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综合百家，注入现代意识，解构《大学》、《中庸》，显微阐幽，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创意迭出。兹举二三，荐诸读者。

书中作者将《大学》之理与管理哲学相连，阐明了管理的任务和管理的机制；又从七个方面阐述了什么是中庸之道。我们透过球柏先生的阐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庸之道在培养提高人的素质，加强人的基本道德修养，加强人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大学》经文205字，相传是孔子归纳总结出来的帝王之道，由孔子的弟子曾子记录下来。由曾子进行阐发传授的《大学》传文1546字，经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与经文合璧流传于世，被收入《礼记》之中。《大学》揭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可以视为我国最早广泛流行的官箴。

《中庸》相传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子思所作，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提倡至诚尽性与天地人和平相传，其“至诚如神”的训导为孙中山所服膺，其对“仁智勇三达德”的阐述为尼克松所赞美(尼克松认为大政治家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一个好脑袋[智]、一个好心肠[仁]、一种好精神善于决断[勇])，其对“五达道”的阐释对于我们今天提倡的思想道德建设也不无启示作用。《中庸》被收入《礼记》之中。

大学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中庸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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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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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大学之道①：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③，在止于至善④。

①大学之道：我国古代大学的教育方针。这一教育方针包括教育纲领、目标、任务、原则、内容、措施、方法和途径。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礼记·王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大戴礼记》：“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汉书·札乐志》：“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大学，古代称为“太学”，因而旧音“大”为“泰”。太学，古代又叫做“辟雍”。据《竹书经年》：“(殷纣王)三十七年，周作辟雍。”《白虎通》：“辟雍所以行礼乐，宣教化也。辟者，所以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诸侯曰频宫。”郑玄注： “尊卑学异名。辟，明也。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隋、唐、宋、元、明、清，称国子监。晋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清末改革学制，自光绪三十二年起设学部，国子监并入学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创立京师大学堂，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1912年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季羡林在《我看北大》中写道：“北大最早的名称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的前身是国子监。国子监是旧时中国最高学府，已有一千多年，其前身又是太学，则历史更长了。”所不同的是北大继承了古代大学、太学、国子监的最高学府的地位，但不兼有古代大学的教育管理机关的职能。《大学》的“大学之道”与《学记》的“大学之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记》云：“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谩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朱熹说：“《语》《孟》随事问答，难见要领，惟《大学》是曾子述孔子说古人为学之大方，而门人又传达以明其旨，前后相因，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向，却读《语》《孟》便易入，后面工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看这一书又自与看《语》《孟》不同。《语》《孟》中只一项事是一个道理，如孟子说仁义处只就仁义上说道理，孔子答颜渊克己复礼只就克己复礼上说道理；《大学》却只统说论其功用之极，至于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须治国，国之所以治却先须齐家，家之所以齐却先须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须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须诚意，意之所以诚却先须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须格物。”“《大学》是为学纲目，先读《大学》立定纲领，他书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诚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事。”“今且熟读《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大学》是通言学之初终，《中庸》是指本原极致处。”“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不比他书，他书非一时所言，非一人所记。”“尝欲作一说教人：只将《大学》一日去读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学，如何是小学，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于至善。日日如是读，月来日去，自见所谓温故而知新。须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这个意思长长地新。”“读《大学》初间也只如此读，后来也只如此读。只是初间读得似不与自家相关，后来看熟见许多说话须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读书不可贪多，当且以《大学》为先，逐段熟读精思，须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读后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连属却不妨。”朱熹一生对《大学》反复研究，用力最勤，他临终前一天(公元1200年三月辛酉)还在修改《大学章句·诚意章》，他对于大学之道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他六十岁时(公元1189年二月甲子)序《大学章句》之中。他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寝奋，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问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通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叉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兄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如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傥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典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候后之君子。及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无疑朱子精心撰写的这篇序言凝聚了他对《大学》研究的心血，他的微言大义俱见于是序之中。这对于我们理解大学之道是很有帮助的。只是他将一部《大学》仅仅归纳为“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却体现了他对《大学》尤其是对大学之道的理解的片面性。当然这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的。但在《章句》中，又将“大学”解释为“大人之学也”，并在正文前引程子之言以申其说。他说：“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八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序，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手其不差矣。”朱子确实看到了《大学》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胡炳文《大学通》云：“《语录》：‘《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又曰：‘如一部行程历相似，皆有节次。’○通曰：《经》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序》曰：‘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见得自古以来凡治与教只是此大学之道。”

