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法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人真正的伟人。一位是众所周知的拿破仑，另一位就是夏尔·戴高尔将军。法国历史上传奇般的英雄人物，他曾让丘吉尔退避三舍，与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针锋相对，他拯救了法国的荣誉，成为“法兰西人民的守护神”。战争是人类所能参加的最惊险、最激烈、最残酷的较量，而将帅可谓战争的灵魂。本书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将戴高乐的生平进行了客观、具体、生动的回顾，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本书作者作为英国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以其丰富的政治体验为基础，对戴高乐的政治动机、治国理念及其辉煌的职业生涯进行了深入、贴切的评议，展现了戴高乐作为一个“凡人政治家”的鲜活可亲的灵魂。

戴高乐是法国历史上继拿破仑之后又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抵抗敌国侵略，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他以坚忍的性格和灵活的手腕，保卫了法兰西的尊严和利益，为法国在战后赢得大国地位立下赫赫功勋。人们尊称他为戴高乐将军，是他拯救了法国的荣誉，由此也被称为“法兰西人民的守护神”。

本书引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将戴高乐的生平进行了客观、具体、生动的回顾，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本书作者作为英国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以其丰富的政治体验为基础，对戴高乐的政治动机、治国理念及其辉煌的职业生涯进行了深入、贴切的评议，展现了戴高乐作为一个“凡人政治家”的鲜活可亲的灵魂。

没有拿破仑，法兰西也许不会被历史铭记；没有戴高乐，法兰西则难以重放光彩。本书以对历史生态的深刻洞察和老到的文字功力，呈献给读者一个真实可信的戴高乐，被公认为是关于戴高乐的最优秀的传记作品。

作者序

序幕

第1部 童年

1 来自里尔的巴黎男孩

2 圣伊纳爵的前进之路

第2部 军人

1 共和国军队

2 全面战争

3 波兰插曲

4 贝当的庞儿

5 卷入政治漩涡

6 镰割行动

7 下一个拿破仑？

第3部 流亡

1 创建“自由法国”

2 非洲之泉

3 在与谁交战？

4 美苏参战

5 全线抗战

6 地中海风暴

7 达朗交易

8 从安法到阿尔及尔

9 夺取宝座

10 等待“霸王行动”

11 谁为法兰西赢得战争？

第4部 英雄

1 巴黎之夏

2 政府必须统治

3 结束戴高乐的战争

第5部 政治家

1 与和平同来的政治

2 失败的赌局

第6部 哲人

1 关于法兰西的思考

2 公私生活

第7部 国家元首

1 将军的再度崛起

2 “我理解你们”

3 阿尔及利亚不属于法国

4 新的政治日程

5 领导人的生活

6 对山姆大叔的折磨

7 世界舞台

8 五月风暴

9 终局

尾声 重返科龙贝

依照19世纪的里尔风俗，女儿应当回到娘家生育孩子。让娜·戴高乐(原姓氏为马约一德拉努瓦)完全遵从着这一习俗。她在娘家生育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当第三个孩子即将诞生时，她理所当然地继续按着老规矩做。无论如何，她不是那种标新立异的人。1890年11月22日凌晨三四点之间，她的次子出生在他的外祖父家中。这户殷实人家就在古老的里尔城中的一条资产阶级聚居的繁华街道上。

婴儿在次日被送到巴洛克式圣安德烈教区教堂接受洗礼，并被命名为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耶。他的教父母是露西·马约姨妈和古斯塔夫·德科比姨父(里尔天主教学院的一名教授)。

这个家庭仪式结束几周之后，让娜和丈夫亨利返回位于巴黎的家中。对于他们而言，这种惯例并非空洞无意义。戴高乐和马约两家族都源自里尔。或者说，源自以里尔为中心的法国北方大平原。亨利和让娜是第一代堂兄妹。两家族之间的亲密关系、法国北方文化的深厚影响，都将在未来深刻影响这个婴儿的成长。

