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大师安东·契诃夫一生历尽坎坷,他拖家带口,体弱多病,穷困潦倒。然而,他又是勇敢、顽强和勤奋的。他二十六岁业已成名,家喻户晓。但是他最初写小说只是“玩玩”,但他缺乏自信,甚至不敢署自己的名字。是一位年过六十五岁的老作家在偶然读到他的一篇小说并被他打动后,富有远见地与他通信,鼓励他,指导他……
作为俄裔作家,内米洛夫斯基从小深受契诃夫的影响,在她的作品中渗透着契诃夫的文学精神。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传记作品中,内米洛夫斯基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契诃夫,并且超越了对其人生的呈现,令我们的阅读之旅愈加荡气回肠。
安东·契诃夫去世的前一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才出生。但在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契诃夫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正是因此,她创作了其一生中惟一一部传记作品,向伟大的契诃夫致敬。
契诃夫一生短暂(一八六○年至一九○四年),但留下了大量短篇小说经典之作和《樱桃园》、《凡尼亚舅舅》、《海鸥》、《三姐妹》等不朽剧作。他家境贫寒,没有快乐的童年,很早就要依靠写作维持大家庭的生计,几部戏剧搬上舞台都曾遭受冷遇。
在这部精炼的契诃夫传记中,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用她女性的细腻和同情心、优雅精致的文笔,为我们重现了一个真实的契诃夫,他的欢乐,他的痛苦,他的希望,他的遗憾,他一生中非凡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
一个小男孩坐在箱子上哭,因为他的哥哥不肯和他玩了。为什么?他们可没有吵架呀。他用发颤的声音念叨:
“陪我玩嘛,沙加。”
可是沙加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他比这个名叫安东的弟弟大五岁。他已经上学,而且恋爱了。
安东伤心地想:
“明明是他自己先找我玩的。”
曾经是的,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几年……一个礼拜……他已经觉察到,沙加是利用友情来霸占他的玩具。不过这也没什么。他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与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娱乐也许太微不足道了。不过,那些孩子听话得要命!最近,安东曾问过其中的一个:
“你在家常挨打吗?”
那男孩答:
“从不。”
他是在说谎还是……生活真是奇妙。是的,他们哥俩儿玩得很开心。他们把父亲杂货铺里的空盒子偷出来,排成一排,然后躺到地上,头枕着地板,望着被蜡烛点亮的一个个方盒子,仿佛置身于天堂的门槛,木头士兵就住在里面。他们在邻家果园里摘果子,藏起来偷偷吃。他们乔装改扮。他们去海里游泳。如今,一切都结束了,一刀两断。
沙加瞥了弟弟一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安东,这个小家伙早就不如他了。他们没法沟通。他大摇大摆地逛荡到市政公园,把安东独自丢在家里的木箱子上。孩子们的房间又小又破。窗玻璃一片模糊,地板脏乱不堪。屋子外面遍地是污泥,一如这座俄罗斯南部小城市里所有的街道。这就是沙加和安东·契诃夫的家乡。
若是走出家门,步行片刻即可来到海边;朝另一个方向走,则是荒凉的草原。在家里,听得到母亲急促的脚步声,在“大屋”和一旁泥土建造的小厨房之间来回奔走。六个孩子,没有女佣,这可给做母亲的带来了不少负担。也听得到父亲在高声祈祷和唱歌。突然间,祷告停止,尖叫和抽泣的声音传人安东的耳朵。是父亲在用鞭子抽打店里的小伙计。这样过了许久,赞美歌才再度唱了起来,可冷不丁又被一声咆哮中断:
“白痴!”父亲冲着安东的母亲大吼,“你这个蠢货!”
