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本书是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本书在社会的大背景和家庭的小环境中,描写了女主人公尹小跳备尝艰辛的成长过程与情感历程:因母亲的红杏出墙和小妹的失足丧命,她背负了学生的精神负累,并疏远了与母亲的关系;妹妹尹小帆事事与她较劲,与其说是亲人,不如说是对头;她一往情深地痴恋着的大明星方竞,走近了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只图占有不愿付出的大俗人。
作品像是用一个高倍显微镜,细切而又精微地透视了一个中年女性在各种因素羁绊下事倍功半的一生,并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与感触,重新审视并扣问了亲情、爱情与友情,深入揭悉了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时代之间难以谐和的内在矛盾。
铁凝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我们遴请多位著名画家插图,以图文本丛书形式出版她迄今为止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以这种形式出版一位作家作品,在新中国六十年的文学史及出版史上,尚无先例。
本书为丛书之《大浴女》。
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在早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外省的阳光和首都的一样,都让人觉得珍贵。这个季节写字楼、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气已经停了,白天,室内比户外要阴凉许多。这个季节尹小跳的骨头和肉常常有些酸疼,当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会突然一下子发酸;左脚(或者右脚)的小脚趾,里边那些纤细的小关节也会一阵阵曲里拐弯儿针刺样的疼。这有点儿难受,却是一种好受的难受。那疼也是小打小闹,咿咿呀呀撒娇似的,像被太阳晒开了的一种半醉的呻吟。在她的头顶,路边的小叶杨也绿了,绿得还嫩,轻烟一般在浅色楼群的腰间缭绕。一座城市就显出了它的柔软,还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车上,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去,像要试试外面的温度,又仿佛要让普天下的阳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颗剪着短发的脑袋上。她这种探头车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儿野,再过分一点儿就是粗鲁了。可是尹小跳并不过分,从小她对各种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分寸感。所以此刻她的探头车外仅仅是有一点儿野和一点儿优雅。那时落下的玻璃正挤着她的下巴颏儿,宛若雪亮的刀锋正要抹她的脖子,还使她有种头在铡刀下的感觉。这是一幅血淋淋的过瘾景象,带点儿凛然不屈的自虐性质,是童年时代刘胡兰的故事留给尹小跳的永远的纪念。每当她想起国民党匪帮用铡刀把十五岁的刘胡兰给铡了,她的喉咙就会“咕噜咕噜”响个不停。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惊惧,又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那时她就总问自己:为什么最吓人的东西也会是最诱人的东西呢?那时她分辨不清她是因为渴望成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铡刀下,还是越怕躺在铡刀下就越想躺在铡刀下。
她分辨不清。
出租车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真没什么两样。尹小跳想。
不过,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到底是两样的,尹小跳又想。
此时此刻,就在外省省会福安市,就在这个距北京仅二百公里的城市,阳光里的尘埃和纤维,阳光下人的表情和物体的形状,不知怎么和首都总有那么点儿不一样。遇到红灯时,尹小跳便开始打量那些被红灯拦住静止下来的骑自行车的人。一个穿着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体态匀称、面容姣好,染着金黄的发梢儿,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维夫、纽约和汉城看见的那些喜欢穿黑衣服的少女。世界流行什么,这里也在流行什么。这个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色跑车车座上,一边焦急地扬起手腕看表,一边吐痰。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尹小跳猜测她肯定有急事,时间对她是多么重要。不过她为什么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表。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既然她已经学会了让时间控制她的生活,她就应该学会控制痰。既然她有手表,就不应该有痰。既然她吐了痰,就不应该有手表。既然她有表,就万不该有痰。既然她有痰,就万不该有表。