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中国一度家喻户晓。连小学生都知道他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末路之人。但历史果真是这么简单吗？本书力图从史料本身出发，多视界地来看司徒雷登及其在华时代的人和事。

2006年至2007年，经过往来于中美两国的华裔美国人、燕京大学校友国仲元先生居中牵线，已故美籍华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与其“情同父子”的傅泾波先生的子女们——傅铎若女士、傅海澜女士、傅履仁先生经过慎重商量，决定将存于傅海澜女士美国华盛顿居所(这也是自司徒雷登1949年返美以后至逝世一直居住的地方)的一批司徒雷登遗物捐赠给杭州司徒雷登故居纪念馆。

这批遗物包括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司徒雷登的褒奖令，1946年杭州市市长周象贤赠给司徒雷登的杭州市金钥匙，“杭州市荣誉公民”证书，以及与司徒雷登有交往的军政要人阎锡山、孙立人、张之江、陈立夫、朱家骅、徐永昌、周至柔等为司徒雷登贺寿的书法轴，艺术大师王一亭、张书旃等的图轴，司徒雷登的博士袍、博士帽，司徒雷登的中英文藏书和著作共一百多件。

笔者有幸目睹了这批遗物，发现其极具收藏和研究价值。特别是那把镌刻着西湖三潭印月图案的金钥匙和荣誉公民证书，经过整整六十年历史沧桑，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杭州。这件象征中美友谊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可称是杭州司徒雷登故居的“镇馆之宝”。

至是以后，笔者对司徒雷登其入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8年的春节，笔者来到北京探亲，在一位从事民间思想史和口述历史的朋友家中(这位朋友和他的夫人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和影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人物，如有材料，可以写一写。

确实，司徒雷登在中国一度家喻户晓，当年连小学生都知道他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好挟起皮包走路”的末路之人。但历史果真是这么简单吗？

笔者仔细阅读了北京版的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在华五十年》，后来，又读了台北版的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旅华五十年记》，以及他当驻华大使时所写的《驻华报告》中译本、美国国务院当年公布的《白皮书》中译本等书籍，又得到了傅履仁先生寄赠笔者的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英文原版。

从台北版中，笔者首次读到了北京版所删去的胡适专为司徒雷登回忆录撰写的导言。这篇导言写于美苏两大阵营及海峡两岸尖锐对峙的时代，虽然其中有一些较为情绪化的语言，但我们今天来看，胡适的观点与他一生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吻合的，他认为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的传教士”，为我们了解司徒雷登及其在华的那个年代提供了启示，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很可惜，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最为详尽的十二卷《胡适文集》(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胡适的这篇文章仍未能收入。

读书以后，笔者就陆陆续续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其实是一些札记，不仅有关于司徒雷登的，也有关于其他西方在华办教育的传教士的，更有与司徒雷登有关的中国各界人士的。本书力图从史料本身出发，多视界地来看司徒雷登及其在华时代的人和事。

家世：苏格兰名门的后裔

西教东来

老司徒夫妇

青少年时代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

 ——传教与兴学

西湖九里松：司徒家族的长眠之地

宗教与文化

 ——以燕京大学和弘道女中为例

基督徒兄弟？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

傅泾波：与司徒雷登形影相随的人

解读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胡适

传教士外交家

 ——读《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盘桓杭州”

 ——以《东南日报>报道为中心

贺寿签名与书画作品中的交往

司徒雷登回忆录版本比较

从华盛顿到杭州

 ——司徒雷登遗物捐赠始末

魂归杭州

 ——实现司徒雷登最后遗嘱的努力

附录

后记

按照布道团的规定，传教士服务七年，可给予一年的假期。至1887年，斯图尔特夫妇来华已有13年。是年4月，他们带着司徒雷登及其他孩子回美国度假，11岁的司徒雷登与他9岁、7岁、5岁的弟弟戴维、沃伦、罗伯特第一次踏上了他们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1887年，即清光绪十三年，这一年也是后来与司徒雷登有着诸多交往的蒋介石出生之年。

斯图尔特夫妇看来对中国是真正地产生了感情，也可能是为了增加美国人去中国传教的兴趣，他们不断地把从中国带来的餐具和祭祀用品展示给人看，还让他们的儿子们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并用筷子进餐，用中文唱圣歌。

然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大了，美国人对此很不理解，甚至对司徒他们进行冷嘲热讽。而这一切都使少年的司徒雷登感到无地自容。

一年的时间到了，斯图尔特夫妇返回杭州，随行带着四子罗伯特，把司徒雷登和次子戴维、三子沃伦留在美国就读。不幸的是，罗伯特在回杭以后因病夭折，年仅7岁。他成了司徒家族中第一位葬在杭州西湖的人。

司徒雷登先后就读于莫比尔市公立学校、弗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校、汉普顿-悉尼学院，以后又执教于他毕业的潘托普斯学校。

在汉普顿-悉尼学院就读及其后在潘托普斯学校执教期间，司徒雷登受到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

作为国际组织的基督教青年会是1851年传人美国的，并逐渐在传统的东部城市和一些大学中建立起了组织。1854年，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成立。1888年，以各学校青年会为基础，正式掀起了“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青年会发起这场运动，主张美国青年的精神复兴，并对拜金主义、肉欲横流、强权外拓进行自我改造；大学生们应本着基督教的精神，积极投身这一事业，到海外去传播基督福音。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赴海外传教的学生已有6200余名；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8000多名，这其中的三分之一即2500多名是派往中国各城市的。

