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写给大众的经典历史读物。

说先秦话晚清通俗讲史，民国第一人，中国人都知道韦尔斯和《世界史钢“，直到房龙和《人类的故事》，更应该知道自己的韦尔斯、房龙、自己的《世界史钢》和《人类的故事》。

黎东方，著名历史学家。60年代，在台湾出版“细说体”历史普及著作《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抗战期间在重庆开通俗讲史先河，吸引无数听众。抗战后应邀赴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后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

讲三国说民国的史学大家（代序）

我对历史的看法

中国历史的大特点

历史上的中央政府

中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

中国文化之历史的分析

中国人的科学成就

孔子传略

战国秦的发展

楚汉战史

董卓吕布等等

三国战史

东吴人才

淝水之战

一个拼命的留学生玄奘

王安石

耶律楚材

张居正

吴三桂觉悟经过

历史系课程的问题所在

一个教书人的感想

适之先生二三事

虽不重演，却非偶然

姑就中国与欧洲这两大区域的局部进化，来加以分析，人类的历史在有了文字以后，正如未有文字以前一样，都是求生存的历史；所不同的，是组织的能力加强，分工的趋势加甚，而人性的陶冶也进步不少。

表现于中国的，在史前有三皇时之氏族并立，五帝时之部族结盟，在史后有夏代之始有朝代，商代之始有畿领，西周之始行分封，中经春秋战国之纷扰，而结束为秦汉以来之大一统。大一统的局面，屡经磨炼，而终能存在，以确保中华民族的安全生存。

表现于欧洲的，在史前有克罗马尼翁等种族，在史后有希腊人及高卢人之城邦联盟及部落联盟，有罗马人之城邦帝国，日耳曼人之封建帝国，中经黑暗时期诸侯爵主之割据，而结束为偌大独立王国，演进为今日之若干由混合民族所组成的所谓民族国家，以分别保障若干千万居民的生存。

这是政治。其中又有不少关于制度方面的变迁：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内部的各项政权的分立或集中，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人才的登庸方式与黜陟方式，军队的招募、编配、训练、风纪等等。

再就经济的方面来说。人类能获得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的集体满足，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能力的个人，要解决自己一人的问题，并不甚难：他可以采取渔猎的方式（在今天依然可以），或牧畜的方式，或耕种、贸易、制造，任一方式。他要解决一家的问题，就颇为不易。再进一步，一个民族的领导者或若干领导分子，要满足全民族的四大需要，就着实艰巨得很。原因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政治及文化。

要动员民族的力量，来共同解决全民族的经济问题，这就必须先有健全的组织。组织就是政治。要使得生产技术的进步能跟得上人口的增加，这就必须有随时都在进步着的学术。学术便是文化。

在中国，周期的旱涝之灾，与周期的农民暴动，造成了不幸的若干换朝代的内战。按其实际，这不是经济本身的周期恐慌，而是政治制度的周期败坏。中山先生很明白地指出，君主制度的缺点之一，为第一二代之帝王可以很贤，第三四代养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便不会很好，以后就只能每况愈下。我敢引申一句，帝王们因为是孤立而隔绝于人民的，所以唯有依赖宦官外戚，与宦官外戚为友。这些宦官外戚，就成为每一朝代的致命伤，而水利工程照例于开朝之时注重，于中叶以后不讲，造成人为的旱涝之灾。加上照例被弄坏的税收制度与货币制度，便自然而然地造成周期的农民暴动。

在欧洲，农民问题也常常变成很严重。它不是由于旱涝之灾，而是爆发在土地分配的不均上面。雅典、斯巴达、罗马，均曾因此而发生内战，以罗马为最激烈。到了中世纪以后，除了偶有“水平派”的暴动以外，问题似乎由于封建关系的树立（贫富得以互相依赖）而稍见减轻，然而法国大革命就包含了不少农民求解放的成分。在此处，我们又不得不注明，法国大革命期间农民的情形与中国历次朝代革命的农民情形不同：在中国是民不聊生，在法国却是农民生活远优于当时欧洲的邻邦，革命思想的传播，唤醒了他们争求彻底解放的意识。等到19世纪以后，工业突然发达，吸收了不少的农民，使得乡间的土地问题不再严重，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人的肩上。

自从人类从渔猎社会进化到游牧社会，就已经有了初步的分工：一部分的人仍旧渔猎，另一部分逐渐愈多的人从事游牧。其后有了耕种，也就频添了逐渐愈多的农夫了，而渔猎者与游牧者的百分比就逐渐减少。至于贸易及制造两项，原本是自从渔猎社会以来就已经有的，到了商业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后，也居然各自形成一大专业，先后成为商业时代及工业时代的社会中坚。如此的分工趋势，倘若不连带发生财富分配的问题，原本是值得庆幸的事。

