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神与缪斯女神的杰作
飞机开始下降了。榆林城清晰地再现眼前。从高空往下看,榆林南部沟壑纵横,北部沙漠延绵。整个榆林城,坐落在中国三大沙尘暴风源地毛乌素沙漠的边缘。现在,它成了一片生命的绿洲。
陕北高原在经历了千年苦难后,终于有一天,上苍开眼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地质学家在勘探中突然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能源硅谷”。这块拥拥挤挤的高原下,蕴藏着8大类48种矿产。其中,煤炭储量2,714亿吨;探明1,660亿吨,神府煤田成了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新千年后,吴堡境内又探明特优焦煤储量15亿吨;天然气预测储量5万亿立方米,探明储量7,474亿立方米,成为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气源主储区在靖边、横山两县。紧接着,在米脂、清涧境内也发现大型天然气田,石油预测储量11亿吨,探明储量3亿吨,油源主储区在定边、靖边、横山、子洲四县;湖盐预测储量6,000~万吨,探明储量330万吨;岩盐预测储量6万亿吨,约占全国岩盐总量的26%,探明储量8,854亿吨。此外,还有比较丰富的高岭土、铝土矿、石灰岩、石英砂等资源。经济学家估算了一下,地下这些资源,潜在经济价值约四十多万亿元……
沉睡千年的黄土地,现在苏醒了,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跨越了封闭、愚昧和落后。
榆林哟,人们看到了你那迅疾向前的脚步,可又有多少人的记忆中,还装有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曾经盛载的无比沉重历史?
这个历代王朝的北陲边关,从来是农耕汉户与游牧民族纷争之地。明成化年问,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进,朝廷放弃了河套和鄂尔多斯草原,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边缘,先后修建了“二边”、“大边”,并在北部设九边,重兵防守。榆林成了九边重镇之一。
《榆林志》记载:由于开垦、滥牧和焚烧草原,到了明代中叶,榆林城外已经是“积沙及城,四望黄沙,弥漫无际,百里之内,皆一片沙漠,寸草不长,不产五谷,猝遇大风,即有一二可耕之地,曾不终期,尽为沙迹,疆界茫然……”
这是一幅如何的“景致”?
高建群说:“埃特加·斯诺曾经望着这陕北拥拥挤挤的黄土山峁,感慨它是风神的杰作,是抽象派画家的胡涂乱抹,他悲哀地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日陕北,已经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伟大先民中的能工巧匠们,是如何在沙海中建立起一个生存了几千年的家园,并打下现代化楼房的牢固地基的?这块曾经是最荒蛮、最封闭的土地,是如何形成独特的醉人的黄土文化的?这块中国最贫瘠的、面积七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是如何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催生出一个伟大的新政权?或许,哲学家们需要用很长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也使我鬼使神差般地一次次走进榆林。
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即便在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它也不失淳朴人性的光辉。
在《东方红》的故乡佳县,我曾翻阅县志,有段记载深深地打动了我: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中央机关在佳县的一百个日日夜夜里,本来生活十分艰难的佳县人民,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不惜牺牲一切,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前线,拿出最好的保命口粮给军队吃,腾出最宽敞的窑洞让子弟兵住。
党中央机关在朱官寨时,毛泽东三次召见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共商国事。一次,沙家店战役刚刚结束,毛主席找来张俊贤问:“再打一仗,坚持一个星期到十天,粮食够用不够?”其实,毛泽东哪里知道,老百姓已经将地里未成熟的庄稼也收了回来,放在锅里烘干后送到前线去了。但是,张俊贤仍坚定地说:“够,我们还有两仓库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要是粮食吃完了,全县还有一万多头羊,羊吃完了,还有两千多头驴和牛可以杀了吃,说什么也要把战争支持下去。”毛泽东听说要杀驴杀牛,心情十分沉重。张俊贤说:“土改前,咱穷人那来牛和驴,种地全靠一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宗南消灭掉,佳县人民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深情地说:“多好的人民啊!”
这个“闹红”的摇篮,鲜血浸透了穷山恶石。据考,榆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问,有两万多人为国捐躯。仅清涧一县享有“烈士”称号的就有两千多人,在全国仅次于江西瑞金。到了全国解放时,榆林拥有革命烈士称号的,就有八千多人……
陕北作家路遥说:“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沙漠。”
大自然的壮观给予人从未有过的壮丽体验。黄土高坡犹似一口老井,井深数百米,水贵似甘露。滋养了多少文学家、音乐家、政治家?
P10-12
完成这部书稿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天晴了!