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红灯早已变了绿灯,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还纠缠在手表和痰里没完没了。她这种看上去特别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让人觉得她简直就要对着大街放声呵斥了,可她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却又似乎不是真的义愤。假设她强令自己把刚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该有痰”的句子颠来倒去再默念十五遍,她一定会觉得结果是茫然不知其意义。那么,她这种纠缠的确不是真的义愤,一点与己无关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罢了,这原本就是一个手表和痰并存的时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从车窗外收回了她的脑袋。车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这是当地音乐台的一个有奖竞猜节目,主持人请听众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员,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宝牌SOD护肤品。不断有听众打进电话,操着福安味儿的普通话把歌名和歌唱者猜来猜去,却没有一个人猜得对。毕竟,这歌和唱这歌的老演员对于现在的听众是太陌生了,陌生到连音乐台的主持人都觉出了尴尬。尹小跳知道这首老歌的名字,也听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谁,这使她无形中似乎也加入了这个有奖竞猜,虽然她压根儿就没打算给这条热线打过去一个电话。她只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把这首老歌唱了许多遍——单唱那最后一句:“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学一起唱这首歌时,就最爱唱最后那个“巴扎嘿”!这是一首西藏翻身农奴歌颂毛泽东的歌儿,显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汉语。就为了它不是汉语,当年的尹小跳才会那么起劲儿地重复它吧,带着那么点儿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经,又像耍贫。因为想到了耍贫,尹小跳才强迫自己在心里停止对“巴扎嘿”的重复。她回到了现在,回到了外省省会福安市的出租车上。音乐台的节目已经停止,安静的出租车座位上铺着一块不太干净的棉线割花垫子,像从前北方农村姑娘手绣的鞋垫。这使尹小跳每逢坐进这样的出租车,总有一种坐在炕上的感觉。这就是外省了,她感叹着。虽然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习惯性地把这里的一切和首都相比。无论从心理距离还是从地理距离,北京离她都是那么近,一直那么近。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关,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她并不觉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觉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觉得她哪里的人也不是,她经常有点儿赌气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地这么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无所归属,仿佛只有无所归属才可能让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情地面对所有的城市和生活。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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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面前的这套图文本丛书,是由我的四部长篇小说和四位画家特为小说所作的插图组成。创意者当属湖南文艺出版社。
关于这四部长篇小说,我不打算在读者面前多嘴;想要饶舌几句的,是文字以外的“图”。
我在《怀念插图》一文中曾经写到,在我童年和少年的阅读记忆里,小人书和带插图的小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比方上世纪六十年代看贺友直先生绘制的连环画《山乡巨变》,有一个中间人物名叫亭面糊的与人喝酒,画面上两人围一张破方桌,桌中央一碟下酒菜。那碟中的菜不过是贺友直先生随意画出的一些不规则的块状东西,却叫我觉得特别香,引起我格外强烈的食欲。这可笑的感觉一方面基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另一方面由于我对“吃”的特别敏感,因而忽略了贺友直先生在连环画创作上的造诣本身。但不管怎样,连环画《山乡巨变》已被我牢记在心了。又比如少年时读前苏联很多带插图的惊险小说,觉得正是那些画得很“帅”的插图帮了我的忙,使我能够更加身临其境,对特务和“好人”有了如同看电影般的直接认识,也使小说变得更加生动而有光彩。很多文学作品的插图,就因为它们自身特有的审美价值,还被单独印制成明信片以供爱好者欣赏。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觅得—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夜》的版画插图明信片:白夜时分的涅瓦河畔,少女倚住桥栏,微垂着头等待着对她有过允诺的恋人归来……黑白画面传达出的那种单纯而又惆怅的情调,唤起人一种莫名的宁静和忧伤。我把它压在书桌玻璃板下很名年。