这孩子既不吃惊也不愤怒;他甚至不觉得有什么不幸:这一切都太寻常了……只是他的心抽紧了,因独处而感到既难过又喜悦。独处总会让人有一点点害怕,但至少,不会被烦扰,也不会挨揍。然而,才过了一会儿,恐惧的感觉就又升了上来。他走出房间去找妈妈。她总是脆弱而惊惶;总是大声地哭着,抱怨丈夫和生活。没有人听她说话:她仿佛对着荒漠哭诉。大家都已习惯了她的眼泪。
也许明天,安东就能获准乘船出海,让大家吃上他带回来的鱼了?想到这里,他就兴高采烈起来。他那喜悦的心情,几分调皮,几分温柔。
晚饭马上就要开始,然后全家将一起做最后一次祷告,就这样度过一日。
二
院子尽头是契诃夫家租下的屋子;墙面重新粉刷过一层黏土。在污泥、杂草、碎砖瓦和堆满了院子的垃圾当中,人的脚印勉强地踩出了两条小径,一条通往家门,另一条则通向马厩。这座破屋看上去歪向一侧,如同一个驼背衰颓的老妇。一只木桶放在屋檐下,雨天的时候用来接水:饮用水是很稀罕而宝贵的。小方格的窗子,木头屋檐,三个小房间,一间厨房,这里就是契诃夫出生的地方。其中的“大屋”是父亲的专属;一间小些的,是父母的卧房,再小一些的,是孩子们的房间,里面有安东的木摇篮。“大屋”的各个角落都严格地按东正教的习俗挂满了圣像。每一座圣像前都点着蜡烛,昼夜不息。三脚架上摆着祈祷书和圣经;铜制烛台上点着大蜡烛,烛光照亮了它们。在教堂规定的日子里,契诃夫爸爸会在圣像前焚烧乳香。尽管穷困潦倒、锱铢必较,但他在香火钱上从不吝啬:云朵般的烟雾升腾起来,弥漫了整个房间,令人窒息,直到厨房那头飘来了酸白菜的气味。
屋后种着洋槐树;春天,泥泞的院子里繁花似锦。这座建在亚速海滨的城市名叫塔冈罗格。人们会骄傲地说她拥有“一条欧洲风情的街道”。没看见那些三四层高的楼房、还有一家剧院和不少的商店吗?店面的招牌上错字连篇,但谁会在乎呢?再说了,这条街的人行道和车行道都铺了数米长的石板路;俄罗斯没有哪座城市敢自诩拥有这般的奢华。不过没走几步,就只剩下人行道了。再远一点,就成了烂泥小路:契诃夫一家正住在这里。草原从市郊展开。这片辽阔的土地,没有山,没有森林,被来自东方、来自亚洲的狂风骤雨肆意横扫。冬季,白雪遍野;夏季,暴雨倾盆。每个季节,港口都会被泥沙淤塞。然而,塔冈罗格的核心就在于港口。这是一座商业城市;曾经,彼得大帝派人在这块荒地上设置堡垒,抵御土耳其的入侵;而后他又建立了一座港口,十九世纪初的塔冈罗格就此一派繁荣;它做小麦出口生意,连顿河一罗斯托夫和敖德萨都莫敢与之称雄。
当年的塔冈罗格车水马龙、生气勃勃。老人们感慨万千:“俄罗斯最好的演员到我们这来演出,我们有一座意大利歌剧院,正如所有南部城市,正如敖德萨……”之后,艰难的岁月到来了:几百年来被河水冲来的泥沙终于导致了海床抬高,给来往的大船造成了危险……这些新式的船只太庞大了……终于,它的地位跌至谷底!从那时起,一条铁路直接从竞争对手顿河一罗斯托夫连接至弗拉基高加索。塔冈罗格没用了;塔冈罗格废弃了。
数年来,这座小城总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深蓝的天空、阳光和大海使它远远看去尚显可爱,但一旦进入城中:“多么肮脏,多么愚昧,多么空虚!”它的泥泞和沉寂令游客震惊。秋天,以及融雪时节,穿行在塔冈罗格就像跨越一条溪流一样,得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谁要是一脚踩空,那可就陷进了没过膝盖的泥海里。”夏天,闷热的街道上,尘土卷成厚重的云团缓缓滚动,没有哪个清洁工拗得过它。一只狗嗅着烂果皮;院子里传来口琴声;两个酒鬼在打架……路上很少有人行色匆匆;没人想过要修缮自家的屋顶和门面,或是重新粉刷房子。人们对一切都将就凑合。
在俄罗斯,这种外省城市被称为“聋城”。也的确,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名字了:聋城,海底般的寂静。它们关闭了自己的耳朵,隔绝了外界的动静。它们沉睡着,一如这里的居民,酒足饭饱之后,拉上百叶窗,紧闭门户,密不透风,听命于沙皇和上帝,灵魂空洞。
然而,世上最偏僻最荒凉的角落,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却也变化万千、生机盎然。那时的小安东对他的家乡并不厌倦。他饶有兴味、不知疲倦地望着船只、桥梁、大海。他极喜欢去米特罗方叔叔家吃饭,在那里不时能得到一笔零花钱。家家户户的房屋千篇一律,院子也全都杂草丛生。与他的兄弟和母亲一样,他知道这里每个住户的名字,了解他们所有的生活细节:昨晚吃了什么,谁家死了人,谁家生了孩子,谁家正准备嫁女儿。他喜欢到市政公园散步,那里的台阶一直延伸到大海。
可惜他并不能常常享受到这份自由和巨大的快乐。春天的夜晚,他坐在自家门前歪歪斜斜的台阶上,周围所有的房子都高过他家的屋檐。当白昼的热气散尽,一家人就在屋檐下安顿下来。母亲暂时搁下她的缝纫活儿,孩子们叽叽喳喳打打闹闹。远远地传来调弦的声音,是公园那里要开始演奏军乐了。轰轰隆隆的鼓声,噼噼啪啪的铜管,穿过灰尘弥漫的空气,渐渐变得轻柔、舒缓下来,失去了原本雄赳赳的气势,反而带上一丝朦胧的感伤。
这时,父亲出现了。宽厚的肩膀,茂密的大胡子,粗糙的双手。
“干活去,安托沙。”他说,“成天偷懒,就知道发呆。还不快到店里去。干活去。”
P3-9
月亮一般的契诃夫(序一)
袁筱一
《契诃夫的一生》的结尾是在高尔基的回忆中展开的。那是一九一四年,高尔基想起了十年前契诃夫去世时颇具荒诞意味的葬礼。人们以为火车运回的是从满洲来的凯勒尔将军的棺材,参加葬礼的人群几乎与契诃夫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还奏起了军乐。有人在“谈论狗的智力”,有人在“炫耀自己的别墅如何舒服,附近的风景如何美丽”。——一个典型的昆德拉善用的场景,看了让人心凉,可就在心凉得似乎没有了希望,要坠入虚无里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却是笔锋一转,用了温暖来结尾。她写道:“然而,在无动于衷的人群里,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偎依着,相互搀扶。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惟有她们俩。”