几个月来,埋头写作,心中总觉阴霾重重,眼前一片漆黑而不见光明。我这写作习惯让家人很受累,一段时间以来,她们见我总躲得远远的,生怕无端遭我一通叱呵。我不知道别人写作时的心情又如何,神经会不会痉挛?尤其是那些大作家们,是否会像伟大的钢琴家阿劳那样,琴凳边放上一把枪,无论谁打扰了他练琴,就毫不犹豫扣动扳机空放一枪,以示愤怒。
写作,是件最令人痛苦的事。当你的内心世界被某种玄妙的意境刺激、碰撞而引起强烈共鸣时,冲动携着动笔的渴望忽然而至,那种急于想要表达,却又无法准确捕捉心际飘忽激荡的感觉时,痛苦,会让你坐立不安,会变着法儿使劲折磨着你,以至我感觉此时像头困兽,在笼子中焦躁不安,不时发怒。于是我对家人说,这段时间,请不要把我当正常人看,因为我的脑子只有一半正常,另一半里一定有水。
家人笑了。
痛苦虽然很折磨人,但写作过程中有甜蜜,有回味,有刺激。人有时是个“贱骨头”,需要这种痛苦来折磨。然而一旦完成了案头工作或将付诸铅字,兴奋点也就随之消失了。
打住,话题还是回到报告文学《天朗地荒歌苍凉》上吧。
说实话,这部书能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周一波先生。因为2003年初秋我与他在上海邂逅之后,才有了如今的故事。
那年秋天,他因公务到上海,我在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里见到了他。我依稀记得,第一次交谈,我们的话题是从文化开始的。令我没想到的是,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的本色,竟然是墨客,文学、音乐、书法、国画他都涉猎,而且还是个颇有成就的书法家。特别是他从小学音乐以及对音乐的那种挚爱,还有自我奋斗的经历,一下子使我们找到了同龄人的感觉而拉近了距离。
那晚,我们交谈甚欢,有些相见恨晚。一波先生邀我几个月后在榆林见。
2003年深秋,我第一次走进了榆林。我被黄土地震撼了。蓝天、黄土以及陕北那特有的苍凉,构筑出中国民族音乐史上一个伟大的乐府。那些流传在世的一首首经典陕北民歌,成了黄河文化和黄土地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绝唱。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性,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那一刹那间,我的思维中出现了奇妙的“闪电”,因为信天游,我喜欢上了黄土地。以至在几年中,我鬼使神差般十数次走进榆林。
一波先生为我的首次来访作了精心周到的安排。我们一行,到了绥德、米脂、神木、府谷、佳县等地考察参观。新闻界的同行们,面对神秘的黄土地,个个兴奋不已,在不经意间,感觉了它的醉人与伟大。
我们的潜意识里,有太多的电影蒙太奇镜头……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支离破碎,风卷黄沙直扑窑洞,黄土高坡一望无际,身穿羊皮坎肩、头扎羊肚巾的西北汉子扯着拦羊嗓子朝天吼:“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无法解忧愁……”那歌声回荡在深谷高崖千沟万壑中,嘶哑的嗓音中沾满了千年的黄土味。长烟竿、小毛驴、破牛车还有窑洞门前成串的玉米棒,构成了千年黄土地的贫瘠、荒凉、愚昧、落后的印象画,那里的人们仿佛还生活在一个世纪前,他们的生存环境与社会进步有着天壤之别。打开电视机,许多沾上黄土地的电影和电视剧,似乎都试图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部,除了贫穷,就是黄土沙海,还有撩人的神秘。
显然,眼前的长河落日、大漠晚霞的美景,以及“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大漠中的高速公路、大型热电厂、油气田、国家级的化工基地、现代化的露天大煤矿……让我看到了西部正在跟上时代脚步的另一面。
文学构思的产生,和闪电的产生一样,有时需要碰撞和刺激。
我惊讶我在榆林怎么会源源生出灵感,有动笔的强烈冲动和渴望?以往到过很多地方,有些地方还不止去一次,却找不到感觉,什么文字也没留下;可有些地方,虽然贫穷,但去了还想再去,莫非这黄土地与我生命中某些东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与这块土地碰撞,那构思和闪电就在思想、感情和记忆的意识里留下火花的种子?
我深切感谢这块土地给予我的灵感。在榆林,往往有时我听到的一句话、看到的一个景或者耳闻某件事,火花就擦出灵感。我想,这些年,我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有关黄土地上的人和事的散文、报告文学等已不少,而灵感,全出自于这儿。
榆林,我服了!
