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在法国出版后短短两个礼拜内，就造成轰动，成千上万的读者为书中既节制又冲击的情感所打动，莉迪亚·弗莱姆透过自己的经历以及真诚的笔法，找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幽隐的那部分，也让我们在他的书中找到了那为人子女的情感共鸣。这是一场跨越语言，跨越文化隔阂，跨越地理鸿沟，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动的心灵疗愈。

《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作者莉迪亚·弗莱姆在父母去世后，开始着手清空双亲房子的沉重工作，没想到，原本是收拾父母的遗物，却变成一场见证家族、发掘历史的历程：她出生时用过的玻璃奶瓶，二战时失踪亲戚的政府追踪记录，父母婚前远距离相恋长达三年的情书，甚至连父母生前绝口不提的集中营往事，也竟然留了一份口述历史……她一一拼凑起对双亲从前无以得知的部分，并渐渐地用新的方式来认识他们。清空父母的家，同时经历种种愤怒、哀痛、思念、内疚的情绪风暴，也在最终，找到了重新与逝者对话并解放自我的途径。

情绪风暴

清空作用

在死亡的阶梯上

原爆点

太少和太多

羊背上的一颗苹果

床边

假性乱伦

母系遗产

孤苦伶仃之物

上下颠倒

走过丧亲之痛

原爆点

奇怪的矛盾现象：所有那些我在儿时或青少年期间曾经梦想过、觊觎过，想要却得不到，或大人不许我碰的物品（“你长了两只左手，一定会把东西打破”），所有那些禁止我使用或穿戴的东西（“因为你这人很粗心”），突然之间全掉到我头上来了。

我怎么想，父母亲又怎么想，都不再重要了。期待、觊觎、泪水或愤怒，再也不必忍耐，甚至压抑，法律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裁决：“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按照公证人的说法，一切的一切，都该由我整个地、怀着杂沓而混乱的心情接收。

我曾经想要拥有的、我现在已经不喜欢的、我觉得很占空间的、来得太迟或太早的、我不晓得能拿来做啥的、让我深受震撼的：这些东西，以遗产的名义，从今以后全都属于我了。

但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完全没有欲望，我麻痹了。

不是心甘情愿、出于自由意志亲手赠与的东西，很难拿得心安理得吧？父母活着的时候不曾想要交给我的东西，我凭什么可以带走？法律主张：成为孤儿，就是可以行使继承权的意思。这中间实在省略得太厉害，让人摸不着头绪。未曾征服的领土，可以进去掠夺吗？他们从前拒绝给你的东西，怎么现在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拿了？当我把当初母亲不肯送我的那个搁脚凳带走时，内心里如何能不感到一股可怕的复仇快感？为什么我就该忍受这种“于法有据”的荒谬情绪？如果我不想要他们的某个很宝贝的台灯或桌子，我可以把它们卖掉吗？那件用包装纸包起来的黑色丝织上衣，原来就是要给我的吗？我究竟是这件礼物的继承人、送礼对象，还是篡夺者？这些东西到底已经是我的了，或者仍属于他们？

一股空虚和压迫的感觉，在我内心渐渐扩散。

“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在法律上的确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瓜分财产，但我竟是如此急切地想要送出去，把东西给人。难道这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为了逃避这种独自和双亲亡灵一起关在一个密闭空间内的窒息感？我是他们的独生女，没有兄弟姊妹，他们在世的时候只有我一个孩子，死后也只有我能送终。我因此成了孤零零的孤儿，无依无靠的继承人。我唯一想从他们那边接收过来的，只是他们的信任。我多么希望他们在生前就能够给我这样绝对、全面，不可动摇的信任！

如今，送给我这些一动也不动的东西，这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这些无人可分享的纪念品，有什么用呢？究竟是它们拒绝了我，还是我拒绝了它们？它们昔日的魔力已经消失，无法再令我感到炫惑。我用带着敌意的目光，望着眼前的“这一大堆”。这些东西有多少价值？譬如这个小摆饰、这条丝巾、这幅父母亲从未说过要给我的水彩画，以及这部本来应可给我的小孩使用，但他们却从不觉得有必要让孙子拿去的字典。还有这瓶香水，他们本可以笑笑的就给了我，但它最后还是落在我手中，独缺他们的笑容。

我反对遗产制度，赞成赠与的方式。每个人都应该立遗嘱：哪些东西要给人，要给谁，白纸黑字讲清楚。代代相传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而是一个选择、一种奉献，一个清楚明白、经过深思熟虑的交棒动作。不要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就认命，被动地听天由命。我虽继承了一笔遗产，但我多希望自己收到的是礼物。

我心里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他们屋里的东西，我该怎么处理？我真的有选择的自由吗？法律把一个仍属于他们的世界，完全地交给了我。

