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的《毁灭》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小说的优秀作品之一。

《毁灭》讲述了十月革命初期前苏联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故事。这支游击队遭到日寇和白军的围追堵截，危急万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实力，游击队克服困难，经历艰辛，勇敢地进行战略转移。在部队转移的过程中，游击队长莱奋生对队员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这支带有各种旧思想影响的队伍成长为一支具有高度觉悟、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集体。最后，游击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部小说不仅描述了游击队的战斗事迹，而且着重描绘了游击队员精神上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作者对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和情节结构的安排，都为揭示这一主题思想而服务。

《毁灭》的故事展开主要围绕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情节线索是关于游击队女护士瓦莉娅与矿工出身的老游击队员莫罗兹卡，以及知识分子出身的新游击队员密契克之间的三角恋爱。瓦莉娅长期在游击队营地医院工作，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情趣修养较高，与丈夫莫罗兹卡的情感距离越来越大。在艰苦的环境中，她精心照料游击队的伤员，关心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游击队之母。但她也有自己的人格缺陷，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情感，似乎与大多数游击队员都有过性关系。尽管如此，新游击队员密契克负伤住院后，他的高雅气质和文化修养深深打动了她的芳心，引发了她的第一次真爱。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勇者和强者。为了追求自己幸福的情感生活，她勇敢地冲击着婚姻和世俗的束缚。尽管密契克多次拒绝她的爱，但她仍坚持不懈。莫罗兹卡是瓦莉娅的合法丈夫，由于长期的分居和个人性格的缺陷，他与瓦莉娅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妻子认为他性格粗鲁、缺乏教养和文化修养，对他的漠视和冷淡也严重地损伤了他的男性自尊心。而妻子对其他男人的亲热，特别是对他最瞧不上眼的小白脸密契克的青睐更使他愤怒不已。密契克由于受自身道德修养的约束，不愿接受瓦莉娅的爱，因为瓦莉娅是他的救命恩人莫罗兹卡的妻子，他不愿利用自身的某些优势在情感和道德上去伤害莫罗兹卡。但当莫罗兹卡发现妻子一直在追求密契克时，就把一切怒火都发在了密契克的身上。如果没有战争，也许瓦莉娅和密契克可能成为一对情投意合的幸福恋人。这一条情节线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辅助线，读者可以由此发现许多人性的弱点，这些弱点的暴露虽然使人物欠缺完美，却让人物形象更加逼真，更加接近生活本真。

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是以游击队长莱奋生为中心，讲述他是如何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强烈的个人信仰带领处于险境中的游击队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最后安全到达目的地。随着这一中心情节线索的展开，作者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人物形象，如游击队长莱奋生、传令兵莫罗兹卡、矿工排排长杜鲍夫、爆破手冈察仁科、莱奋生的助手巴克拉诺夫、侦察员麦杰里察、护士瓦莉娅、知识分子密契克等等。杜鲍夫具有自觉的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和矿工的自豪感，他所率领的矿工排成为莱奋生游击队的核心。在战斗中，哪里的任务最艰巨，他们排就出现在哪里。这个排的成员爆破手冈察仁科机智勇敢，曾用地雷炸毁敌人的军用列车，还在沼泽地炸毁用树枝搭成的道路，成功地帮助游击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此外，他尽力帮助在人格上尚有不少缺陷的莫罗兹卡走上正确的道路。莱奋生的助手巴克拉诺夫是名机智、勇敢的战士，充满着青春活力，到小说结尾时已经成熟起来，莱奋生就是受到他的启发才率领队伍冲出敌人的包围。侦察兵麦杰里察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是一个有着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战士。游击队队长莱奋生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作者没有把他写成理想的英雄，而是写成平凡、内心充满责任感和友爱的人。