是看到这里,要合上书页之时,才能真的明白,什么是“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什么是“水晶一般的冷漠”。在疲惫和孤独的背面,始终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丝让这个世界亮起来的清美的光辉——这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笔下的契诃夫,也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自己。
他不完全是我们先前所了解的,作为文学史里一个词条的契诃夫。那个所谓与莫泊桑、欧·亨利并驾于短篇小说领域的契诃夫。戏剧家契诃夫。《凡尼亚舅舅》、《海鸥》、《樱桃园》的作者。中国的读者也许多少还熟悉他的《第六病室》,因为这样的作品,日后苏维埃的文化理念也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没有能够活到革命来临的契诃夫。
而伊莱娜让抽象的契诃夫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一个契诃夫用了一生塑造,自己却没能使之跃然纸上的人物。
一个远离传奇的契诃夫。因为普通,所以沉重而悲伤。他有黯淡、贫穷的童年,在一个叫做塔冈罗格的小城,“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因为“关闭了自己的耳朵,隔绝了外界的动静”。只有暴君父亲带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声响,有时——是极少的时刻——也会带来令人愉悦的小提琴声和歌声。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尽管生活艰辛,这位赎身农奴出身的暴君父亲却尽量让孩子们能够受到教育。因而契诃夫还拥有同样才华横溢,然而同样摆脱不了悲惨命运的兄弟。
是因为童年,以及童年带来的一生挣扎,那种深入灵魂的困窘,契诃夫能够准确地描绘俄罗斯农民的灵魂状况吗?他不带有自上而下的同情,而是真的站在他们的身边,体会到他们“残酷、野蛮、无情和悲惨”的生活,体会到他们对“好好活着”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什么“自由”。“知识界”一贯擅长的所谓理想化的善良淳朴在农民真正的灵魂状况前显得如此苍白。
然而也许同样是因为童年,契诃夫在写到“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时,总是有那么一点力不从心。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尖锐有时的确令人疼痛。在她看来,某一个时期里曾经试图模仿托尔斯泰的契诃夫是失败的。契诃夫和伟大的托尔斯泰不同。托尔斯泰的高贵、激昂和因为对幸福、信仰的追求而造成的大喜大悲,契诃夫终其一生也无法体验。但是契诃夫是一个“生来公正、高尚、善良的人,而且从不停歇地尽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更温和,更可爱,更耐心,更乐于助人,更无微不至”。他是个医生,他有医治人类伤痛的欲望。但是与生俱来的、带有反抒情性质的悲观主义让他非常明白,对于人类真正的伤痛,他无能为力。因而他的态度是温和而苍凉的,有时带一点微微的嘲讽。在生命就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伊莱一娜·内米洛夫斯基带给我们的契诃夫说,我的灵魂倦了。他咳血,身体和灵魂都已经不堪重负,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伊莱娜说,他仍然“没有一刻想过逃避自己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普通的契诃夫却能够击中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他的向往——有的时候是对金钱,对能够承担家庭责任的最普通的向往,他的妥协——有的时候是不敢确立自己独特的存在之前那种惶惑不安的妥协,还有他的孤单——有的时候,即便在如潮的欢呼声和温柔的爱情中他还是如此孤单,这一切都令我们感到某根神经被撩拨得疼。我们会想起自己的孤单时刻,即便不是在高处,即便不认为自己承载了人类的命运,我们为什么还会如此孤单呢?谁说只有伟大的人才有资格忧伤?但是我们发现,在民族背负的沉重命运下,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清醒和总是要做点什么的努力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光辉。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到为什么契诃夫会买下那块荒芜冰冷的土地,满怀欣喜地打扫院子、种植玫瑰,他的所谓“美化、建造、升华”。
伊莱娜借用批评家布宁的话说,“即使在最亲近他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曾真正了解他灵魂深处的全部想法”。或许他并不想让别人了解,为了保护好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迷失和绝望的灵魂。他的致命的温柔也是一种武器,当读到契诃夫半是讽刺、半是严肃地写道:“我也挺想结婚,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总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他猫一般的孤单本性了。的确,在外貌的描写上,伊莱娜也没有漏过阴柔的一点:“清癯英俊的面庞,消瘦的脸颊,浓密的头发,淡淡的胡须刚刚显现,嘴角的褶皱透出严肃与忧伤,他的目光是那么与众不同,仿佛具有敏锐的穿透力,同时又温柔而深沉,他的神态谦逊,那是一种年轻女子般的神态……”
