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从发生甲午战争的时代背景谈起，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陆奥宗光、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从中、日、英、俄、德、法、美等国际情势叙述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战事的经过以至马关条约的签订。作者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出垂老的晚清是如何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日本打败，更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

陈舜臣先生的历史小说《甲午战争》最初由日本著名的中央公论社出版，一问世便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书从发生甲午战争的时代背景谈起，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陆奥宗光、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从中、日、英、俄、德、法、美等国际情势叙述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战事的经过以至马关条约的签订。作者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出垂老的晚清是如何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日本打败，更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

陈舜臣写历史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定自己亲自前往有关国度、地方做实地调查；一切有关资料和史料都一一过目，融会贯通。因此，他对历史真相的把握，远比一些历史学家要正确、有深度得多。韩国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许多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麒麟志在昆仑河（译序）

提督与青年

拘捕大院君

变乱之后

风云突变

前夜

举火

崩溃

还乡

归国之日

新局面

人乃天

自主之路

北洋人

虚虚实实

破绽

防谷令余波

亡命九年

暗杀

尸骨还乡

东学起义

白山根据地

旧友往来

山雨欲来

风满楼

进驻

英俄介入

青年离去

踏步

海陆初战

仓皇北上

离开平壤

烟不见兮

下一个时代

折断伐南旗

旅顺失陷

东学崩溃

驱逐使节

春帆楼

李鸿章遇刺

终场与开幕

“七月，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团回防济师。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荡舢板，探查陆兵下岸处。中途潮退，舟胶于滩。公及丁公赤足履沙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公笑曰：‘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这是《容庵弟子记》中的一段文字。容庵，是袁世凯的号。此书共四卷，是袁世凯的弟子沈祖宪和吴闽生二人撰写的。书中记述了袁世凯事略，但出自门徒之手，当然是按袁世凯的口味写的，似可当做他的自吹自擂来读。上面所引的文章能使人想见袁世凯反复向其徒众和家属讲述他年轻时代的情景。

文中的“丁公”，是后来在甲午战争中自刭身亡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而单单一个“公”字，指袁世凯。

所记七月，是l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即壬午年。这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之变”，清政府派兵援助。

清军三千人，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指挥，丁汝昌负责运送。据吴长庆的书简记载，舰队到达仁川海面是七月七日辰时——这里的日期是阴历，若按阳历，则是8月20日辰时，即上午八时前后。事实上，开始登陆是翌日辰时。

足足花费了一整天，是因为仁川易于登陆的地点已停泊了七艘日本舰只，只好避开，另觅地点。清军舰队在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南阳府海面抛锚。

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丁汝昌见了，笑道：

“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

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

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起平坐。

“你看看我的脚！”

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

“嚄！”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

“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呀！”丁汝昌道。

“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

“比草鞋是结实多了。”

“简直像牛皮一样！”

“这是练出来的，哈哈哈……”

丁汝昌放声大笑。

“太可怕了！”袁世凯瞟了一眼提督的脚掌，毫无顾忌地说道。

“纨绔子弟！”丁汝昌心里又念叨了一遍。

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县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身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恰似由小伙计熬成大公司经理的人，对华贵之家出身的新职员的成长环境，往往会蓦地生出一种妒忌之感。

他把脚放到沙滩上，端详袁世凯的脸。  “您怎么了？”袁世凯问。

“让你看了这么半天的脚底板，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您这是说到哪儿去啦……锻炼是件好事嘛！要知道有今天，我也在山野里打赤脚，练一练脚底板了。”

“现在也为时不晚。”

“对……我这就开始练。”

“随你的便。”丁汝昌喃喃说道。

他并不是存心练出脚底板的。生在贫困家庭里，少年时代的丁汝昌从来没穿过鞋。投身军旅也是为了糊口。那年月，当兵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

也许比乞丐好些吧！人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心情从军的。丁汝昌与众不同的，大概就在于胸怀大志。他有一种志向：不管怎样，当了兵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

在大都是失业者禀性的士卒当中，稍稍正经些，显露头角并不困难。甚至可以说，平平常常地干两下就会引人注目。

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

捻军，是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造反的起义军，好像与南方的太平天国相呼应似的。所谓捻，有拉帮结伙之意，最初产生于农村共同体之中，是行侠仗义的集团，与私贩当时属于专卖的盐有关。若是干非法营生，就变成自卫的武装。发生灾荒时，这种武装集团便揭竿而起。蒙古族出身的将领僧格林沁率骑兵与捻军作战，惨遭大败。P1-3

陈舜臣是东汉陈■的后裔；陈■，就是把窃贼叫做“梁上君子”的那位。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被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陈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四地(日本、台湾、韩国、大陆)，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陈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开始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最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之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之根》那年三十六岁。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二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天天。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副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仍信奉作家应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唯有他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之根》就是以19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写中国的历史也令人望而生“信”。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但仍亲自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鸦片战争》大获好评后，陈舜臣接着写了《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再后来写《小说十八史略》等。从时序上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的。

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甲午战争》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出版者因出版需要改名为《甲午战争》)，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做“司马史观”，他死后此史观更被人宣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评价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他产生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奥玛·开俨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向日本人解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黄河发源地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陈■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李长声

2008年10月于日本高洲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伤痕。中国遭此奇耻大辱，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历史学家 倪建成

在某种意义上，陈舜臣先生确是当代真正一流的历史小说家。他以强大的驾驭力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讲述了这段异常复杂的历史；剖析了战争后面的外交策略、权益考量；在纷杂的叙述线索中，条理分明地呈现出当时东亚动荡的细致面貌和深层导因。

——文学评论家 尾崎耕三

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七十二岁的李老头，便被那二十三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翁、李等人，无非要手握兵权的李老头赤膊上阵，率领他那过气的“淮军”和那炮慢船缓的落后舰艇，去和东洋小鬼厮杀一番。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此梁启超所谓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也！

——著名历史学家 唐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