语。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自由平等学说，接触到了一部分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励志会”会员。

革命的火种，在青年陈独秀的胸中愈燃愈旺。这把火，很快就在当时作为安徽省会的安庆燃成熊熊烈焰。陈独秀选择的突破点，一是演说，一是办报。

1903年5月17日这一天，大雨滂沱，但雨水并未能阻止陈独秀内心激荡的革命豪情。在安庆北门拐角的藏书楼内，他当仁不让，第一个登上讲台，开始了洋洋洒洒的“安徽爱国会演说”，逐一批驳俄国关于东三省的七项新要求，并大声发出呼喊：“全国人既如上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

三天后的《苏报》，报道了这一次演说会的盛况：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人“多立门外而听”，虽被雨淋而不顾，大会始终“众情踊跃，气象万千”。各学堂的爱国学生更是“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并准备联合起来要求巡抚“电阻俄约”。这个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一转眼又成了通缉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晚清政府采取怎样的查禁手段，皖江文化核心地带的精魂，已经维系在革故鼎新之中。

演说革命的道路走不通了，避走他乡的陈独秀却并不泄气，他想到了自己一直心仪的办报革命。其实早在1902年，他就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1904年年初，陈独秀悄悄潜回安庆，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吴守一商筹决定创办《安徽俗话报》。

后来的现实证明，《安徽俗话报》的诞生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传播阵地，开启了一个新的精神拯救时代。刘文典走向皖江求学的道路，就与这份报纸的影响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说说《安徽俗话报》的概况吧。《安徽俗话报》其实是一本全部以白话文行文的半月刊，三十二开本，每期四十页左右，在安庆创刊，后来迁到芜湖，发行业务主要委托绩溪人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由于芜湖没有印刷厂，所有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东大陆书局印刷，然后再寄回芜湖向全国发行。  陈独秀自然成为《安徽俗话报》的“大拿”，既是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在创刊号上，陈以“三爱”为笔名，写了篇《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阐述办报的宗旨是“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陈独秀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的情感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

在陈的主持下，“呼号爱国救亡”作为《安徽俗话报》的第一要旨，得到了较好地贯彻与执行，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创刊仅半年的时间，发行量就由最初的每期一千份激增至三千份。更为重要的是，《安徽俗话报》“为安徽地区要求进步的青年所欢迎，思想前进的教师，也把《安徽俗话报》作为开化学生思想的教本”，。《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一年半，对安徽青年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在合肥读书学习的刘文典，或多或少受到了这种新思想潮流的冲击与熏陶，逐渐立志要讲洋务。“陈独秀等人创办领导的《安徽俗话报》、岳王会，以及曾活跃于芜湖的光复会、华兴会等，都对刘文典萌发反帝反清、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

两年后，刘文典毅然踏上了前往芜湖安徽公学求学的道路。

安徽公学

明清以来，芜湖一直是皖江流域的一个重镇。安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的。

1897年的冬天，刚刚乡试落第的陈独秀新婚燕尔，倒也未觉寒意。此时，他刚刚“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正激情万丈，将眼光投放到书窗外的世界，开始了人生第一篇宏文的写作。

在这篇《扬子江形势论略》里，陈独秀较早且敏锐地谈到了江城芜湖的重要：“芜湖距金陵一百七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县城距沿江五里，南有青戈直贯皖南，西有裕溪可达皖北，故先主谓孙权曰：‘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盖亦滨江要冲也。’”陈独秀此后的生活，注定要与芜湖产生不可割裂的关联。

《安徽俗话报》的创办，就是陈独秀在芜湖投下的一颗“探路石”。在陈独秀的引领下，芜湖的革命风潮汹涌澎湃。但由于演说、办报风险均较大，许多仁人志士开始考虑转变革命宣传的途径，选择了开办学校，从发展教育、启迪民智人手，进行深入的思想传播。在此之中，安徽公学是较为突出的一个。P7-10

终于敲完了书稿的最后一个字。

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指向又一个冬日的凌晨。再过两三天，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

这本小书，从酝酿准备，到动手写作，再到正式出版，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光。其间甘苦，唯有心知。其实，写刘文典于我是一件不自量力的事情。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纵横千里，但又褒贬不一、非议不断，确实是我的笔力所不能精准把握的。

但这是我的一个梦。2005年3月，我作为安徽省第一个申请参与全国“两会”采访的地方都市报记者，跨越重重难关，最终如愿获准赴京采访。忙碌的间隙，闲逛北京大学附近的风入松书店，竟与刘文典先生“不期而遇”。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名叫《刘文典传闻轶事》，汇编一些出名的人或不出名的人书写刘文典的文章。

我毕业于安徽大学，对于“刘文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最起码知道他是这所学校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但我所知道的，似乎也仅此而已。在大学里，从未听人过多谈到关于这个人的故事。于是，我很有兴趣地买下了那本小册子，没想到却由此走近了一个清高孤傲、倔强独立的灵魂。

我将这个灵魂的底色称为“狂”。在中国人的字典里，“狂”是个相当贬义的字眼，似乎总意味着浮躁，意味着无知。其实在这个汉字的深处，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与努力，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与逃离，是一种对尊严的坚守与把握。我喜欢这种“狂”，我觉得，它是疗治当下日益严重的“阳痿人格”、“犬儒主义”的最佳药方。

