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的散文以白描为主，有时朴实到了毫无技巧可言，但论行文的流畅与语言的自然优秀，描绘的准确生动，却是非常出色的。本书就是一个典范。杨牧曾经评价《白马湖之冬》说：“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感。”读过之后自有体会。

《白马湖之冬》是一部从风中领略的情味的散文作品集。它通篇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撩人遐思的情愫，这情思像风一样，是无形的，却无所不在，将你紧紧裹挟住。

全书分为六辑，包括自叙之一、自叙之二、、序跋与评论、怀人集、爱的教育、读书与瞑想。

辑一 自叙之一

 怯弱者

 长闲

 猫

 命相家

 钢铁假山

 整理好了的箱子

 流弹

辑二 自叙之二

 黄包车礼赞

 做了父亲

 我的中学生时代

 光复杂忆

 紧张气氛的回忆

 我之于书

 白马湖之冬

 《平屋杂文》自序

 中年人的寂寞

 两个家

 试炼

 早老者的忏悔

 寄意

辑三 序跋与评论

 《子恺漫画》序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关于《倪焕之》

 《李息翁临古法书》跋

 《鸟与文学》序

 《清凉歌集》序

 《中诗外形律详说》跋

 《弘一大师永怀录》序

 《晚晴山房书简》序

 读《清明前后》

辑四 怀人集

 白采

 关于国木田独步

 对了米莱的《晚钟》

 阮玲玉的死

 读诗偶感

 坪内逍遥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一个夏天的故事

 鲁迅翁杂忆

 弘一法师之出家

 弘一大师的遗书

 怀晚晴老人

辑五 爱的教育

 教育的背景

 春晖的使命

 近事杂感

 《爱的教育》译者序言

 “无奈”

 彻底

 《续爱的教育》译者序

 致文学青年

 《中学生》发刊辞

 “你须知道自己”

 受教育与受教材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

 关于职业

 怎样对付教训

 恭祝快乐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自学”和“自己教育”

辑六 读书与瞑想

 学斋随想录

 家族制度与都会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并存和折中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汉字所表现的女性的地位

 中国的实用主义

 读书与瞑想

 学说思想与阶级

 闻歌有感

 文艺随笔

 知识阶级的运命

 “中”与“无”

 谈吃

 其实何曾突然

 人所能忍受的温度

 新年的梦想

 文学的力量

 原始的媒妁

 蟋蟀之话

 灶君与财神

 春的欢悦与感伤

 一个追忆

 一种默契

 良乡栗子

 送殡的归途

 幽默的叫卖声

 日本的障子

 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

编后记

阴历七月中旬，暑假快将过完。他因在家乡住厌了，就利用了所剩无几的闲暇，来到上海。照例耽搁在他四弟行里。

“老五昨天又来过了，向我要钱，我给了他十五块钱。据说前一会浦东纱厂为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领总工会的维持费呢。唉，可怜！”兄弟晤面了没有多少时候，老四就报告幼弟老五的近况给他听。

“哦！”他淡然地说。

“你总只是说‘哦’，我真受累极了。钱还是小事，看了他那样儿，真是不忍。鸦片恐还在吸吧，你看，靠了苏州人做女工，哪里养得活他。”

“但是有什么法子罗！”他仍淡然。

自从老五在杭州讨了所谓苏州人，把典铺的生意失去了以后，虽同住在杭州，他对于老五就一反了从前劝勉慰藉的态度，渐渐地敬而远之起来。老五常到他家里来，诉说失业后的贫困和妻妾间的风波，他除了于手头有钱时接济些以外，一概不甚过问。老五有时说家里有菜，来招他吃饭，他也托故谢绝。他当时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谓苏州人的女人见面。

“见了怎样称呼呢？她原是拱宸桥货，也许会老了脸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什么？不尴不尬的！”这是他心里老抱着的顾虑。

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到家里，妻说：

“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来过了，说来见见我们的，才回去哩。”

他想，幸而迟了些回来，否则糟了。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

“是什么样一个人？漂亮吗？”

“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瘦长的身材，脸色黄黄的，穿的也不十分讲究。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有许多已经在典铺里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怜，和在典铺里时比起来，竞似两个人。何苦啊，真是前世事！”

老五的状况，愈弄愈坏。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就想象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景。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老五曾为年过不去，奔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以后就无来往，唯从他老四那里听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带了苏州人到上海来了。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亏空了许多钱，老四吃了多少的赔账。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梅毒复发了，卧在床上不能行动。后来又听到苏州人入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

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他的回答，只是一个“哦”字。实际，在他，除了回答说“哦”以外，什么都不能说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吧。”有时他也曾这样想。可是同时又想到：

“去也没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鸦片仍在吸，住在贫民窟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横竖是无法救的了，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钱，其实单靠钱也救他不了……”

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

到上海的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馆子里吃了中饭回到行里去，见老四皱了眉头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谈话。

