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笔记告诉我们，维特根斯坦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作家或凭听觉写作、灵感丰富的语言艺术家。

《维特根斯坦笔记》所蕴含的风格原创性及其艺术价值，值得引起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

《维特根斯坦笔记》又名《杂论集》、《文化与价值》，是著名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25岁直到他去世为止所作的格言式笔记精选集，由维特根斯坦的密友、弟子和遗嘱执行人冯·赖特教授选编而成，内容涉及音乐、建筑、哲学、文学、宗教等不同范畴。

编者序

1914-1931

1932-1937

1938-1946

1947-1951

译后记

人名索引

恩格尔曼告诉我，有一次他在家里翻弄满满一抽屉的手稿时，蓦然产生一种美妙的感觉，这些手稿落到他人的手里可能是有价值的(他说自己在阅读已故亲友的信件时也有同感)。但是，一旦他想象出版一个选集，整件事便失去了魅力和价值，难以付诸行动。我说，这就好比是以下的情形：没有什么能比看见一个做着极为简单的日常活动而自以为未被注意的人更加不同寻常的了。让我们设想在一个剧院里，大幕拉开，我们看见一个男人独自在一个房间里，来回走动，点燃一根香烟，坐下，诸如此类的一些动作。于是，我们突然从局外的立场观察一个人，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以那样一种方式观察自己，这就像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摩传记的一个章节——这肯定是有点儿异乎寻常，同时也很精彩。我们正在观看的东西：生活本身，应该比任何剧本的台词和舞台表演更加引人入胜。——然而我们确实是天天看见它，它却没有给予我们丝毫的印象！够真实的了，但我们没有从那个角度看见它。——那么，当恩格尔曼望着他写下的那些东西，觉得它们妙不可言时(尽管他不想单独出版任何一篇)，他是在观看他的生活，像上帝创造的一件艺术作品，自然是值得当作那样一件作品去注目沉思的，像每一种生活每一件事物一样。但是，也唯有艺术家才能描绘个别的事物，使它像一件艺术品那样向我们显示出来。是的，当手稿被人分别对待时，它会失掉价值，尤其是那种索然无趣的态度，事先就没有一点热切的渴慕之情。一件艺术作品迫使我们——像有人会说的那样——以恰当的角度去看见它，但是在艺术缺席的情况下，那个对象就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只是自然的一块碎片；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情来提升它，但这并没有给予别人以那样的权利，拿它来与我们对质(我在不断地想一张风景照片，那些乏味的快照当中的一张，对于拍摄照片的那个人来讲是很有趣的，因为他自己到过那儿并且体验到一些东西；但是另一个人会冷冰冰地看待它而且觉得十分情有可原，是在永远无可非议的范围内冷冰冰地看待某种东西)。

但我好像也是这样，不是通过艺术家的作品，而是通过某一条途径来捕获这个世界的sub specie aeterni；思想拥有这样一条途径——我这样认为——仿佛它是在世界的上空飞翔并让这个世界维持原样——在飞翔之中，从其上空对它进行观察。

P8-9

维特根斯坦遗留的手稿中有大量的笔记，它们散见于那些著作的正文之中，这些笔记跟他的哲学著作没有太直接的联系。笔记中有些是自传性的，有些涉及哲学活动的本质，还有一些涉及普遍性的论题，诸如艺术或宗教的问题。通常不能将它们与哲学正文切割开来，不过，维特根斯坦本人在许多地方暗示过，他用括弧或其他的方式将它们作了区分。

有些笔记限于一时，是短暂的。大部分笔记则饶有趣味。有时它们给人的印象隽永而美丽。对于遗著保管人来讲，显然有必要将若干笔记交付出版。G．H．冯·赖特受到委托选编这些材料。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如何圆满地完成这项工作，对此我作了许多不同的设想。比如说，起初我的设想是按照它们涉及的话题来加以编排，诸如“音乐”、“建筑”、“莎士比亚”、“格言箴语”、“哲学”等等。有时觉得这样的分类是可行的，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就总体而言，用这种方法去分裂材料恐怕会给人一种人为加工的印象。有一度，我想到了已经出版的哲学著作。因为维特根斯坦许多最令人难忘的“格言箴语”也包含在他的哲学著作中——《1914—1916年的笔记本》、《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我觉得只有将它们嵌入到这些上下文中，维特根斯坦的格言箴语才真正具有冲击力。正因为如此，将这些言论从它们的背景里撕扯下来我以为是不妥当的。