第一章 莫罗兹卡

第二章 密契克

第三章 第六感

第四章 孤独

第五章 农民和矿工

第六章 莱奋生

第七章 敌人

第八章 第一步

第九章 密契克在部队

第十章 毁灭的开始

第十一章 苦难

第十二章 路途

第十三章 包袱

第十四章 麦杰里察的侦察

第十五章 三次死亡

第十六章 沼泽

第十七章 十九人

莱奋生走下台阶，来到院子里，腰上挂着的那把日式破军刀碰着阶梯咔咔作响。田野里飘来一股股芳香的荞麦味，七月的太阳徜徉在透着玫瑰色和白色的云彩中，炙热无比。

传令兵莫罗兹卡正一边在防水帆布上晾晒燕麦，一边又忙着用鞭子驱赶那群可恶的珠鸡。

“去，把这个送到沙尔狄巴的支队，”莱奋生掏出一个密封的信封说道，“再告诉他……算了，不用了，都写在上面了。”

莫罗兹卡有些闷闷不乐，他别过头，轻轻挥动鞭子。他不想去，他已经烦透了这些枯燥的公差、没有油水的信件，特别不解莱奋生眼里流露出的奇怪神情。莱奋生用像湖泊一样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莫罗兹卡——他穿的靴子、他身上的一切，关注到的一些有趣的地方大概连莫罗兹卡自己也没意识到。

“狗杂种！”传令兵委屈地眨了眨眼睛，心里骂道。

“喂，还在等什么？”莱奋生斥责道。

“队长同志，为什么总是派莫罗兹卡出去，就没别人了吗？”

莫罗兹卡故意称呼他“队长同志”，听起来似乎更加正式一些，平时他都是直呼莱奋生的名字。

“你是不是想让我亲自去？”莱奋生带着讥讽的口气问道。

“干嘛你亲自去？不是还有其他人么……”

莱奋生实在忍无可忍，一下子把信塞进自己的兜里。

“把枪交给军需官，”他严肃地说，“马上从这里滚出去，我这儿不需要游手好闲的家伙。”

河面上拂过一缕微风，吹起莫罗兹卡蓬乱的卷发，在平房旁边干燥的艾草丛里，蚂蚱不顾炙热的天气蹦来蹦去。

“等一下！”莫罗兹卡阴沉着脸，“把信给我！”

他把信拿过来，胡乱往上衣里一塞，没向莱奋生作任何解释，而是自言自语道：“离开队伍，交出枪？那怎么行呢！”说着，他把布满尘土的帽子往后脑勺一推，以一种友好的，甚至兴奋的语气接着说，“莱奋生，我的朋友！我们可不是因为你那漂亮的眼睛才开始干这个的，我只是按矿工的性子直白罢了。”

“这才像话。”队长笑着说，“刚才你真不该跟头倔驴似的，你这个笨蛋。”莫罗兹卡抓着莱奋生上衣的纽扣把他拽了起来，神神秘秘地小声说：

“瞧，伙计，我正准备去医院看瓦莉娅，而你却带着这封信过来，事实证明你才是个笨蛋。”

他顽皮地闭起一只绿褐色的眼睛，咯咯地笑了起来。即使是现在，一提到他妻子，他的笑声里仍然带着猥琐的意味，这种情感在他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了。

“提莫莎！”莱奋生向坐在门廊上睡眼惺忪的小伙子喊，“晒燕麦去，莫罗兹卡要出去了。”

马厩旁，爆破手冈察仁科正骑在一个反扣的马槽上，缝补皮袋子。

他穿着粗布衬衣，没戴帽子，晒得黝黑，浓密的深红色大胡子缠结在一起，火石样的脸对着袋子，十分用劲地攥着针，像握着一把干草叉，结实的肩膀像磨石似地一起一伏，聚精会神地缝补着。

“怎么，又要出去？”爆破手问道。

“是的，尊敬的爆破手阁下！”莫罗兹卡笔直地立正站好，把手随便一举，敬了个礼。

“稍息！”冈察仁科拖着长腔，和蔼地说，“以前我也这样傻。派你去干什么？”

“噢，没什么大事，队长就是想让我出去活动一下。他担心如果我老没事做就会生出一大堆娃来。”

“蠢货！”爆破手嘟囔道，“苏昌来的喋喋不休的蠢货！”

莫罗兹卡从马厩里把马牵出来，这匹小公马警觉地抽动着耳朵，它很强壮，浑身的毛乱蓬蓬的，长相颇像它的主人：清澈的绿褐色眼珠，矮墩墩的身材，罗圈腿，还有一副淘气猥亵的表情。

