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新世纪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是美国教育改革的“正确”之路？这些都是《教育的“正确”之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书是阿普尔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所开展的一项新的工作，这项新的工作既是阿普尔近30年来对美国教育政策反思与批判的继续，又是对前期工作的拓展与提升。

阿普尔集包括《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官方知识》、《教科书政治学》、《国家与知识政治》、《教育的“正确”之路》、《被压迫者的声音》共七本著作。这些著作是从阿普尔的30多本著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其中的大部分著作被翻译成日、法、德、韩、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意大利等国语言，还有一些著作获得了大奖，如《意识形态与课程》和《官方知识》入选20世纪最重要的著作，《教育的“正确”之路》被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授予杰出著作奖。

本集中的每本书都独具特色，独立成篇，当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时，又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套经典译丛基本反映了阿普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

总序

译者前言

中文版序言(附英文)

第一版鸣谢

第二版鸣谢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市场、标准、上帝和不平等

 导言

 约瑟夫(Joseph)的故事

 保守主义议程

 勾画右派

 争论的自由

 市场化世界

 重建文化秩序

 宗教与国家

 经济与宗教

 管理主义

 分析保守主义现代化

第二章 谁的市场，谁的知识?

 导言

 新自由主义：学校教育、选择和民主

 新保守主义：教“真正的”知识

 威权的民粹主义：作为上帝需要的学校教育

 专业和管理的新中产阶级：更多的测验，更高的频率

 结论

第三章 生产不平等：在政策与实践中的保守主义现代化

 现实情况

 右派转向

 新市场、老传统

 市场与表现

 国家标准、国家课程和国家测验

 建立教育分类

 策略上的思考

第四章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把谁甩在后面：审计文化的阶级和种族

 现实

 导言

 问责和不平等

 改变常识和审计文化的增长

 在阶级话语中的新管理主义

 无依无靠者和对审计文化与市场的支持

 有关可能性

 可使用的方案

 诚实面对教育改革

第五章 岌岌可危的基督教

 达尔文、上帝和邪恶

 世俗的危险

 从中心到局外人

 南方的十字架

第六章 上帝、道德和市场

 将上帝带回世界

 政治和牧师

 电子牧师

 基督的国度和言论自由

 没有上帝的学校

 我们所做的并无任何不同

 威权民粹主义的感觉结构

 仇恨怎么会看来如此善意

 把稻草变成金子

第七章 远离所有的教师——家庭学校的文化政治

 家庭学校的局势

 撒旦的威胁和家庭的堡垒

 对国家的攻击

 公有和私有

 小结

第八章 做好家庭学校的工作——性别、技术和课程

 简介

 社会运动的资源和成长

 技术和家庭学校运动的壮大

 理解社会运动

 技术和家庭学校运动

 家庭学校运动中的性别色彩

 解决矛盾

 对上帝的市场营销

 课程教学中的情感劳作和日常运作

 结论：孩子以及“正确”／“右翼”的生活方式

第九章 向右转的错误和中断右派

 文化的价值

 冲突性的改革

 教育改革“种族化”

 让挑战公开

 向其他国家学习

 异样的思考

 联盟能够跨越宗教和世俗的区分进行建构吗?

 使批判教育实践成为实践性的

 希望作为一种资源

参考文献

附录 迈克尔·阿普尔专访

在这里对美国的分析已经开始证明相似的结果。然而，不幸的是，比较草率有时甚至有些自鸣得意的有关市场、标准、测验和还原性的问责等政策优势确实如此——优势。即使开展一些额外的工作，如Jeannie Oakes、Amy Stuart Wells、Pauline Lipman、Mary Lee Smith和其他学者所开展的对这些政策和实践的潜在影响的研究工作，以及即使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非常有效学校的例子，通过使用更加民主和批判性课程、教学和评估模式取得成功，这似乎仍然感觉好像不得不迎击保守主义现代化的浪潮。

考虑到事情的这种状态，我们需要关注阐述情形中到底发生什么的材料，在那里高标准和高测验分数的压力击中了学校和它们所服务的不同人群这样的现实。David Gillborn和Deborah Youdell的著作《定量配给教育》(Rationing Education)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更加详细地探讨了我们对不断提高的标准、强迫性的课程的过于迷恋和对测验的过于强调对教师和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和通常破坏性的影响。

本书建立在对英格兰的初中和高中学校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它也详细地论述了当前美国所正在采用的政策的显在的和潜在的影响。这些包括这样一些事情，如建立一个情景，在那里一个高风险的测验来回“折腾”教师，迫使学校不断表现出在这样的标准化测验中不断提高的成绩分数，而不管学校和当地社区的支持水平或贫穷状况，迫使学校公开展示实际上或许很丢脸的结果，并威胁那些在这些测验中没有表现出“提高”的学校，要对它们进行严格惩罚或者剥夺控制权力。

当然，确实存在一些差学校，学校中也存在无效的实践。然而，把教育降低为通常并不完善的测验分数，为了比较的目的通常使用技术性的和教育上并不适当的方式，已经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为Gillborn和Youdell所讲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背景。

在许多方面，《定量配给教育》提供了什么被称之为学校生活的微观经济学。它考察了学校为了争取稀缺资源而展开激烈竞争时期积累某些有价值商品的方式。在这个案例中，商品是比较高的测验分数，资源是大量的学生和公众对一所“好”学校的认同。作者的描述方式他们称之为“A—C经济学”。

