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党政干部科学发展观历史文化读本” 系列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共五个专题:拨乱求治、赈灾济民、广施惠政、治霸惩恶和治镜安民,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为指导,介绍中国古代统治者和政府官员安民为天的事迹,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以供后人借鉴,是一本对当前广大领导干部既有历史借鉴意义,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历史教育读本。此书立意高远,重点介绍历代统治者和政府官员治国安民的故事,突出资治通鉴的作用,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教育性;全书内容丰富,语言流畅,叙述精当,读者从中可以获得生动形象的历史知识,了解古代先贤的丰功伟绩,具有很高的可读性,非常适合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使用。
这是一部学者写给领导的书。
历史事实是相对稳定的,历史的意义却历久常新。众多知名学者撰文,以详实的资料,生动的表述,为广大领导干部提供一部可资借鉴的历史文化读本。
霍光知时务之要
汉武帝统治时期,内兴功作,征战不已。至其晚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由于继起的昭帝、宣帝励精图治,终于转危为安,呈现中兴气象,“昭宣中兴”的出现,是与霍光匡安社稷的功绩分不开的。
霍光(?—前68年),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武帝时著名将帅霍去病的异母弟。早年为郎官,迁诸曹侍中,后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为人资性端正,沈静详审,出入禁闼二十余年,未有过失,深得武帝亲信。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有意立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嗣,因其年幼,欲命大臣辅之。一天,使宫中画家作周公背负成王朝诸侯图赐霍光。后元二年(前87年)春,武帝病重,嘱霍光体察画意,“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于是霍光任为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与金日碑、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同受遗诏,辅佐少主。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政由己出。霍光知时务之要,采取以下措施致力于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一,强化皇权。
昭帝即位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并没有止息。燕王刘旦自以为年长,时刻觊觎皇位,到处散布流言,诬蔑昭帝非武帝所出;昭帝之姊鄂邑盖长公主自恃对昭帝有养育之恩,图谋私利,一再为所嬖幸的丁外人求封官爵。除金日碑已死,三位辅政大臣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上官桀父子并为将军,女为昭帝皇后,企图以椒房中宫之重专制朝政,由是与霍光争权,矛盾日益激化。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自矜功伐,欲为子弟得官,对霍光也是心怀怨望。于是盖长公主、上官桀和桑弘羊皆与燕王暗通声气,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诬告“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表示自己“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汉书·昭帝纪》)上官桀从中呼应,企图借昭帝之名,罢退霍光。昭帝不准。上官桀等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阴谋令盖长公主设酒宴请霍光,置伏兵格杀之,然后废黜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结果阴谋暴露,霍光尽诛上官桀父子、桑弘羊和丁外人宗族,燕王、盖长公主皆自杀。自此昭帝皇位得到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暂时消解,为休养生息、发展民生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元平元年(前74年),昭帝死,无嗣,霍光承皇太后诏,与大臣迎昌邑王刘贺即位。因刘贺昏乱,随即废之,迎立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归政,宣帝谦让不受。光继续秉持万机。举凡政事均先呈报霍光,然后奏御天子,前后秉政二十年,维护了刘姓统治的连贯性和政局的稳定。
第二,与民休息,恢复民生。
班固在《汉书·昭帝纪》赞语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承孝武奢侈余敞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先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日“昭”,不亦宜乎!