当然,我在黄土地上所有灵感的产生,首先关键在于一波先生将我领进了榆林,其次,也受到他的文化观念的感染。
本书从构思到写作的几年中,我数次上榆林,而每一次,一波先生都给了我最大最有力的支持,正因为有了他的支持,才使得我顺利地完成了这部书的创作。在此,我愿借此机会,再一次向一波先生致敬,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当然,这部书的完成,我还得要感谢我的许多榆林朋友,因为,这里面有他们的辛劳。
2003年深秋我到榆林后,有幸认识了当时的榆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榆林市委副书记邢解放,还有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保平,以及榆林市文化文物局局长李博。令我感动的是,在本书写作的几年中,我每次上榆林,他们即便政务繁忙,也都亲自陪同我下乡采风。特别是邢解放副书记,亲自过问、安排我下乡的每一件事,为我提供了采访、采风中的一切便利条件。就这样,几年来,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已经将我当成了“新榆林人”。还有新任榆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钱远刚先生,虽然我与他接触时间不长,但他那种对文化的挚爱、对这块土地的挚爱,以及他的才气和对事业的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同样,他也给了我很多支持与帮助,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其实在榆林,他们都是位高权重一方的官员,正是他们的那份真诚,才使得我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官员而是哥们、好朋友看待。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陕北人是一个淳朴的整体,就像我在书中写道:
“音乐与人性是最相通的。
很多次到陕北,冥冥之中就是想寻找一种东西:为什么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会产生那么多感人的、有着非常人性的东西?我想从民间音乐中去寻找。因为那方土、那些人、还有那些歌,总是给我带来灵感的惊喜。”
一本书的出版,凝集了多少人的智慧与辛劳?
在此,我还要感谢音乐前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均平老先生。说实话,这部报告文学,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没有他的指点,我是断然不敢下笔的。当书稿的二校样出来后,他正好在上海,我请他留了下来,专门为我审阅书稿。接连几天,老人家在宾馆里,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认真仔细地通读了几遍。这位曾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等重大音乐出版项目的主编,为我指出了不少理论上的差错,并对某些章节的写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才使我一颗原本惶恐不安的心放了下来。在此,我向刘均平老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我的榆林哥们,靖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摄影家田捷,在得知我的书要出版的消息后,将他的上千张有关黄土地的历史、民俗、风景照片,全搬到了我面前,他说:“你尽管挑,需要什么拿什么,我无偿提供!”还有,那些在我下乡采风时一次次陪同我以及为我辛勤服务的朋友们,他们,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衷心地向他们以及所有为此付出辛劳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书要出版了,我期望凝聚着很多人努力所铸成的这本书,能有幸得到读者的认可,因为,那将是我对他们——我的朋友们最好的回报!
施雪钧
2008年6月18日凌晨2点55分写于上海
黄土地上的“思维闪电”
五年了,我时常想起那一瞬间产生的奇妙感觉,那个“闪电”,犹似夜空中一道强闪电的弧光,瞬间将我生命中的某些东西,与这片黄土地紧密连在了一起。
坦率地说,我无意冲着“权威”而去。我的创作动机只是:以民歌为主线,采集一个个典型鲜活人物人生磨难的经历及成败得失;用文学的手段来讲述民歌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民歌……
飞机冲破了笼罩在西安上空的厚厚阴霾,飞向陕西北部,我俯视着窗外几千米高空下的黄土地。
初冬的一场大雪,覆盖了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八百里秦川过后,陕北高原那奇特的千沟万壑便映入眼帘。碧空湛蓝,蓝得有点发青,纯净得可爱,阳光暖暖地洒向黄土地,勾勒出山南水北中的黄与白,延绵、雄浑而富有生气。
榆林哎,我又“回家”了。我不禁想起了五年前的深秋,第一次去榆林时思维中出现的奇妙“闪电”。这个奇妙的“思维闪电”,在以后竟然使我与黄土地紧密相连,并且产生出写这部书的最初萌想。
那年,我们前去神木。在高速公路边,车停了,一行人跳下车,欣喜地奔向不远处残存的明代土烽火台。我却站在沙漠中第一条高速公路边,静静地眺望远处。
古长城遗迹清晰地伸向黄沙连天的深处。夕阳西下,一片燃烧的云出现在天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此时,榆林的晚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犹如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笔下的一幅杰作。
面对黄昏极致的景色正在浮想联翩时,耳边飘来了苍凉的信天游:
背靠黄河面对天,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
东山上糜子儿西山上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
抓一把黄土撒上天,信天游永世唱不完。
循着歌声望去,对面屹梁梁上的放羊汉一边赶着羊群回家,一边对天唱晚。那歌声中,有着西部特有的苍凉,像是仰天长啸的壮烈,又像是如诉如吟的絮语。那嘶哑的嗓音中,沾满了千年的黄土泥腥味。这是大自然中一幅鲜活的动感画,画中,有股磅礴而不失野性的力量扑面而来……
我被眼前陕北高原上的蓝天、黄土以及苍凉歌声迷住了。蓦然间,一个意念在脑中一闪而过,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那是意念中的一个“闪电”。
这个稍纵即逝的感觉,使我联想起音乐大师赵季平在榆林的经历。他告诉我:“我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那年,正下乡在榆林,等待着毕业分配的消息。到了宣布那天,奇了怪了。宣布前,天空中雷鸣电闪,到了宣布时,报一个人名,就是一声炸雷,如此往复了很多次,一屋子人都惊呆了。我不知道,在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这意味着什么?那一阵炸雷,让我终身难忘!”