刘文典的“狂”，绝不是一种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与孤高的人格基础之上的狂傲。只可惜，这位大师级的人物被历史长期地忽略了，甚至连一个相对权威准确的“人物简介”都没有。关于他的，大多是一些道听途说、自相矛盾的传闻轶事，甚至文学虚构。

正因为如此，当读完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之后，我开始决定为这个理应得到彰显的灵魂，书写一个真实的人生文本。三年多来，我自费奔波千余里，先后到北京、云南、安徽等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逐渐厘清刘文典生平中的许多“疑点”，清晰勾勒出刘文典丰富而跌宕的一生。

写作的过程紧张而快乐。由于我的本职工作非常繁忙，每天需要处理大量的新闻线索、新闻策划，正常的上班时间基本上无法“占用”，只好利用周末、午休和深夜来进行“一个人的战斗”。

如今奉献在各位面前的，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个人传记。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在写作态度上，本书尽量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史家态度，强调故事性与学术性并存，并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重回历史现场的直接途径。

在框架搭建上，则采用以人物为明线、以时间为暗线的方法，侧重于寻找刘文典学问、思想的渊源。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它没有仅仅落笔于刘文典一个人，而是重点关注刘文典所在的那个时代、所属于的那个群体，还有那个时代、那个群体所集中绽放出的“思想光芒”。

在我看来，这与当代人苦苦追寻的“自由精神”是心脉相通的，这也是促使我坚定写作本书的根本动因。希望我的努力，会被刘文典先生感应到，更希望会给当下的读者提供一点思想飞舞的空间。

我曾经说过，倘若这本小书能够让读者在掩卷之余，略有沉思，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写作一本书，看上去只是一个人的努力，其实背后集聚着许多人的关注、支持与付出，有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尽管略显俗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表达一些由衷的谢意：

感谢刘文典先生的哲嗣刘平章先生。在听说我的写作计划后，他一直给予高度的肯定与鼓励。在我到云南收集资料的几天里，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亲自开车，送我到各个目的地，并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份信赖与期待，是小书最终顺利写成的强大动力。

感谢云南大学校史办主任刘兴育先生。我和他素昧平生，仅仅因为都热衷于刘文典研究，千里文缘一人牵。热情直爽的他，不仅将自己收集多年的资料如数奉赠，而且仔细审阅了本书初稿，提出许多具有创见的修改建议。这本小书，有他的一份汗水。

感谢张文勋、陈红映、李作新、蒙树宏、余斌、吴进仁、闻黎明、郑千山等前辈，他们或提供丰富生动的回忆，或提供珍藏多年的手稿，或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为本书承受历史的检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感谢知名学者钱理群、丁东、谢泳、傅国涌，安徽省古籍办诸伟奇，安徽大学刘伯山、曹高峰、疏延祥、刘勇，安徽新华学院方铭、刘秀丽、程庆乐，合肥爱知书店崔正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疏利民，中国新闻社安徽分社成展鹏、李君、刘鸿鹤，安徽省图书馆阚华、陈春秀，合肥市政协戴健、《江淮文史》陈劲松、《双语学习报》张锋诸位前辈、好友，还有公共知青沙龙的朋友们。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图书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以及尚未谋面的曹凌志主编。没有这个高效率的出版群体，这本小书的书稿或许还要继续待在电脑硬盘里。

感谢远在天堂的母亲汪风云女士。就在本书初稿刚刚完成之际，一直在城里帮我照看女儿的母亲不幸遭遇车祸罹难。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里能看到儿子写的这本书，她教给我的善良、乐观、自信、坚强，将陪伴我一生。

感谢大哥章玉兵。他一直默默关心着我的成长，鼓励着我所有的努力。他为小书题签的书名，是他内心真实的表达。希望他早日实现梦想。

感谢妻子陆敏、女儿章陆一杭。因为写作这本书，亏欠她们太多，无法弥补。希望她们永远幸福。

感谢我的单位以及所有的领导、同事。正是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够保持相对自由的兴趣空间。感谢他们陪伴我走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

感谢我的大学，还有所有的大学师长。我始终认为，大学改变了我一生。

感谢命运。感谢自己。

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书写现实，但是为何却突然对历史情有独钟？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2007年12月27日凌晨2时于淝上躬耕斋

先父刘文典1958年7月逝世后，国内外的一些刊物断断续续刊登过有关刘文典生平、学术成就、轶事等文章。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报刊刊登先父的文章，然而大多数是只言片语，重复的多，甚至同件事有不同说法，难辨真伪。看了章玉政先生的《狂人刘文典》后，感到他所写的内容概括而系统地介绍了先父的生平。章先生为写这书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查找老档案、访问知情人，找到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使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细腻，更有可读性。书中披露的有些事情是我过去都不知道的。

——刘平章

刘文典，这个特立独行、有棱有角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第一本翔实的传记，青年记者章玉政为此付出的全部努力，告慰的不仅仅是一个已飘逝的灵魂。

——傅国涌

当面顶撞蒋介石，大学校长百年独此一人；身后细说刘文典，国学大师生平首次成书。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