P3-5

邓球柏先生著的《四书通说》就要与读者见面了。球柏先生嘱咐我为之作序，实在勉为其难，凭球柏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水平，我还不够作序的资格。但作为同窗好友，恭敬不如从命，只好硬着头皮，从叙叙旧的角度勉强为之。

我与球柏先生是大学同学，同寝室，上下床，一起度过了四年时光。毕业后，我们又一道留校任教。我调离高等学校后，球柏先生却一直任教于高等学校，尽管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从湖南走到了北京。

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跨进大学校门的学生，四年的学习生活是回味无穷的。同班同学，然而年龄相去甚远。人生阅历不同，导致志趣各异，各自对未来有着不同的追求。有的憧憬着从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的盼望着教书育人，从教数十年，桃李遍天下；有的期待着学术研究，在祖国学术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也有的在观望等待，服从祖国的分配。尽管各自的志趣不同，但总的目标是共同的，这就是振兴中华！

我和球柏先生走进大学校门时，年龄似乎都偏大了一点。现在的大学生走出校门时，还不到我们那时走进大学校门时的年龄。我与球柏先生又有着相同的经历：都出生于农村，且都是比较贫困的农村；我们都上过师范学校，教过书，对教书育人有着共同的感情。因而我与球柏先生志趣比较相投，共同语言比较多。我们都把毕业后的工作目标定位于教书育人，同时搞点学术研究。高等学校本来就是教学、科研一起抓，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促教学。高等学校教师走着一条学者的路。我和球柏先生都选择了学者的道路。

然而，学者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学者的道路上，需要勇气，需要毅力，需要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及球柏先生。球柏先生在大学时代就表现出了一种对学术研究的孜孜不倦的执著追求，他也曾给我诸多教诲，诸多勉励，诸多鼓劲，然而我却在学者的道路上止步不前，而球柏先生在学者的道路上不断迈向新的台阶。借此机会，我真诚地祝贺球柏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

球柏先生在学术方面的成就，首先当属对周易的研究。他对周易的研究，起步于大学二年级时。记得那个时候，他废寝忘食地阅读周易及有关周易研究方面的著作，学校图书馆和老师家里有关这方面的书，他都尽可能地借阅了，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我用“废寝忘食”四个字来形容他当时阅读周易及有关周易研究方面的著作的情景，一点也不夸张。他常常通宵达旦地阅读，不知有多少次，当我们早晨从床上醒来，而他却才从教室里归来。并且熬了一个通宵的他，也不是人们通常所看到的一些人那么疲惫不堪，他精神振作得很。他毕业后不久写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帛书周易校释》得到周易学界的充分肯定后，我似乎理解了他当时精神那么振奋的原因：他完全陶醉在对周易的学习和研究中。他对周易研究的执著追求取得了喜人的成就，继《帛书周易校释》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周易的智慧》、《白话易经》、《白话帛书周易》、《白话焦氏易林》、《论语通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等几部著作。现在，球柏先生又撰成《四书通说》。“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关于怎样做人、做事，怎样求官、做官，怎样忠君，怎样爱民、保民、亲民、仁民、富民、育民、福民的宝贵经验和教导。宋朝著名宰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流芳百世。毛泽东也熟读《论语》，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读《论语》，一读就是六年。”《论语》被当作“东方人的圣经”广为传播。《论语》所体现的儒家伦理在东南亚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论语》被日本工商界奉为《圣经》。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著有《论语加算盘》，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

《大学》经文205字，相传是孔子归纳总结出来的帝王之道，由孔子的弟子曾子记录下来。由曾子进行阐发传授的《大学》传文1546字，经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与经文合璧流传于世，被收入《礼记》之中。《大学》揭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谛，可以视为我国最早广泛流行的官箴。

《中庸》相传是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子思所作，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提倡至诚尽性与天地人和平相传，其“至诚如神”的训导为孙中山所服膺，其对“仁智勇三达德”的阐述为尼克松所赞美(尼克松认为大政治家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一个好脑袋[智]、一个好心肠[仁]、一种好精神善于决断[勇])，其对“五达道”的阐释对于我们今天提倡的思想道德建设也不无启示作用。《中庸》被收入《礼记》之中。