神秘的炸雷,冥冥之中或许在暗示着什么。果不其然,许多年后,赵季平“触电”了!他的第一部影片《黄土地》成了他和电影艺术的初恋,而音乐取材于陕北的那首《女儿歌》,一经演唱,竟让陈凯歌、张艺谋等一屋子人感动得全流泪。从那开始,他奇才显露,写出一部部惊人之作。而一切都与黄土地有关……
五年了,我时常想起那一瞬间产生的奇妙感觉,那个“闪电”,犹似夜空中一道强闪电的弧光,瞬间将我生命中的某些东西,与这片黄土地紧密连在了一起。
我喜欢上了黄土地,喜欢上了信天游。
这种感觉,在我以后与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钢琴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杜巴尔谈及民间音乐时,得到了最初的答案。 这位长着雕塑般脸谱,恰似前苏联电影中“牛虻”的“山姆大叔”,有一次在上海与我聊天时说:“西方工业革命后,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事,那就是许多优秀文化的永远消失。现在,小农庄一个个被摧毁,民间的东西被无情抛弃,有的成了历史被放进了博物馆……
“其实,贫穷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那里有人性,有自己的传统,生活就是美好的。我相信,世界上很重要的中国,会继续保持着自己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固有的特征……”
这番话让我有所悟。原来,是那方黄土地、那些人、那些歌中的“人性”,使我产生出对陕北高原以及黄土文化的最初向往。
机舱里静悄悄,只有巨大的引擎声在耳边轰鸣。邻座的人都恹恹人睡。我却没一点倦意,我想起了在西安与音乐学家、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均平有关陕北民歌的又一次长谈。
2004年,我们在榆林邂逅后竟成了忘年交。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前辈,在半个多世纪中,踏遍青山,纵横往复于秦巴山中,汉水两岸,长城内外,黄河之滨,关中腹地,渭水侧畔,采集收录民间音乐,并埋头于音乐学研究,他对陕西音乐了如指掌。之后,又参与编撰了国家级的大部头论著,并出版了近30万字的学术专著《踏遍青山》。他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深厚的陕北之情,全浓缩在精辟论述的字里行间,这使我感动,也让我吃惊。
有一年,他看到了我发表在《文汇报》上有关陕北民歌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后,非常高兴。“你那篇关于酒的文章,把酒和民歌的关系写得恰如其分,对陕北民歌当前的生存状态作了较深刻的反映。陕北民歌的生存状态和过去自娱自乐已经完全不同了,有了很强的商业色彩,你能细致地反映出来,好,我觉得很好!”刘均平说。
“一种艺术的生存,需要借助一种无形的推力,推着它往前走。现在为什么很多戏曲门庭冷落要抢救?原因在于没有听众,关键还在于它缺少像陕北民歌那样的民间推力。”刘均平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
“我以为,陕北民歌中最精彩的东西,是贫困产生出的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情怀。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流淌,漂去了一切浮泛粗浅的渣滓,留下了纯金般发光的精品,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悲欢苦乐。你注意到没有,传统的信天游,大多倾吐着社会最底层民众的苦情、离情和恋情:
老羊皮袄顶铺盖,光景迫下咱走口外。
十冬腊月数九天,光脊脊背碳实可怜。
一钵钵沙蒿它随风风走,受苦的人儿遍地地游。
西北风顶住个上水船,破衣烂衫我跑河滩。
茄子开花结了个紫洋缎,嫩豆芽配了个死老汉。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你看,它的歌词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诗歌相比,确实不一样。我觉得很神奇。再比如有些酒曲,有客套话,但有些酒曲,就是一篇文学成品。你看酒曲中的《拆字贯成句令》:
品字三个口,
水酉字成酒,
字成酒,口口口,
劝君更进一杯酒。
晶字三个日,
十且字成直,
字成直,日日日,
自古圣贤孤且直。
彝字三个牛,
秋心字成愁, 字成愁,牛牛牛,
醉时欢乐醒时愁。
“这已经不像生活的娱乐,对仗押韵,富有情趣,已是文学成品。还有榆林小曲,始终流传在榆林城里,一出榆林,就没有人会唱,而且现在年轻人中会的也不多。