戴高乐家族属于小贵族之列。一位先祖曾在阿然古作战，另一位祖先则在18世纪初担任巴黎最高法院院长。还有一位祖先在大革命期间被捕，后又逃跑，逃脱被送上断头台的厄运，并在拿破仑军队服役时赢得荣誉。从那时起，他们的后辈便定居在巴黎，接受良好的教育，得到一些有用却不显赫的位置：职员、公务员、书记员或法庭秘书。随着自身贵族地位的式微，这个家族渐渐出现一些古怪倾向。夏尔的祖父朱利安一菲利普是一名地理学家，在1841年出版冗长的著作《巴黎环境史》；祖母约瑟菲娜(原姓氏为马约)喜爱创作浪漫主义小说，并自认为写作风格与同一时期的英国作家相同。两位叔叔夏尔和朱利斯都是其所在领域的专家：一位从事布里多尼文学研究，其研究生涯的顶点是一部有关盖尔人的专著《克尔特人之声》；另一位研究昆虫，仅在他的《生物学系统分类目录》一书中列举的法国膜翅目昆虫就不少于5000种。

戴高乐母亲所在的马约家族比较注重生活中的实务。富裕的里尔是法国佛兰德斯地区的首府，坐落于一个蕴藏丰富煤炭资源的盆地的北部。几个世代以来，马约家族一直定居于此。该家族的个性倔强、信奉天主教、清心寡欲、赞同君主制度。他们拥护在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法国王室，强烈要求收复法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丧失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且认为这一使命应当由光荣的法国军队完成(事实上，这支光荣的法国军队在1815年之后已经不复存在)。尽管法国的天主教会问题成堆，马约家族对天主教的信仰却丝毫不曾动摇。那些否定王室、军队和教会的说法都被他们视为左翼分子蛊惑人心的宣传。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亨利·戴高乐的性格在许多方面都不令人满意，而他本人对此也非常清楚。他尝试为家族编撰家谱以证明家系，但这并非一个自信者的作为；他曾参与1870年的战争，并试图延续军旅生涯，却由于家境窘迫而被迫担任教师。作为一名耶稣会会士，他对天主教有着强烈甚至是带着几分病态的虔敬。他是一名忠实的保皇党人，他对此给予的自我评价是：“与时代不合。”此外，他还有着强烈的爱国心。

作为一名教师，亨利喜欢在授课时让学生保持安静，而不是与他们展开讨论和交流。当他站在讲台上授课时，身后是一面白墙，上面悬挂着有耶稣受难像的坚固十字架。他向学生们讲述心中的真理，讲述法国的历史和命运，还有法国的君主制度。他时常宣称：“我是正统王朝的拥护者！”讲话时；他总是把两手背在身后，不停地来回大步走动。他不时抽出一块很小的白手帕，擦拭自己的钢边夹鼻眼镜，他用这个动作使学生们更明确地感受自己的观点。

亨利的授课方式与现代教师所讲求的公正评述大不相同。1789年革命遭到他的猛烈抨击，1848年革命和整个奥尔良王朝也备受指责。拿破仑是一个“篡位者”，路易·拿破仑是“又一个恺撒”，他的帝国使社会陷入混乱，“你每天都会看到明证”。全民选举权完全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居然使下等女人获得与上流社会精英同等的投票权利。普鲁士在1870年赢得的胜利一直使他感到痛苦。只有一个希望使他感到慰藉：—位重新登基的国王将拯救法兰西。

即使按照那个年代的标准，这种想法也算得上顽固。当亨利在1898年参加“法兰西行动”组织的一场午餐会时，他的观点又得到强化。“法兰西行动”是由年轻的夏尔·莫拉斯创建的组织，其宗旨与亨利·戴高乐的立场吻合：秩序、传统、君主制、天主教和爱国主义。除去君主制，这些观念将在此后半个世纪对未来的戴高乐将军产生深远影响。这位崇尚内省、为法兰西而狂热、军人生涯遭遇失败的亨利在年近40岁时，赢得其表妹让娜·马约的爱，并与之成婚。