在英格兰，与美国一样，学校存在于一个等级秩序的市场中，存在于声望和名誉之中。它们由在特殊的国家测验中通过分数的学生数来评估。国家测验公布一个“名次表”，其中学校根据它们的相对结果被排序。大部分学生都得到A—C级的学校比那些学生通过率较低的学校拥有更高的地位——即使每个人心理都清楚，在学校结果和贫穷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们需要再一次记住美国，贫穷比任何学校改革都能够解释学校成绩变量。)

这是明摆着的，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这种情形形成了具有某种特点的经济学。预计有更高测验分数的学生更有价值，预计有低测验分数的学生被视作对处于市场中的学校没有什么用处。这也毫不奇怪。然而，这种经济学的结果，是影响巨大的。另一个关键性的学生群体受到关注，并投入相当大的资源、精力和注意力——那些处于通过和失败边界的学生。那些学生——通常被视作中产阶级“学习成绩落后的学生”——变成学校重要价值的目标。毕竟，如果这个主要群体能够跨过边界进入A—C栏，学校的结果将更加积极。

不断增强对这些处于边界上的学生的关注何错之有？这里正是Gillborn和Youdell认为不太好的地方。在这种A—C经济学中，特殊学生被看作变动的，其他学生的能力被看作逐渐固定的，不值得注意。这些学生的阶级和种族特征是很明显的。穷人和工人阶级学生、非洲后裔学生和其他种族“不同的”孩子在这种市场中并不是有价值的商品。Gillborn和Youdell的研究表明，即使性别分类在学校中也不再明显，深深扎根于种族和阶级为基础的结构中的分类在学校并没有得到直接的反映。在这些机构中，它们事实上被再生产了。

因此，提升标准，提高测验分数，保证公共问责，使学校更具竞争力，所有这些被付诸实施的政策对那些在同样学校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产生了一些有害的结果。然而，不仅仅是证明这些负面结果的学生，教师和管理者的声音表明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他们开始强化他们的感觉，哪些学生是“有能力的”，哪些学生并不是。分类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又回来了。而且，黑人学生和享受政府午餐项目的学生最有可能被归到这样一类或学术和职业指导，即保证他们有限的或没有流动，将确保他们像“没有价值”的学生那样的地位。

在这里同样值得强调的是，A-C经济学选择那些被认为有价值学生的特殊方式。通常，那些行为测验结果很相似的学生在学校中会有很不同的发展方向。因而，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或许都处在A-C／失败分类的边界，但是黑人学生不会成为额外关注的受益者。这些情形通常表现为潜在发挥作用的能力观念，这种观念被多年的黑人学生成绩“问题”的话语所强化，尤其被不断增长的认为在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中的基因差异的科学“研究”(最终成为种族主义者，经验证明是有问题的)所强化。正如我所强调的，著名的人口遗传学家不但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这些理论也是臭名昭著的。在资源稀缺和压力不断增强的时代，它们重新进入我们学校中的常识决策中，这一事实表明，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在教育者的头脑中是多么地根深蒂固，教育者或许没有意识到在对付大量学生时要试图走向实用主义。

正如前面的研究所清楚表明的，在面对这些趋势时学生并不是被动的。实际上，正如Gillborn和Youdell所表明的，学生“理解、质疑而且偶尔抵制”。然而，“抵制的范围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学生无疑被视作许多组织和规训话语的对象，其中年轻人本身发挥很少的积极作用”。在本书或许是最有力度的一段文字中，作者总结了这个完整过程的影响。“那些已经被用于提高成绩目标的选择和指导过程经常被学生体验为是消除权力和动机，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些体验转变成被不公平对待的情感，转变成在阶级和种族处于优势的人仍然在教师和学校组织方式中处于优势这样的情感。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类“改革”所传达的最有力的信息是，世界不仅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学校本身也是主要的机构，它们只对那些已经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人做出反应。很明显，这并不是任何认真对待什么被称之为强民主的社会需要教授的信息。但是它对于我们的社会或许是需要的。只要把高标准和高风险测验付诸实施就能奇迹般地解决深层次的教育和社会问题，这种假设驱使着学校制度，而我们的像约瑟夫一样的孩子在这样的学校中学习。仔细阅读《定量配给教育》应当使我们更加小心这些没有根据的假设。

不幸的是，最近对所有前面所讲的美国问题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这些担忧。尽管我在下一章将会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有些方面仍然需要强调一下。例如，Linda McNeil仔细地调查了当国家操纵下的涉及强迫性的标准、课程、还原和竞争性测验这些“改革”时得克萨斯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也调查了对教师专业化的攻击，结果表明，这些政策和实践试图想帮助的孩子和学校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伤害，这是确凿无疑的。得出同样结论的还有Pauline Lipman对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深入研究。亚利桑那州和其他一些州，类似的趋势也已经得到证实，保守主义现代化在课税扣除、测验和课程等方面的改革产生了不平等。因此，教育要走向民主。P82-85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引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的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思想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和作家，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这中间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也希望不避烦难，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丛书主编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

徐 辉(浙江师范大学)

张娥贤(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