这是对昭帝的赞誉,也是对霍光历史功绩的肯定。
昭帝即位后,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国计民生濒临崩溃的边缘,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审时度势,着力推行武帝晚年所制订的休养生息的“富民”政策。昭帝即位当年即始元元年(前86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巡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至五年,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次年,又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召至京师,议罢盐铁榷酤。结果,罢榷酤官,废止酒类买卖,改收酒税,每升四钱。其次,轻徭薄赋,使民务本力农。如始元二年下诏免除农民当年应交田租;五年,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六年,减漕三百万,元凤二年(前79年)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得以菽粟当赋,令四年毋漕,罢中牟苑以赐贫民,并屡次赈贷农民种、食,减免贫民积欠的租赋贷款。与此同时,与匈奴也重新恢复了和亲关系。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晚年以来动荡不安的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凋敝的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导致了“百姓充实”的小康局面的出现。
霍光于地节二年(前68年)病卒,他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秉政二十年,为西汉王朝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盐铁之议问民疾苦
西汉昭帝时,曾召集郡国贤良文学到长安开会,会议的主题是询问百姓疾苦,讨论盐铁官营及其他财政措施,史称盐铁之议。
汉武帝时,重用桑弘羊,孔仅和东郭咸阳等兴利之臣,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统一货币、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算缗告缗等。这些措施,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提供了充袼的物质基础;由于这些财货多取之于工商业者,所以当时号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是,汉武帝后期对外征伐漫无节制,政治腐败又使盐铁官营成了扰民、虐民的弊政,如铁器苦恶,价格高昂,主管官员废公谋私,强迫农民冶铁煮盐等,从而加剧了农民的负担。至武帝晚年,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反抗斗争也越来越频繁,从而迫使武帝不得不改弦更辙,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诏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致力农耕,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昭帝即位年幼,霍光秉承武帝遗诏辅政,他继续推行武帝晚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从而与桑弘羊等人发生分歧。为了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意见,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霍光以昭帝的诏令,在始元六年(前81年)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会议盐铁。郡国贤良文学和桑弘羊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贤良文学集中抨击盐铁官营等措施。他们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就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的经济事业,所以要求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一系列措施。对此,桑弘羊坚决反对,他认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于是,双方就对待匈奴的政策,又展开了辩论。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桑弘羊则反对以德政感化,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卫汉王朝的安全。此外,双方还就施政方针和治国思想、农业的基本政策等进行了辩论。后来,桓宽根据会议的记录,并加以推衍和增广,写成《盐铁论》一书。从这本书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双方辩论的主要情况。
盐铁会议是西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反映了汉朝统治者为克服武帝晚年“海内虚耗”的危机,进行政策调整的努力。会议所出现的分歧以及就此而展开的辩论,反映了西汉统治阶级内部对武帝晚年以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提出不同的治国政策。贤良文学信奉儒家,在辩论中不乏迂腐之见,但他们来自民间,比较体察社会的实际状况,反映了百姓的疾苦;桑弘羊坚持原来的政策方针,尽管从大道理上来说可能是真知灼见,但他没有看到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经过汉朝连年出兵的打击,匈奴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而民不聊生,经济凋敝则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实行增加百姓负担的经济措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但反映了桑弘羊头脑的僵化,也暴露了他的狭隘的私心。然而,对于封建国家来说,盐铁官营的确是重要的财政来源,因此,霍光虽然支持贤良文学的意见,但并没有贸然取消盐铁、均输等措施,只停止了酒类的专卖。
盐铁会议肯定了“与民休息”的必要性,使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了一次挫折。由于他坚持己见,因而与霍光之间在政见上的裂痕越来越大,终于促成了桑弘羊参与燕王和盖长公主的篡权密谋,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然而,这一切却为“昭宣中兴”铺平了道路。
P29-33
民本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管仲就在《管子·霸业》中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则提出“民贵君轻”的著名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是体现了古代贤人安民为天的伟大情怀。
古代明君贤臣也认识到民众的重要,在政治上都致力于安民。汉文帝为固本安民,实施劝农务本的政策,他本人则“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周代西门豹到邺县上任,整治了危害百姓的三老、廷掾、巫祝,解决了河伯娶妻的问题,组织治理漳水的工程,根治了漳河的水患,使百姓安居富足。宋朝名臣富弼以“济世安民”为志向,在赈灾过程中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克服救灾流于形式的弊端,方法简便周至,被“天下传以为法”。明代苏州知府况钟在苏州奏免勾军,减免重赋,抵制宦官扰民,保卫了一方百姓的平安。
朝代的兴衰与统治者对民本思想的重视和治国安民的政策措施密切相关。当统治阶层本着民本思想治理国家,政策有利于民生时,社会矛盾就会趋于缓和,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人民生活趋于安定,国家走向稳定强盛;当统治阶层忽视民众的重要性,政策不利于民生时,社会矛盾就会激化,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则会动荡不安。
党中央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提到了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以人为本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又与它存在着实质上的区别。我国古代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民本思想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而我们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则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望《安民为天》一书的编写能给广大领导干部提供历史上治国安民的经验教训,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