少数人之占有财富，而多数人供其奔走，虽则是经济方面的现象，其实渊源于政治上的阶级。阶级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极古的时候，此一氏族以武力征服彼一氏族。马克思认为近代之资本家，正是中古封君，与古代自由民之化身，确有独到之处。这正是说明资本家渊源于自由民，工人渊源于奴隶，经济上的壁垒渊源于政治上的壁垒，与鄙说颇为相合。

      讲三国说民国的史学大家（代序）

                唐德刚

黎东方教授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了。黎教授抗战中期曾在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授过课。笔者本人当年就是他班上的学生。我们中大旅美校友会正在磋商有所表示之时，便收到洛城方面治丧委员会电话，要笔者附骥为治丧委员，并嘱撰一副“挽联”。那时我们的反应是，黎教授是位现代学人，哪还需要什么古董挽联呢？但是稍后我们还是写了一副，如下：

研百家，成一家，轻轻松松，便为巨

帙，黉宇同尊弥勒佛。

讲三国，说民国，嘻嘻哈哈，不拘小

节，全侨永忆地行仙。

有的朋友看到了，就认为“嘻嘻哈哈”，有欠严肃，怎能写入挽联呢？但是深知黎老师的人就同意这四个字，对其他前辈逝者，可能是有欠严肃，但是追念黎老师却是最适当不过的了。

黎老师是一位终生乐观，嘻嘻哈哈，潇洒不羁，甚至是玩世不恭的名士。以他的教育背景和人际关系来说，他都应该是中国政教两界的人上人。可是事实上他却坎坷一生，有时甚至衣食堪虞，死后更是两袖清风。早在他的青年期，由于时代关系，他从国共合作时的热血爱国青年，到国共分裂后的孙文主义者。后来在国民党政权之中，红透了半边天的大佬们，许多都是他的好友和晚辈。而黎东方却斯人独憔悴，始终与权力和富贵无关。

黎老师一生在任何遭遇之下，任何逆境之中，都从未垂头丧气，或愁容满面的悲哀过。他生前对人对己，永远是一位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他今天走了，不论是下去九泉，或上入九天，在那个超自然的世界里，他显然地还是一尊笑口大开的弥勒佛呢。你把他说成哭哭啼啼，把生死看得太严重的迂夫子，就不是黎东方了。他九泉有知，也要显圣抗议的。果不其然，在黎老师的幽灵感召之下，据媒体报导，洛杉矶那个追悼会里，毫无悲哀气氛，甚至开的喜气洋洋呢。这才是追悼黎老师应有的气氛嘛。他如回天有术，重返红尘，或许他也要加入吊者行列，嘻嘻哈哈，说几个轻松自嘲的笑话呢？ 

东方学的历史位置

黎东方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才子，幼读南洋大学（今交大）附中（后称南洋模范中学）便是个颇为突出的小灵精，后来闹革命被开除学籍，他竟能以同等学力，逾格考入清华。清华当年是好考的？清华毕业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获保送留欧，与他同去的是后来也做了我的老师的张贵永（字致远）先生。张进柏林大学；黎则进巴黎大学。在那个时代，美国学术还在力争上游，美国世家子（像费正清）都还要去欧洲留学呢。中国的留欧学生像陈寅恪、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对留美学生，还怀有优越感呢。但是他们也和留美学生一样，多半未能完成其博士学位，可是张贵永、黎东方却是毕业于两所拔尖大学中的、货真价实的博士，他二人都因学龄甚早，两个都长个娃娃脸，看来不像一般想象中头上无发、腮下多须的老博士。因此，曾惹起许多有趣的故事呢。有人曾说他是个黑牌博士；对功名也颇为看重的黎老师，一生都为此诬蔑而愤愤不平。

可是张、黎二人在个性和治学方面，却是两个极端，张是位谦谦君子，求深，求专，不务虚名，黎则是个才子，中西文史，无不涉猎，笔端常带感情（他是梁启超的及门弟子），口若悬河，上下古今，几乎无一而非所长也。战时在中大兼课，黎氏开的便是“先秦史”，顾颉刚老师所授的则是“商周史”，两课几乎同时。我曾兼选之以为比较也。论精论专，黎固不能与顾相比，因为上古史是顾的专业，名闻全球；而上古史却是黎老师的三国演义，自然相形见绌。但是一个票友，能和梅兰芳，对台同唱，亦颇足自豪矣。

杂家也是家，东方朔也不朽

战后我留学哥大，黎老师其时正在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海外重逢真不胜欢乐。那时我们还是青年，黎老师四十许人，学生甚多，中国式的程门立雪不再有了。黎老师也就变成我们的小鬼大王了。跟我们那些小鬼在一起，不用说他还是我们之间学问最大、经验最丰、故事最多的前辈老师。在沙坪坝学中国上古史，他是我的老师；虽然和顾老师不是一个阶层，但是黎老师的汉学底子深厚，对训诂、辞章和音韵，还是有其基本训练的，至少还不会说外行话，不像他的受欧美汉学训练的华裔后辈，他们往往对应有的汉学基本功毫无所知，而不知其不知之可悲也。