“老三，说老五染了时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泻了好几十次，指上的螺纹也已瘪了。这是老五的邻居，特地从浦东赶来通报的。”他才除了草帽，就从老四口里听到这样的话。

“哦，”他一壁回答，一壁脱下长衫到里间去挂。

“那么，你先回去，我们就派人来。”他在里问听见老四送浦东来人出去。

立时，行中伙友们都失了常态似地说东话西起来了。  “前天还好好地到此地来过的。”张先生说。

“这时候正危险，一不小心……”在打算盘的王先生从旁加入。

老四一进到里问，就神情凄楚地说：

“说是昨天到上海来，买了二块钱的鸦片去。——大概就是我给他的钱吧！——因肚子饿了，在小面馆里吃了一碗面，回去还自己煎鸦片的。到夜饭后就发起病来。照来人说的情形，性命恐怕难保的了。事已如此，非有人去不可。我也未曾去过，有地址在此，总问得到的。你也同去吧。”

“我不去！”

“你怕传染吗？自己的兄弟呢。”老四瞠目说。

“传染倒不怕，我在家里的时候，请医生打过预防针了。实在怕见那种凄惨的光景。我看最要紧的还是派个人去，把他送人病院吧。”

“但是，总非得有人去不可。你不去，只好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也有些胆小，还是叫吉和叔同去吧。他是能干的，有要紧的时候可以帮帮。”老四一壁说一壁急摇电话。

果然，吉和叔一接电话就来，老四立刻带了些钱着了长衫同去了。他只是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目送他们出门。行中伙友都向他凝视，那许多惊讶的眼光，似乎都在说他不近人情。P3-5

著名作家、教育家、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夏丐尊(1886—1946)，名铸，字勉旃，后改字丐尊。浙江上虞松厦人。祖上经商，父亲是个秀才。祖父事业失败后家道中落。夏丐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学八股，1901年考中秀才，1902年考举人未中，进上海中西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了一学期，1903年入绍兴府学堂(浙江第五中学堂前身)读了半年，辍学回家，替父亲坐馆。他在《我的中学生时代》中有一段回忆在绍兴府学堂时的情况：

当时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似乎都对中国怀着相当的期待……庚子事件经过不久，又当日俄战争，风云恶劣，大家把一切罪恶归诸满人，以为只要把满人推倒，国事就有希望了。《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大受青年界的欢迎，报纸上的社论也大被注意阅读。那时恋爱尚未成为青年间的问题，出路的关心也不如现在的急切(因为读书人本来不大讲究出路)，三朋四友聚谈，动辄就把话题转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谓革命，内容就只是排满，并没有现在的复杂。见了留学生从日本回来没有辫子，恨不得也去留学，可以把辫子剪去(当时普通人是不许剪辫子的)。见了花翎颜色顶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恶，以为这是奴隶的装束。卢梭、罗兰夫人、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丛报》的介绍，在我们的心胸里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摇笔即来的文章的套语了。

那时夏丐尊才十八岁，意气风发，热衷革命。1905年，他向亲友借贷赴日留学，就出自对日本维新的羡慕，出自对“剪辫子”的向往。到日本后，先是进东京宏文学院学习日文，后来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读了还不到一年，“就领不到官费”，又不得不中途辍学，于1907年归国。

1908年，夏丐尊应聘为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通译助教，为日籍教员中桐确太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当翻译，后来兼任舍监(相当于后来的“训导主任”，现在的“级主任”)和国文教员。1909年，鲁迅来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赠以《域外小说集》，夏丐尊自称是“受他启蒙的一个人”，并参加了鲁迅、许寿裳等发动的反对尊孔复古的“木瓜之役”。1912年秋，李叔同来两级师范学堂教图画音乐，两人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互赠印章，共事七年，情逾手足。1918年李叔同出家，就是因了夏丐尊向他介绍日本人写的关于断食的文章引发的。李叔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又号“弘一”，人称“弘一法师”。夏丐尊对法师尽力护持，数十年如一日。他在《我的畏友弘一和尚》中说：“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弘一法师写给夏丐尊的书信、书法现存一百二十多件，两人情谊之深厚可见一斑。(详见《夏丐尊旧藏弘一法师墨迹》，上海博物馆2000年9月印刷)

夏丐尊的前半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的变革，新思潮一浪接着一浪，思想界空前活跃。他在《光复杂忆》中记叙光复初年的兴奋心情时写道：“我们青年朋友间都互相策励，存心做一个新国民，对时代抱着很大的希望。”但他不愿意涉足政坛。当时有实行普选的说法，他不愿当选，便把名字改为“丐尊”，其读音与“勉旃”相近，但容易写错，如果选票上将“丐”字误写为“丐”，就是废票。虽说不愿做官，但对国家的前途格外系念，且看他为浙江第一师范写的校歌：

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身。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

怀抱教育救国的理念，“陶冶精神”，弘扬道德，培育“新民”，这就是夏丐尊当年的心志。看到舍监在校中地位低下，被人轻视，就自告奋勇当舍监；看到学生国文程度差，又自告奋勇兼教国文。一人身兼三职，不辞劳苦，且事事认真。他在《紧张气氛的回忆》一文中说：

