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星云，原名顿新银。湖北省石首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第四十六团班长，红三军第二十三团排长、连长，第七师十九团连长，红二军团总指挥部作战科科员，第四师十二团营长，红二军第六师十六团团长。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本书生动叙述了顿星云如何由旧社会一个穷苦少年一步步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将领的传奇经历。

本书生动叙述了顿星云如何由旧社会一个穷苦少年一步步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将领的传奇经历。

顿星云出身贫寒，自小尝尽人间悲苦，十几岁在打倒“哑巴”劣绅中觉醒，从此走上革命征程。苏区对敌斗争，转战湘鄂川黔，跨越崇山峻岭，征服草地风雨，保障敌后交通，陕北三战三捷，进军建设新疆，组创海军航空兵谱写海天传奇……从长江“九曲回肠”的柴滩到西北荒漠再到长天大海，从穷苦少年到革命战士再到虎将雄风，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人生，一路血与火的拼杀征战，间有生离死别的亲情爱情……

作品在宏阔广远的历史背景中展现一名将军命运的起伏曲折，在时代潮流的激荡变转中揭示人生际遇同革命成败、同国家民族命运的血肉关联，史料丰富翔实，权威真实，人物形象突出，语言生动流畅，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第一章 举起千斤，放下四两

 “小说是小说，我是我！”

 “立着是一个‘人’，躺倒也是个‘大’！”

 “务歼入侵之敌”

 不愿意再见“因人废事”的现象发生

 “大难不死，永远不要忘记人民！”

第二章 “只要打不死，老子还要革命！"

 “主席连”打掉了保安团

 是祸躲避不脱

 “死”去了，又活过来

第三章 在时局变动的潮流中

 没毛的鸡仔天照应

 打倒“哑巴”劣绅

 “要想捉老子，除非是神仙”

 “活龙”要水

 “白鹤失去了滩头”

 一身是胆的副官

第四章 打不散的队伍

 失群的孤雁

 山里泼辣女娃子的爱恋

 打不散的队伍

 在指挥部里

第五章 飞越关山万里

 “我一个人也要把你背出去”

 “能打、能走是训练出来的！”

 “杀他一个回马枪”

 “送给你们一双烂草鞋！”

第六章 草地暴风雨

 “短胡子”的嘴

 旷世奇迹

 历史的转捩

第七章 风雪吕梁山

 改一个名字

 枪口对外

 “单刀赴会”见齐二老虎

 交通线上“护路神”

 挖出埋藏的粮食

第八章 人生之歌

 又一个痴情的烈性女子

 人生光辉的一页

 爱情真地来敲他的门了

 没有纪律不成队伍

第九章 保卫延安

 急渡黄河

 三战连捷

 “翻过山坳”

第十章 直捣黄龙

 俘虏果然跑掉了

 南泥湾之夜

 俘虏最终成为一名战士

第十一章 难忘塬上情

 旅指挥所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第四次死而复生

 “第一要人，第二也要腿！”

第十二章 天山南北

 没有先例的进军

 “风卷红旗冻不翻”

 伊犁河谷的春天

第十三章 海天间续写新传奇

 新的使命

 打出一个好的开局

 “未雨绸缪”

第十四章 为将之道

 从四面八方聚拢来

 偶然事件引起的警觉

 不只是要解放一江山

第十五章 力量向前伸

 战线南移

 天空的主人

 第一个空战牺牲的飞行员

 沙埕港上空

第十六章 “入深海者见蛟龙”

 高扬的战旗

 调动国民党空军就歼

 毛泽东“专列”到了机场

 在军委扩大会上

第十七章 飞起的鱼叉

 毛泽东点将

 旗开得胜

 对“响尾蛇”的殊死战

 “不要拖起扁担打下面”

 “拳头”效应

后记

“小说是小说，我是我！”