《孟子》一书相传是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编订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相传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得圣人之真传。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生追求保民而王发政施仁的理想政治。《孟子》一书系统地阐明了孔孟的仁民政治，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帝王之道的总结。孟子生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的战国时期，他目睹战火下人民的悲惨生活，立志救民于水火，游说诸侯保民而王、发政施仁、尊德乐义；呼唤和平，呼唤停止战争，呼唤祖国统一，但却不见用于世。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遵孔子之道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孟子》一书凝聚了孟子的伟大理想和抱负，以及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是爱民的宝典。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宋代以《孟子》升经，又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淳熙间(1174一1189)，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始立。此后，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四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其在宋以前就已受到程度不同的重视。

秦始皇晚年焚书坑儒，导致国家分裂，生灵涂炭。汉高祖纳谏改过，崇奉儒学，天下太平。汉文帝慈惠爱民，专务以德化民，与民休养生息，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为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汉景帝移风易俗，黎民纯厚。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以便自己能担当“任大而守重”的帝王之业，因而以对策的方式举贤良求治道，接受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诏令天下劝学行礼。唐高祖、唐太宗鼓励尊孔读经，以至于出现了唐代初年的“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林传序》)的盛况。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标准，唐太宗还下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立《五经正义》。李世民倡孔子正身修身之德，创盛唐贞观之治。

隋唐科举取士，以儒学为主。唐代明经习经，《大学》、《中庸》所在的《礼记》冠群经之首，为两部大经之一；《论语》为必习之书。《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记唐选举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中明确规定：“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毂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

诚然，尊孔读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却是极为重要的。无怪乎柳诒徵大声疾呼：“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1988年1月，法国巴黎75位国际诺贝尔得奖人的会议宣言强调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这就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文化将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担当起重要的责任。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四书》。因此，用现代人的意识，用未来眼光诠释《四书》的历史使命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肩上。

球柏先生勇敢地挑起了诠释《四书》的重任，历十年之久，殚精竭虑，撰成《四书通说》。《四书通说》的最大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综合百家，注入现代意识，解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显微阐幽，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创意迭出。兹举二三，荐诸读者。

(一)大学之道与管理哲学

在我国古代，“《大学》受到了知识分子尤其是做官的知识分子的特别青睐。《大学》不仅被誉为圣贤之学奉为圣学经典，而且被尊为帝王之学、视为帝王将相的教科书。用现代意识来解构《大学》，我们不但可以将《大学》视为管理哲学、领导哲学，而且可以将《大学》视为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大纲”(《大学通说·序》)。

“若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大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理论，甚至可以说，大学之道便是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大学通说·序》)。

我们知道，大学之道主要由“三纲领”与“八条目”组成。

球柏先生认为，“三纲领”阐明了管理的本质和价值。“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既体现了管理的本质，又体现了管理的目标和价值。追求美德是管理人员的本质要求。平天下的实质是明明德于天下，让天下人都达到至善的境界。亲民、新民、爱民，是管理者的美德的外化。“明德、亲民、至善，既是管理的本质要求，又是管理的价值取向标准。一个高素质的管理者必须具备这些本质要求”(《大学通说·序》)。

球柏先生认为，“八条目”既阐明了管理的任务，又阐明了管理的价值。他说，《大学》提出的管理任务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价值就在于实现“三纲领”，完成“八条目”，“即达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人生理想境界。具体地说，格物、致知、诚意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者的真；正心、修身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者的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即在于追求管理目标的实现(美)”。“‘八条目’的实施过程就是管理过程中的真善美的完善过程。即是‘明明德’于自我、‘明明德’于家庭、‘明明德’于国内、‘明明德’于天下的逻辑展开和历史进程，又是‘亲民’、‘止于至善’在管理过程中的充分体现”(《大学通说·序》)。

球柏先生对《大学》的这些见解，发前人未发之覆，睹今人未睹之秘，融会古今，沟通中外，嘉惠士林。

(二)中庸之道与“三德”建设

什么是中庸之道？球柏先生廓清了以往对中庸之道的种种误解，作出了中庸之道就是和平之道、诚实之道、忠恕之道的科学诠释。他认为，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中庸之道包括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丰富内容。例如，他说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