我在那时颇努力于自己的修养，读教育的论著，翻宋元明的性理书类，又搜集了许多关于青年的研究的东西来读。非星期日不出校门，除了在教室授课的时间外，全部埋身于自己读书与对付学生之中。自己俨然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而学生之间却与我以各种各样的绰号，据我所知道的，先后有“阎罗”“鬼王”“戆大”“木瓜”几个，此外也许还有更不好听的，可是我不知道了。

我做舍监原是预备去挨打与拼命的，结果却并未遇到什么，一连做了七八年。到后来什么都很顺手，差不多可以“无为卧治”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正是这种“以教育界的志士自期”精神，使夏丐尊成了享誉一时的教育家。

当年的浙一师名师云集，除鲁迅、许寿裳、李叔同外，还有刘大白、李次九、陈望道等名家，学生思想活跃。“五四”运动中，浙一师和北大遥相呼应，成为浙江学运的中心。夏丐尊、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支持新文化运动，被誉为“四大金刚”。夏丐尊在校刊《校友会十日刊》上发表的《一九一九年的回顾》一文中说：

1919年中国教育界空前的一桩事，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不但教育界受着，不过教育界是它的出发点，自然影响受得更大。以前的教育界的空气何等沉滞！何等黑暗！经过了“五四运动”以后，从前的“因袭”“陈规”，都受了一种破产的处分，非另寻方法重立基础不可……现在的教育界，平心讲来，也究竟还没有上正当的轨道。不过从本学年起，已经有了一个“动”字。“动”得好，固然最好没有了，“动”得不好，也不该就抱悲观：因为“动”总比以前的“不动”好得多。天下本来不应该有“完全无缺”的事，逐渐改动，就是渐与“完全无缺”接近的方式；固滞不动，那是没有药医的死症！我对于1919年的教育界，所纪念的就是一个“动”字。

这样观点鲜明、笔锋犀利的檄文，对于勇于革新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战斗的号角。1920年，浙一师学生施存统(施复亮)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主张在家庭中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撼动了封建社会的根基，被教育当局视为大逆不道。因《非孝》写成后曾由夏丐尊审阅，教育当局责成校长经亨颐立即将“四大金刚”解职，并将学生施存统开除。经校长拒不执行，教育当局就撤换校长。学生发起“留经运动”，爆发了“浙一师风潮”。这次风潮得到杭州各校和京沪等地学生的支持，“驱齐(弹劾省长齐耀珊)灭夏(罢免教育厅长夏敬观)”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鲁迅称之为又一次“木瓜之役”，而意义之深远更胜于第一次。

风潮平息后，经亨颐和“四大金刚”还是离开了一师。夏丐尊应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的邀请，到湖南第一师范教授国文。当年的湖南一师也誉满全国，仅与夏丐尊同时应聘的就有周谷城、舒新城、田汉、孙俍工等。夏丐尊于国文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多有创新，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在《长沙小诗之一》中写道：“中年陶写无丝竹，泽畔行吟有美人。搜得漫天风絮去，贮将心里作秾春。”虽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趋于低潮，但湖南一师良好的氛围，使夏丐尊心中充满了喜悦，并且与湖南一师教务长——“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匡互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1年，浙江上虞富商陈春澜捐资兴学，在白马湖创办春晖中学，经亨颐出任校长，他请夏丐尊回到春晖，把学校的事务几乎全都托付他。夏丐尊一心想把春晖办成全国的模范中学，就请匡互生来担任教务主任，请刘薰宇、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志趣相投的朋友来春晖任教。他觉得白马湖的环境好，就把家安顿在这里，在湖西岸造了几间平房，名日“平屋”，打算终老是乡，在《白马湖之冬》一文中写道：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刘薰宇——引者注)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椽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少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拔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离开热闹的杭州，来到如此荒凉的湖畔安家，可见其办好春晖的信念多么坚定，难怪朱自清在《教育家的夏丐尊先生》一文中，说“他(夏丐尊)是始终献身于教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人”，“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夏丐尊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谈到办校的理念时说：

怯弱倒不要紧，方向却错不得！你须知道，你有你从生带来的使命！你的能否履行你的使命，就是你的运命决定的所在。你的运命，要你自己创造！

你是一个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碍。当现在首都及别的省官立学校穷得关门，本省官立中等学校有的为了争竞位置，风潮迭起，丑秽得不可向迩的时候，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

你已男女同学了，这是本省中等学校的第一声，也是你冒了社会的忌讳敢行的一件好事。你应如何好好地保持这纤弱的萌芽，使它发达？你无门无墙，组织是同志集合的。你要做的事情既那样多而且难，同志集合，实是最要紧的条件。你不应该从此多方接引同志，使你的同志结合在质上更纯粹在量上更丰富吗？……