1954年，又是一年芳草绿的时候，有一部小说，叫《保卫延安》，风靡全国。人们争相传阅，一时伺“洛阳纸贵”，我有幸得到一部。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是一个张扬革命，崇尚英雄的时代。战争刚刚过去不远，人们对新中国的诞生感受尤深，书中呼之欲出的英雄旅长陈兴允和周大勇的形象，不胫而走，家喻户晓。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许多热心的读者，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系红领巾的少年，席地坐在府右街北京图书馆前的空坪里，听作者杜鹏程讲小说背后的故事。

杜鹏程说，当年，他随第一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四旅转战陕北塬上山峁间，旅长顿星云曾对他说，要写好部队，就要跟战士一起摸爬滚打。这对他启发很大。那时，正值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时期，人民解放军以野战部队2.6万人、地方部队1.6万人应对国民党军26万人的进攻。对人民解放军来说，真的是最难熬而又必须打胜的“翻山坳”的战斗。他真实记录了亲身经历的、感动他的人和事。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因为陈兴允和顿星云谐音，陈兴允就是顿星云的传说也就不胫而走。

几天后，我奉命调海军航空兵部文化部工作。我背着还是野战军时候的背包，挎包里装着《保卫延安》和前苏联小说《恰巴耶夫》等几本书，赶往当时叫做新北京的西郊公主坟驻地。

清朝公主墓地的南面，未来的人民海军总部正在兴建，办公楼还没有盖起来，只盖好了一个宿舍楼。那是一座围成一个方形的四层楼建筑，有飞檐的大屋顶，有高高的回廊柱，外面是北京传统的灰色墙砖。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是当时提倡的民族形式、科学内涵完美结合的精美楼房。海军航空兵部就在这宿舍楼里办公。我来到这里，正赶上工间操的时候。那时候，工间操蔚为风气，真可说是雷打不动，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人人都离开办公室，到户外空地里伸腿、弯腰。我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一个身材敦实、面孔黝黑、天庭饱满的人迎了上来。猛一看，真像《三国演义》里描写的面如重枣的关公。他笑着招呼说：“新调来的啊，欢迎呀！”说着指指8号门说，“你先去政治部报到。”在政治部办手续的时候，我问道：“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顿司令员呀。”

“顿星云！”

“是他。”

“不是《保卫延安》里的陈兴允吗？”

“你可别这么说，小心司令员剋你。”

原来有人问过顿星云，他回答说：“怎么连一点常识都不懂！小说是文学创造，陈兴允就是小说里的陈兴允，不是顿星云。”

后来，我还不止一次听他说：“小说是小说，我是我！”

但是，这禁止不了人们的联想。那时候，有前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海军航空兵部顾问，首席顾问库兹涅佐夫出于对顿星云的钦佩，把他比作苏联革命时期的传奇英雄旅长恰巴耶夫，在一次宴会上祝酒说：“为中国的夏伯阳干杯！”

1956年，为纪念来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年，总政治部组织征文活动，编辑出版“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为这部丛书题写书名“星火燎原”。文化部领导要我协助顿星云整理、润色他的回忆录。

那时，司令员的办公室，和我们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一样大小，只是少了几张桌子，略微显得宽敞些。见我来了，顿星云抱歉地笑着说：“任务交给我们两个人了，只怕很难完成，我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呀！”

我说：“司令员就给我讲故事吧！”

“有什么好讲的，就是走路，打仗，磨脚板！”

我明知故问道：“司令员是哪里人？”  “洪湖石首。”

“我晓得那个地方。有首民谣：‘洪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只要一年熟，狗仔不吃红米粥’。”

“你也晓得这个啊，那是个苦地方啊，也是个闹革命的地方！”他转口问我，“你是哪里人？”

“湖南。我父亲年轻时候在你家乡那一带当过乡村邮递工人，我听他说起过。”

拉近了距离，但是，问起他的事迹，却还是卡壳了。我便说：“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只要司令员有空，我就来找你。”