后来我也想过，不要搞得太庞杂，只选用“最精彩”的言论。我觉得大堆的材料只会削弱这些言论赋予人的印象。设想这么做是对的——但我要做的可不是充当鉴赏力的仲裁者。再说，我不相信自己能对那些相同或几乎相同的思想所做的重复的表述加以取舍。在我看来，这类重复的表述通常是很有道理的。

最后，我确定了选材的原则。在我看来只有这个原则才是万无一失。我从集子里抽掉了纯属“私人”性质的笔记。这些笔记是维特根斯坦用来议论他生活外界的环境，他的心态以及他跟其他人的关系——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在世。一般说来做这样的区分还是容易的，它们的趣味也不同于这里发表的那些部分，只有少数的情况下，我在收入那些自传性质的笔记时感到两者颇难兼顾。

本书出版的言论按年代顺序逐一标明。值得注意的是，有近一半的言论是从《哲学研究》第一部分完成之后(1945年)的那个时期着手写作的。

不熟悉维特根斯坦的生活环境以及他涉猎的读物，又缺少详细的注释，读者会感到某些言论隐晦难解。在许多地方用脚注的形式提供一些评注恐怕是可行的。不过，我已经避免了加注评论，除非是极少数例外的情况。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有的脚注都是编者加上的(有几条是英译者所按，具体都有署名)。

本书将无可避免地落到这样的一些读者的手中，他们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无所知。这未必就是有害而无益的。我同样确信的一点是，只要借助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背景，这些笔记就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和欣赏。而且，那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哲学。

我于1965年至1966年开始对手稿进行筛选。然后我将这个工作搁置起来，一直到1974年。海基·尼曼先生帮助我对这个集子作了最后的选择和整理。他还仔细将它与手稿逐一地核对，纠正了我打印稿上许多的错误与脱漏。我非常感谢他的工作，对他在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细心周到和出色的品味颇感难忘。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恐怕不能编成这个集子将其交付出版。我也要向拉什·雷斯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他纠正了我书中的一些错误，而且在选材方面给了我宝贵的建议。

乔治·亨利克·冯·赖特

赫尔辛基

1977年1月

此书原德文版的书名为《杂论集》(Vermischte Bemerkun—gen)，中文标题也译作《混合的评论》，系由维特根斯坦的遗嘱执行人冯·赖特教授按照编年的顺序从哲学家的若干笔记(notes)中选编而成，编选范围是1914年到1951年间的部分遗稿，涉及音乐、建筑、哲学、文学和宗教等不同范畴，以格言和札记的形式出之，体例上与维特根斯坦的其他著作并无太大差异。但是，正如选编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它较之于其他著作更具“情绪”色彩，这是一个相对独特的标记。1977年成书之后由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后来更名为《文化与价值》(Culture and Value)，这个书名以及彼得·文奇(Peter Winch)的英译本影响较大，获得比德文原版更为广泛的阅读。这是从保险柜的封存中首先得以披露的一部分私人文件，在维特根斯坦遗留的大量未发表的文稿中，这些笔记只是占据很小的一部分。

中译本按照彼得·文奇的英文版译出，参照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的英德对照本的德文版做了校对。书中的“人名索引”以及冯·赖特教授为德文版撰写的序言，也都是从英文版译出，以供读者参考。脚注有一小部分系编者与英译者所加，具体都有注明。未加注明的部分均由中译者所加。就书中涉及的人名、书名的出处以及作者相关的背景，译者根据我国大专院校文科生的程度作了相应的补充。遵照原书的体例，对作者的观点尽量不加任何评注。需要说明的是，中文的翻译和注释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别人的工作成果，特别是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文化和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对于本书的工作多有裨益。为求统一起见，书中人名如“列瑙”、“格里尔柏尔策尔”等，除个别错译之外未作更改，均从旧译。

德国基尔大学的约阿希姆·鲍尔特(Joachim Boldt)先生校阅了全部中文译稿并提供许多修改意见。校阅时间是2002年的春夏之交。书中几处法语和拉丁文也均是由他翻译。在旅居杭州期间，他为此书的校阅辛勤工作。译文融入了他的学识和精力，最终得以定稿，与他适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李磊先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德语专业的蔡玳燕老师为译文的修订提供了建议。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原中国社科院数学研究所的李旭华先生的帮助。李磊、代瑞克·傅尼埃(Deryk Fournier)先后提供此书的原版资料。另外，李磊曾撰文评述这个译作，译者根据他的批评意见又对译文作了两处修改，在此表示感谢。

维特根斯坦(1889—1951)的生平和思想一直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尽管很多，自其讣闻所发表的资料起，读书界便存有不少误传。《杂论集》的编者冯·赖特教授甚至认为，他“所读到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大多数传记文章，其氛围与它们的传主格格不入”，这对于我们了解哲学家的思想是缺少助益的。