为了探究并实行“纯正的教育”，1923年夏丐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爱的教育》最先在《东方杂志》连载，后由开明书店出单行本，此书风行二十余年，再版三十余次。夏丐尊在译者序言中说这本书使他受到异乎寻常的感动，他流了泪读完此书，又含着泪译出此书，“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他情不自禁地把现实状况和书中描写对照，一方面反省自己“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一方面剖析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病，说“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接着用了非常形象的比喻：

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这个形象化的比喻，以及译者序言中介绍的“理想的世界”，吸引了无数读者，包括父母、教师和儿童，凡是读了这篇序言的人无不急于一读全书，去体会那诱人的情味。

书中的小学生安利可的父亲说：“意大利全国五万所学校教师，是你们未来国民精神上的父亲，他们立在你们的背后，拿着轻微的报酬，为国民的进步发达劳动着”，所以，“应该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是父亲所敬爱的人，因为是为了学生牺牲自己一生的人，因为是开发你们精神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爱的教育》是一部现代伟大的爱的读物，是一部公民必读书。

夏丐尊德高望重，他很快就召集一批名师汇集到白马湖。朱自清把家搬来了，跟夏丐尊做了紧邻，两家的前院只隔一垛短墙。丰子恺在白马湖畔建了“小杨柳屋”，这里成了他漫画艺术的摇篮。朱光潜在《敬悼朱佩弦先生》(《天津民国日报》1948年8月23日)一文中说：“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观。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丐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条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领我登堂人室的是丐尊先生、佩弦先生。”

1924年冬，教务主任匡互生与校长经亨颐意见不合，夏丐尊调解无效。在一个大雪天，匡互生和朱光潜等教员带领一部分学生离开春晖去上海。夏丐尊追到车站，挽留不住，隔了二天也辞别春晖，赶到上海，和匡互生、朱光潜等一起组织立达学会，创办立达中学(后改名为立达学园)，再辟新境，想“自由自在地去实现教育理想”。1925年3月，立达学园开学，夏丐尊任立达学园常务委员(后又担任文学专门部主任)。1925年年底，立达学园在上海江湾建造的校舍落成，学园增设了农场，从事养蜂、养鸡和园艺种植，把“人格教育”和“生产教育”结合起来。匡互生在《立达、立达学会、立达季刊、立达中学、立达学园》中介绍说：

立达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师、工友为培育有理想的学生而组成的。它一面具有互助生活的精神，师生均以至诚相见，免除一切虚伪；另一面学校应充满家庭般的亲爱和温暖，相互关怀、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精神，使学生无形中懂得人与人之间本无高低贵贱之分，而应平等相待。个人与集体之间，则应以亲爱和互助为主要原则。而“生产教育”是使受教育者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和生产技能，而且接近社会、接近广大劳动人民，从而巩固和提高学到的书本知识。

所谓“人格教育”，其实也就是夏丐尊所倡导的“爱的教育”。1928年，夏丐尊担任了开明书店编译所所长，不得不辞去立达学园的职务，但他仍经常到立达学园演讲，一如既往地关爱立达学园。1930年1月，他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创刊，《发刊辞》中说：数十万青年“彷徨于分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不可谓不是“一件怪事和憾事”。宣称：“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中学生》成了青年的良师益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30至1940年代，夏丐尊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思想。继《爱的教育》之后，他翻译了意大利孟德格查的《续爱的教育》。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软教育；《续爱的教育》却是意志教育，硬教育，使人发出“勇敢的自信来”，走向“伟大”的路上去。当年的一篇书评中说：封建思想剥夺了人们的“自辱心”，在“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行未曾见”的中国，《续爱的教育》“不失为一剂对症的良药”(王梓良《“续爱的教育”》，刊《开明》第三十三期，1931年5月)。

夏丐尊发表的教育论文有：

《“你须知道你自己”》，谆谆教导“中学生诸君”要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与时代”。“想叫诸君张开了眼，认识眼前的事实，更由这认识发出勇敢的新的努力，去适应目前或将来的环境，能在大时代中游泳而不为大时代所淹没。”悲天悯人的胸怀和洁白晶莹的人格令人感动。

《受教育与受教材》，针对当时学校灌输僵化的知识的现象，指出：学生在学校里，“目的应是受教育，不应是受教材”。  《“自学”和“自己教育”》，希望“失学”的青年莫害怕、莫烦闷、莫颓丧，走“自学”(也就是“自己来教育自己”)的道路，矢志自励，自强不息。“在校的或是从业的青年”也要走“自学”的路，因为知识不是被“注入”而得来，乃是由“自学”而得来，“自学”最为重要。

《恭祝快乐》，奉劝青年们说“无谓的愁思，是足损诸君元气，为诸君之害的”。“愁思是无益于事而且可以害事的，快乐才是青年可欢迎的气象，至少须于愁思以外还有快乐。”