“米什卡！你这个小魔鬼！”莫罗兹卡边拉紧马的肚带，边疼爱地咕哝着，“米什卡！该死的小杂种！”

“要是它知道怎么骑的话，”冈察仁科一本正经地说，“上帝作证，那就该是它骑你，而不是你骑它了。”

莫罗兹卡骑上马，离开了院子。

河边的那条乡间小路野草丛生，崎岖不平。岸边是一片沐浴在阳光里的小麦田和荞麦地，锡霍特一阿林山脉的蓝色山峰在水汽弥漫的薄雾中绵延。

莫罗兹卡的祖父是苏昌人，在家种地，遭到上帝的抛弃和众人的欺辱，被迫离开了黑土地，进煤矿当矿工。后来，莫罗兹卡的父亲也当了矿工。

莫罗兹卡出生在二号矿井附近一间昏暗简陋的房子里，当时正是上午换班的时问，哨声刺耳地响着。

“又是儿子？”他父亲问道。这时，矿上的医生从小屋里出来，告诉了他。“第四个了，”他的父亲自嘲道，“生活真幸福呀！”

说完他就套上那件已经被煤灰染成黑色的防雨夹克，步履蹒跚地上班去了。

十二岁的时候，莫罗兹卡已经知道听到哨声要起床，还学会了推小煤车、粗鲁地骂人、狂饮伏特加。在苏昌的矿场，有多少酒鬼就有多少酒馆。

离矿井二百码的地方是山谷的尽头，丘陵地带从这里开始。山坡上，长满苔藓的巨大的杉树阴沉地俯视着村庄。在薄雾笼罩的灰蒙蒙的早晨，泰加森林。里的鹿会使劲叫唤，想盖过矿场的哨声。拉煤车每天都要穿越山岭之间浅蓝色的缝隙，经过陡峭的山隘，顺着没有尽头的轨道爬向康沟子车站。山脊上沾满黑色机油的绞车转动着光滑的绳索，因绷得太紧而不断颤动。山隘下，几间石屋散落在芬芳的杉树林里，有人在干活，却不知道是为谁在干活。火车的汽笛发出不和谐的呜叫，电动升降机也在隆隆作响。多么幸福的生活啊！

在这样的环境里，莫罗兹卡没去开辟新的人生之路，而是踏着父辈的足迹，选择了那条平稳的老路。后来，他买了一件棉缎料的衬衣和一双小牛皮的高筒靴，假期里就到山谷里的那个小村庄去，和其他的年轻人一起拉手风琴，吼叫粗俗的调子，“讨好”村里的姑娘。

回去的路上，这群矿工们又会去偷西瓜和熟透的胖黄瓜，到水流湍急的山溪里溅水嬉戏。他们那活力充沛的喊叫声吵醒了整个泰加森林，连美丽的月亮也躲在悬崖后面羡慕地端详着他们。河面上漂浮着一层温暖又潮湿的薄雾。

再往后，莫罗兹卡被抓进警局的一间肮脏牢房，到处弥漫着臭虫味和裹脚布的汗味。那件事发生在四月罢工的高潮期。井下的地下水像矿场瞎马流出的眼泪一样浑浊，日复一日地在巷道里流淌，没有人去抽干它。

抓莫罗兹卡去坐牢，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他喜欢吹闲牛，警察想吓唬一下他，逼迫他供出罢工的领导者。莫罗兹卡和蚂蚁河的私酒贩子一起被关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他给牢友讲了许多荤故事以打发时间，但是一直没有把有关罢工领导人的消息泄露出来。

再往后，他上了前线，分到骑兵团。在那里，他和其他的骑兵一样，鄙视那些“走路的人”。他六次负伤，两次患弹震症，在大革命前夕就被永久免除兵役。

回家后，他接连狂饮了两个星期，然后和在一号矿井推车的一名女工结了婚。那名女工心地善良，但个人生活不检点。他没有多想，回到煤矿就干起了老本行。生活对他来说就像苏昌瓜田里圆圆的黄瓜一样简单明了。P1-4