作为密友、弟子和遗嘱执行人，冯·赖特教授本人曾撰有《维特根斯坦传略》、《维特根斯坦和传统》等文章，其文风精谨平易，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幅较为忠实的哲学家肖像。这些文章现可从他的一部汉译的著作集中读到，此书题为《知识之树》，由陈波编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用来代替“译后记”中的“作者生平介绍”，它们是很适合的材料，只是这里不便作大段的转述，读者感兴趣或可自行查阅。  这本由后人辑录的著作，较详细的相关评论并不多见。卷首“编者序”中提供的看法是颇为谨慎的。但也有人认为，从此书编辑的方式来看，《杂论集》为读者提供的是一本普适性读物，英译本又冠之以不无矫饰的“文化与价值”的书名，罗列的只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于流行事物、文化读物或美学问题的诸种见解，应该与他更为纯正的哲学著作区分开来。这个看法不无道理。维特根斯坦的创造(如果需要用到这个词的话)，主要是体现在他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等著作当中，哲学界在评述其不同时期的思想时也很少提到《杂论集》，这些笔记显然并不代表他哲学的中坚部分，构成其需要说明的一个基础。但是应该指出，此书在涉及生活和文化的各种话题时，记录的并非是普泛性的观点；它们也不是出自于一个局外人有距离感的评论。作者对于存在的事物所作的审视和体验，在记录他想法的同时，也勾勒了他的一幅自画像。宗教、建筑、音乐、哲学的本质、时代精神、天才、犹太人等等，作者反复探讨的话题也是他的精神生活中持久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似乎很难能的够清楚地加以裁定，这些笔记在他的思想中是居于次要的位置。而且，我们也很难把它们纳入到某个普泛性和教条性的纲目之下，使之变成某一种类型的“学问”。

维特根斯坦在欧洲文化中所处的位置本身就很独特。有人将他排列在奥古斯丁和帕斯卡的行列当中，而不是将他排在当代学院哲学家的学术队伍中。这个评价值得介绍，而且符合他的气质和思想面貌。冯·赖特教授的文章指出，这位哲学家“从来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哲学经典著作”，“他只阅读那些能够使他全身心投入的东西”，而那些“处于哲学、宗教和诗歌交界--处的一些作家，比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给维特根斯坦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奥古斯丁、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以及他给予了很高评价的奥托·威林格等人。

从这些介绍也可以看出，哲学家何以要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5勒等人的音乐，对莎士比亚、弗洛伊德等人的写作表现出那样一种关注，我们从其欣赏或排斥的作品当中或可反观他的写作所处的位置。他对于福音书和宗教问题的探讨，对美学和写作风格的探究等等，似乎不能被看作是例外的趣味。维特根斯坦在这本笔记中谈到，他对科学问题不感兴趣，唯有观念和美学的问题才能吸引他。同时，他也明确地把自己视为“作家”，并把哲学的写作等同于创作“诗篇”，这是我们在本书的阅读中不应忽略的观点，或许能够让人以更为真诚的旨趣来看待他的写作。这本书中反复提到的读物和人物其实并不太多。而他个人对于“创造”的关注则表现为一种持续的紧张和虔敬，并渗入许多不同的领域，显得十分耐人寻味。

在一个文化传播便捷过量的时代，作家的产生和学者一样，复制的很多，能够创造的则少而又少。把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视为作家或一位凭听觉写作、灵感丰富的语言艺术家，也未必是一种降格。这些笔记告诉我们，确实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写作和思考。理所当然，他要把自己看作是优质的诗人。《杂论集》的语言所蕴含的风格原创性及其艺术价值，似乎远未得到应有的评价，而这也是此书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阅读这些笔记有时会让人感到，维特根斯坦是一位非常机智、善于言说和交谈的人。但这里的大多数笔记告诉我们，他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这些笔记是他精神的自我限定的一个原始记录，围绕他孤立的探索和工作，所展示的景观如同朝向极地的远航；其冷如冰晶的语句富于“情绪”的默示，也记录他内心孤独的观感和思虑。从价值的层面看，收录于此书中不同年代的笔记则包含一个极为激越的立场，意味着作者要在自身的存在之中抵御任何一种精神腐败的迹象，躲避整整一个时代的衰颓，呼吸不一样的空气。这个方面，《杂论集》的语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读者不经过费力的“翻译”而要径直抵达他的世界，理解其深邃的氛围和含义，并欣赏其思想的卓越动人的美丽，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许志强

2007年12月28日于杭州翠苑三区高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