每一件物品、家具、衣服和每一张纸，都像摆在十字路口上的罗盘，只有四个去向：留下、送人、卖掉或扔了。我的眼和手，每碰触到一个东西，就得做出一个决定。一间屋子从地下室一直到阁楼，能装进多少东西？而我何止千百次地必须对每件东西做出评估，并决定它们的去留：丢掉？带走？给人或看看可以卖多少？……结果大部分的物品都归入“待处理”或“再看看”这一大类中。“维持现状”（statu quo）竟然远超过那四个理所当然的正确方向。我感到无比沮丧，觉得自己快要被这间房子给淹没了。

刚开始时，我以为自己是在“整理”而非“清空”父母亲的房子。但我也曾经将这两个词搞混过好几次。

尽管很多人将整理东西或搬家视为畏途，但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动作，若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也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必须去翻搅死者的过往，且时刻都得面对斯人已逝的失落感（他们都不在家，我来这里做什么？）。

P23-26

物之告别式——父母撒手那一刻来到以后

邱瑞銮

从来，颂扬母爱、父爱的道德文章很多，父母对子女的爱也的确比任何感情都无私，但我们这些为人子女的，我们这些说不上孝顺，也说不上不孝，只是本本分分对待父母的子女，我们对父母亲的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老实说，我不太愿意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了我能对自己诚实到什么程度、能面对自己的脆弱到什么程度，尤其，敢把自己揭穿到什么程度。再说，即使我们暗地里认了自己对父母的感情里带有什么样的疮疮疤疤，有什么碰触不得的伤口、怨怼，我们是否成熟得足以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而不推说这全是因为父母自己如何如何造成的？（是啊，我们不都自以为很有理由说自己心里的千百种纠结，根源在父母！）就因为这样，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告诉自己别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确定自己没有不爱他们、确定自己对父母所做的总在伦常之内，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日子过下去，以此涂销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爱他们，或是我们始终觉得他们不知道怎么爱我们的部分，当作我们从小至今并没有时不时感到匮乏，有所渴求，爱与被爱的渴求，或者甚至在他们那方也是这样。

幸或不幸的是，被压抑的这一切总有一个时候会排山倒海地扑来，整个将我们卷入狂潮，迫使人正视父母之于我们的意涵，那关乎爱恨、怨结、恩情、过犯、痛悔、愤懑，而不是道德伦理的意涵；让人怅然的是，这一刻往往是在父母撒手的那日来到，在这个幽深深的死亡大黑洞面前，丢失了部分血肉的心被搅进了情绪的漩涡中，其中“掺杂了愤怒、压抑、无尽悲伤、不真实感、反叛、悔恨和莫名的解脱感……”比利时女作家莉迪亚·弗莱姆这么形容她失亲那一刹那的心情。

“莫名的解脱感”？看到这几个字时真是愣怔了一下，但细想，也很难说完全不是这样。那我们解脱了的是什么呢？是包袱？谁也不敢大逆不道地说父母是包袱，然而，从他们的位置投射出来的一切：他们立下的或好或坏的榜样、我们继承自他们的或好或坏的性格，还有他们对我们的羁绊、驱策、寄望、失落，我们偷偷企盼于他们的等等等等，不都早已被我们化为包袱实实扛在肩上了吗？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被压得不能喘息。也许真如莉迪亚·弗莱姆所说，在父母弃世后，有那么一刻会萌生出一种莫名的解脱感，羽翼顿然一轻，天地我独翔。但片刻之后，虚幻的自由让人虚脱，一转头又见到父母亲身后的遗物，那沉甸甸的包袱的重量便统统回来了，而且这次是这么地具体有形，占空间、有体积、硬邦邦。

遗物，这些村上春树称之为曾经和亡故之人“一起行动的影子”，我们该拿它们怎么办？附加它们本身不见得有的意义，把对待这些遗物的态度，当作是我们对待故去亲人的态度？或是单纯把它们当作旧物、废物来处理，想丢就丢，不带感情？但事情向来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分法。即使是先此后彼地采取了这种二分抉择的东尼泷谷（他先是试图让亡妻的七号洋装和鞋子在另一个女孩身上活过来，不久醒悟“不过是陈旧的衣服罢了”，即叫二手衣店来拿走，多少钱都无所谓，两年后丧父，他更无顾忌地把遗物当旧物），最终还是不免“（在父亲收藏的）唱片的山完全消失之后，东尼泷谷这回真的变成孤零零孑然一身了”。村上最后这淡淡的一笔还是点破了故去亲人的遗物是他们与我们在人世最后的一丝牵系。但《东尼泷谷》毕竟只是村上快笔虚写物情，回到真实人生，在打理亲人遗物时，物与不物间，是让人心情无定向摆荡的一整片灰蒙蒙地带，有种种情绪说不出。