前苏联20世纪著名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已经逝世52个年头了。法捷耶夫刚离世时，前苏联官方媒体报道为酒后自杀。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才逐渐有媒体披露法捷耶夫并非死于酗酒，而是饮弹自毙。他的自杀源于对自我的忏悔，是其良知对自我的回归。据前苏联有关文史资料披露：自1934年前苏联作协成立，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近20年的光景中，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前苏联的作家中有2000多名被处决、关押或流放，当时身为前苏联作协主要负责人的法捷耶夫是责无旁贷的执行者。在政治的高压下，他的作家良知被冰冻，并且无可避免地成为“文字狱”的导电体——尽管当时他对某些作家怀有同情，甚至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下，去执行那些迫害任务，但是遭受迫害的作家理所当然地把法捷耶夫视为文化暴力的凶手。他虽然身陷政治的漩涡之中，但最后还是挽回了作家的部分良知。斯大林死后，他主动向前苏联内务部请求赦免劳改营中的作家。这一举动表明他的良知的苏醒，而把这种苏醒表现到极致的，就是他自杀的枪声。

法捷耶夫的遗书如同其文学作品一样，也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心灵震颤。直到1986年，他的遗书才在周刊《公开化》上披露：“我看不出再有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那些专横拔扈而又不学无术的……领导人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工作者在当权者的残酷迫害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以想到……文学——这种最神圣的事业——已被官僚和人民中的败类所践踏……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了任何意义。为了摆脱这种卑污的生存，我乐意选择一条与世长辞之路。”法捷耶夫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已的生命。他是自己“毁灭”了自己，但他的“毁灭”却又是让人敬仰的，因为他用“毁灭自己”来忏悔他的过去。从他的“毁灭自己”，人们可以看到法捷耶夫文人道德的一面，以及他刚烈的血性。他的自杀是违心“整入者”的最高层次的忏悔，他以自己的死警示后人别再重蹈覆辙。

法捷耶夫于1901年出生于俄国加里宁州基姆拉市一个革命者家庭。父亲是一名革命民意党人，后被沙皇杀害。1908年他随母亲和继父迁居远东，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法捷耶夫自幼受革命影响，母亲、姨母及表兄都是布尔什维克。1912年至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读书，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9年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由于表现出色，由普通战士提升到政委。在斯巴斯克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进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年后在库班、罗斯托夫、莫斯科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23年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底成为职业作家，并长期担任前苏联作家组织的领导工作，曾任“拉普”领导人(1926—1932)、前苏联作协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和作协主席团成员(均从1934年起)、作协书记(1939—1944)、前苏联作协总书记兼作协主席(1946—1954)、作协书记处书记(1954—1956)等职，并兼任许多报刊杂志的编委。卫国战争期间任《真理报))和前苏联新闻通讯社记者。战后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前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56年自杀。

法捷耶夫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缔造者之一。他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炮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也是最早一批描写新一代苏维埃人的诞生和成长过程的作家。在其文学作品里，他鲜明地体现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美学理想，因此被誉为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者之一。法捷耶夫最初的作品，如短篇小说《逆流》(1923)、中篇小说《阿姆贡团的诞生》(1924)等，已开始注意革命斗争的性质并努力表现出党在这场斗争中对群众的教育、组织和领导作用。十月革命的最初几年，前苏联文坛上大多数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不是流于空泛的革命高调，就是对革命斗争作自然主义的描写，所以，法捷耶夫的作品在当时就显得更难能可贵。法捷耶夫的成名之作是描写前苏联远东地区游击战争的长篇小说《毁灭》(1927)。在20世纪30年代后，他主要致力于前苏联作协的领导工作，同时也写了许多特写、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成果是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1929—1940)。这部小说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描绘了前苏联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前景。法捷耶夫的创作高峰是1945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小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前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塑造了一批共青团员的光辉形象，获1946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他亲自编选的文学评论文集《三十年间》(1957)，反映了作者30年来对一系列文学问题的见解。他是继高尔基之后对前苏联社会主义美学理论做出较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最后，他还构思了长篇小说《黑色冶金》，但因为自杀未能付之写作。法捷耶夫创作的特点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描写、层层深入的心理刻画、昂扬的浪漫主义气息和浓郁的抒情和谐氛围。  法捷耶夫与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为中苏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曾与鲁迅结下不解之缘。鲁迅最初于1930年1月根据日文版本翻译《毁灭》，刊登于“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上，但因该刊被国民党封闭而未能刊完。1931年鲁迅又根据德文版本与英文版本译完了全书，并写了《译后记》，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同年，鲁迅又以“隋洛文”的笔名在上海大江书局重印。由于《毁灭》所描写的斗争同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它的翻译和出版，鼓舞了许多进步青年，使他们勇敢地走上革命道路。《毁灭》中所描写的俄国人民为新生活前仆后继进行斗争的故事，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确是可资借鉴。作为文化使者，法捷耶夫于1949年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他还翻译过鲁迅的《阿Q正传》，增进了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