《早老者的忏悔》，规劝青年莫像他自己过去那样轻视体育，以致未老先衰，成了一个“早老者”，鼓励年轻人重视体育活动。字里行间，处处像一位仁慈的长者在对晚辈述说着最温馨最体贴的言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明书店毁于炮火。开明同仁陆续内迁时因年老多病留守上海。上海沦陷期间，夏丐尊坚贞自守，矢志不为日方做事。1943年被日军宪兵司令部逮捕。后虽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营救获释，但健康更形恶化，抗战胜利后病情加剧，1946年4月23日逝世，享年还不到六十岁。弥留之际他对亲家叶圣陶说：“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心系念的还是多灾多难的祖国。同年4月2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悼夏丐尊先生》，称赞他是“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表彰他为“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建立的功绩，以及在敌伪面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同年5月12日，夏丐尊遗体火化。芝峰法师在为夏丐尊化身典礼举火时致的法语中说：

夏居士丐尊六十一年来，于生死岸头，虽未显出怎样出格伎俩，但自家一段风光，常跃然在目。竖起撑天脊骨，脚踏实地，本着己灵，刊落浮华，露堂堂地，蓦直行去。贫于身而不谄富，雄于智而不傲物，信仰古佛而非佞佛，缅怀出世而非厌世，绝去虚伪，全无迂曲。使强暴者失其威，奸贪者有以愧，怯者立，愚者智，不唯风规今日之人世，实默契乎上乘之教法。……

芝峰法师的评价极为恳切。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芝峰之稿先尝交诸友传观，余不知何因，悲从中来，忍泪久之。中段数语，甚道着丐翁生平，最为笃切。”(《叶圣陶集》第二十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就散文创作而言，夏丐尊生前只出过一本《平屋杂文》(开明书店1935年12月初版)。他在这本集子的《自序》中说：

自从祖宅出卖以后，我就没有自己的屋住。白马湖几间小平屋的造成，在我要算是一生值得纪念的大事。集中所收的文字，大多数并不是在平屋里写的，却差不多都是平屋造成以后的东西，最早的在民国十年，正是平屋造成的那一年。就文字的性质看，有评论，有小说，有随笔，每种分量既少，而且都不三不四得可以，评论不像评论，小说不像小说，随笔不像随笔。近来有人新造一个“杂文”的名词，把不三不四的东西叫做杂文，我觉得我的文字正配叫杂文，所以就定了这个书名。

我对于文学，的确如赵景深先生在《立报·言林》上所说“不大努力”。我自认不配做文人，写的东西既不多，而且并不自己记忆保存。这回的结集起来付印，全出于几个朋友的怂恿。朋友之中怂恿最力的要算郑振铎先生，他在这一年来，几乎每次见到就谈起出集子的事。

现将《平屋杂文》以及散落在报刊上的散文汇集起来，编成六辑。

第一辑 自叙之一。这一辑汇集的是类似小说样式的散文，也就是作者在《(平屋杂文)自序》中说“小说”和“小说不像小说”的“小说”。

夏丐尊酷爱日本文学，他的作品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很深，《怯弱者》、《长闲》、《流弹》等作品类似日本的“私小说”，而《猫》、《钢铁假山》、《整理好了的箱子》、《命相家》等散文则用了小说的描写手段，也有日本“私小说”的风味。

《怯弱者》和《长闲》用了第三人称，实际上都是夏丐尊的自我写照。《怯弱者》主人翁“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对于苦难的敏感”。文中主人翁回忆“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即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生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熟悉夏丐尊的人一看便知写的是他自己。这和“五四”时期“四大金刚”的气派、春晖时期改革教育的雄心大志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其实这正是夏丐尊性格的丽面：对万事万物的“菩萨心肠”，是对大是大非鲜明的爱憎，二者糅合在一起，因而造就了他特有的质朴、真诚、善良、刚强、悲天悯人、忧国忧民。

《长闲》的主人翁厌倦了教师生涯，凭了有限的储蓄回白马湖家里写作，想从文字上开拓自己的新天地，这分明是夏丐尊1926年前后生活的纪实。作品里的“他”陶醉于湖光山色，热衷于盆栽和插花，日复一日，总定不下心来写作，“想享受自然的乐趣，结果做了自然的奴隶，想做湖上诗人，结果做了湖上懒人。”把时间消磨在花花草草的养植和风景的留恋上。最终，作品里的主人翁取下题有“明日事自有明日，且莫负此梧桐月色也”的画幅，换上畏友弘一和尚的“勇猛精进”四字的小额，策励自己从闲散中自拔。我们只要看看朱自清《“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文中写到的“S家的盆栽”，就可知道这篇《长闲》写得多么真实。朱自清笔下的S家，就是夏丐尊的“平屋”。