“陕北民歌中最精彩的东西,正像你所说的,有一种原始的‘野、真、辣、朴、酸’在里面。作家高建群在《陕北论》中对此作了很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儒家思想对陕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地方始终保持着它淳朴的民俗、民风和独特文化。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位父辈一样的音乐学家告诫我:“我在以往长期采风中,偏重了对音乐本体的收集,而对相关的人文背景,当时缺乏认识,这如同采集了大量的鲜花,忽视了护花的春泥。其后果是我丧失了时间,原本当时可以留存下更多的资料,却无可挽回地流逝了。这造成了遗憾,许多杰出的民间艺人,在我向他们学习请教时,恰值技艺精湛之年,而等我再次到田野寻访这些故友时,却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永远离我们而去……”
我感觉出了他的话语中有一丝遗憾。这个遗憾,让我感觉到了什么。
这位治学严谨的音乐学家,在他著书立说的二十多年间,每一篇文章都精雕细刻。书中所用例证,大多系自采,史料翔实,行文字斟句酌,立论朴实严谨,毫无哗众取宠之心,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民歌的宝贵著述。感动我的事还在发生。当老人得知我有写陕北民歌的报告文学意念后,他从自己藏书中取下厚厚一摞有价值的书,拄着拐杖上了邮局,用特快专递给远在上海的我寄来。当我看到那苍劲、工整的笔迹时,内心充满着感激。
没多久,他又打电话告诉我:“你的文章,我都在网上拜读了,我很喜欢!”这让我受宠若惊,前辈和长者称拜读,我有些诚惶诚恐,然而细一想,这分明是对后生的一种期待以及最高形式的勉励,是一代老音乐学家对陕北民歌研究的另一种嘱托……
我终于明白了音乐前辈刘均平“遗憾”的深刻含义。
几十年来,许多音乐家、音乐学家常年跋涉在陕北大地上,进行了大量挖掘、整理、收集、采录民间音乐以及考证音乐文史等工作。有关陕北民歌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且卷轶浩繁,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和可供借鉴的财富。如果说有遗憾,正如他所说:“采集了大量的鲜花,忽视了护花的春泥。”可这并不是音乐家的责任,因为音乐家和作家的作用不同,音乐家注重音乐的本身,作家则注重于文学思维的创作。
难能可贵的是,老音乐家却把这看成己任,他率先表以“遗憾”,在坦诚地说出了他留有“遗憾”的同时又为后人指明了一条研究之路。
诞生于陕北这块土地上的民歌,除了用音乐理论诠释之乡h它涉及到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民歌研究专家乔建中曾感慨:在陕北民歌研究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音乐与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权威书著。
正是由于刘均平老人的点拨,我最初开始萌生了写作报告文学的意念,之后几年中又在脑海中不断发酵。而乔建中先生的话又深深地刺激了我,于是才下定决心,着手写作。
坦率地说,我无意冲着“权威”而去。我的创作动机只是:以民歌为主线,采集一个个典型鲜活人物人生磨难的经历及成败得失;用文学的手段来讲述民歌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民歌。我无意再去重复前辈们已经研究出的诸多音乐及音乐学方面的成果。它将完全不同于音乐专著,而是试图从陕北高原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固有文化传统以及产生在那方黄土地上的民间音乐中,去寻找感人至深的、有着非常人性的东西,以及蕴藏在民歌背后的那些唯美。
这也就是我写这部报告文学的动机和原因……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陕北民歌为主线,采集一个个典型鲜活人物人生磨难的经历及成败得失,用文学的手段,讲述了民歌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民歌。作者试图从陕北高原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固有文化传统以及产生在那方黄土地上的民间音乐中,寻找感人至深的东西。
在这方黄土地上,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每个故事就是一首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些流淌着真挚情感的金子般的民歌,并不是出于名家之手,而是从放羊汉、脚夫、船工、走西口的农民之日传出。一首信天游,也许只有几句歌词,但却以庄户人几代的苦难情感作为成本的。
《天朗地黄歌苍凉》讲述了一个个关于陕北民歌的故事,让我们感受那朴实的老百姓语言,以民歌的形式,唱开在陕北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