让娜的观点与丈夫相似，但她的性格更为倔强。她的身材瘦小，黑色的眼眸很有光彩。这个严肃姑娘的唯一娱乐便是写生。作为妻子，她总是批评丈夫对旁人太过逢迎。当亨利笨拙地向某位舐犊情深的母亲表达善意时，她便说：“你怎么能赞美那么一个丑孩子？”她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家里从不举办舞会，甚至于把剧院视为魔鬼的发明(这是她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看法)。当一位朋友为她生育44个儿子(他们都在上学)而表示祝贺时，她却回答说他们让自己苦恼。朋友问她为什么，她便重重叹一口气回答说：“他们都是共和派。”

亨利和让娜一共生育5个子女：长子格扎维埃生于1887年，长女玛丽一阿涅斯生于1889年，次子夏尔生于1890年，三子雅克生于1893年，四子皮埃尔生于1897年。孩子们一天天成长起来，开始把父母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按照现在(或许是任何时代)的标准，戴高乐的家庭生活都显得有几分古怪。在进餐时，全家人会在感恩祷告，结束后用拉丁文发表简短的即席演讲，主题就是这一天所喝的汤。他们每周拜访伤残军人，或在“篡位者”拿破仑的墓旁冥想，或参观凯旋门。有时，他们前往斯泰恩斯。1871年，亨利随同部队从被合围的巴黎突围时在此地受伤。每天晚上，全家人有无数可供阅读的书，从罗斯唐到塞尼卡，另外还有其他许多不知名作家的书。母亲不允许孩子们忘记他们的里尔背景。与一般的巴黎孩子不同，戴高乐家的孩子不是在圣诞节而是在圣尼古拉斯节(12月6日)得到礼物。里尔人的传统如此，巴黎的戴高乐家也遵循不悖。如果孩子们因此对圣诞节感到失望，也无可奈何。

一家人常常对时下的政治事件进行广泛讨论。父亲给孩子们讲述这些事件的可怕影响。它们至少表明法国正处在不断的，并且是越来越快的衰落之中。给夏尔的童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政治事件是英法两国在法绍达的对抗和德雷福斯案件。在夏尔此后的生活当中，对上述两事件的印象以及从中吸取的所谓教训一直留有影响。

法绍达事件的过程十分明了。在19世纪末期对非洲殖民地的争夺之中，法国和英国就北非和中非产生极大争端。争端本身时断时起，充满混乱。最终，法国控制了西非的大片土地，而英国控制了埃及和苏丹。两国在1890年签署的协定划定了它们在非洲的“势力范围”，从而使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被确定下来。不过，诸如此类的协定在那个强权横行的时代并无多少用处。用不了多久，新的冲突就会把条约撕毁。

1895年末，法国政府批准了一项由指挥官让一巴蒂斯特．马尔尚提出的计划。他建议进行一次从刚果横穿非洲前往尼罗河的远征。据说，此次远征是为了使法国有权在未来参加任何有关在苏丹和上尼罗河流域划分“势力范围”的会议。这将是一次“民间的”活动，远征者准备同任何遇到的土著部落，尤其是马赫迪人做出妥善安排。马赫迪人是一群狂热分子，他们的主要成就就是于1885年在喀：土穆击败一支英国军队，然后用英国人视为极端野蛮的方式将其指挥官戈登将军处死。

事实上，在法国殖民部官员的默许之下，马尔尚已经计划通过此次远征在白尼罗河边占领一处据点，目的是在埃及和乌干达的英国人之间插入一个楔子。为了确保对东部非洲的控制，英国一向有意修建一条连接南北非洲的铁路，而法国人在当地的存在将使这一计划流产。