《流弹》用的是第一人称，写“我”(“三伯伯”)和“我弟媳四太太”的真诚和善良。夏丐尊兄弟五人，他行三，作品里的“三伯伯”显然就是他自己。老四名叫质均，“四太太”就是质均的妻子。四太太的亲戚兰芳姑娘是“我家”吉子和满子很熟的朋友。兰芳姑娘从小就没了父亲，一家五口所靠的就是老祖父。如今老祖父病故了，“四太太”把兰芳姑娘从杭州接到上海，帮她求职、代觅配偶，而兰芳姑娘却背着“我”和“四太太”与有妇之夫杭州某机关书记张××恋爱，痴迷的张××竟闯上门来与“我”和“四太太”粘缠。他们中了“爱神”的箭，“我”和“四太太”则中了他们的“流弹”。

这三篇作品都取材于真实生活，也可以当作晶莹可喜的小说来读。《猫》用的也是第一人称，写的也是白马湖生活。作品写到操劳的贤妻和阿吉、阿满两个可爱的幼女，只是多了从夫家来访的妹妹和她送的一只小猫“金银嵌”。这只“金银嵌”是曾祖时代一只老猫繁衍下来的后代，所以成了作者联想到“儿时的趣味”和家道盛衰种种悲欢往事的媒介。妹妹病故之后，这猫又成了一种联想死者的媒介。全篇通过猫抒发了家道中落的惆怅包裹着的哀伤和寂寥。夏丐尊是有一个妹妹，1923年去世时年仅二十八岁，难怪作品写得这么哀婉。

《钢铁假山》用的也是第一人称，描写作者自己如何用一块从废墟拾得的弹片做成钢铁假山的经过。立达学园在“一·二八”之役被日本飞机炸毁，“我”从废墟上拾来的一块带有“血腥气”的弹片，郑重其事地把它做成假山，作为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的一种“铁证”放在案头，让后人永远铭记惨痛历史教训和民族责任心。

《整理好了的箱子》用的是第三人称，记录的是1935年11月初上海的纷扰情景。中日关系再度紧张，上海市民纷纷搬到租界避难，妻子整理好了准备搬家的几只箱子，使“他”想到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不愿搬家，是因为“如果中国政府真个会和人家打仗，我们什么都该牺牲，区区不值钱的几只箱子算什么？”甚至感慨：“这几只箱子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有牺牲的机会呢？”  《命相家》写“我”因事至南京，在饭店与十年前的中学教师刘子歧相逢。十年不见，刘子歧已改名为刘知机，成了“卖卜混饭”的“命相家”，而问卜者“大半是青年知识阶级中人”。“人没有希望，活着很是苦痛，现社会到处使人绝望，要找希望，恐怕只有到我们这里来……”“命相家”这番幽默而戏谑的话语，点出了1930年代的人生世相。

第二辑 自叙之二。这一辑汇集的是“自叙”色彩很浓的散文，最著名的是《白马湖之冬》，白马湖凭藉了这篇散文而闻名遐迩，我国现代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体——白马湖作家群也是由这篇散文而得名的，夏丐尊自己成了白马湖作家群的精神领袖。全文不过千字，并不渲染那里的山光水色，只扣住一个“风”字做文章。因为“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作者“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这种省略无关的枝节，集中笔力于关键处所的写法，正是夏丐尊散文的特色之一。文中写白马湖的风多而且大，风刮得厉害时，全家吃完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唯有作者独自坐在小后轩的书斋里，把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深夜。他描绘当时的情景：

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拔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

作者不具体说自己拟诸何种山水画中的何种人物，也不具体说自己遐想些什么，可这种省略却比具体的描述更能唤起读者的想象，也凸显了夏丐尊散文清隽淡远的韵味，朴实无华，不事雕琢，绚烂与平淡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第三辑序跋与评论。从这辑序跋与评论中可看到夏丐尊高度的概括能力，独特的艺术眼光和独到的写作技巧。且看《<弘一大师永怀录)序》中的一席话：

……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如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现种种身，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生平不畜徒众，而摄受之范围甚广。

对弘一法师的评价是如此精准，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认真”二字的解读，对“敬畏”二字的阐释。《(子恺漫画>序》意在凸显丰子恺的漫画艺术受到弘一法师的熏染。但写法很别致，侧重阐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说明“凡为实例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这些认识全都来自作者和弘一和尚聚居数日间受到的艺术的刺激。和尚“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因而“世间竞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破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竟使“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的夏丐尊“言之怃然”，深感“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受弘一启示，夏丐尊对“艺术的生活”，以及艺术和宗教关系有所省悟，并在文章煞尾画龙点睛：因为子恺原是“和尚未出家时画弟子”，由此想到子恺在画中表现的对于生活的“咀嚼玩味的能力”，羡慕子恺是“幸福者”。在我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艺术的序文中，很少有像《(子恺漫画)序》写得这么鲜活洒脱的。

第四辑怀人集。这一辑除了《鲁迅翁杂忆》，以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弘一法师之出家》、《弘一大师的遗书》、《怀晚晴老人》等几篇写弘一法师的散文之外，最值得揣摩的是《白采》和《阮玲玉的死》。诗人白采有些怪异，去世又早，因而为研究者所忽略。夏丐尊的这篇《白采》写诗人的为人和人品，为白采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且看以下二小节文字：