球柏先生从七个方面阐述了什么是中庸之道。我们透过球柏先生的阐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中庸之道在培养提高人的素质，加强人的基本道德修养，加强人的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完善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讲中庸之道，促进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建设，是球柏先生赋予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他说：“中庸之道的合理成分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建设。我们可以在全社会宣讲达道提倡亲亲以促进家庭美德建设，宣讲达德提倡尊贤以促进职业道德建设，宣讲修身提倡慎独以促进社会公德建设。用至诚的精神以美士风、家风、民风、世风。”(《中庸通说·序》)

(三)孔孟之道与天下和平

孔孟之道与天下和平这一主题贯穿于《四书通说》的始终。球柏先生认为，孔孟之道的实质就是亲亲忠君尊贤爱民向往天下和平，因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就是培养既会做人又会干事的大政治家。大政治家需要集仁、智、勇三者于一身。球柏先生在阐述《论语·宪问》第二十九章孔子说的“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时指出：

“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仁、智、勇三种素质。那么什么是仁的表现呢？什么是智的表现呢？什么是勇的表现呢？孔子在这里给仁、智、勇予以了界定。这是研究孔子仁学、智学、勇学的重要内容。孔子谦虚自责(我无能焉)，旨在勉人上进。成德以仁为本，进学以智为阶，成事以勇为帅。此三者是铸就理想人格，造就伟人缺一不可的重要因素。”

又如《论语·宪问》第三十六章：“子日：‘莫我知也夫！’子贡日：‘何为其奠知子也？’子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球柏先生阐述道：

“孔子为世人不理解他而大发感慨，悲伤不已。子贡直言不讳地向孔子提问为什么没有人理解他。孔子从他的精神境界、处世态度、学习方法和目的的特殊性回答了为什么没有人理解他的原因。孔子的精神境界是不怨天，处世态度是不尤人，学习方法是下学于人事，学习目的是上达于圣道。这三个方面在孔子看来是旁人所没有达到的，也是人们不可能深刻认识得到的。因此孔子感到自己没有知心朋友。”

又如球柏先生在阐释《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时指出：

“在人际交往中，不免有矛盾。当矛盾产生的时候，多从自身检查矛盾产生的原因，少归咎于别人，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就是解决人际交往矛盾的有效方法。这也就是‘礼之用，和为贵’的具体运用。”

在阐述《孟子·公孙丑上》第四章“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时，球柏先生写道：“这一章揭示了孟子的荣辱观、祸福观以及孟子的价值取向尺度。孟子认为，施仁则荣，不仁则辱；施仁则福，不仁作孽则祸。全章论述了‘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这一论点。告诫君王及时修德施仁，趋利避害，趋福避祸，造福人民。”

孔子的思想侧重忠君，孟子的思想侧重爱民。球柏先生在阐明孟子的“民贵君轻”著名论断时指出：

“民贵君轻，是孟子政治观的核心内容。孟子认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对民贵君轻的政治观教育。要求君王发政施仁以民为本，保民而王尊重人民。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观教育主要是针对君王提出来的，是对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告诫君王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尊重人民。另一方面孟子又鼓励君王和人民在精神上学习尧舜的品德，达到尧舜的精神境界。

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观教育告诫君王要得民心、得民助。因此，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天下不心服者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所以他特别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重要作用。

孟子为了阐明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引《太誓》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证成其说。根据《太誓》的文字和孟子的理解，我们似乎可以推导出以下贵民的命题：

天意自我民意；天心自我民心；

天志自我民志；天喜自我民喜；

天怒自我民怒；天哀自我民哀；

天恨自我民恨；天恕自我民恕；

天怨自我民怨；天成自我民成。

直言之，上天尚且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何况于君王乎？焉能不与民同乐哉！焉能不尊重人民，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哉！只有尊重人民，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发政施仁，保民而王，才能达到天下和平的幸福境界。这就是球柏先生所提倡的孔孟之道。

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否符合球柏先生的原意，恳请读者评说。

是为序。

李建国

2008年3月31日

于长沙望月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