法捷耶夫的《毁灭》被公认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小说的优秀作品之一。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高度赞扬了《毁灭》的成就：“《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迎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毁灭》讲述了十月革命初期前苏联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故事。这支游击队遭到日寇和白军的围追堵截，危急万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实力，游击队克服困难，经历艰辛，勇敢地进行战略转移。在部队转移的过程中，游击队长莱奋生对队员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这支带有各种旧思想影响的队伍成长为一支具有高度觉悟、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集体。最后，游击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部小说不仅描述了游击队的战斗事迹，而且着重描绘了游击队员精神上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法捷耶夫曾这样概括小说的主题思想：“在国内战争中进行着人才的精选，一切敌对分子都被革命扫除掉，一切不能从事真正革命斗争的人和偶然落到革命阵营里来的人，都要被淘汰，而一切从真正的革命根基里、从千百万人民群众里生长起来的人，都要在这个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和发展”，在革命中进行着“人的最巨大的改造”。作者对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和情节结构的安排，都为揭示这一主题思想而服务。

《毁灭》的故事展开主要围绕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情节线索是关于游击队女护士瓦莉娅与矿工出身的老游击队员莫罗兹卡，以及知识分子出身的新游击队员密契克之间的三角恋爱。瓦莉娅长期在游击队营地医院工作，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情趣修养较高，与丈夫莫罗兹卡的情感距离越来越大。在艰苦的环境中，她精心照料游击队的伤员，关心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游击队之母。但她也有自己的人格缺陷，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情感，似乎与大多数游击队员都有过性关系。尽管如此，新游击队员密契克负伤住院后，他的高雅气质和文化修养深深打动了她的芳心，引发了她的第一次真爱。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勇者和强者。为了追求自己幸福的情感生活，她勇敢地冲击着婚姻和世俗的束缚。尽管密契克多次拒绝她的爱，但她仍坚持不懈。莫罗兹卡是瓦莉娅的合法丈夫，由于长期的分居和个人性格的缺陷，他与瓦莉娅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妻子认为他性格粗鲁、缺乏教养和文化修养，对他的漠视和冷淡也严重地损伤了他的男性自尊心。而妻子对其他男人的亲热，特别是对他最瞧不上眼的小白脸密契克的青睐更使他愤怒不已。密契克由于受自身道德修养的约束，不愿接受瓦莉娅的爱，因为瓦莉娅是他的救命恩人莫罗兹卡的妻子，他不愿利用自身的某些优势在情感和道德上去伤害莫罗兹卡。但当莫罗兹卡发现妻子一直在追求密契克时，就把一切怒火都发在了密契克的身上。如果没有战争，也许瓦莉娅和密契克可能成为一对情投意合的幸福恋人。这一条情节线是小说情节发展的辅助线，读者可以由此发现许多人性的弱点，这些弱点的暴露虽然使人物欠缺完美，却让人物形象更加逼真，更加接近生活本真。