我的认识白采，始于去年秋季立达学园开课时。在那学期中，我隔周由宁波到上海江湾兼课一次，每次总和他见面，可是因为来去都是匆匆，且不住在学园的缘故，除在事务室普通谈话外，并无深谈的机会。只知道他叫白采，曾发表过若干诗和小说，是一个在学园里帮忙教课的人而已。

年假中，白采就了厦门集美的聘，不复在立达帮忙了。立达教师都是义务职，同人当然无法强留他，我到立达已不再看见他了。过了若干时，闻同人说他从集美来了一封很恳切的信，且寄了五十块钱给学园，说是帮助学园的。我听了不觉为之心动，觉得是一个难得的人。这是我在人品上认识白采的开始。

在叙写了白采为人的热忱和自己对白采的歉疚之情之后，夏丐尊又对自己过去未留意白采的诗而后悔：“我自来缺少诗的理解力和鉴赏力，特别是新诗。旧友中如刘大白朱佩弦都是能诗的，他们都有诗集送我，也不大去读，读了也不大发生共鸣。普通出版物上遇到诗的部分，也往往只是胡乱翻过就算。白采的诗被我所忽视，也是当然的事了。一月前，佩弦由北京回白马湖，我为《一般》向他索文艺批评的稿子，他提出白采的诗来，说白采是现代国内少见的诗人，且取出那惨绿色封面有丧讣式的轮廓的诗集来叫我看。我勉强看了一遍，觉得大有不可蔑视的所在，深悔从前自己的妄断。这是我在作品上认识白采的开始。”于是认真看白采的遗物，认真披览白采的遗稿，“佩服他的伟大”，觉得惭愧，以前“曾蔑视一般的所谓新诗，蔑视他的诗”，“委实对他不起了！”从这些感人的文字中，可见作者是一位非常真诚的人。随后，夏丐尊在他主编的《一般》第一卷二期上开设了“纪念白采栏”，除了他之外，还发表了薰宇、佩弦、圣陶、匡互生写的纪念文章，又在同期的“读书录”专栏发表了朱自清的《白采的诗——<赢疾者的爱>》，以及赵景深的《读白采小说偶识》，希望大家都能记住白采，纪念白采。白采诗集《赢疾者的爱》封面是绿色的，四周加了黑框，难怪夏丐尊称为“丧讣式”呢。

《白采》写诗人白采的“人品”和“作品”，《阮玲玉的死》则重在探讨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他认为阮玲玉的死引起轰动，倒不是她的“自杀”或“恋爱纠纷”，而是她在银幕上赢得了大众，“在某种程度上是曾能满足大众要求的”，进而阐述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批评“中国文人心目中没有大众”，抨击当时的“作古文读经”。由“阮玲玉的死”想到“新文学运动离成功尚远”，进而剖析新文学运动面I临的“阻力”和“障碍”，这样的悼念文章够别致的。文章结尾说：

中国文人死的时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众轰动的，过去固然不曾有过，最近的将来也决不会有吧。这是可使我们做文人的愧杀的。

这番话着实令人感动。当年有些左翼作家也奢谈“大众化”，而他们的“大众化”是“教化大众”。而夏丐尊“大众化”是真心诚意地与大众结合。他说：“凡是真正的艺术，照理都该以大众为对象，努力和大众发生交涉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用了他的天分体会大众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满足大众的要求。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七十多年前说的话，今天读来依然感到十分亲切。

第五辑爱的教育。作为教育家的夏丐尊前面已经讲得很多，这里侧重介绍写于1924年写的《“无奈”》，从中可以看到他的人生态度。文章从“同业某友”撰写的一副联句写起，联句云：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

夏丐尊并不讳言自己对此也有同感，但他对“无奈”二字作了深刻的分析，把它分为客观的主观的两种，认为“基督的上十字架出于‘无奈’，释迦的弃国出家也出于‘无奈’，耐丁格尔‘无奈，去亲往战场救护伤兵，列宁‘无奈’而主张革命”。他赞成这样的“无奈”，即“主观的无奈”的伟大。

接着说：“‘家贫’是‘无奈’，‘做先生’是‘无奈’，都不是悲哀，所苦的只是这‘无奈’的性质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他主张把“无奈”从客观的改为主观的。“横竖‘无奈’了，与其畏缩烦闷的过日，何妨堂堂正正的奋斗。用了‘死罪犯人打仗’的态度，在绝望之中杀出一条希望的血路来！”

这是对“同业某友”的激励，也是夏丐尊的自白。夏丐尊一生贫困，做先生也好，当编辑也好，都迫于“家贫无奈”的一面，但他从不畏缩消沉，总是“堂堂正正的奋斗”。1936年元旦，他作《元旦书怀》送给《中学生》杂志读者，诗云：