也就这样，初读这两本薄薄的《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情书遗产》很难不带着情绪进去，又带着情绪出来。开头这端的情绪一半是自己的，自己带着戒慎恐惧之心走进这个生怕会引爆什么的主题里，另一半则源自于作者，作者以理性客观地审视丧亲之痛、不刻意煽动情绪的笔调一点一点安抚了前半的心防。作者身为心理分析家，好像深知该往何处扎针，针尖轻轻一点就有细小的血珠渗出，微微酸楚，但不痛。于是我们出神地看着她把针左右上下移动，遍处巡查病灶。我们满怀信任地等着她下针，等着自己隐藏在某处的暗疾就要得到涤清、除灭，几乎要忘了这里躺在诊疗床上的其实是她自己。

但这么说并不是意味这本书把丧亲情绪写得过于普遍化、一般化，甚至说规格化，以致人人能移情其中，对号入座；而应该是说，作者几近全面写到了内心层层次次的感受，即使我们有幸不曾经历，我们也可能在其中照见某时的自己与父母之间的牵绊，尤其是她精简扼要地描写了丧亲之后，在面对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琐事时引发的种种困顿、窘促，我们总能认同她的哀叹，像是在最后一线生死之隔即将打破之际跟母亲、父亲告别的景况，还有为什么她斤斤计较着父母没有遗嘱交代怎么处理遗物，以致她必须殚精竭虑地翻探父母的箱柜。何况，她继承的远不是几只箱柜，而是一整间屋子，一整间带着父母两人生命史印记的屋子。  看着作者一一追溯这些物品背后隐藏的私历史、大历史，我们好像忽然懂了为什么许多童话故事都会有夜半时分家里的东西自行活起来、动起来、说起话来的想象。谁真的敢说白日里静静在一侧旁观人世的物品没有感应人心的力量。而且，就像每个人的生命都会不断衍生出神经突触与其他生命做有机连结一样，每件带着生命史印记的物品也都会连结到另一个人的生命。莉迪亚·弗莱姆在清理父母遗物之间，几次不意撞见了自己、自己童年的遗迹、祖辈与孙辈之间的祥和天伦，以及自己与父母的纠结，甚而她还撞见了父母的父母，以及他们在她父母身上所留下的怀想与伤疤；家中几代人盘错的情感，甚至她父母跨越的那一整个时代的乖舛全都胶葛在几件不起眼的小物件、小纸头里，沉重得让人想别过脸不看。但也让人意识到，原来，这世界还是依循着“物质不灭”的定律运行，凡存在必留痕迹。遗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同“历史证据”。

但遗物，也是“留情”的同义词，这在这两本书中处处得见，譬如有两样东西所拉出的感情，特别会让人看得心柔软了起来。一是作者的“母系遗产”，包括她家中几代女人留下的手工刺绣、织品，以及母亲数十年来亲手精心为自己缝制的无数华美服饰。读到这些段落，不免又想到村上《东尼泷谷》中的那个看到新衣服不买就“单纯得无法忍受”的妻子。衣服之于女人简直像基因一样，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其中表露无遗；莉迪亚·弗莱姆也从母亲一整间的衣服中，看见了母亲和她自己的生命勃发。宽慰的是，她让母亲的这些衣服最后都有了妥善的归处，以独特的方式向她母亲的才华致敬。

再者，作者继承的种种父母遗物中，最叫人诧异的莫过于情书，她并据以写成《情书遗产》一书。这些共七百五十封的情书是她父母初识时相隔两个国家唯一的联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两人平均一周互相回复一次，如此持续三年。我们都能体会恋爱中的人是怎么看待情书的，但大概没有多少人“有幸”读到自己的父母互诉衷曲的情书。“有幸”在这里显得吊诡，即使亲如父母，在没有他们应允的情况下擅入他们的私密世界，心里多少有负担；但如果有幸获得这种奇妙的经验，怕是会比收到情人写来的情书更加悸动吧，因为正如莉迪亚·弗莱姆在书末所说：“我在里面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不只是两个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人如何结为连理，里面还有某种宇宙起源论的成分，一种开基史，一面每个人都想在里头认出自己的镜子：渴望自己乃因爱而生。”但其实我们并真的不需要这样的情书遗产，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一日到来以后，天下父母最珍惜的，也务必要我们珍惜的，就是这个在爱中孕育的遗物：我们自己。

邱瑞銮

东海大学哲学系毕业，获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法国现代文学高等深入研究文凭。现为文字工作者，译有十余部法国当代小说。另著有图书馆读书生活记事《布朗修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