我那时在哥大正在补修欧美史，和国际关系史一类的课。黎老师则在美国大学本科里教一些类似的课程。我们虽不同校，在学习等级上，黎老师仍然是我的老师；虽然我有时也觉得黎老师，也应该和我同课，到哥大班上旁听旁听才好；但是我对他的感觉还是和当年沙坪坝上一样，搞上古史，他搞不过顾颉刚，但是也有他一定的地位。现在在美国搞欧美史、现代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他算不得是专家之列，他也有他一定的成就。前一天晚上，浏览了几本书，第二天早晨上课，他就能口角春风，说得头头是道，原原本本；这是黎老师最大的长处；但也是他治学，和搞党从政最大的短处。他是以天才，以兴趣来一套天马行空，不愿自设樊笼作茧自缚来白首穷经，或钻其牛角。但是他在现代史学里各个角落，都有他极为可观的“高等常识”（这是早年中共史专家萧作梁对胡适的评语），为自视甚高，而其实欠通的后辈博士们，所万难望其项背的。

像黎公这样的学者，在我国古代便叫做“通人”；叫做“杂家”。杂家自有其不朽的地位的。杜甫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种尔曹太多了，他们也就帮忙突出了黎老师在学术上一定的地位。

黎老师不是一位对功名富贵、妻财子禄都毫无兴趣的伯夷、叔齐，其实伯夷、叔齐也只是司马迁指桑骂槐的成品。黎老师对功名富贵，也还是相当地热衷的；只是他那不可救药的玩世不恭的本性，害苦了他。因为入朝为官，要戴纱帽画脸谱，装模作样的来遵守“官箴”，入太学当博士，领博士弟子，也要鞠躬如也，恂恂如也，侃侃如也。黎东方野性难驯，虽有心学习，却无此天资，所以他就学阀官僚两无缘了。对黎老师来说，当学阀，作官僚，他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生就了一副玩世不恭的天性。改邪不能归正也。呜呼哀哉。

在他把原名的黎智廉改名为黎东方时，他说，他的原意是东方黎明，而不是汉代的滑稽大师的东方朔；不幸的是，他把名字改糟了，结果却做了一辈的现代东方朔。朋友，做东方朔何伤哉？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出了四百余人，您数数看，知道几位？但是中国历史上就只有这么一位声名赫赫的东方朔。我的老师黎东方，就是一位现代中国里具体而微的东方朔。作个现代东方朔，亦足垂不朽矣。

与黎老师同时被捕的趣事

记得当黎老师和我在纽约重逢时，那时我是个半工半读的博士生。一位好友郭广林，为黎公的河南同乡后辈，曾买了一部破车，不时开我们师生于纽约通衢大道之上，风驰电掣，亦颇自得其乐。一次为着牌照逾期的小事，在熙熙攘攘的长街之上，被警车拦下。那是一九四九年啊，中国留学生有车者绝少。一时看到警车两部光芒四射，围拢而来，我三人都被弄得十分紧张，不知所措。我因坐在后座，车门失修，下车困难，一时未动，黎教授则坐于前座，他一时慌张，乃夺门而逃，未出数步，便被两个足有二百磅重的肥大警察，追向前去，抓着衣领，把瘦小的黎教授像捉小鸡一般捉了回来，塞入前座。接着郭君也被警察拉入警车。这时大街之上，观者如堵，途为之塞。另一警察乃驾驶我车，浩浩荡荡，把我们师徒三人，捉将官里去。

在一个警长的高座之前，我三人被排列整齐，首要举手宣誓，只说实话，不言谎语。继则要我三人，分别陈述，是犯罪，或是有冤要申。我记得在此简短审讯中，黎教授发言最多。他说他是位教授，这两位毛头，只是他的两个“相识”，并无深交，云云。所幸我辈犯法不大，乃被判无罪开释。警长怕我们在返家途中再遭误捕，乃温语叮咛，设再有警车拦截，应告以“已在第23 Precinct审结免究”矣。我三人乃鞠躬，道谢而出。还至车上，黎教授还不失幽默地说，“哎，此地还是个监牢呢。想不到我们三人倒在纽约大牢中，做了难友。”那次我们三人都还不认识Precinct这个英文单字，把它当成Prison误读了。思之可笑。

其后长逾半个世纪，黎老师和我们几位老学生，总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失去联络。偶尔在一起时，听他高谈阔论，嘻嘻哈哈，数十年如一日。老师不是个腾云驾雾的佛祖真神，却是和我们在一起，潇潇洒洒、看山玩水的地行的游仙。今日他忽然撒手而去，对一些数十年来，都追随他嘻嘻哈哈的无数小鬼们，真若有所失；若有所失。只希望老师此去，不管是上在九霄，或下在九泉，仍然是嘻嘻哈哈的一尊，永垂不朽，笑口常开的弥勒老佛也。阿门。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深夜奉刘社长

绍唐兄电嘱匆草