我第一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是在二十岁以前。当时除了被孙犁先生的叙述所打动,给我留下印象的便是画家张德育为《铁木前传》所作的几幅插图。其中那幅小满儿坐在炕上一手托碗喝水的插图,尤其让我难忘。小满儿是《铁木前传》里的一个重要女性,我以为她是孙犁先生笔下最富人性光彩的女性形象。画家颇具深意地选择并画出作家赋予小满儿的一言难尽的深意,他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帧插图的艺术价值并不亚于孙犁先生这部小说本身。我曾经觉得,中国画和油画相比,后者在表现人物深度上显然优于前者。但张德育先生的插图,用看似简单的中国笔墨,准确、传神地表现出一个文学人物的血肉和她洋溢着别样魅力的复杂性格,实在让人敬佩。张德育先生为创作几张插图,还专门去冀中乡村体验生活。这种对待艺术的严肃态度,今日闻之,感慨更多。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媒体爆炸的时代,网络、电视和各种影像叫人目不暇接,插图和小人书也渐渐离我们远去。我仍然怀念这些如今看起来经济效益低下、又是“费力不讨好”的绘画品种,不单是对旧日的追忆,我坚信那些优秀的插图和小人书永远会有它们独立的价值。它们不是机器的制造,而是出自人心的琢磨和人手的劳动,因此散发着可嗅的人的气息,真正是画家的血肉同他所塑造的形象之间饱满的融合。
感谢鲁迅美术学院的四位画家李征、徐宝中、刘天舒、王慧娜为我的小说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电脑不断“挤压”着人脑的现实中,艺术家这番耗费了大量时间、体力和想象力的劳动尤为宝贵。这些被再度创造的作品对我来说,更有一种文学不能替代的价值。
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在一个追求“快”的时代,却特别选择了这样一种“慢”而“笨”的形式。责编亦不辞辛苦,寻觅画家,登门求索,用心执着。
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画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先生,当他得知这套书的创意后,热情地帮助联络画家,且细心向笔者和出版社逐一介绍几位画家各异的创作风格。每逢想起,便十分感动。
想要告诉读者的还有,成此短文时,我尚未看到四位画家的插图作品,因此对他们笔下的创造更有一种新鲜的期待。这感觉就如同人们在生活中的愿望:虽然我们正在生活,但我们总还有理由去喜欢和享受那被创造过的生活。艺术家的劳动即是这样的创造之一种。
2008年8月17日
铁凝写了四部长篇小说,犹如种了四棵大树。《玫瑰门》是种植在悬崖上的松树,有一种奇峻之美。《无雨之城》是春意盎然时节在江畔插下的杨树,有一种悠闲之美。《大浴女》是满树红花的凤凰树,有一种神圣之美。《笨花》是华北平原上的一棵大槐树,有一种凝重之美。
——贺绍俊 著名文学评论家 曾任《文艺报》常务副主编 《小说选刊》杂志主编
刘天舒为《大浴女》的插图采用木刻形式,颇有鲁迅时代的意味,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不重具体的形象,而着重心理活动和肢体语言。通过黑白、动静之间的对比来营造气氛。附着画面的文字独具匠心,既是心理的暗示和对原著的联想,也是画面上的一片灰色,中和了强烈的黑白反差,同时也是插图艺术独有的手法。
徐宝中和王慧娜的插图采用素描手法,在风格上都有东北的乡土现实主义油画的造型特征,这种表现拉近了生活的距离,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但在具体的处理上,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徐宝中的作品除了个性化的造型方式外,在情境表现上则是力求真实地再现文学的情节。他似乎是截取现实场景的一个局部,将镜头近距离地对准人物,人物的活动处于一个情节的瞬间,这个瞬间连接了故事的前后关系,如同经典的剧照,准确地把握了故事的高潮。这种不求完整的构图也加强了画面的现场感,使读者通过画面直接进入情境的联想。王慧娜的插图灰色运刚较多,好像有一种时间的距离,从记忆中浮观出来的画面。她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物形象的刻划,略显夸张的表情描绘入木三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不同性格的对比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境遇,善良与虚伪、美好与丑恶,部刻划存人物的表情上,真正做到了对文学作品的视觉诠释。
李征的插图采用水墨的形式,深厚的笔墨功底和扎实的造型能力使人感到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李征的风格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还原“历史”,他不追求特定的情节,而是将历史定格在真实的场面,环境、道具、服饰,甚至人物的形象,都像是历史的复原。这说明他不仅仔细地研究原著,还对那个时代的乡土文化进行了考古般的研究。
——易英 著名美术理论家 中央美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 《世界美术》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