顿星云笑了：“哈哈，给我打‘持久战’了。好嘛好嘛，有空你就来，只怕你来了我没有空，那就对不起了。”

“我来了，你没空，我就走，就‘撤退’！不耽误你。”

“好，一言为定！”

从此，我有了直接接触他的机会。但是，写回忆录的事情，进展仍然极不顺利。我请顿星云讲故事，他总说谁谁在哪次战斗中有大功劳，谁谁在哪个决策中起关键作用，我问道：“那么你呢？你自己做了什么？”

“我嘛，没有做什么，跑龙套，当配角。”

幸好，顿星云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从抗日战争起的战斗日记，这叫我喜出望外。他同意让我看他的日记。有了日记，尽管很简略，但可以事半功倍地帮助我了解他。

我记录整理了他讲的几个故事，没有一篇是他满意的。195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帮助他整理的回忆录《草地暴风雨》，顿星云看后说道：“这一篇嘛，还有点意思。写文章，就要实实在在。长征就是你帮我，我扶你才走出来的！要是没有大家救我，我也就像许多同志那样，躺倒在草地里了。”接着，他感叹说：“解放后，派人到红军走过的草地去，沿途都是一具具白骨！当年许多同志牺牲了，根本没有来得及安葬啊！许多同志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一个咧！”我在当时的日记里有如此一段记载：

《人民日报》登了《草地暴风雨》，人们看到独臂师长贺炳炎、团政委汤成功冒死救人，是不能不感动的。但是，对于顿星云作为后卫团长本人，却没有什么着笔。也许这正是顿司令员要的，我却觉得是个缺憾。

P1-4

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出版《星火燎原》，组织上要我帮助顿星云整理革命斗争回忆录，在整理将军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为将军的故事所感动。

庐山会议之前，顿星云提出要写在毛主席指挥下“翻山坳”，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的回忆录，约我随他一起去青岛休假。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拟定了文章的提纲。我带着这份提纲去新疆采访原独立第四旅和第二军的同志，还到陕北走过顿星云曾经鏖战的地方。

当时，我想应该为这些中国将军立传，让世人知道中国革命是怎么样发生的，让人们知道为什么只经过“山地大学”锻炼的“泥腿子”战胜了著名军事大学毕业的将军，包括日本的、美国的将军。

那时候，陈毅元帅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讲话，他告诫人们不要写他，不要为他写回忆录，免得将来跟着倒霉。顿星云也向我说过类似的话。后来，果然应验。

但是，我倒觉得更应该写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年所收集的资料都被抄走了，我也被迫离、开了军队。后来，我被召回军队，得到彻底平反。在返回来的被抄走的材料中，那份“翻山坳”的提纲幸而无恙。顿星云也九死一生，他仍是那样开朗，那样坚守信念，矢志不移。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世界为之震惊。许多人探寻这一胜利的原由。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外国传教士，即出生在英国的瑞士人薄复礼先生，他(Alfred Bosshardt)于1934年10月1日在贵州被红军扣留，曾随红军转战18个月。他回到英国后，在1936年10月间向公众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在这之后便是埃德加·斯诺1938年所写的《西行漫记》，他在自序中说道，从这些故事中“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又过了约半个世纪，另一个外国人，美国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还来中国探寻红军长征的奥秘，他在出版《长征——前所末闻的故事》自序里写道：“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顿星云是那些“男男女女”中的一个。

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刚刚过去不久，但对于许多青年人却显得陌生了。更有甚者，在某些人的笔下，那场关系中国命运的斗争被描绘成个人、家族之间的恩怨纠葛。同上述那些外国人比较，他们似乎更是“外来者”。

我想，我们的责任，就是记录事实，记录历史，教育后来者。

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顿星云同志的老战友、海军航空兵老领导的帮助，童世平、王兆海、陈旭、高长青诸位领导同志给予许多鼓励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200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