1896年1月，英国决定命令指挥官赫伯特·基钦纳将军从埃及穿过尼罗河，进入苏丹。这使巴黎同意批准马尔尚远征队公开承担军事任务。与此同时，在位于红海海边的法国东非殖民地，另外两支远征队也开始进行组建，准备迎接从西非远道而来的马尔尚远征队。它们的会合地点在喀土穆以南大约700英里处。白尼罗河在那里折向北流，并与来自东部的支流索巴特河和来自西部的加扎勒河汇合。这个地方本身很难说有什么吸引力：那里有一处荒废的古埃及堡垒，一些泥坯屋和棕榈树，以及成群结队的蚊子。此外，就是在河里等待倒霉落水者的鳄鱼。但是，它的确有很高战略价值。这块小殖民地(如果它可以被称作殖民地)的名字就是法绍达。

马尔尚花费两年时间完成他的远征。最初的行程还比较顺利。远征队由少数法国军官和大约200名塞内加尔士兵和船夫组成。他们逆刚果河而上，直到它折向南方。这时，马尔尚不得不横穿刚果河和尼罗河之间宽达300英里的分水岭。从那时起，行程变得艰难起来。远征队不仅需要穿越未经探索的丛林，安抚一路遇到的尤科马和卡拉里部落，甚至还要对付那些从高大的草丛里突然冲出来的可怕大象。不久，马尔尚遇到了新的问题。在开始准备远征时，他征用了一条80英尺长的邮政汽艇。他认为当远征队抵达尼罗河时，会需要这艘船给予水上支援。

P9-12

在我看来，大概是一种浪漫主义情结最终促使我决定创作一部戴高乐将军的传记。越是翻看有关资料，我就越是有这样一种感觉，中世纪的民谣歌手肯定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更早的时间、以另外一种情境完成这部作品：主人公出身卑微，早年遇挫，具有迎接挑战的坚强意志，遭到同僚排挤，勇于克服艰难困苦，最终重新赢得权力。这完全是一部充满史家情怀与历史字眼的史诗!

我承认自己的冒险很有些自以为是。根据最新的统计，已经问世的有关戴高乐的著作或文章大约有1400本(篇)之多，详尽地分析了他漫长一生之中的各个方面。在已刊行的众多戴高乐传记中，佼佼者无疑是让·拉库蒂尔的三卷本作品。在他之前以及之后还有许多类似的传记出版。总而言之，我所要涉足的这片领域有着诸多先行者，而且其中许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完成这一任务。

不过，这部作品中包含着我个人的理解与阐述。此外，在1990年戴高乐诞辰100周年时，有关他的性格、家世、教育、军事生涯和家庭生活的大量新的资料被公之于众，但还不曾被以往的戴高乐传记版本采用。我们现在对这位个性充满矛盾的大人物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几年之前。

更重要原因也许是，由于欧洲政治进程在过去几年之中大踏步地前进，人们对戴高乐重燃兴趣之火。这使我有理由写下又一部戴高乐传记——尤其是要用英语、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戴高乐如此称呼我们)所熟知的词汇写成。

我最初的胆怯之所以能够克服，是因为我在就这项计划进行讨论时得到一批友人和同事的鼓励。非常重要的是，菲利普·戴高乐将军给予我热情的支持。此外，迈克尔·帕利耶、罗伊·詹金斯、丹尼斯·格林希尔、马克斯·贝洛夫、格拉德温·杰布、尼古拉斯·亨德森和特德·威利斯的鼓励之词汇聚在一起，更成为我无法拒绝动笔的动力。我对他们饱含感激之情，若没有他们的鼎立支持，我定会半途而废。

自从开始写作之后，又有更多的人向我伸出援手。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主动与我进行联系的人都乐意谈论戴高乐。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戴高乐的轶事，而且急切地想向我讲述。尽管其中的一些不足凭信，还有一些与我以前听到的故事雷同，但这一切足以表明人们对戴高乐的记忆(无论其内容好坏与否)依旧历历在目。