只是,在一边建构着意义的同时,契诃夫的灵魂深处是绝望的。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所历经的种种灾难中,加上缺乏自暖的动力(例如,托尔斯泰式的宗教信仰),契诃夫的灵魂从来没有暖起来过。何况他缺少时间。作为普通人,我们总像是在被历史的火车追赶着,气喘吁吁,契诃夫也不例外。他的人生和他的写作是一样的进程:“开头总是满满当当的许诺,……中段便变得皱巴巴怯生生,到结尾……烟花一场。”
烟花一场的契诃夫却没有让伊莱娜失望,虽然为先前我们的阅读所忽略,但他的一生所提供的素材足以让伊莱娜勾勒一个完整的、亲切而令人动容的人物。关键是,走近这颗灵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连同此时的我们——几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走近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丝毫不用怀疑伊莱娜与“安托沙”之间的亲缘关系,他是仿佛她的一个哥哥,在年少时也可能讨厌她的纠缠——就像亚历山大讨厌“安托沙”一样,但是他们分不开,因为他们的灵魂为彼此留了一扇窗,留了让外面的光线照亮一个世界的可能。
是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身上也背负着同样的苦难,而她和契诃夫一样从来没有抱怨过。借助《法兰西组曲》渐渐重新回到我们阅读视野中的伊莱娜也许能够通过《契诃夫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对于芸芸众生“清醒的同情”,她,J!说中通过普通人物的眼睛看到的历史场景,她对于细节的喜爱,她对于英雄人物的畏惧和嘲讽,她那略显残忍的冷静(这也是她有时会遭受指责的原因),以及她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同时所做的,属于自己的努力。那一切,在她感受生活之前的半个世纪,契诃夫都曾经体验过。她同样擅长冷静深入的分析与温暖美丽的细节相对照。甚至,在坚强、善良的灵魂之外,他们的身体也都一样赢弱。
从时代的角度而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契诃夫其实相距并不算很远。如果契诃夫不是那么早离世,他们甚至有彼此相遇的可能。在他们错过的这几十年里,俄罗斯仍然没有摆脱动荡的命运:日俄战争的失败、大革命的狂风骤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疯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父母亲一路颠簸,想要躲避所谓大写的历史的追迫。如果伊莱娜是在逃亡的路上发现莫泊桑的,那她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契诃夫的呢?
更大的灾难来临之时,伊莱娜倒是没有再选择逃亡。她被法国宪兵带走,从此杳无音信。我们仿佛看到的是契诃夫最后那个轻轻推开妻子的手势,他说,“没人把冰块放在空洞的心口”——难道坦然接受是对于命运最好的反抗吗? 或许,如果灵魂彼此已经重叠到没有缝隙的程度,任何形式意义上的相遇都不再重要。这话也应该送给译者——我想,这个“混合着玩笑、伤感、平静的失望”的契诃夫是属于契诃夫自己的人物,是属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人物,也是属于译者的人物。月亮一般的契诃夫不需要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在灵魂没有目的、不时刻相随的彼此接近中,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不把我们送入疯狂的希望。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于上海
“然而,在无动于衷的人群里,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偎依着,相互搀扶。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惟有她们俩。”
是看到这里,要合上书页之时,才能真的明白,什么是“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什么是“水晶一般的冷漠”。在疲惫的孤独的背面,始终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丝让这个世界亮起来的清美的光辉——这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笔下的契诃夫,也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自己。
——袁筱一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人,并没有因其不幸的身世而遭到贬低。穷困潦倒,拖家带口,体弱多病,安东·契诃夫的一生历尽坎坷。其中艰辛,被朴实的语言一一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他生于苦难,长于苦难。过去,我们只因他的作品而爱戴他,崇拜他。如今,我们对他的爱戴和崇拜将更进一步。这应归功于这本传记。它在世界文学史上铭刻下了动人的篇章。经由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契诃夫将令我们感到更加亲切,也更容易接近。
——让-雅克·贝尔纳(法国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