击楫澄清志未伸，时艰依旧岁华新。

闻鸡起舞莫长叹，忧患还须惜好春。

“闻鸡起舞莫长叹，忧患还须惜好春。”把“主观的无奈”解释得淋漓尽致。

第六辑读书与瞑想。这些杂文及随笔写法和风格各异。有的议论深刻，逻辑严密，笔锋犀利，如《并存和折中》一文感叹道：“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之外，有什么大分别？”他把这种现象的病根归于祖先传下来的“中庸之道”，认为医治这种现象的药方是“极端”。他希望“军阀”中有拿破仑那样的人，“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样的人，来改变中国的面目。他本人自然不是那样的人，所以自认为“怯弱者”。他反对庸俗调和派和一切伪善者，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这“痴呆的人”是指释迦、耶稣等类的人。文中写道：

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认执拗不化的人为痴呆。以模棱两可、不为已甚的人为聪明。中国人实在比一切别国的人来得聪明！……

我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没有释迦、耶稣等类的大痴呆也可以，至少像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类的小痴呆是要几个的！现在把痴呆的易l、生底呆话，来介绍给聪明的同胞们吧：

“不完全，则宁无！”

在《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夏丐尊详细地剖析了学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各个不同形式的实利主义，以为“中国人因为几千年抱实利实用主义的缘故，一切都不进化。无纯粹的历史，无纯粹的宗教，无纯粹的艺术，无纯粹的文学，并且竟至于弄到可用的物品都没有了！国民日常所用的物品，有许多都是要仰给外人，金钱也流到外人的手里去”！为此，他大声诘问：“几千年来抱着实利实用主义的中国人啊！你们的‘用’在哪里？你们的‘利’在哪里？”

作者憧憬“独立的学问”、“无功利的色彩”的宗教、“唯理哲学”、“纯粹的文学”以及“发达”的艺术，热诚地希望国民超脱“眼前的、现世的、个人的利”，孕育“创造冲动”，推进“文明进化”。不难看出他自己就是在《并存与折中》一文中所说的“痴呆的人”。朱自清说过“夏先生是以宗教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翻译《爱的教育》“是抱了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与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朱自清《教育家的夏丐尊》，《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朱自清说的“宗教精神”，其实就是夏丐尊所提倡的“痴呆”精神。

夏丐尊的杂文及随笔大多写得相当沉重。1933年《东方杂志》开辟“新年的梦想”专栏，一百四十二位说梦者中有“‘大同世界’梦”，有“‘现代化国家’梦”，而夏丐尊做的是“恶梦”：

我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美丽的罂粟花，随处可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  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烦多，连撒屁都有捐。

我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时候，有麻雀一万万桌。

我梦见中国要人都生病。

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

我梦见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只是些印得很好看的纸。

我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

我梦见中国监狱里充满了死人。

我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

这番“恶梦”使我们联想到爱国诗人闻一多的《死水》。同闻一多一样，夏丐尊的“恶梦”，也源自对祖国的爱。

爱国当然要从滴滴点点做起。夏丐尊：“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远的近的，大的小的，他没有一件不关心。”(叶圣陶《<夏丐尊文集>序》，《夏丐尊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一首诉说妇女劳碌生活的俗谣会使他想到莫泊桑的《一生》和中国女性的命运，想到自己的祖母、母亲、妻子包括眼前学唱这俗谣的幼女，她们的一生“总免不掉是一个重大的牺牲，逃不出一个‘忙’字！”逃不出这个“铸型”。(《闻歌有感》)

良乡栗子上市会使他想到“良乡栗子，难过日子”的俗语，因为“寒风就跟着来了”，对于穷人“着实就是一个威胁哩”。再想到这年头穷人老是难过日子，“‘半山梅子’的时候”、“‘奉化桃子’的时候”，“也何曾好过日子？”(《良乡栗子》)

春天来临，气候从严寒转入温暖，他又想到人事上的不如意会使季节带来的欢悦减少，感伤加多。“春在哪里呢？”反正在“我们一般人的身上，是不大有人能找到的”。(《春的欢悦与感伤》)

看到在校的青年，“总艳羡他们有朋友之乐，暗暗地要在心中替他们祝福。”因为人到了中年，随年龄增长和体力减退的会有“难以名状的寂寞的情味”，而“知友的渐减少和疏远”，“尤其难堪”。(《中年人的寂寞》)

人的离世，使他想到“人本来是一个个的东西”，“旁人原都是无法帮助”的；“人生的寂寞”一一也就是带着宗教气的“无可奈何的寂寞”。因此，人应当“把这寂寞来当作自爱自奋的出发点”，“乐得独来独往地干一生”。(《送殡的归途》)

纵观夏丐尊的散文，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朴素严谨、精炼畅达，记叙散文描写生动、表情准确，抒情散文感情深沉、诗意浓郁。叶圣陶在《<夏丐尊文集>序》中说：“他是个非常真诚的人，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剖析自己尤其深刻，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所以读他的作品就像听一位密友倾吐他的肺腑之言。”他的散文都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范文。散文《白马湖之冬》影响深远，作者的散文就像白马湖湖水一样清澈，因而就把这本集子取名为《白马湖之冬》。

商金林 2008年7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