这本书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大量二手资料。同那些与戴高乐相识者的交谈使我受益匪浅，我对此深表感谢。英国方面有索姆斯女士、格拉德温勋爵、贝斯伯勒伯爵、设菲尔德勋爵(罗杰·梅金斯)、沃诺克男爵夫人(伊丽莎白·戴高乐信中提及的“露”)和尼尔·阿舍森(曾在1967年陪同戴高乐访问波兰)。我在此特别提及他们的名字，另外还有许多人向我提供帮助，其中一些人是在闲谈中提及一些有用的细节。所有这些人的描述都使我对戴高乐将军的性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法国方面，我对贝尔纳·特里科、皮埃尔·梅斯默和皮埃尔·勒弗朗深表谢意。他们拨冗与我进行会谈，并把对那位深受他们尊敬与爱戴的伟人的个人感受慷慨相告。当然还要感谢那些我在巴黎生活的三年半时间里所结交的法国朋友，他们会在这本书的许多细节中找到自己做出的贡献。

尽管这些二手资料可靠度很高，我仍然需要做一些调查和考证，有时还要沿着已有线索深入发掘。我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极其宝贵的帮助。伯纳德·史密斯教授帮助我查阅许多书籍，以极高的效率从中采撷大量相关材料。利物浦大学的菲利普·贝尔耐心阅读每一章的手稿，修正其中的多处错误。他对现代英法关系所知甚深，因而给我指出许多被我遗漏的资料来源。我在此至真至诚地表示，没有上述这些人士的帮助，这本书决不会迎来诞生之日。我为此将送上最诚挚的谢意!

书中涉及许多专业知识，卡弗勋爵和达利奇勋爵麦科尔分别就坦克战以及复杂的医学问题给予我指导；汉普斯特德首席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韦德向我提供弗罗格纳尔时期的大量资料；乔治·鲍尔与我就戴高乐和罗斯福的个人关系进行通信交流；沃诺克男爵夫人让我阅读她与伊丽莎白·戴高乐在20世纪40年代的来往信件；设菲尔德勋爵努力从个人记忆和档案中搜寻有关戴高乐将军于1943至1944一年在阿尔及尔生活期间的细节，甚至允许我从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妻子的信中引用文字。索姆斯夫人在二战期间与戴高乐将军多次会面；当她的丈夫在20世纪60年代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时，她又多次见到将军。因此，她对这些往事的回忆极为重要。戴高乐将军在晚年曾前往爱尔兰度假，凯里郡《凯里人报》的谢默斯·麦康维尔向我提供有关此事的大量鲜活资料。我对他们深表谢意!

各家图书馆当然都是无比重要的，我曾从中得到极为热情有效的帮助。我在此感谢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摩尔学院麦凯布图书馆人文学科馆员史蒂文·索沃兹和巴黎的不列颠理事会(教育)新闻官弗朗索瓦·拉丰夫人，此外，还要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牛津的博德连图书馆、阿伯里斯特维斯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学院休·欧文图书馆和科尤的公共档案办公室。

上议院图书馆可谓居功至伟，那里的伊索尔德·维克托里、安妮·凯利(在她因为结婚而离职之前)、西莉亚·亚当斯和帕瑟诺普·沃德在一位好发脾气的作家面前毫无怨言，悉心帮助他穷究资料来源。接下来还要感谢巴黎的夏尔·戴高乐研究所，特别是屡屡给予我热心帮助的布鲁诺·勒鲁先生。

最后，我衷心感谢那些受邀或主动承担阅读定稿任务的人们：迈克尔·帕利泽爵士、威利斯勋爵(现已离世)、戈弗雷·霍奇森和贝尔纳·特里科。这是一件使人畏缩的任务，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书稿的品质得到大幅度提高。马丁·吉尔伯特非常热心地帮助校对，埃伦·萨姆森和黑尔加·霍顿不知疲倦地为出版该书操劳。如果没有这些专家学者的帮助，最终的结果决不可能这般完美。至于书中仍然存在的讹误与不足，当然完全由我个人承担。

我愿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以此感谢她对我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她对我在进行首次文学创作尝试时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没有她的关爱与鼓励，我决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

199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