司徒雷登深受影响，很快成为青年会的会员，后来又担任了学校青年会的会长，并且在马萨诸塞州参加了暑期《圣经》会议。他说：

在那一段教书期间，我有两个夏天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立志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城召开的大会。我感到，人们在那些会上对宗教信念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和为之献身的精神，给我以莫大的触动。同时，那些为促进这两次会议圆满召开，参加了会议，或在会上发了言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同样给我莫大的鼓舞。那两次会上所闻述的宗教信念与我过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而枯燥无味的信念截然不同。耶稣成了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和理想，而不仅仅被当作神学的体现者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秋，司徒雷登辞去在潘托普斯学校担任的教授拉丁文和希腊语的教职，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重新成为一名学生。

1902年2月，司徒雷登作为神学院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大会。同年，他被册立为长老会牧师，并获神学学士学位，决意前往中国杭州——他父母的所居之处去传教。

上述种种，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要从美国的历史谈起。美国建国后不久，在欧洲即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虽然同属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其实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法国大革命后来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自下而上的街头暴力，而美国独立战争则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是一种自然甚至是有序的民主革命。美国和他的母国英国一样，都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混乱与血腥表示了反感。对新兴的美国政府而言，维系其共和政体的法律和秩序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美国基督徒也开始响应英国十九世纪前后产生的福音传播运动，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名谓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组织诞生了，其发布的宣言中，有这样的话：

凡是能直接促进不朽，灵魂得救的事物，都是非语言所能表达，非理智所能想象的。有谁能够对因忏悔而得救后的快乐加以形容？又有谁能够对因无法得救而导致的无尽恐惧和痛苦加以叙述？谁又能将造福整个国家，革新全世界，解救人类于魔鬼之中，使成上帝之子，得享光荣、自由等伟大尝试加以适切的描绘？

从此以后，海外传教活动成为美国教会的固定工作。

1872年，美国南部浸信教会在其报告中更是直接提到中国：

想想看，中国将有百万人得救，这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崇高的理想。

P24-26

2006年至2007年，经过往来于中美两国的华裔美国人、燕京大学校友国仲元先生居中牵线，已故美籍华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与其“情同父子”的傅泾波先生的子女们——傅铎若女士、傅海澜女士、傅履仁先生经过慎重商量，决定将存于傅海澜女士美国华盛顿居所(这也是自司徒雷登1949年返美以后至逝世一直居住的地方)的一批司徒雷登遗物捐赠给杭州司徒雷登故居纪念馆。

这批遗物包括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司徒雷登的褒奖令，1946年杭州市市长周象贤赠给司徒雷登的杭州市金钥匙，“杭州市荣誉公民”证书，以及与司徒雷登有交往的军政要人阎锡山、孙立人、张之江、陈立夫、朱家骅、徐永昌、周至柔等为司徒雷登贺寿的书法轴，艺术大师王一亭、张书旃等的图轴，司徒雷登的博士袍、博士帽，司徒雷登的中英文藏书和著作共一百多件。

笔者有幸目睹了这批遗物，发现其极具收藏和研究价值。特别是那把镌刻着西湖三潭印月图案的金钥匙和荣誉公民证书，经过整整六十年历史沧桑，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杭州。这件象征中美友谊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可称是杭州司徒雷登故居的“镇馆之宝”。

至是以后，笔者对司徒雷登其入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08年的春节，笔者来到北京探亲，在一位从事民间思想史和口述历史的朋友家中(这位朋友和他的夫人在这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和影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人物，如有材料，可以写一写。

确实，司徒雷登在中国一度家喻户晓，当年连小学生都知道他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好挟起皮包走路”的末路之人。但历史果真是这么简单吗？

笔者仔细阅读了北京版的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在华五十年》，后来，又读了台北版的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旅华五十年记》，以及他当驻华大使时所写的《驻华报告》中译本、美国国务院当年公布的《白皮书》中译本等书籍，又得到了傅履仁先生寄赠笔者的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英文原版。

从台北版中，笔者首次读到了北京版所删去的胡适专为司徒雷登回忆录撰写的导言。这篇导言写于美苏两大阵营及海峡两岸尖锐对峙的时代，虽然其中有一些较为情绪化的语言，但我们今天来看，胡适的观点与他一生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吻合的，他认为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的传教士”，为我们了解司徒雷登及其在华的那个年代提供了启示，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很可惜，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最为详尽的十二卷《胡适文集》(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胡适的这篇文章仍未能收入。

读书以后，笔者就陆陆续续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其实是一些札记，不仅有关于司徒雷登的，也有关于其他西方在华办教育的传教士的，更有与司徒雷登有关的中国各界人士的。本书力图从史料本身出发，多视界地来看司徒雷登及其在华时代的人和事。

感谢傅履仁先生，本书有关司徒雷登的照片概由其提供并授权笔者发表，感谢我的朋友冯克力兄，是他的厚爱和关注，使我关于司徒雷登的一些随感得以在《老照片》上发表，也使我有了信心继续撰写我的“走近司徒雷登”札记，另外，我的同人陈杰小弟也在文稿的录入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最后，我要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没有该社的支持，是不可能结集成书并与读者见面的。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沈建中

2009年1月于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