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是以游击队长莱奋生为中心，讲述他是如何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强烈的个人信仰带领处于险境中的游击队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最后安全到达目的地。随着这一中心情节线索的展开，作者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人物形象，如游击队长莱奋生、传令兵莫罗兹卡、矿工排排长杜鲍夫、爆破手冈察仁科、莱奋生的助手巴克拉诺夫、侦察员麦杰里察、护士瓦莉娅、知识分子密契克等等。杜鲍夫具有自觉的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和矿工的自豪感，他所率领的矿工排成为莱奋生游击队的核心。在战斗中，哪里的任务最艰巨，他们排就出现在哪里。这个排的成员爆破手冈察仁科机智勇敢，曾用地雷炸毁敌人的军用列车，还在沼泽地炸毁用树枝搭成的道路，成功地帮助游击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此外，他尽力帮助在人格上尚有不少缺陷的莫罗兹卡走上正确的道路。莱奋生的助手巴克拉诺夫是名机智、勇敢的战士，充满着青春活力，到小说结尾时已经成熟起来，莱奋生就是受到他的启发才率领队伍冲出敌人的包围。侦察兵麦杰里察机智勇敢，胆大心细，是一个有着浓郁浪漫主义气息的战士。游击队队长莱奋生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作者没有把他写成理想的英雄，而是写成平凡、内心充满责任感和友爱的人。

沿着这条情节线索，我们发现法捷耶夫还刻画了一个颇有争议的知识分子形象——密契克。密契克受过良好的教育，怀着浪漫主义的幻想参加了游击队。从基督教“十戒”的观点来看，密契克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物，因为他“很诚实”、“没犯通奸罪”、“没偷窃东西”、“没诅咒”，这些品质使他截然不同于游击队的其他战士，表明了他与大多数游击队战士的阶层差异。他虽然置身于火热的革命，内心向往的却是安逸、舒适的生活，后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没有给战友们报警，致使部队被包围、莫罗兹卡牺牲，密契克最爱的毕竟“还是他自己”，他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所以，在危急时刻，他有自杀的想法，却没有自杀的勇气。最后，他扔掉枪，脱掉军装，放弃了以前的理想，回归到个性主义占上风的自我，开始了自己的另类人生。在革命的大浪淘沙中，他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他虽然活下来了，但作者和读者却没把他看作是游击队的19名幸存者之一。

莱奋生率领的这支150人的队伍，虽然最后只剩下了19人，看起来的确是遭到了毁灭，然而小说的结局却向人们揭示了革命斗争必定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作者用他那扣人心弦的抒情笔调，描绘了这支队伍如何在经受严峻考验、一次又一次摆脱敌人的伏击之后，走出危机四伏的泰加森林，保住革命火种的勇猛精神。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展示出了一幅寓意深刻的画面——在幸存的游击战士眼前，呈现出的是天高气爽的蓝天白云和阳光灿烂的大地，四面都是一望无际、正待收割的明媚的金色田野。远处的打麦场上，人们热火朝天地忙碌着，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这个画面象征着革命的光明前景，打麦场上的人们将是革命的生力军。因此，小说没有给人留下凄惨的战败情景，使人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

《毁灭》的成功在于其诸多的艺术长处：一、真实性。整个故事情节都是作家当年在远东苏昌地区游击队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论是莱奋生、莫罗兹卡，还是密契克，都不是作者凭空臆造，而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每一个人物都饱含着生活的真实，并且是按照严格的生活本身的规律塑造的。这些形象显得不仅真实可信，而且自然合理，没有斧凿的痕迹。二、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他大胆地继承并发扬了俄罗斯古典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心理分析的传统，注意从内心世界揭示自己主人公的精神面貌，刻画人物的性格，从而使《毁灭》的人物显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突出。三、严整性和协调性。《毁灭》结构的严整性和情节发展的协调性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结合。一部艺术作品的结构一般是由作品的主题思想决定，为主题服务。《毁灭》要突出革命对人的改造作用，这就决定了它必须表现出入物性格在斗争中的发展变化，因此，性格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情节发展的基础，彼此呼应，相辅相成。整个小说的结构同人物性格的发展配合得十分协调。因此，《毁灭》在艺术形式上也完全称得上是一部比较严整、和谐的作品。

《毁灭》的不足之处，是作者过分强调了莱奋生的理性和思考力，而忽略了主人公的个性情感描写，这就使得人物在感情的丰富性和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方面显得略有不足。当然这一点并不能影响《毁灭》在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毁灭》是早期前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同德·安·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一起被称为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文学中三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教授

庞好农

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